第三十九章 美好初恋 渤海军区

　　徐念初讲起1942年那个春节时，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往下落，有些像她说的太仓乡下飘飞的冬雪。她那时刚满二十，跟着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转移到江苏太仓乡下，大年初一的清晨，天还没亮透，她和战友们正用乡亲们凑的木板、藤条搭临时舞台，准备演活报剧给老百姓看。
　　“木板上还带着霜呢。”念初的手指轻轻敲着茶杯沿，“我们几个女同志呵着白气绑藤条，男同志在旁边钉钉子，‘叮叮当当’的，像在敲新年的锣鼓。有个叫春燕的老乡，把攒了半年的瓜子和水果糖都倒在粗瓷盘里，说‘给同志们润嗓子’。还有几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蹲在旁边看我们排练，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能想象出那场景，战火里的春节，一点甜都显得格外金贵。念初却叹了口气：“哪想到舞台刚搭了一半，枪声就响了。哨兵在村头喊‘鬼子来了’，那声音劈了冰似的，脆生生的冷。”
　　她记得很清楚，敌人是一个中队，还开来了好几艘汽艇，马达声在河面上突突地响。“我们本来想从村后的浮桥撤，那浮桥是两艘小船拼的，上面铺着稻草，走上去晃晃悠悠的。可刚跑到桥边，鬼子的机枪就扫过来了，子弹‘嗖嗖’地擦着头皮飞。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新四军一个连从侧面冲了上去，抢占了河边的小高地。机关枪‘哒哒哒’地响，把鬼子的火力压下去了。我躲在土垛子后面，炮火溅起的泥块落了满身，嘴里都是土腥味。就趁着那几分钟，我们互相拉扯着往浮桥上冲，有人掉在冰水里，爬起来接着跑，棉裤冻得硬邦邦的，像穿了铁甲。”
　　冲过浮桥躲进邻村的草棚时，念初才发现服务团的同志伤了一半，有个演小生的男同志胳膊被打穿了，血浸透了戏服的水袖。“老乡们二话不说，拆了门板当担架，连夜把伤员往后方送。春燕的男人扛着担架跑在最前面，新做的布鞋都磨破了底。”
　　鬼子的“清乡”来得又快又狠。念初说，没过多久，那些原本没有日本兵的镇子，突然就竖起了炮楼。“鬼子、伪军还有便衣，三三两两地在村里晃，眼睛像狼似的。他们一来就是两三个小时，抢鸡抓羊，见了妇女就追。有次我躲在草垛里，听见隔壁王大娘的哭喊，出来时看见她趴在地上，头发被揪掉了一大绺。”
　　更让她难受的是，镇口的小学被拆了。“那瓦房是村里唯一的青砖房，伪军把椽子、瓦片都拆去修碉堡，课桌上的刀痕还新鲜着呢，是孩子们刻的‘抗日’两个字。”
　　后来，鬼子运来五百万根竹子，在江南筑起了三四百里的篱笆墙。“竹子都有碗口粗，密密麻麻地插在地上，上面还挂着铃铛，风一吹就‘丁零当啷’地响，像催命的铃。”念初比划着那高度，“比人还高半截，沿线的哨位、碉堡一个接一个，一百多个检问所，四百多个检问人员，把路都堵死了。”
　　她记得乡亲们编了首民谣，夜里躲在被窝里唱：“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有个叫老根的农夫，为了摘河对岸自家地里的棉花，被检问所的鬼子用刺刀挑了，尸体就挂在篱笆上，风吹得像片破布。
　　“就在那时候，我遇见了章立。”念初的声音软了下来，眼里泛起一层雾。1943年反“清乡”的时候，部队天天转移，她在服务团的临时驻地看见他正在墙上画宣传画。“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袖口磨破了，手里的炭笔却握得稳稳的，画的是《打鬼子》，那鬼子的丑样，逗得围观的孩子直笑。”
　　
　　章立确实是个能人，绘画、刻章、唱歌、演剧样样来得。念初说，他刻的木质印章，字棱里总带着股劲儿；唱起《松花江上》，能把石头都唱得掉泪。“我们常一起排戏，他演汉奸，我演被欺负的村姑，排练时他总故意把台词说错，逗得大家笑。休息时就坐在田埂上，他给我讲上海的弄堂，我说家乡的小桥，风里都是麦香。”
　　那是战火里难得的甜，可惜太短。到了蚊虫多的季节，部队卫生条件差，好多战士得了疟疾，章立也没能幸免。“他‘打摆子’打得厉害，冷的时候裹着三床棉被还发抖，热的时候又像掉在火里，嘴唇裂得全是口子。”念初的声音发颤，“可夜里还要行军，他走不动，就拽着马尾巴挪，马毛上都沾着他的汗。”
　　上级让章立留在后方医院养病。临走那天，他把自己刻的一枚“抗战必胜”的木章塞给念初。“他说‘等我病好了，给你画张肖像’，我把木章揣在贴胸口的兜里，暖得发烫。”
　　后方医院有个策反过来的日本人，叫高桥，也得了疟疾。因为语言不通，高桥总一个人蹲在墙角晒太阳。章立懂些日语，就常跟他说话，教他说中国话，给他讲抗日的道理。“后来高桥跟变了个人似的，帮着护士换药，给重病号喂饭，还总说‘日本军国主义，坏！’”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日伪军的“扫荡”就摸到了后方医院。“医院里都是病人，哪经得起折腾？”念初的声音陡然发紧，“敌人把院子围得像铁桶，我们连藏粮食的地窖都被翻出来了。章立他们几个能动的，赶紧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乡亲里，可还是被发现了。”
　　鬼子一眼就认出了高桥，用枪指着他，让他指认谁是新四军。“高桥梗着脖子，把每个穿便衣的都说是‘老百姓’，脸胀得通红，日语里夹着刚学会的中国话。”可终究有八个同志没能藏住，他们穿的军装来不及换，章立就在其中。
　　“鬼子把他们绑在院外的老槐树上。”念初的声音轻得像叹息，“第二天拂晓，我们躲在远处的芦苇荡里，听见他们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就是一阵枪响。那声音，像打在棉花上，闷闷的，却疼得钻心。”
　　几天后，念初收到了章立的信，是他牺牲前托老乡寄出的。信里说他的病差不多好了，大夫让他再休养十天，“等我回去，咱们接着排戏”。“我捧着信纸哭了整整一夜，”念初的眼泪落在茶杯里，“我总怪自己，当初领导让他留院，我也在旁边劝他‘好好养病’，要是我没催他……”
　　她后来总做同一个梦，梦里章立站在搭了一半的舞台上，穿着那件洗白的军装，笑着朝她挥手，嘴里唱着《松花江上》，歌声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阵风，吹得舞台上的藤条“哗啦”作响。
　　
　　1944年7月1日夜，“清乡”搞了整整三年的那天，苏中四分区的主力部队掩护着数万乡亲，在三四百里长的封锁线上同时动手。“火把把天烧得通红。”念初的眼里又亮起来，“大家抱着干柴往竹篱笆上堆，火苗‘噌’地窜起来，把铃铛都烧化了。那噼啪声里，我好像听见章立在笑，听见春燕在喊‘同志们吃糖’。”
　　日伪军的“清乡”最终延期了，可章立再也没回来。念初解放后到了一机部工作，那枚“抗战必胜”的木章，她一直带在身边。
　　2018年6月她走的时候，96岁，床头柜上还放着那张泛黄的信纸，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可那股子劲儿，好像还在纸上站着。
　　
　　1944年正月的渤海湾，海风裹着碎冰碴子往人骨头缝里钻。我那时在渤海区军区当侦察员，跟着符浩科长跑前跑后，亲眼看着那场从沙滩俘敌到战俘互换的大戏，每个细节都像被海浪拍在礁石上，刻得深深刻刻。
　　1月7日天刚蒙蒙亮，瓦城镇的民兵队长王大叔就闯进军区，棉裤上还沾着沙粒，扯着嗓子喊：“符科长！海边落了个铁疙瘩！鬼子的飞机！”我们扛着枪跟着往海边跑，远远就看见那架日本战斗机斜插在沙滩上，银灰色的机翼断了一截，像只折了翅膀的铁鸟，半截机身陷在退潮后的软泥里。
　　沙滩上早围了几十个民兵，有扛着“汉阳造”的，有举着红缨枪的，还有个小伙子扛着把锄头，攥得木头柄都发白。驾驶舱里的鬼子驾驶员架着一挺重机枪，枪口对着人群，谁往前挪一步就“哒哒”扫一梭子，子弹打在沙地上，溅起一串串黄烟。“僵持俩钟头了，”王大叔往我手里塞了块窝头，“那狗东西油盐不进，就躲在里头耗。”
　　正说着，驾驶舱盖“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戴飞行帽的鬼子跳了下来。他大概是想往海里跑，可没了固定机枪的依托，手里只剩个铁锥和几颗机枪子弹。见民兵围上来，他突然抓起颗子弹，把铁锥往子弹底火上使劲凿——“砰”的一声闷响，子弹炸了，他右手的血瞬间涌出来，染红了沙粒，人也疼得嗷嗷叫。
　　“上！”王大叔一挥手，民兵们像潮水似的涌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摁在沙地里。那鬼子还在挣扎，嘴里呜里哇啦喊着，唾沫星子混着血沫子喷出来。符浩科长走过去，让翻译老张告诉他：“你现在是八路军的战俘，我们有政策，优待俘虏，不杀你。你年轻轻的，替日本军阀卖命，跑到中国来打侵略战争，值得吗？”
　　没想到那鬼子突然梗起脖子，用没受伤的左手比画着要纸笔。老张递过铅笔和烟盒纸，他歪歪扭扭写了行字：“骂人非君子”。敢情他嫌符科长说他“替军阀卖命”是在骂人，这一下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符科长摆摆手：“行，今天不跟你辩，先回军区休息。”后来才查清，这鬼子叫山田井马，竟是东北关东军一个副司令的亲侄子，难怪这么硬气。
　　山田井马被交给反战同盟的松木春一看管。松木是个戴眼镜的日本人，以前是随军医生，后来反正了。那几天我总见他俩在军区后院的槐树下坐着，松木一边给他包扎手上的伤，一边叽里呱啦说着什么。山田起初梗着脖子不吭声，过了四五天，居然托松木传话，说要参加反战同盟。“再看看，”符科长跟我们说，“这小子说不定是缓兵之计。”
　　没等我们观察出个眉目，济南商会就来了个穿藏青绸子褂的先生，手里拄着根象牙柄手杖，说话慢悠悠的：“在下是山东日军顾问公署派来的，听闻贵军俘了位飞行员，不知可否一见？”符科长坐在炕沿上，吧嗒着旱烟：“先说来意。”那人嘿嘿一笑：“实不相瞒，这位飞行员是关东军副司令的亲侄，上头托济南驻军务必赎回。条件嘛，贵军尽管开。”
　　符科长当天就骑马去了军区司令部。第二天回来时，眼睛亮得很：“首长说了，换！把李震和李铁峰换回来！”李震是渤海区公安局长，李铁峰是临淄县县长，半个月前过胶济路时中了埋伏，被押在张店宪兵队。听打入伪军的同志说，敌人用辣椒水灌，用烙铁烫，俩人头都磕出了血，愣是没吐露半个字。
　　那绸褂先生回去两天就折返，腰杆挺得笔直：“济南方面说了，就依贵军的条件！”双方商量交换地点，最后定在利津城外的黄河滩——那里县城在河北，日军司令部在河南，中间隔着片没人烟的柳树林，两边都放心。
　　可没过三天，利津商会的账房先生就送来封信，是李震和李铁峰亲笔写的。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迹歪歪扭扭，大概是受伤了：“鬼子将我二人押至利津，不知何意。我等身体尚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首长勿念，坚决不辱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鬼子逼他们写的，就为证明人还活着，怕我们“耍花样”。
　　交换那天，我跟着符科长天不亮就出发。北风卷着黄沙，打在脸上生疼。到了柳树林，见日军那边已经到了，竹田大尉骑着马，马靴上的马刺闪着寒光；李震和李铁峰被两个伪军架着，棉袄上沾着黑糊糊的污渍，却依旧腰杆笔直。
　　“李局长！”符科长喊了一声。李震猛地抬头，眼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竹田大尉用指挥刀一指山田井马：“人带来了？”符科长点头，让战士把山田井马推过去。那小子低着头，看见竹田就想鞠躬，被旁边的战士一把按住。
　　双方同时松绑，李震和李铁峰快步朝我们走来，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灌了药，浑身发软。符科长搂着他俩的肩膀，眼泪掉在冻硬的地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谁也没料到，四个月后竹田大尉竟成了我们的俘虏。那年春天，冈村宁次因为他换回山田井马的“功劳”，赏了他十天假去北平，据说在八大胡同住了些日子。可没过多久，就被急电召回利津——我们渤海区发起夏季攻势，把胶济路扒得一截一截的，日伪军快成了瓮中之鳖。
　　竹田坐的卡车刚过博兴县的小清河，就撞上了区中队的埋伏。“公路早被我们挖成了锯齿状，”区中队的赵队长跟我比划，“他那破卡车一颠，机枪手就飞出去了。我们一阵手榴弹，鬼子就懵了，没十分钟就解决了。”竹田躲在车斗底下，被拖出来时，军靴都跑丢了一只，袜子上全是血。
　　往军区送的路上，在博兴北边的刘家村休息。消息像长了翅膀，老乡们都跑来看“鬼子大官”。男女老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有个老大娘哭着往地上扔石头：“就是你们，把俺儿抓走当劳工，至今没回来！”突然，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从人缝里钻进来，手里攥着块豁口的瓦片，瞅准竹田的额头就砸过去——“啪”的一声，血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把军帽都染红了。
　　区中队的卫生员赶紧用绷带给他缠上，竹田却嗷嗷叫着，指着小孩骂。到了军区，符科长去见他，他还梗着脖子：“你们说优待俘虏，为何让小孩打我？”符科长指着他额头的伤：“你知道那孩子为什么打你吗？他爹被你们抓去修炮楼，累死在工地上；他娘被你们的人糟蹋，跳了井。一个六岁的孩子，家破人亡，不恨你们恨谁？”竹田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日子一长，竹田倒安生了，帮着炊事班劈柴挑水，还跟松木学写中国字。有次我听见他跟松木念叨：“回去也是死，日军纪律，被俘过的都得枪毙。”可军区首长另有打算：“放他回去。以前放的都是小兵，放个大尉，更能让鬼子看看我们的政策。”符科长找他谈了三次，他才点头，条件是要提“换回山田井马有功”，好给自己留条后路。
　　竹田回去后就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被秘密处决了，也有人说他被派去太平洋战场填了海。山田井马后来被调到马来西亚，据说死在英军的轰炸里。倒是李震和李铁峰，解放后一个成了铁道部副部长，一个当了温州地委书记，符浩科长后来还做了外交部副部长。
　　那年冬天在军区扫雪，我又看见那个扔瓦块的小孩，他跟着区小队的战士在学认字，课本上画着个歪歪扭扭的飞机，旁边写着“打倒鬼子”。阳光照在他脸上，冻得通红，却透着股子不肯低头的劲儿。我突然明白，这场战争里，每个普通人的恨与爱，都比任何策略都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