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雪萍突围，刘勋游击

　　谢雪萍讲起反“扫荡”往事时，指尖总在茶杯沿上划着圈。窗外的雨丝斜斜飘着，恍惚间竟像是1940年冬天的雪沫子，顺着她的话音从记忆深处漫出来，带着冀中平原特有的沙砾气，刮得人眼眶发酸。
　　那年十二月的冀中，地冻得能当石头用。我和张昉新婚时盖的那床碎花棉被还没焐热，雪萍就揣着三个月的身孕，跟着队伍往晋察冀的山地挪。同行的白竟凡肚子比她更显些，两个人总落在队伍后头，棉裤的裤脚沾着冰碴子，走一步就得互相拉扯一把才免得摔跤。“平地比山路还熬人，”雪萍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星子“噼啪”溅在青砖地上，“那沙子冻得邦硬，脚踩上去‘咯吱’响，看着是平路，实则全是虚土，你往前迈一尺，脚下能滑回去半尺。有回我跟竟凡开玩笑，说这哪是走路，是跟土地爷拔河呢。”
　　野外待产的那三天，她总说像是在鬼门关外打转。临时找的破庙里，香灰积了半尺厚，北风从四壁的窟窿里灌进来，把油灯吹得直打晃，灯芯爆出的火星子落在草堆上，惊得人心里发紧。接生的王大夫是个河北老太太，背着个药箱跟了队伍半年，当时把自家带来的剪子在油灯上燎了又燎，铜剪子被烧得发蓝，散着股焦糊味。“我攥着草堆里的麦秸，把麦秸都捏成了碎末。”雪萍的声音发颤，“竟凡跪在我旁边，手心全是汗，把我的手都攥麻了。剪子碰到皮肉时，我没喊，就盯着房梁上的蜘蛛，心想这蛛丝要是够粗，能把我吊起来就好了——后来才知道，我把自己胳膊咬得血肉模糊，竟凡说那血把棉袄袖子都浸透了。”
　　孩子落地时像只冻僵的小猫，哭声细得几乎听不见。王大夫解下自己棉袄的里子裹住孩子，雪萍才看清那皱巴巴的小脸，眼皮肿得像两颗红葡萄，小嘴一张一合的，像是在找奶吃。“我就喂了他三回奶。”她低头抠着指甲缝里的泥，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转移的命令下来时，那孩子刚能睁眼看人，眼珠黑黢黢的，像是盛着冀中的星星。”
　　送孩子去赵家坳那天，雪下得正紧。赵大娘把孩子裹进贴身的棉袄，胸口焐得滚烫，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摸孩子脸蛋时却轻得像拂过羽毛。雪萍把张昉送的钢笔塞给大娘，那支钢笔杆上刻着“延安”两个字，是她从陕北一路带过来的念想。“大娘说‘八路军的娃，就是俺的命根子’。”雪萍的眼眶红了，眼角的皱纹里积着水光，“我走了三里地，回头还看见她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怀里的孩子一动没动，像块暖乎乎的炭火。”
　　第二年清明她偷偷回去，赵家坳已成了片焦土。井台上的轱辘被烧得只剩铁骨架，歪歪扭扭插在井里，像只断了翅膀的鸟；断墙上还挂着没烧尽的棉絮，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灰。她在瓦砾堆里扒了三天，指甲缝里全是血，最后只找到那支钢笔的笔帽，上面的“延安”二字被熏得发黑，却还能看清笔画的轮廓。“后来听邻村的人说，鬼子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浇上煤油……”她突然停住，往灶膛里添了块大煤，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得她满脸通红，像是要把那些苦涩的记忆烧尽。
　　跟着卫生所转移的日子，雪萍腰里总别着两颗手榴弹。木柄被磨得发亮，上面还留着她深浅不一的指印。“王大夫说这是双保险，”她比划着拉弦的动作，食指猛地往下一勾，像是还能摸到那冰凉的铁环，“遇上鬼子就先炸敌人，要是跑不掉，就给自己来一下——总不能被活捉，丢了八路军的脸。”山地里的路绕得人头晕，有时候翻过三个山头，发现又回到了原地。有次远远看见山坳里有炊烟，大家都攥紧了手榴弹，直到看见老乡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出来，手里还牵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才敢松口气，那姑娘看见她们，还举着手里的野山楂喊“八路军阿姨”。
　　那次在核桃坡休息，雪萍正给伤员换绷带，忽然看见对面山梁上闪过面太阳旗。“那黄布片子在风里飘，晃得人眼晕。”她的手在膝盖上蹭了蹭，像是还能摸到当时的慌张，“我手里的绷带‘啪嗒’掉在地上，伤员还问：‘谢同志咋了？’我才喊出声：‘快跑！是鬼子！’”
　　卫生所的人大多是女同志和伤员，能扛枪的只有两个男兵，一个腿上中过枪，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所长挥着手枪喊“往山后撤”，大家猫着腰往坡下钻，药箱碰撞的声音在山谷里格外清晰。
　　刚跑到半山腰的窄路，对面山头上的机枪就“嗒嗒嗒”响起来，子弹打在石头上，迸出的火星像过年的烟花，却烫得人心里发紧。“竟凡拉着我滚到土沟里。”雪萍摸着膝盖，那里至今有块硬疙瘩，“机枪扫过之后会停两口气，我们就趁那时候往起爬。我的棉鞋跑丢了一只，光着脚踩在碎石上，血把裹脚布都浸透了，愣是没觉出疼——光顾着跑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被追上。”
　　
　　1941年回冀中时，雪萍的肚子又鼓了起来。这次她被分到调查科，和去基层的竟凡分了手，临走时竟凡塞给她一把炒黄豆，说“饿了就嚼两颗，有力气”。“五一大扫荡开始那天，天刚蒙蒙亮，鬼子的炮就响了，”她往茶杯里续了点热水，水汽模糊了她的眉眼，“炮弹落在村外的水塘里，溅起的水花比房檐还高，把早起挑水的老乡吓得扔了水桶就跑。军区让我们把文件烧了，把印钞机埋进菜窖，连搪瓷缸子都得砸了——不能给鬼子留一点东西，一点念想都不能有。”
　　一天一夜跑二百四十里，是那段时间的常事。雪萍把绑腿勒得紧紧的，勒得肚子发疼，可不敢松——松了就跑不动了。有时候实在跟不上，就拽着马尾巴走，马毛被拽掉不少，她的手心也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就和马毛粘在一起，扯下来时钻心地疼。
　　1942年6月12日过唐河，组织上分了两匹老马给她和侯寓初，那马看着老实，其实胆子小得很。“那马大概是听见炮响惊了，”她至今想不通，语气里带着点后怕，“走着走着突然前腿腾空，我像个布袋似的从马背上飞出去，‘咚’地砸进交通沟，半天喘不上气，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眼前发黑，好一会儿才看清沟壁上的野草。”
　　那天晚上在老乡家歇脚，土炕上铺着层麦秸，扎得人后背发痒，可谁也顾不上。侯寓初抱着枪坐在炕沿上，眼睛瞪得溜圆，耳朵支棱着听外面的动静，可雪萍倒头就睡死了。“后来她们总拿这事笑我，说炮弹都快落到房顶上了，我还打着呼噜呢。”她笑着摆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带着点无奈，“其实是累垮了，浑身骨头缝都疼，哪怕天塌下来，也得先睡够了才有劲跑——那时候，睡觉都是奢侈事。”
　　天亮时才发现村子被围了。机关人员手里的枪还没鬼子的零头多，只能靠着院墙打冷枪，子弹打完了就扔手榴弹，把手榴弹弦在手里绕了一圈又一圈。从日出打到日落，鬼子大概以为只是小股游击队，没往这边增兵，这才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天黑后指挥员摸着黑找到我，”雪萍压低声音，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他趴在我耳边说‘等会儿跟着队伍冲，过了村外的壕沟，往上坡跑，朝南，到树林里集合’。他说话的气吹得我耳朵痒，我却浑身发冷，手心全是汗。”
　　晚上十点多，几百人分成两路往外冲。雪萍跟着二队，摸着黑往村口挪，脚下的路坑坑洼洼，总有人被绊倒，发出“哎哟”的低呼，又赶紧捂住嘴。路两旁的玉米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后面跟着，让人心里发毛。“前面的人推倒土墙时，‘轰隆’一声，震得我脚底板发麻，”她的声音发紧，像是又回到了那个夜晚，“我还没反应过来，脚下就空了——那不是缓坡，是个丈把深的土坑！”
　　她像个破布娃娃似的摔下去，膝盖磕在坑底的石头上，当时就钻心地疼，疼得她差点喊出声，又死死咬住嘴唇。后面的人踩着她的背往前冲，有人拽她的胳膊，拽了两把没拽动，急得骂了句“对不住了”，也跟着跑了，那声音里满是焦急。“我躺在底下，能听见上面的脚步声、枪声、还有人掉下来的‘扑通’声。”她闭了闭眼，像是想把那些声音挡在外面，“后来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掉下来个小兵，看着也就十六七岁，他爬上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裤腿在流血，拖在地上像条红带子，在月光下格外扎眼。”
　　不知道躺了多久，直到听见远处的鸡叫，那“咯咯”的声音像是道命令，雪萍才咬着牙往坑上爬。“土被踩松了，抓一把掉一把，”她比划着攀爬的动作，手指蜷曲着，“好不容易扒住坑沿，一使劲，肚子里的孩子突然踢了我一下——就那一下，像股暖流涌上来，我突然有了劲，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指甲缝里全是泥，也顾不上了。”
　　爬上来才发现，四周空荡荡的，连个树影都看不清。东面还在打枪，鬼子的照明弹把半边天都照亮了，能看见子弹在空中划出的白线，像一道道流星。“我想起指挥员说的树林，可冀中平原哪个村外没有树？”她绕着田埂转了两圈，心里发慌，忽然看见西南角的天上有团尘土在打转，“那么多人跑，肯定会扬起土，我就朝着尘土的方向追，深一脚浅一脚的，摔倒了就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膝盖早就没了知觉。”
　　跑了约莫半个钟头，远远看见树林里闪着手电光，三短一长，是我们约定的暗号。“是侯寓初！”雪萍的声音亮了起来，带着点劫后余生的激动，“她抱着枪站在林子口，看见我就哭了，眼泪把脸都糊住了，说以为我没跟上来，她都在这儿等了快一个时辰了……”
　　后来到了晋东南总部，张昉被调到参谋处，雪萍生了个女儿。“老张给孩子取名叫‘启明’。”她望着窗外的月光，眼里渐渐有了笑意，那笑意漫过眼角的皱纹，像是漾开的水波，“他说天快亮了，再难的日子，总会过去的。就像那会儿在冀中，再黑的夜，也能找到往树林去的路。”
　　
　　灶膛里的火渐渐小了，最后只剩下点红光，映着她脸上的纹路，像极了那年突围后，她在树林里看见的第一缕晨光——微弱，却带着股子不肯熄灭的劲，一点点把天撕开道口子，让光透进来。
　　国民党老兵刘勋说这话时，手里正摩挲着一枚磨得发亮的伞兵徽章，铜质的表面刻着展开的伞翼，边缘已经被岁月啃出细密的齿痕。1945年那个夏天，衡阳山区的蝉鸣比任何时候都要聒噪，他和150名战友从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机舱里跃出时，风里还带着滇池的水汽。
　　“你见过一百五十朵白莲花同时绽放在天上吗？”他忽然抬头看我，眼里闪着少年人的光。
　　那年他二十一岁，黄埔十六期的毕业证还揣在怀里没捂热，就从装甲兵团被扔进了伞兵部队。全团上下，没人见过真正的降落伞，更别说跳了。昆明的训练场上，他们把帆布缝成伞状，在竹竿上绑着石块练习开伞，自拉伞的绳结要在离地面一百米时才敢拉开——早了会被风吹到山沟里，晚了就直接摔成肉泥。“有个四川娃，”刘勋的声音低了下去，“第一次试跳就没掌握好，我们在山涧里找到他时，人已经嵌在石头缝里了，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拉开的伞绳。”
　　他们就这么用命蹚出了条路。一年半后，刘勋挂上少尉排长的领章，站在C-46运输机的舱门口，脚下是翻滚的云海。20架战斗机护航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发疼，他回头看了眼李云棠，这小子正对着孙根长做鬼脸，章峰把南洋带来的玉佩塞进领口——这华侨小子总说要让祖宗看看，他没给陈家丢脸。
　　空降在衡阳山区的小丘陵时，刘勋感觉五脏六腑都被摔移了位。落地的瞬间，他看见自己的M1941步枪插在不远处的稻田里，美式钢盔滚到了水牛脚边。战友们像散落在棋盘上的棋子，有的挂在树梢上晃悠，有的摔进了泥塘，全美械的装备箱在田埂上翻得七倒八歪。“那片林子静得可怕，”刘勋嘬了口烟，“只有蝉鸣和战友们互相喊叫的声音，远处传来鬼子巡逻队的皮鞋声，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他们在牧云寺藏了两天，破庙里的菩萨像缺了条胳膊，供桌上积着厚厚的灰。有个广东兵降落时摔断了腿，疼得直哼哼，周剑敌分队长咬着牙让人去请村民。陈大爷带着两个后生抬着竹轿来的，轿杆上还缠着给鬼子送过粮的红绸带——这老汉脸上堆着笑，眼里却藏着刀，放下伤兵时偷偷塞给刘勋一把炒黄豆：“鬼子的炮楼在台元寺，晚上换岗时咳嗽三声为号。”
　　攻打台元寺的那天，天还没亮透，露水把草叶压得沉甸甸的。他们分成五个小队，像五条蛇钻进了晨雾里。刘勋带的南路小队负责啃最硬的骨头——那里有三个钢筋水泥碉堡，机枪口像黑窟窿似的对着必经之路。“火箭炮是个好东西，”他比划着，“美国佬给的，三炮就把碉堡掀了顶，鬼子的碎肉混着砖渣飞起来，落在我们脸上都是热的。”
　　重机枪的咆哮声震得人耳朵流脓。刘勋看见周剑敌刚猫着腰想转移阵地，一颗子弹就从他太阳穴穿了过去，红的白的溅在身后的石碑上。孙根长嗷地叫了一声，刚探出头就被第二颗子弹打中胸膛，他抓着刘勋的裤腿，血沫子从嘴角冒出来：“给我个痛快……”李云棠抱着他哭，手指按在伤口上止不住血，孙根长的眼睛慢慢就直了。
　　章峰是在清理残敌时被冷枪打中的。这华侨小子前一晚还在给大家讲新加坡的娘惹菜，说胜利了要请所有人吃海南鸡饭。刘勋把他从佛像后面拖出来时，玉佩碎成了两半，一半还攥在他手里。“那天我们九个人没回来，”刘勋的烟灭了，“台元寺的香炉里，我们烧了他们的领章，烟飘得特别高。”
　　
　　往后的两个月，洪罗庙成了他们的根据地。村民们提着竹篮送吃的，红薯干、腌菜、还有舍不得喝的米酒。维持会的王会长表面上给鬼子点卯，暗地里却把敌军布防图藏在油条里送来。有次李云棠发烧，陈大爷的婆娘偷偷把祖传的人参熬了汤，用竹筒装着塞进篱笆缝。“那些老百姓，”刘勋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比谁都懂，我们是来帮他们把鬼子赶出去的。”
　　8月14日那天，王会长慌慌张张跑来，长衫下摆都撕了个口子：“鬼子来了几千人，从衡阳往这边围！”刘勋他们连夜加固工事，把火箭炮架在山头上，子弹压满了弹匣。李云棠摸着章峰留下的步枪，说要是能活着回去，就把南洋的橡胶园卖了，在洪罗庙盖所学校。刘勋记得自己擦着伞兵刀，心想就算死，也得拉几个垫背的——敌后孤军，从来就没指望过退路。
　　15日清晨，山下传来鬼子的军号声，黑压压的队伍像蚂蚁似的往山上爬。刘勋握紧了扳机，手心的汗把枪柄都浸湿了。可奇怪的是，那些鬼子爬着爬着就停了，后来竟慢慢退了回去。陈大爷的孙子跑上山喊：“鬼子撤了！他们都往衡阳跑了！”
　　那天晚上，电台里传出沙沙的电流声，突然响起播音员带着哭腔的声音：“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刘勋说他这辈子都没那么疯过，李云棠抱着重机枪往天上扫射，子弹曳光像流星；有人把缴获的清酒往嘴里灌，呛得直咳嗽；他自己则跪在地上，把九位战友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刻到指头发血都没感觉。
　　后来的事，刘勋说得很淡。伞兵团扩编，他升了副连长；1947年在上海，刘俊义团长召集大家开会，说要带弟兄们回家，登陆艇在连云港靠岸时，国民党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李云棠哭了，”刘勋望着窗外，“他说家里还有老娘在台湾，得回去看看。我们在码头上抱了抱，他上船时回头看了我三次。”
　　新中国成立后，刘勋在南京军校教伞兵战术，教案上的每一个跳伞动作，都带着昆明训练场上的血和汗。转业到沈阳电车公司那天，他把伞兵徽章别在工作服上，电车开过和平大街时，他总觉得轨道两旁的树影，像极了衡阳山区的竹林。
　　“去年台胞联谊会来人，说李云棠在台中去世了。”刘勋的声音很轻，“临终前还念叨着洪罗庙的红薯干。”他从抽屉里拿出张泛黄的合影，后排左三是叼着烟的周剑敌，前排蹲着孙根长，章峰搂着李云棠的肩膀，最边上站着个年轻的少尉，眼神里全是倔强。
　　“你看，”他指着照片，“我们都还在呢。”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照片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像极了1945年那个夏天，绽放在衡阳上空的白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