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伊洛瓦底，炮弹出膛

　　我坐在国民党远征军老兵徐有根的藤椅对面，竹制的茶几上摆着两盏热茶，水汽氤氲里，他手腕上的疤痕像蚯蚓似的蜷着，那是密支那战役留下的印记。他摩挲着茶盏边缘，忽然笑了一声：“李明你记不记得，上次说伊洛瓦底河，我漏了个要紧的——那水里有蚂蟥，比家乡稻田里的粗三倍，咬在腿上跟烙铁似的。”
　　徐有根讲道：“1944年6月横渡伊洛瓦底那天，天刚蒙蒙亮，殷广臣连长蹲在河边给我们十八人训话。他指着对岸的椰子树说，鬼子要是撤了，树底下不会有炊烟。我们三个广东兵笑他，说鬼子哪懂烧柴火，连长就瞪眼睛：‘少贫！摸不清情况，全连都得陪你们喂鱼！’现在想起来，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听他说笑话。
　　“我们乘的橡皮艇是美军剩下的，接缝处都发黏了。我和老王、阿福那艇，刚划出去半里地，阿福就发现艇底在渗水。他是浙江老乡，跟我同村，比我小两岁，总喊我‘根哥’。他说‘根哥你看’，话音还没落地，对岸的机枪就响了。
　　“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我亲眼看见阿福的钢盔被打飞，他‘啊’了一声就沉下去了。我伸手去捞，只抓到一把水。老王在我左边，胳膊被打穿个洞，血珠子在水面上飘得像桃花。橡皮艇被打穿三个洞，我喊‘快弃艇’，自己先扎进水里。河水凉得像冰，我游了没几下，小腿突然被什么东西拽住，低头一看，一条黑糊糊的蚂蟥正往肉里钻，我急得用牙去咬，满嘴都是腥甜味。
　　“游到岸边芦苇丛时，浑身的衣服都被芦苇划破了，脸上火辣辣的。我扒开芦苇缝看，对岸的鬼子正举着步枪往水里瞄，有个战友刚露头就被打中，溅起的水花里混着红。我们四个活着的趴在泥里，大气不敢喘，直到后半夜听见‘轰隆隆’的炮响——是我们的榴弹炮开始覆盖对岸了。
　　“接应的船过来时，老王已经快不行了，他抓着我的手说‘根哥，我娘还在等我回家收稻子’。我给他裹紧了急救包，可他还是没撑到营地。十八个人去，七个回来，阿福和老王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能背得出来。”
　　
　　我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味涩得发苦。想起2013年在长春见到王强时，他讲起姥爷在东北抗联的事——那年冬天雪没到膝盖，他姥爷的战友冻僵在雪地里，手指还扣着扳机。王强说，他姥爷总念叨，不管是在长白山还是伊洛瓦底，中国兵的血都是热的。
　　徐有根讲道：“密支那空降那天更险。小飞机飞得跟筛糠似的，我怀里抱着迫击炮的炮管，听见机舱外‘叮叮当当’响，是鬼子的高射炮碎片打在机身上。突然前排传来惨叫，小周的半截胳膊挂在舱门扣上，血顺着舱壁往下流，滴在我军靴上。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听见排长张虎丰喊‘准备跳伞’。
　　“我的伞包被小周的血浸潮了，拉绳时卡了一下，等伞打开时离地面只剩两丈高。‘啪’地砸在跑道边的弹坑里，脊梁骨像断了似的。抬头看见天上飘着几十朵伞花，有的伞被炮弹点燃，像着火的蒲公英。有个兵的伞绳缠在椰子树上，鬼子的机枪扫过去，他就那么挂在树上晃，像个破布娃娃。
　　“守机场第五天，我正给重机枪换弹链，突然左胳膊一阵剧痛，像被烧红的铁钳夹了一下。低头一看，子弹从胳膊肘穿进去，从手腕钻出来，骨头碴都露着。卫生员嚼着磺胺粉往伤口上敷，疼得我直冒冷汗，他说‘副排长你忍着，这药比金子还贵’。我咬着牙没哼声，抓过机枪接着打，直到看见张虎丰排长举着驳壳枪冲出去——他刚跑出三步，一颗子弹从他左太阳穴穿进去，红的白的溅了我一脸，热乎乎的。
　　“后来在南坎，殷连长牺牲时也是这样。他背着指挥旗，身上的望远镜在太阳底下反光，鬼子的机枪就盯着那光打。他跪在地上，指挥旗还举得笔直，血顺着旗杆往下流，在地上积了一小滩。我抓着对讲机喊增援，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对着话筒哭。张虎丰的弟弟张虎山当时就在我身边，他把钢盔往地上一摔，说‘哥，我替你报仇’，抱着炸药包就往山下冲，再也没回来。
　　“打日军弹药库那天，我们用无线电台叫来了飞虎队。飞机俯冲时的轰鸣声震得耳朵疼，炸弹落地的火光把天都映红了。等冲下去一看，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有的被炸弹掀到树上，有的卡在石头缝里。有个鬼子坐在弹药箱上，眼睛瞪得溜圆，嘴角还叼着半截烟，身上没一点伤——后来才知道，是被炸弹的冲击波震碎了五脏六腑。那股子血腥味混着硝烟味，几十年了，一到阴雨天我鼻子里还能闻见。”
　　
　　我看着徐有根浑浊的眼睛，那里像盛着一汪深潭，潭底是数不清的年轻面孔。徐有根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子，打开来，里面是张泛黄的婚纱照，边角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美式军装，胸前挂着三枚勋章，身边的姑娘梳着齐耳短发，旗袍领口别着朵白兰花。
　　徐有根讲道：“这是1945年在深圳拍的，李煜姑娘送我的白兰花就别在领口。她是香港人，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日军占了香港，她跟着母亲逃难到深圳。我在广九铁路接收站值勤，她每天给我们送凉茶，看见我胳膊上的疤，总问‘疼不疼’。
　　“1946年初部队调去上海，临走前她把亲手织的毛衣塞给我，是天蓝色的，她说‘等你回来，我教你说粤语’。可我在上海趁乱跑了，夜里躲在码头的货柜后面，听见军舰鸣笛开赴东北，心里像被剜了块肉——那些弟兄，有的跟我从缅甸一路拼过来，不知道在东北要遭什么罪。
　　“后来回了老家，娶了你徐婶，生儿育女，可总在梦里看见李煜姑娘。有次梦见她举着毛衣站在码头，海水漫到她膝盖，我喊她名字，嗓子却像被堵住。”老人用袖口擦了擦眼角，“现在好了，儿子带我去香港转过，高楼大厦比星星还多。我就想，要是阿福、老王、张虎丰他们能看见，该多好。”
　　
　　我想起王强说过，他姥爷临终前攥着块长白山的石头，说“要是能把战友们的骨头捡回来，埋在这石头底下也好”。原来不管是在缅甸的丛林，还是东北的雪原，那些没能回家的人，一直都活在幸存者的心里。
　　徐有根把铁皮盒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件稀世珍宝：“李明你记住，中国远征军能打赢，不是因为武器好，是因为心里有念想——想回家，想让爹娘妻儿过安生日子。现在国家富强了，可不能忘了那些把命丢在异国他乡的弟兄。我盼着有一天，能给他们立块碑，写上‘中国军人，魂归故里’。”
　　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落在徐有根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层碎金。我突然明白，那些刻在他身上的疤痕，那些藏在他心里的名字，都是历史的印章，盖在一个民族最坚硬的骨头上。
　　
　　我慕名拜访，坐在国民党老兵饶平如的书房里，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书桌上摊着他手绘的画册，其中一页画着雪峰山的轮廓，山间点缀着殷红的花朵。饶平如戴着圆框老花镜，指尖轻轻抚过画中的山岩，忽然叹了口气：“李明你看，这崖壁的纹路，我总也画不像。1945年五月，那些石头被炮火烧得发黑，缝隙里都渗着血。”
　　饶平如讲道：“1945年5月19日天刚亮，我就趴在山门阵地的哨位上。湘西的晨雾还没散，对面鹰嘴崖像头蹲伏的野兽，隐约能看见鬼子在崖顶晃动。他们扛着圆木加固工事，钢盔上的反光透过雾气飘过来，刺得人眼睛疼。我们的迫击炮摆在山腰的掩体里，炮口抬到最高，炮弹也只能落在对面山坡的半腰——差着四百米呢，够不着。
　　“我那时是100军63师188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江西南城人。家里开药铺，算是当地的大户，1940年我弃学从军，父亲把他写的诗缝在我内衣里。”他从樟木箱里取出个蓝布包，层层打开，是张泛黄的棉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倭寇侵华日，书生投笔时”，字迹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那天看着鬼子在对面耀武扬威，我摸了摸怀里的诗，心里像揣着团火。跟副排长说‘把炮拉过去，到山前头打’，他脸都白了，说‘排长，那是鬼子的眼皮子底下’。
　　“我们拆了炮架，用破军毯裹着炮身，五个人抬一门。雪峰山的坡陡得能站住人，碎石子往靴子里钻，咯得脚底板生疼。黎阿水是广东梅县人，个子矮，却总抢着抬最沉的炮尾，他说“排长，我爹是烧窑的，这点分量不算啥”。他平时爱唱客家山歌，那天却一声不吭，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汇成水珠，滴在胸前的子弹袋上。
　　“爬到半山腰的映山红丛时，黎阿水突然停住脚，指着两块巨石中间的凹地：‘藏这儿！炮口从花丛里伸出去，鬼子准瞅不见。’那片映山红开得正盛，花瓣比碗口还大，把人埋在里面，只露个脑袋。我掏出指北针测距离，又用拇指比着鹰嘴崖的高度，心里默算：‘海拔差三十丈，风向东偏南，炮弹得往左偏两指宽。’”
　　饶平如讲道：“弹药手小陈递来炮弹，铜壳子在手里沉甸甸的，还带着他手心的汗。我喊‘装弹’，黎阿水的手在炮闩上顿了一下——不是怕，是太激动，指关节都捏白了。他凑到我耳边说‘排长，让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话音刚落，我就喊了‘放！’
　　“两门炮同时吼起来，震得脚下的石头都在颤，耳朵里像钻进了几百只马蜂。我看见炮弹拖着白烟飞出去，在空中划了道弧线，像两只归巢的鸟。第一发落在鬼子阵地左侧，炸起的土块里混着木料；第二发正砸在他们堆弹药的地方，‘轰隆’一声，火光比日头还亮，钢盔、枪托、断胳膊断腿全被抛到半空。
　　“黎阿水举着望远镜，手都在抖，喊‘中了！中了！起码炸翻二十多个！’。我喊‘撤’，弟兄们麻利地拆炮，炮架往肩上一扛，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跑。刚爬上我们的山头，就听见对面传来‘叽里呱啦’的叫喊，机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却连我们的影子都摸不着。回到阵地时，炊事员端来的糙米粥还冒着热气，二排五十多号人，一个不少。”
　　
　　我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是饶平如自己炒的野茶，带着点苦涩。想起2013年在长春见王强时，他讲起姥爷在长白山打伏击，也是靠着密林掩护，把迫击炮架到鬼子眼皮底下。王强说他姥爷总念叨“打仗要靠脑子，不光靠胆子”，老兵饶平如这战术，正是如此。
　　饶平如讲道：“第二天破晓，我又爬到哨位上，望远镜里又看见鹰嘴崖上有鬼子在活动。他们大概以为昨天是流弹，正围着被炸的地方指指点点。我心里直发痒，跟副排长说‘再来一次’。他劝我‘小心有诈’，可我那会儿年轻气盛，满脑子都是昨天的胜仗，说‘就去老地方，速战速决’。
　　“我们还是五个人抬一门炮，刚摸到山脚下，黎阿水突然拽我胳膊，指着地上的脚印：‘排长你看，是三八大盖的鞋印，鬼子来过！’我心里咯噔一下，可抬头看见对面山坡上有几个鬼子在晃悠，贪功的念头压过了警觉，说‘快架炮，打完就走’。
　　“炮弹刚出膛，我就觉出不对——对面连点烟尘都没冒，像打在了棉花上。正纳闷呢，黎阿水突然喊‘趴下！’，一把将我按在地上。‘嗖嗖嗖’——重机枪子弹像鞭子似的抽过来，打在旁边的石头上，迸出的火星溅到我脸上，烫得生疼。紧接着，‘咚咚’两声，鬼子的小钢炮炮弹落在离我们十来米的地方，泥土像下雨似的砸下来，震得我胸口发闷，嘴里全是土腥味。
　　“抬头一看，四五十米外的树丛里，鬼子的重机枪正喷着火舌，枪管都打得发红。我们暴露在光秃秃的山坡上，除了几丛矮灌木，连块像样的掩体都没有。小陈刚要去捡滚到脚边的炮弹，一颗子弹就把他拦腰打断了，血喷了我一身，热得烫人。黎阿水趴在我左边，他想往旁边的石头挪，刚撑起身子，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肚子，米黄色的军装瞬间被染红，肠子顺着伤口流出来，沾了满手泥。他抓着我的裤腿，眼睛瞪得溜圆，说‘排长，我娘还在等我回家娶媳妇……’，话没说完，头就歪了下去。”
　　
　　饶平如的声音低了下去，拿起桌边的手帕擦了擦眼角。画册里有一页画着个穿军装的年轻士兵，正弯腰给迫击炮装弹，旁边题着“黎阿水，广东梅县人，1925-1945”。
　　饶平如讲道：“那会儿我真觉得自己要死了。周围的炮弹炸个不停，耳朵里嗡嗡响，像有无数只蝉在叫。抬头看见天上的云慢悠悠地飘，蓝得像块布，四面的山绿得发亮，映山红开得铺天盖地——我突然舍不得死，我还没见过爹娘给我定下的媳妇呢，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打了胜仗。
　　“鬼子的火力突然停了，大概以为我们都被炸死了。我趴在地上，看见山顶就在眼前，不过百十米远，只要冲过去，顺着山后坡的密林就能脱险。我扯着嗓子喊‘跟我冲’，喊完自己先爬起来，猫着腰往前跑。子弹在身边‘嗖嗖’地飞，打在地上扬起一串尘土。跑了三四十米，听见身后的机枪又响了，赶紧趴下，子弹就在头顶几寸的地方飞过。
　　“有个湖南兵叫小柱子，才十七岁，跑在我前面，刚要扑到山顶，突然像被人猛推了一把，‘咕咚’一声滚了下来，胸口一个血窟窿，眼睛还睁着。黎阿水的尸体就在旁边，我想把他拉走，可刚碰到他的胳膊，机枪又响了，只能接着往前冲。就这样跑跑停停，每次冲三四十米就趴下，等机枪停了再接着跑，半个多小时像过了半辈子。
　　“最后爬上山顶时，我回头一看，二排五十多号人，只剩下十七个。山下的坡地上，弟兄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被炮火炸起的泥土盖了半截，露出的衣角在风里飘。映山红被血浸得更红了，像泼了一地的胭脂。”
　　
　　我翻到画册的中间，有一页是用工整的小楷写的诗：“碎裂山河恨不平，东南处处有啼痕。十年磨砺青锋剑，壮志何愁事不成。”旁边画着两门迫击炮，炮口对着远方的山峦。
　　饶平如讲道：“这是我当年在阵地上写的。抗战胜利后回家，爹娘给我办了婚事，见到美棠的第一眼，我就看呆了——她站在天井里，穿着月白色的旗袍，手里捏着朵栀子花，眼睛亮得像雪峰山的泉水。我把雪峰山的事讲给她听，她总说‘太吓人了’，却会连夜给我缝补磨破的军装，针脚比绣花儿还细。
　　“后来到上海在《大众医学》工作，每次看到杂志上的山茶花插图，就想起黎阿水他们。美棠走后，我开始画这本画册，画着画着就觉得，那些牺牲的弟兄们好像也没走，就活在这些画里。”他合上画册，封面上“平如美棠”四个字温润如玉，“国难当前，舍身赴战本就是该做的事。我不过是运气好，活了下来，还能看看这太平日子。只是每次想起那些弟兄，心里总像缺了块什么，这辈子都填不满。”
　　
　　我想起王强说过，他姥爷总在清明那天往长白山的方向烧纸，说“弟兄们在那边也得有酒喝”。原来无论是湘西的映山红，还是东北的白雪，都记着那些年轻的名字。就像饶平如的画册，把战火与柔情，都妥帖地收在了时光里，让后来人知道，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为了这片山河，把命留在了最美的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