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天放越狱，继哲生还

　　2017年的一天，王强与我久别重逢，他说：“小李，你在冀中打游击见过不少硬骨头，但东北抗联的于天放，那是把骨头熬成钢的汉子。”他从怀里摸出烟荷包，卷了烟：“1944年冬天，我在晋察冀见过从北满逃出来的抗联战士，他们说于天放被捕那天，北安的鬼子放了一夜鞭炮，跟过年似的。”
　　我往他身边凑了凑：“听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可不是嘛，”王强猛吸口烟，“放着安稳日子不过，‘九一八’后揣着书本就回了东北。在齐齐哈尔组织地下党，后来扛枪成了抗联师政治部主任。北满的林海雪原有多险？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冬天撒泡尿能冻成冰碴子。他在那儿钻了十三年林子，鬼子悬赏他的脑袋，价钱能买下半个县城。”
　　
　　他顿了顿，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被抓进伪北安省警务厅监狱时，鬼子先给他摆了桌酒席。清酒、生鱼片，还有穿和服的日本女人伺候。于天放瞅都没瞅，说：‘给中国人灌迷魂汤的，都是汉奸’。”
　　“鬼子没当场崩了他？”我忍不住问。
　　“想从他嘴里掏密营的位置呗。”王强冷笑一声，“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打手板用的是铁尺，一尺子下去手背上的皮就翻了；鞭背用的是带倒刺的皮鞭，抽一下能撕下块肉。最狠的是烙铁，烧得通红，往胸脯上一按，‘滋啦’一声，白烟能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
　　“他愣是一声没吭。”王强的声音沉下来，“后来鬼子用了电刑，把电线往他指甲缝里塞，一通电浑身抽搐得像筛糠。灌凉水更缺德，往肚子里灌得鼓鼓的，再让人穿着大皮鞋在他肚子上踩，水混着血从嘴里鼻子里往外冒……折腾了一个多月，于天放瘦得只剩把骨头，眼神却亮得吓人，说‘要杀就杀，想让我当汉奸，痴心妄想’。
　　“1945年入夏，他瞅着牢房墙角的火炉子，盯上了掏灰的小铁门。那铁轴锈得厉害，他就趁放风时用指甲抠、用牙齿咬，夜里没人就用手使劲拧，硬生生把那半斤重的铁轴拆了下来，藏在炕洞里。
　　“巧的是，七月初关进个新犯人，抗联二路军的赵忠良，腿上中过枪，走路一瘸一拐的，可眼神透着股狠劲。”王强说，“于天放跟他对了个眼神，趁看守不注意，用手指在墙上划了个‘逃’字。赵忠良没说话，只是往火炉的方向瞥了瞥，算是应了。”
　　
　　我屏住呼吸，听他往下讲。
　　“七月十一那天夜里，月亮被云遮得严严实实。于天放用铁轴敲了敲牢门，喊着要纸笔写‘悔过书’。看守石丸兼政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拿着钥匙就来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刚打开牢门，于天放攥着铁轴就冲上去，照着他天灵盖狠狠砸下去！”王强猛地扬起手，像是重现当时的场景，“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血顺着脸往下淌，可没倒下，掏出枪就要搂火。赵忠良一瘸一拐扑上去，抱住他的胳膊使劲拧，三个人在牢房里滚成一团。
　　“隔壁就是鬼子休息室，于天放急了，腾出一只手死死捂住石丸的嘴，另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赵忠良接过铁轴，闭着眼往鬼子头上抡，一下、两下……直到石丸的身子软下去。”他喘了口气，“于天放从鬼子兜里摸出钥匙串，手抖得厉害，可动作没含糊，打开头道牢门，又连开三道铁门，俩人猫着腰钻进了黑夜里。临走时，他在墙上用鬼子的血写了首诗，最后两句是‘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我听得心头发热。
　　“鬼子发现人跑了，跟疯了似的。”王强说，“第二天北安四门紧闭，军警挨家挨户搜，连烟囱都没放过。飞机在天上转圈，地上的狗叫得能掀翻屋顶。鬼子军官喊，谁抓住于天放，立马升两级，赏大洋五百。”
　　“他咋跑出去的？”
　　“于天放和赵忠良在城外小沟里分了手，约好三天后在铁路桥碰头。”王强的声音低了些，“于天放白天趴在麦地里，用麦秸盖着身子，太阳晒得麦粒发烫，他就嚼几口生麦粒充饥，渴了就喝草叶上的露水。夜里顺着铁路边的排水沟往西北走，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踩在碎石子上，血印子洒了一路。”
　　“那赵忠良呢？”
　　王强沉默了片刻，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赵忠良躲到克东县一个屯子，找了个相熟的老寡妇，藏在村北的瓜窝棚里。哪想到村里的地主常志义早就盯上他了，偷偷报了警。鬼子包围瓜窝棚时，赵忠良往棚外扔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就……”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望着跳动的火苗。
　　“后来听说赵忠良被抓回去，吊在梁上打了三天三夜，骨头断了七八根，愣是没说一句于天放的去向。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挑了，临咽气还喊‘抗联万岁’。”王强的声音有些发颤，“于天放在铁路桥等了三天，没等来赵忠良，倒等来一群搜山的鬼子。他跳进乌裕尔河，顺着水流漂了半夜，被河边的刘二嫂救了。”
　　“那刘二嫂胆子够大的。”
　　“东北的百姓都跟鬼子有仇。”王强说，“刘二嫂把他藏在菜窖里，给他烙玉米饼子，还让她男人刘国祯给他换了身劳工的破衣服。于天放就这么昼伏夜行，一路往西，饿了就跟老乡讨口饭，渴了就喝河里的水，脚上的血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
　　“直到八月十六那天，他走到讷河县老莱村，听见有人喊‘鬼子投降了’！”王强猛地一拍大腿，眼里闪着光，“他跑到村里的广播喇叭底下，听着里面喊‘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场就哭了，抱着旁边的老农民哭，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呢？”
　　“他立马组织起附近的抗联残部，端了讷河的伪警察署，把几个手上沾血的汉奸吊在电线杆上。”王强说，“没过仨月，陈云同志派人找到他，让他回北安当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他骑着马进北安城那天，老百姓夹道欢迎，有人认出他是当年越狱的于天放，都喊‘英雄回来了’！”
　　我仿佛看见那个瘦骨嶙峋却眼神如炬的汉子，正从漫天风雪里走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副省长那阵子，还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联的故事。”王强说，“1954年进京开会，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在东北打得苦啊’。他就说了一句‘为了新中国，不苦’。”
　　
　　风渐渐停了，窝棚外的雪光映进来，照亮了王强眼角的泪。“1967年他走的时候，枕头底下还压着那首越狱时写的诗，纸都发黄了，字却跟新写的一样有劲。”
　　王强把烟锅揣回怀里：“小李，你记住，东北的林海雪原里，埋着太多这样的骨头。他们没看到今天的好日子，但这日子，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我点点头，落日余晖里，仿佛有无数个身影正从历史深处走来，他们的脚步踏过雪原，踏过江河，踏成了我们脚下这片安稳的土地。
　　2017年的秋阳把院子晒得暖融融的，王强坐在老藤椅上，手里摩挲着个磨得发亮的铜烟锅。这烟锅是他从东北带出来的，烟嘴处有道深深的刻痕——那是1938年在嫩江边上，被鬼子的流弹崩出的豁口。
　　“小李，你上次问阎继哲，我今儿给你说细点。”他往烟锅里填着烟丝，金黄的烟丝里混着几片干松针，“这人命硬，硬得能抗住阎王的催命符。”
　　我搬了个小马扎坐在他对面，看他用火柴点燃烟锅，蓝灰色的烟圈慢悠悠地飘向檐角。
　　
　　“1945年8月14号那天，哈尔滨监狱的墙缝里都透着杀气。”王强的声音像浸过老陈醋，带着股子酸辛，“阎继哲在12号牢房里数着地砖，一块、两块……一共四十九块。他知道，这是他能数的最后一遍了。
　　“前一天晚上，隔壁13号的孙国栋敲墙跟他说‘老阎，明天要是我先走，你记着给我坟头插朵山丹丹’。阎继哲回他‘咱都得活着出去，喝庆功酒’。”他磕了磕烟灰，“哪成想，这话成了遗言。”
　　
　　我想起王强说过孙国栋的事，忍不住问：“孙国栋真是单衣单裤在雪地里跑了七八里地？”
　　“那还有假？”王强把烟锅往藤椅扶手上一磕，“1943年腊月，他左肩中了枪，血把雪都染红了。没戴帽子，耳朵冻得像紫茄子，就凭着一股劲往密林里钻。那片山我去过，冬天的雪能没到腰，七八里地走下来，鞋底都磨穿了，脚底板全是血泡。他就为了给于天放报信，说前营被围了，让后营赶紧撤。”
　　烟锅里的火星噼啪响，他接着说：“后来他被抓，也是为了护着老乡。1944年冬天，他住在张万岭家，日伪军把院子围得像铁桶。他把张万岭捆在柱子上，自己举着枪走出去，说‘人是我杀的，与老百姓无关’。那股子担当，咱东北军里都少见。
　　“8月14号下午两点半，鬼子检察官沟口嘉夫来了。”王强的声音压得低了，“那小子穿着笔挺的呢子军装，军刀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光，进门就喊‘孙国栋，出队’。
　　“看守陶涤尘打开13号牢门，孙国栋正对着墙根磨指甲——他总说‘临死也得干干净净’。听见喊声，他慢慢转过身，双手叉腰站着，脊梁骨比牢房的铁柱还直。”王强比划着当时的样子，“他说‘不忙’，然后用破袖口擦了擦脸，理了理遮眼的头发，又拍了拍补丁摞补丁的衣裳。
　　“走到阎继哲的牢门前，他抬手敲了敲墙，‘老阎，我走了’。声音不大，可整个走廊都听得见。‘记住，胜利就在眼前，你得活着看见’。”王强的眼角湿了，“阎继哲扒着铁栏杆喊‘国栋兄弟’，可孙国栋没回头，大步往院子里走。
　　“到了院里，他突然停下，对着上千个犯人喊：‘我叫孙国栋，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的！小鬼子今天杀了我，明天还有千万个我站起来！’他嗓门亮得像铜钟，震得鬼子都愣了。沟口嘉夫举着军刀要砍他，他躲都不躲，接着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声音突然拔高，像要把天捅个窟窿。”
　　
　　我屏住呼吸，仿佛能听见七十年前那穿越铁窗的歌声。
　　“刽子手郭天宝后来跟人说，他当时腿肚子都转筋了。”王强说，“那小子本是混口饭吃，早听说关东军在太平洋上败得一塌糊涂，手里的绞索攥得全是汗。他磨磨蹭蹭系了半天，还跟沟口嘉夫说‘这钱我不要了’。沟口嘉夫急了，拔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才哆哆嗦嗦把绞索套上。
　　“孙国栋喊的最后一句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声音刚落，绞架的踏板就掉了。”王强猛吸口烟，烟锅里的火亮得刺眼，“那会儿刚过四点，太阳斜斜地照在墙上，阎继哲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心里说‘该我了’。可沟口嘉夫看了看天，骂了句‘八嘎’，让看守把他押回牢房，‘明天再处理’。
　　“就这一天，救了阎继哲的命。”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灭，“第二天中午十二点，监狱的大喇叭突然响了，先是一阵滋滋啦啦的杂音，然后是个女人的声音，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一开始没人信，有人还骂‘小鬼子又耍花招’。直到有个懂日语的翻译哭着喊‘真投降了！咱胜利了’，整个监狱才炸了锅。
　　“阎继哲在牢房里，抱着铁栏杆哭得像个孩子。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痛快的哭，比爹妈去世时哭得还凶。”王强站起身，走到院角的石榴树前，摘下个裂了口的果子，“后来他总说，是孙国栋替他多等了一天。孙国栋用自己的命，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出狱后，阎继哲找了三天才找到党组织。11月当上绥化中心县县长，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国栋立了块木碑，碑上没写名字，就刻着‘抗联英雄之墓’。”他把石榴掰开，红玛瑙似的籽儿露出来，“1954年他去北满钢厂当厂长，每次给新工人讲话，都要提孙国栋。他说‘我这条命不是我自己的，是无数个孙国栋给的’。”
　　
　　夕阳把王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把石榴递过来：“尝尝，这籽儿甜吧？阎继哲活到一百岁，2011年走的。临走前，他让儿子把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别在胸前，说‘这章也有孙国栋的一半’。”
　　我咬了口石榴，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抬头时，看见王强正望着西边的天空，那里的云彩红得像火，像七十年前孙国栋在刑场上唱的歌，像无数抗联战士用热血染成的黎明。
　　“小李，你说这叫啥？”他转过身，眼里闪着光，“这就叫天意。小鬼子想断了咱的根，可咱中国人的根，扎在土里，长在血里，谁也断不了。”
　　秋风穿过院子，石榴叶沙沙作响，像在应和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