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胡桥之战 撵死鬼子

　　宿迁老兵周立冬给我讲胡桥之战时，总爱摩挲着左手虎口的疤痕——那是1940年抢鬼子步枪时被枪栓硌的。他说李明，我1938年刚参军那会儿，别说枪，连件像样的褂子都没有。老兵拍着他的肩膀笑：“想要家伙？去鬼子手里夺啊，那才是真本事。”
　　我那会儿才十九，个子刚过步枪高。“部队不要你这样的小个子。”招兵的干部皱着眉挥手，是魏三友营长把我拦下的。他满脸络腮胡，说话像打雷：“你们都不要，我要！以后跟我当通讯员。”就这么着，我跟着魏营长跑了一年腿，送信、递条子，看着他指挥打仗，心里头早痒得想摸枪了。
　　1940年春天那场雨，下得连老天爷都像在哭。我和战友小张顺着墙根往镇里摸，泥水灌进草鞋，凉得钻心。土地庙前的泥地里，两个鬼子穿着黄雨衣，“咕咚咕咚”地跪着磕头，嘴里还念念有词。“干不干？”小张捏了捏我的胳膊，我咬咬牙，两人像猫似的扑过去，举起枪托就往鬼子后脑勺砸。“噗嗤”一声，鬼子趴在泥里，黄雨衣溅满了黑泥。有个没死透的伸手去摸枪，我照着他后颈又是几下，直到他胳膊耷拉下去。
　　那俩鬼子兜里还揣着怀表，银壳子的，滴答滴答响。上交组织时，魏营长拍着我俩的背笑：“行啊小子，没白跟我。”三等功的奖状是用毛边纸写的，我揣在怀里，睡觉时都攥着，生怕被汗浸湿了。
　　1940年6月8日夜里，部队从安徽往山东挪，路过上塘村时，机枪班十二个弟兄都是同乡，约着回趟家。连长皱着眉数我们：“天亮前必须归队，误了大事军法处置！”我们点头如捣蒜，心里早飞回家了。
　　到我家时已半夜，爹举着油灯照我的脸，手直抖：“真是立冬？”弟弟妹妹扒着门框看，不敢认。娘摸着黑烙饼，鏊子“滋啦”响，饼香混着柴火烟，是我两年来最念想的味儿。十二个弟兄挤在堂屋，就着咸菜啃热饼，说笑着没注意时辰。黎明前的爆炸声把我们炸醒时，才发现天快亮了。
　　“你留家陪爹！”班长周继法冲我喊，带着弟兄们往村外冲。我攥着枪跟了两步，爹从后面拽住我：“让你留你就留！”可听着西边越来越密的枪炮声，我哪坐得住？甩开爹的手就往西跑，草鞋跑掉了一只，光着脚踩在碎石路上，血印子一路滴到胡桥村。
　　乡亲们背着粮食往河滩跑，哭喊声混着炮弹的呼啸。我看见鬼子的卡车“轰隆隆”地往胡桥冲，车斗里的机枪“突突”地扫，路边的树被拦腰打断，房子烧得噼啪响。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嫂没跑几步，就被流弹打中，孩子摔在地上哇哇哭。我想冲过去抱，一颗炮弹在旁边炸开，气浪把我掀进沟里。
　　等我爬起来，耳朵里嗡嗡响，啥也听不见。顺着小沟往庄稼地摸，看见机枪班的弟兄趴在坟包上，枪管冒着烟。我刚要喊，“轰隆”一声，最近的那个坟包炸开了，泥土混着碎布片飞起来。等我连滚带爬冲过去，才看清十二个弟兄都倒在那儿，有的缺了胳膊，有的腿飞到了庄稼地里，周继法班长的半个身子都没了……我把他们往一块儿拖，手指抠进泥里，血和泥糊在一起，分不清是我的还是他们的。
　　后来才知道，那是场骗局。鬼子化装成求雨的百姓，抬着藏武器的神龛，吹吹打打就进了胡桥。九连的王排长看出不对劲，喊着弟兄们退守村庄，从天亮打到天黑。魏营长就是那天没的，他带着人冲的时候，被炮弹炸中了，抬下来时，怀里还揣着我给他缝的烟荷包。
　　
　　程道口打据点时，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鬼子的围子像铁桶，铁丝网缠着铃铛，一摸就响，雷区里的铁疙瘩闪着寒光。我困得直磕头，就找了根小棍撑着眼皮，眼皮磨得生疼也不敢放。
　　第三天夜里，营长咬着牙说：“挖地道！”我们轮流刨土，指甲缝里全是泥，血腥味混着汗臭味，能把人熏晕。挖了四天四夜，终于到了炮楼下。“上！”二营营长举着大刀带头冲，我跟在后面扔手榴弹，胳膊抡得发麻，口袋里的手榴弹盖叮当作响。等冲进据点时，才发现手心被弹弦勒出了血。
　　1942年入党那天，我对着党旗宣誓，声音抖得厉害。想起魏营长，想起周继法，想起那十二个坟包上的弟兄，突然明白入党不是光喊口号——是得像他们那样，把命搁在战场上。
　　日本投降那天，我们在大院里听广播，里面说“鬼子投降了”，我还以为听错了。直到有人把帽子扔上天，大家才疯了似的跳起来，哭的笑的抱在一块儿，我抹了把脸，满手都是泪。
　　
　　1948年回乡时，本家堂姐拉着我哭：“你咋才回来啊……”家里的门没了，塌了的房梁上长着草。爹和弟弟被还乡团沉了塘，妹妹找我找得没了影。我坐在门槛上，摸着地上的草，突然想起娘烙的饼，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泥里。
　　后来在蚌埠找到妹妹时，她抱着我哭，说以为我早死了。她嫁了个工人，生了俩娃，日子过得踏实。我看着外甥女跑过来喊“舅舅”，突然觉得那些仗没白打——魏营长他们想看到的，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
　　2005年拿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那天，我把它别在胸前，去了胡桥村。坟包早平了，变成了麦田，风吹过，麦子沙沙响，像弟兄们在跟我说话。我对着麦田鞠了三个躬，心里说：“都看到了吧？新中国，挺好的。”
　　周立冬老兵说这些时，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脸上，他眼里有光。
　　
　　老兵张道干说，李明，我被日伪汉奸抓去那天，绑我的麻绳勒得手腕生疼，可我梗着脖子说“要埋就埋”时，声音比谁都亮。
　　张道干讲道:我那会儿二十岁，骨头比石头还硬。“跟我们干，吃香喝辣；不跟，就活埋。”汉奸用枪托戳着我的胸口，唾沫星子喷在脸上。我看着他们身后的坟坑，土是新挖的，还冒着湿气。“埋吧。”我闭着眼等死，却听见娘在哭——她东拼西凑借了四百块大洋，把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那钱是她扒着亲戚的门框磕了三天头才凑齐的，回家时，她的额头还青着。
　　
　　祖父母的坟头草刚没过脚踝。他们就是因为给新四军藏粮食，被鬼子活活烧死的，临走前还喊着“打倒小日本”。我在场上翻晒豆子时，马振藻就来了。他穿件灰布褂子，裤脚卷着，操着外地口音问：“老乡，借碗水喝？”我递给他瓢，他接过去没喝，先帮我把翻倒的豆筐扶起来，手指被豆荚的尖刺扎出血，也没吭声。
　　一来二去熟了，他才跟我说实话：“我是区委书记马振藻，想找几个不怕死的人，干大事。”那天夜里，他从怀里掏出张棉纸，是写地契用的那种，黄澄澄的，能看清上面的纹路。“写上名字，就是共产党了。”他的声音压得像蚊子哼，“记住‘口紧’，爹娘老婆都不能说，说了要掉脑袋。”我第一个在纸上按了手印，油墨染在指腹上，好几天都没褪。
　　马大哥教我打枪，三八大盖的后坐力能把人掀个跟头，他就站在我身后，用肩膀顶着我的后背：“瞄准鬼子的胸口，那儿肉厚，一枪能撂倒。”他还教我躲炮弹，“听见‘嗖嗖’声，赶紧往弹坑跳，炮弹专炸平地。”
　　有回遇着鬼子埋伏，他把我往芦苇荡里推：“快撤！我断后！”我跑了没几步又回头，看见他抱着机枪往鬼子堆里冲，黄烟里就见他的灰褂子一闪一闪的。等我带着人绕回去，他的腿被打穿了，血把草都染红了，还笑着说：“没事，打偏了。”
　　朱家岗那仗，打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天不亮就听见炮响，马大哥带着我们民兵，揣着土枪、大刀，还有人扛着锄头，从鬼子背后摸过去。“喊！使劲喊！”他捂着流血的胳膊喊，我们就跟着他吼，“杀鬼子啊——”声音震得芦苇荡都晃。骑兵团的人举着马刀从侧面冲过来，刀光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鬼子吓得扔了炮就跑。下午韦国清旅长带着主力赶到时，我看见“小鬼班”的孩子们——最大的十六，最小的才十四，抱着机枪趴在大车后面，浑身是血，眼睛却瞪得溜圆。周茂松班长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
　　1944年夏天，马大哥要去屠园、洋河那边。临走前，他往我手里塞了三块银圆，沉甸甸的，边缘都磨圆了。“给家里买点吃的。”他拍着我的手说。我捏着银圆，手心里全是汗。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省了半年的津贴。这三块钱，我用红布包着，藏在房梁上，鬼子搜查时没敢动，饥荒年也没舍得花——那是党的念想，不能动。
　　
　　谁能想到，1946年党员名单被烧了呢。我跟着队伍打游击，枪林弹雨里没死，却成了“没身份的党员”。指导员于文翠找我谈：“道干，写个申请吧，重新入党。”我急得脸红脖子粗：“我1941年就入了！马大哥介绍的！”他叹着气走了，我摸着胸口，像丢了魂似的。
　　退伍回乡那天，我揣着退伍证直奔乡党委。“我是党员，找组织。”接待的同志翻着本子，摇摇头：“没记录啊。”我把马大哥的名字说出来，把棉纸、“口紧”这些事讲了一遍，可他们说要证明人。当年的弟兄，不是牺牲了就是失散了，哪还有证明人？
　　找马大哥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我骑着老洋车，跑遍了周边的村子，车胎补了又补，车把磨得光溜溜的。有回跑到河南，听说有个姓马的干部，结果找到时，人家说我认错人了。侄儿说：“叔，算了吧，都快八十了。”我掏出红布包着的银圆，在月光下看：“这是党给的，不能丢。”
　　1998年那场大病，我躺在床上，水都喝不进去。拉着侄儿的手，我掉了泪：“这辈子，打鬼子的历史没人认，党员身份也找不着了……”没想到2014年，《宿迁晚报》的记者帮我找到了线索——马大哥1991年就去世了，他的爱人杨美田还在。
　　
　　杨大娘来杜墩村那天，我拄着拐杖在村口等。她握着我的手，一眼就认出我：“你是道干啊，当年给我们站岗放哨，眼睛亮得像星星。”她在证明材料上签字时，手也在抖，“马振藻常说，他收了个好徒弟，骨头硬。”
　　2015年12月25日，恢复党籍的仪式上，组织给我戴上党徽。我举起右手敬礼，胳膊虽然抖，可指尖绷得笔直。那三块银圆，我和杨大娘一起捐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马大哥要是知道，准会夸我做得对。
　　2017年秋天，我让侄儿把攒下的九千多块钱取出来，交了最后一笔党费。“替我跟组织说，道干没给党丢脸。”我仿佛又看见马大哥站在豆地里，笑着喊我：“道干，来，教你打枪。”
　　那天的阳光，跟1941年入党那天一样暖。
　　
　　老兵项桂生穿上粗布军装那天，袖口还短了半截。同村的王二柱拍着他后背笑：“桂生你这身子骨，扛得动枪不？”他把枪往肩上提了提，枪托磨得锁骨生疼，却梗着脖子说：“咋扛不动？打鬼子的枪，就是块铁我也能举着。”
　　项桂生讲起了他的抗战往事。
　　那会儿部队里常吃不饱，顿顿是掺着野菜的稀粥，可每天听着号声出操，看着战友们胳膊上的红袖章，心里头比揣了蜜还甜——咱也是新四军了，能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三团三排八班的第一个任务，是初春的那场夜袭。傍晚趴在水沟边待命时，我盯着水面上自己的影子直发呆。影子里的少年脸还嫩，下巴上没几根毛，可手里的步枪已经上了膛。“怕不？”班长蹲在旁边卷烟，火星在黑暗里一亮一灭。我没敢说怕，只攥紧了枪带，指节捏得发白。水沟里的水渗进裤腿，冻得骨头缝都发麻，可谁也没敢动——副连长说了，鬼子的脚步声到跟前才能动手。
　　夜里九点，公路那头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是日伪军的卡车。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钢盔上的反光像鬼火似的晃。我数着数，一辆、两辆……直到第七辆卡车开过去，身后突然响起“嘀嘀嗒”的冲锋号。那声音比啥都管用，我猛地站起来，跟着战友们把手里的手榴弹往卡车底下扔。“轰轰”几声炸响，鬼子的卡车像受惊的马，掉头就往回跑。
　　“追！”班长喊着往前冲，我跟着人群跑，只听身后“啪嗒”一声，回头见是二牛的布鞋掉了。他跺了跺脚，光着脚就往前撵，石板路上的碎石子把脚底划得全是血，可他跑得比谁都快。我这才发现自己的鞋带也松了，顾不上系，踩着鞋跟追，风灌进裤腿，凉得像揣了冰，可心里头烧得慌——长这么大，从没这么痛快过。
　　连队驻守的地方四面环水，像个口袋。副连长王树生抓那个鬼子时，我正在岸边擦枪。那鬼子左膀子耷拉着，血把军装浸成了黑红色，被王副连长用枪指着后脑勺，脸都白了。可就在过小桥时，那鬼子突然“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押解的战士，一头扎进水里。“桂生！明显！追！”王副连长的吼声刚落，我和汪明显已经跟着跳进水里。
　　三月的河水冰得像刀子，扎得骨头缝都疼。汪明显比我大三岁，跟我一样是骆马湖边长大的，水性比我还好。他在前面游，我在后面追，眼看那鬼子往深水处扑，军装和皮靴灌满了水，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沉。等我们游过去，那鬼子已经脸朝下漂着了，嘴里还冒着泡泡。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到岸边——那是我头回这么近看鬼子的脸，年轻得很，眉眼间还带着稚气，可制服上的领章，明明白白是侵略咱国土的兵。
　　“这就算杀了鬼子？”我望着那具尸体，手还在抖。汪明显拍着我的背笑：“可不是咋的！以后就不怕了。”那天晚上，我躺在草堆上睡不着，总想起水里的冰冷，还有那鬼子下沉时的样子。说也怪，打那以后，再听见枪响，腿肚子不抖了。
　　
　　泗阳东部的保卫战打得凶。炮弹像雨点似的往阵地上砸，泥土溅得满身都是。我正猫着腰往战壕里钻，“轰隆”一声，身边的土堆突然炸开，我像被人狠狠推了一把，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浑身疼得像散了架，战友说我两条腿炸伤了十二处，右大腿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野战医院的条件差，手术后没几天，部队要转移，我被抬到了张大爷家。张大爷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多半，家里就一间草屋，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他们把我安顿在里屋的土炕上，因为疼得直哼哼，张大爷的孙女就端来碗红糖水，怯生生地说：“叔，喝了就不疼了。”那糖水甜得发腻，可我硬是含泪咽了下去。
　　鬼子来搜查的那天，我刚做完第三次取弹片的手术。张大爷把稻草往我身上盖，盖得密不透风，只留个缝喘气。“别出声！”他趴在我耳边说，“就当是害了大病。”维持会的人带着鬼子踹开门时，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打鼓。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哗啦”一声撩开稻草，刀尖离我的脸只有寸许。我赶紧闭上眼睛，故意往脸上抹了把泥——之前炸得满脸黢黑，正好装病。
　　“他害了大病，会传染！”维持会的人边说边给鬼子使眼色，还往我“脸”上指了指。那鬼子皱着眉头，往我身上戳了戳刺刀，见我没动静，骂了句啥就转身走了。等门“哐当”关上，我才发现浑身的汗把稻草都浸湿了。张大爷的孙女跑进来，往我嘴里塞了颗枣：“叔，你真勇敢。”
　　伤好离别的时候，张大爷往我背包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小孙女拉着我的衣角哭：“叔，你还回来不？”我摸着她的头说：“等打跑了鬼子，就回来给你讲故事。”可后来部队转战南北，再也没回过那个小村庄，只记得草屋里的煤油灯，和那碗甜得发腻的红糖水。
　　蚌埠作战时，子弹打穿了我的左肩，留下个洞。1949年拿到《华东军区退休军人证明书》时，我才二十三岁，可左胳膊已经抬不高了。地方政府奖励的五担粮食，我全捐给了村里的五保户——我这条命是战友和老乡们救的，这点粮食算啥。
　　
　　认识许夫英那天，她穿着蓝布褂子，辫子梳得溜光。媒人说她知道我打鬼子负了伤，还是党员，就愿意见见面。谈婚论嫁时，她红着脸说：“我啥也不要，就想带着俺娘出嫁。”她娘坐在旁边抹眼泪，我这才知道，她爹许景科1947年被国民党还乡团装进麻袋，沉了骆马湖——就因为两个女儿参加姊妹团干革命。“放心，”我攥着她的手说，“你娘就是我娘。”
　　结婚那天，我用独轮车推着岳母和新娘，全村人都出来看。岳母活到1968年，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桂生，委屈你了。”现在她的照片还摆在我家堂屋里，逢年过节，我都给她老人家磕个头。
　　五个孩子里四个入了党，每次家庭聚会，我都给他们讲水沟边的夜袭，讲骆马湖的冰水，讲张大爷家的稻草堆。“今天的好日子，是用血水换来的。”我摸着腿上的疤痕说，“可不能忘了本。”
　　去年秋天，重孙子缠着我问：“太爷，你真的撵死过鬼子？”我把他抱到腿上，指着窗外的稻田说：“你看这稻子，长得多好。当年太爷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安安稳稳吃白米饭，才往冰水里跳的。”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可我知道，这些事，得一代代讲下去。
　　作为垂暮之年的抗战军人，周立冬、张道干、项桂生三位老兵的故事，我感同身受，三种人生，同样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