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恩福选择，捷成毙酋

　　严恩福跟我说起1942年那个夏天时，手里的搪瓷缸子在桌上轻轻磕了两下，茶渍在缸沿结了圈深褐色的印子。他说那年他刚满十八，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远处尘土里滚过的队伍，心里像揣了团火——三条路摆在眼前，脚却像生了根，只往一个方向偏。
　　“伪军？那是给日本人当狗。”他往缸里续着热水，蒸汽模糊了眼角的皱纹，“我爹走的那年，给我留了句话：‘做人得有骨头，不能让人戳脊梁骨’。那些穿黄皮的伪军，进村就抢鸡摸狗，把王寡妇家的粮缸都掀了，这种事，打死我也干不来。”
　　国民党的队伍倒是来过村里，穿的军装比伪军齐整，可夜里就宿在祠堂，临走时牵走了李老汉的两头牛，说是“借”，再也没还。严恩福蹲在田埂上看过他们操练，军官骑着马，士兵背着枪，可队伍过处，地里的麦子被踩倒一片，老乡们敢怒不敢言。
　　那时陈鹏山常来村里串亲戚，他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褂子，跟老乡们一起割麦、挑水，晚上就蹲在油灯下讲“三座大山”。“日本鬼子是第一座，把咱的地占了，把咱的人杀了；那些当官的、地主老财是第二座，揣着黑心钱，看着咱饿死；还有那些装神弄鬼的，骗走咱最后一个铜板，是第三座。”陈鹏山的烟袋锅里火星明灭，“恩福你记住，咱农民要想直起腰，就得把这些山全掀了。”
　　严恩福听不懂那么多道理，可他看见陈鹏山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断粮的五保户，看见他光着脚在雪地里跑几里地报信，让乡亲们躲过鬼子的扫荡。“共产党的队伍吃山芋干，可他们把山芋干往老乡碗里塞；穿补丁衣，可他们帮老乡挑水劈柴。”他摸着下巴上的疤痕，“人心是秤，孰重孰轻，掂一掂就知道。”
　　
　　跟着陈鹏山进区大队那天，他领到一支土榴枪，枪身是铁打的，锈迹斑斑，枪托用布条缠了又缠。“这枪打不远，可打鬼子够了。”陈鹏山拍着他的肩膀笑，那天的太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周庙村柳圩子的据点像根毒刺，伪军黄海贵带着几十号人，白天抢粮，晚上赌钱，老百姓恨得牙痒痒。严恩福他们白天趴在芦苇荡里，看见伪军出来就扔手榴弹，“轰”的一声，等他们扛着枪追出来，芦苇荡里早没了人影，只剩几片晃动的叶子。到了夜里，他们就摸到据点墙根下，往里面扔“土炸弹”——酒瓶子里装着火药和铁砂，点燃引线一扔，“砰”的一声，能把伪军吓得屁滚尿流。
　　第八天清晨，严恩福正趴在草垛上啃山芋干，看见据点的门开了，黄海贵带着人往沭阳方向跑，枪都扔了好几支。“他们熬不住了，”陈鹏山擦着枪说，“对付这种货，就得比他们有耐心。”
　　管桥胡圩子的玉米地比人还高，叶子边缘像小刀，割得胳膊火辣辣的。严恩福攥着土榴枪，手心全是汗，旁边的老战士教他：“等鬼子过去了，打最后面那几个，打完就往玉米地里钻，顺着垄沟跑，他们追不上。”
　　风把玉米叶吹得哗哗响，掩护了鬼子的脚步声。严恩福看见钢盔在玉米顶上闪了闪，心里数着数，一、二、三……等大部队走远了，他猛地站起来，拉栓、瞄准、扣扳机，动作一气呵成。子弹没打中，却把最后那几个鬼子吓了一跳，旁边的战友扔出两颗手榴弹，“轰轰”两声，九个鬼子倒在地上。
　　“跑！”队长一声喊，严恩福跟着人群往玉米地深处钻，玉米叶抽在脸上，火辣辣的疼，可他笑得合不拢嘴。下午鬼子回来时，他们故技重施，又撂倒几个，等鬼子架起机枪扫射，玉米地里早就空了。
　　
　　鬼子的大炮是严恩福最怕的东西，“轰隆”一声，半个村子都在抖。有次他们刚占领一个土坡，炮弹就“嗖嗖”地飞来，泥土溅了满身。“撤！”队长喊着，大家连滚带爬地往后跑，刚离开，土坡就被炸平了。后来他们学乖了，在大路上挖壕沟，五尺宽，六尺深，能走担架，能藏人，鬼子的大炮一过来就陷在里面，动弹不得。
　　“臭狗阵”是陈鹏山从桑墟学来的法子。那时村里的狗都被打死了，游击队就从宿迁、沭阳弄来死狗，扛到鬼子据点旁的圩沟边。“夏天热，那味儿能飘三里地。”严恩福皱着鼻子笑，“蛆虫有小手指那么大，顺着墙缝往据点里爬，鬼子吃饭时能从碗里挑出蛆来。”没过多久，好几个据点就空了，鬼子宁愿在野地里露营，也不愿再待在那臭烘烘的地方。
　　任警卫班班长那年，他和方永清在周庙村西边遇上两个鬼子，正追着老乡家的鸡满街跑。“南边有条小河，”方永清低声说，“绕到他们后头。”两人猫着腰，踩着河边的软泥往东跑，躲在村西头的草堆后面，草堆西边就是条战壕沟。
　　严恩福顺着壕沟往北摸，离鬼子越来越近，能听见他们“叽里呱啦”的笑声。他深吸一口气，猛地站起来，枪指着鬼子的脑袋：“别动！举起手来！”鬼子愣了一下，伸手就要摸枪，严恩福和方永清抡起枪托，狠狠砸在他们头上。“那一下，解气！”他拍着桌子，眼里闪着光，“把他们的三八大盖背回来时，枪还热乎着呢。”
　　1945年炸坦克时，子弹从他右脸颊穿进去，左脸颊出来，下巴都打歪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他摸着脸上的疤笑：“命大，还能接着打鬼子。”后来到了朝鲜，他成了排长，在冰天雪地里趴着，一动就是大半天，脸上的疤冻得生疼，可他咬着牙不吭一声。
　　
　　复员回家那年，地方上给了他3090斤小麦，40尺花布，200元人民币。他把这些东西分给了村里的五保户，自己去了乡里的合作商店。“我认字少，就学着算账，慢慢也会了。”后来他去养老院当院长，给老人端屎端尿，洗脏衣服，谁都知道养老院有个脸上带疤的老院长，心善得很。
　　他的两个儿子，四个孙子，五个重孙，家里出了六个党员。“我常跟他们说，”严恩福挺直腰板，“做人得选对路，我这辈子最对的选择，就是跟着共产党走。”
　　2021年建党百年那天，97岁的严恩福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胸前别着党章，坐在电视机前看庆典。当国歌响起时，他慢慢站起来，对着屏幕敬了个军礼，脸上的疤痕在阳光下格外清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喃喃地说，眼里闪着泪光，“这话，我信了一辈子。”
　　
　　第四十章捷成毙酋
　　
　　阮捷成老人讲起那段往事时，总会从抽屉里摸出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枚锈迹斑斑的弹壳。他说这是从椒江口的滩涂里捡的，那天的硝烟味，仿佛还沾在上面。
　　1945年3月7日的海门码头，海风裹着咸腥味扑在脸上。我穿着保安六团的少尉制服，正核对防空哨的报告——最近日军飞机来得勤，像一群盘旋的秃鹫。上午九点刚过，瞭望哨突然扯着嗓子喊：“飞机！好多飞机！”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抬头，只见一架涂着膏药旗的日军飞机正歪歪扭扭地飞，右后方跟着一群银灰色的美军轰炸机，机翼上的白星在阳光下刺眼得很。
　　“是B-29！”身旁的老兵啐了口唾沫。美军的机关炮率先开火，几道橙红色的火链像鞭子似的抽过去，正中日机右翼。我看见那架日机猛地往下一沉，拖着道黑烟往西北方向逃，机翼上的膏药旗被打烂了一角，像块破抹布。“记下来：上午九时十七分，日机一架被击伤，向椒江方向逃窜。”我在记录本上画了个潦草的飞机，心里却嘀咕：这破烂玩意儿，怕是飞不到据点了。
　　
　　下午换岗时，我脱了制服换上青布短褂，想着早点回家给婆娘捎两斤海鱼。刚走到滩涂边，就听见人群的吵嚷声。十几个渔民围着浅滩指指点点，有人举着草帽往江面上挥。我拨开人群挤进去，腿肚子当时就软了——那架被打烂的日机斜插在泥里，半个机身泡在水里，机尾高高翘着，烂掉的膏药旗还在风里晃。
　　离飞机十几公尺的地方，海水刚没过脚踝。我猫着腰往过挪，靴底踩着泥发出“咕叽”的声响。机舱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三个日本兵爬了出来，军装湿得能拧出水，其中一个尉官模样的人手里攥着个皮质公文包，另一个扛着步枪，枪栓上还挂着水草。他们看见我，立马举枪瞄准，嘴里“哇啦哇啦”地喊。
　　“我听不懂你们的鸟语。”我故意往旁边退了半步，眼角瞥见浅滩上泊着条小木船，船帮上还刻着“浙海渔”三个字。那尉官似乎急了，掏出钢笔在湿透的纸上划了个歪歪扭扭的“救”字。这时有个拾贝的老乡喊：“这里是海门！属浙江！”我看见那三个鬼子的脸“唰”地白了，互相看了一眼，转身往飞机那边退。
　　“想等援兵？”我心里冷笑，悄悄往后退了两步，对着不远处的岗哨使了个眼色。那岗哨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立马猫着腰往中队部跑。我又换上笑脸，从怀里摸出块早上没吃完的米糕，做出往嘴里送的样子，招手让他们上岸。那尉官犹豫了一下，转身往机舱里喊了句什么，舱门里探出个戴金边眼镜的脑袋，看肩章竟是个少将。
　　“好家伙，钓着大鱼了。”我攥紧了藏在身后的驳壳枪，指节捏得发白。江风越来越大，吹得芦苇荡“呜呜”作响，像有无数人在暗处喘气。那少将在舱门口站了片刻，又缩了回去，尉官回头冲我摆了摆手，意思是“等”。
　　这一等就到了傍晚，夕阳把海水染成了血红色。我正盯着飞机的影子出神，突然听见右边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十几条汉子扛着枪冲过来，领头的是七区保安队的王老三——这帮人上个月还是海盗，专在海上抢日本人的船，被收编后枪杆子里还带着股匪气。“阮排长！干不干？”王老三举着汤姆逊冲锋枪喊，唾沫星子顺着胡子飞。
　　没等我回话，他身后的弟兄已经踩着水往飞机扑。“慢点！要活的！”我喊着往前追，可已经晚了。一个精瘦的海盗“噌”地爬上机翼，抬脚就踹驾驶舱的玻璃。里面的鬼子终于急了，“砰”的一枪打在那海盗脚边，泥水溅了他一脸。
　　“狗娘养的还敢开枪！”王老三骂着扣动扳机，汤姆逊吐出的火舌在暮色里格外亮。飞机里的鬼子也开了火，子弹“嗖嗖”地从舱门里射出来，有个海盗没躲利索，捂着肚子倒在水里，血把周围的海水都染红了。
　　就在这时，分队长带着弟兄们赶到了，十几支步枪齐刷刷地架在江堤上，连那挺宝贝重机枪都抬来了。这机枪是从日本人手里缴的，平时宝贝得很，今天算是派上了用场。“架起来！”分队长喊着，两个壮实的士兵把机枪往堤岸的土堆上一架，枪管黑洞洞地对着飞机。
　　“打！”我一声令下，重机枪“突突突”地咆哮起来，子弹像冰雹似的砸在机身上，铁皮被打得“叮叮当当”响。机舱里的鬼子被压制得抬不起头，只有那少将还在从舷窗里往外打手枪，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去，打在身后的芦苇上。
　　突然，机舱里传出两声闷响，不是枪声，倒像是什么东西炸了。紧接着，黑烟从舱缝里冒出来，火苗“腾”地蹿了老高，瞬间就把整个飞机裹住了。“娘的，自焚了？”王老三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烧得好！烧得好！”
　　火光照得江面上一片通红，连天上的云彩都染成了血色。我站在江堤上，看着飞机的残骸在火里噼啪作响，直到烧得只剩个空架子，才想起该做些什么。“弟兄们，把火灭了，找东西盖住！”我喊着，心里清楚，明天鬼子准得来找。
　　镇公所的人连夜扛来了十几捆芦席，等潮水退了，我们七手八脚地把烧黑的飞机残骸裹得严严实实，又在旁边埋了几具没烧透的尸体——用的是镇上最好的棺材，也算让他们做了回“体面鬼”。忙到后半夜两点，我才在中队部的长椅上眯了会儿，刚合上眼就梦见那架飞机在火里转圈。
　　
　　天刚亮我就往滩涂跑，远远看见椒江口外漂着艘汽艇，上面的太阳旗看得真切。那汽艇沿着北岸慢慢搜，到了三江口又掉头往回走，像条找不到骨头的野狗。过了一个多钟头，又飞来架侦察机，翅膀几乎要扫到芦苇尖，可除了裹着芦席的“小山”，啥也没找着。
　　大概过了四五天，一个跑宁波的商人偷偷告诉我，说镇海的鬼子疯了，夜里开着几十艘汽艇在甬江口转圈，探照灯把海面照得跟白天似的。“听说丢了个大官，”商人压低声音，“广播里都哭了，叫什么山县正乡，追成大将了。”
　　我这才知道，那天烧死在飞机里的，竟是日本海军的中将。后来才听说，这家伙是去东南亚指挥作战，没想到半路上被美军打下来，最后栽在了海门的滩涂里。
　　
　　阮捷成老人说到这儿，把那枚弹壳放在掌心搓了搓：“你说巧不巧？一群海盗，几个保安兵，就把个日本大将给收拾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里仿佛还藏着当年的火光，“这辈子打过不少仗，就这一仗，打得最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