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参军圆梦，天然“口袋”

　　姜正元跟我讲起1938年那个秋天的黎明时，手里的旱烟杆在石桌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他说那夜的露水比往年都重，草叶上的水珠打湿了裤脚，凉得像冰，可他浑身的血却烧得滚烫——不是因为热，是因为恨。
　　
　　那时他才14岁，正蜷在土炕的最里侧做梦。梦见跟着爹去东海县赶集，刚要接过糖人担子上的孙悟空，后领就被一把拽住。爹的手在抖，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别出声，快跟我走。”院门外的脚步声像打鼓，不是村里人的布鞋声，是皮靴踩在泥地上的“咚咚”响，混着铁器碰撞的叮当声。
　　爷俩钻进院后那片半人高的蒿草里时，姜正元才看清，黑压压的队伍正往村里涌。领头的是戴钢盔的鬼子，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冷光，后面跟着的伪军穿着灰扑扑的制服，腰里的枪托一晃一晃。他数着队伍的影子，数到一百多就乱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来了五百多个日伪军，比村里的壮丁加起来还多。
　　“他们踹门的声音，我现在还能听见。”姜正元往烟锅里塞着烟丝，火柴划亮的瞬间，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红。“王老五家的木门是新做的，被他们一脚踹裂了，木渣子飞起来半尺高。二丫她娘抱着孩子躲在炕洞里，被刺刀挑着头发拽出来，孩子吓得直哭，被一个鬼子抢过去扔在地上……”
　　乡亲们被赶到晒粮场时，天刚蒙蒙亮。场边的老槐树影影绰绰，像个弯腰的老人在发抖。姜正元看见他的同桌狗蛋被两个伪军架着，狗蛋的鞋跑丢了一只，光着的脚在地上拖出一道血痕。他想喊，被爹死死捂住嘴，指缝里漏出的呜咽被风刮散了。
　　鬼子的机枪架在场边的石碾子上，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人群。一个翻译官扯着嗓子喊了些什么，姜正元没听清，只看见人群里有人跪下来磕头，有人往场边的草垛挪。然后，机枪响了。
　　“不是‘砰砰’，是‘突突突’的，像撕布一样。”他的烟杆停在嘴边，“狗蛋往前跑了两步，就趴在地上不动了。李奶奶抱着她的小孙子，子弹打在她后背上，她还死死搂着孩子……”姜正元突然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天的血，把晒粮场的土都泡红了，第二年开春，那儿的草长得比人还高。”
　　从那天起，姜正元心里就长了个疙瘩。他总往村头的路口跑，盼着能遇上穿灰军装的队伍。娘把他锁在屋里，他就扒着窗棂喊：“我要去杀鬼子！”爹蹲在门槛上叹气，烟袋锅里的火明明灭灭：“你才多大？枪都扛不动。”他梗着脖子犟：“我能！我能背五斤柴，就能背枪！”
　　
　　这念想揣了五年，直到1943年春天，县模范队到青伊湖招兵。那天他正在地里给麦子浇水，听见村头敲锣，扔下扁担就跑。报名的地方挤了二十多个年轻人，队长打量着他：“你这身子骨，能扛枪？”他原地蹦了三下：“我能！我还能追兔子！”
　　夏天的那场伏击战，是他第一次摸真枪。枪身是凉的，比家里的铁锨沉得多，五发子弹被他用油纸包了又包，藏在贴身的口袋里。他们埋伏的沟里长满了拉拉秧，刺得胳膊火辣辣的，可没人敢动。远处传来马蹄声时，队长压低声音喊：“准备！”
　　姜正元的心跳得像打鼓，他盯着沟沿上的草动了动，看见鬼子的军靴尖露了出来。“打！”队长一声令下，他闭着眼扣动扳机，后坐力震得肩膀发麻。等他睁开眼，一个鬼子正捂着腿在地上滚，伪军们慌得像没头苍蝇。“撤！”队长喊着，他跟着人群往后跑，才发现自己的裤脚被沟里的石头刮破了，沾着草叶和泥。
　　
　　1944年冬天，杨部元和李迎奎从前线回来养伤，姜正元几乎天天往他们家跑。杨部元的胳膊被炮弹片划了道大口子，缠着厚厚的绷带，却总爱讲前线的事：“我们连守一个山头，打退鬼子三次进攻，最后剩下十七个人，还在往阵地上扔手榴弹……”李迎奎少了根手指，他说那是拼刺刀时被鬼子挑掉的：“疼？顾不上疼，心里就想着把他捅倒！”
　　“共产党员是什么？”当姜正元问出这句话时，杨部元正往灶膛里添柴，火苗映着他的脸：“是敢把命豁出去的人。”那天晚上，姜正元躺在炕上没合眼，他想，自己也敢。
　　入党宣誓那天，村口的喜鹊叫得格外欢。杨部元家的木门从里面闩上了，窗纸被风刮得哗哗响。姜正元跟着杨部元念誓词，声音小得像蚊子，可每个字都咬得死死的。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他听见自己的心跳盖过了窗外的风声。
　　1945年春天，征兵的消息传到乡里，姜正元第一个报了名。他挨家挨户地劝：“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我们跟他们算账了！”全乡78个年轻人跟着他走的那天，他娘往他背包里塞煮鸡蛋，手一直在抖。他说：“娘，等打跑了鬼子，我回来给您挑水。”
　　陇海铁路边的那场战斗，他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鬼子，只记得重机枪的枪管烫得能烙饼。当冲锋号吹响时，他扔下机枪就往前冲，捡起地上的步枪，刺刀上还沾着血。一个鬼子举着枪朝他刺来，他侧身躲开，刺刀从鬼子的肋下捅进去，那鬼子闷哼一声倒了，他的胳膊也被划了道口子，血顺着袖子往下滴。
　　“三个鬼子被逼到铁道边，我们喊‘缴枪不杀’，他们还举着枪冲。”姜正元摸了摸右手的伤疤，那是被流弹擦伤的，“枪响的时候，我想起了晒粮场的那些乡亲。”
　　后来的事，他说得轻描淡写。淮海战役里被子弹擦过耳朵，渡江战役时掉进江里喝了一肚子水，朝鲜战场上被埋在防空洞里三天三夜。张新才营长摸他心口时，他已经没了知觉，只记得醒来时，嘴里有股糖水的甜味——那是卫生员用仅剩的白糖冲的水。
　　
　　2021年我去看他时，他正和老伴坐在院里的槐树下晒太阳。蒋士英奶奶给我们端来茶水，他指着墙上的照片笑：“三个儿子都没当过兵，可他们知道爷爷杀过鬼子。”阳光穿过树叶落在他脸上，那些伤疤在光里明明灭灭。
　　“后悔吗？”我问他。
　　他往起站，右腿不太利索，却站得笔直：“你去问问晒粮场的草，它们后悔长那么高吗？”
　　我望着他挺直的脊梁，忽然想起他说过从防空洞被挖出来的情形。那时他被帆布裹着，像个粽子，只露出两只眼睛。张新才营长跪在他身边，用刺刀划开帆布的动作又急又稳，刀尖离他脖子只有寸许。“还有气！”他听见有人喊，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后来在绥化休养时，他总对着窗外的松树发呆。右手吊在胸前，吃饭得靠护士喂，他就趁人不注意，用左手抓着勺子往嘴里送，汤洒得衣襟上全是。有个同屋的老兵笑他：“命都捡回来了，还急着练吃饭？”他梗着脖子说：“等手好了，我还得回去打鬼子。”老兵叹口气：“鬼子早就投降了。”
　　那天他沉默了很久，傍晚时对着墙根掉了几滴泪。不是因为疼，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打完仗的战场，硝烟散了，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回家务农的那年，他把部队发的伤残证压在箱底。开春时牵着牛耕地，右肩使不上劲，犁铧总往一边歪。蒋士英抢过牛绳：“我来！”她那时刚当选妇救会副会长，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吆喝牛的声音比男人还亮。他站在田埂上看着，忽然觉得这日子，比打胜仗还踏实。
　　民兵训练时，他教年轻人拼刺刀，示范动作时右胳膊抬不高，就改成用左手。“记住了，刺刀要往斜上方捅，这叫挑……”他一边说一边比划，额头上渗着汗，眼里却闪着光。有个半大孩子问：“姜叔，您杀过多少鬼子？”他摸摸孩子的头：“不多，够给乡亲们报仇的。”
　　去年秋天我再去，他正坐在院里摘棉花。蒋士英奶奶坐在旁边纳鞋底，阳光把两人的影子叠在一起。他的手抖得厉害，棉花籽总捏不住，掉在筐里蹦蹦跳跳。“人老了，不中用了。”他笑，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
　　“您给我讲讲陇海铁路那回，”我说，“您跑在最前面的时候，想啥呢？”
　　他停了手，望着远处的麦田，半晌才说：“想狗蛋要是活着，该跟我一样大了。想他要是能看见火车跑在咱自己的铁路上，该多高兴。”
　　
　　风从院墙外吹进来，带着麦秸秆的味道。槐树叶沙沙响，像那年他入党时，杨部元家窗纸的声音。
　　我时常回想起那些在抗战岁月里听到的故事，每一段都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让我永远无法忘怀。其中，甄济培和李二喜的经历，更是让我对那段残酷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甄济培跟我讲起1939年11月3日的雁宿崖伏击战时，眼神里依旧闪烁着当年的坚定与果敢。那时他才15岁，可已经是三团里的一名热血战士了。他们很早就抵达了雁宿崖，那一夜，寒冷彻骨，大家却都强忍着困意和寒意，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甄济培是河北唐县川里村人，离他们不远的石头村，曾在1937年冬天被鬼子残忍地屠戮一空，60多口人无一幸免，房子也被付之一炬。这血海深仇，让甄济培小小年纪就毅然决然地瞒着家人，拿着一件衣服就去找部队，参加了晋察冀军区3军分区12大队。他当时对部队说的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人小，但是这个枪我能背两支，8岁时我就能砍柴、挑水，能吃苦，只要让我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涞源县雁宿崖的地形，就如同一个天然的“口袋”，三面环山，中间是一条沟。甄济培他们埋伏在山上，居高临下，就等着日军往里钻。当清晨的阳光刚刚洒下，日军辻村宪吉大佐所部第一大队就进入了伏击圈。随着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瞬间从三面向日军喷吐着火舌。在沟里的鬼子顿时乱了阵脚，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
　　甄济培说，当时他感觉日军根本无处可逃，我军占据着绝对的地理优势。可日军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步兵第一大队全是日寇关东军战斗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抵抗得十分顽强。三团的一挺水压重机枪，成了战场上的关键武器。这挺机枪打仗的时候得先灌上水，一次可装250发子弹，封锁角度大，只要有水就可以不停射击，不过行军时得三四个人扛着。当时，这挺机枪专门对着日军的炮打，光日本人的炮手就死了30多个，那些鬼子也够顽固的，死一个又上去一个，翻来覆去，最后尸体都把炮堆起来了，可他们愣是一发炮弹都没放出来。
　　战斗的激烈程度远超想象。甄济培亲眼看到二连的三个战友和一个鬼子拼刺刀，那鬼子的拼刺技术十分娴熟，三个战友一时竟杀不死他。千钧一发之际，甄济培手里正拿着手榴弹，他毫不犹豫地跑到那个鬼子后头，用尽全身力气，用手榴弹砸中鬼子的后脑勺，鬼子这才扑倒在地。三个战友趁机拿着刺刀，一起扎在这个鬼子的身上。
　　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雁宿崖才恢复了宁静。这一战，除了迁村宪吉大佐和少数几个鬼子逃跑外，其余的日军都被打死，山上、沟里遍布着鬼子的尸体。八路军大获全胜，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甄济培和二连的战士，有一半都换上了新枪，他自己也得到了一把三八步枪，那崭新的枪身，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仿佛在诉说着这场胜利的来之不易。
　　而1939年11月7日的黄土岭战斗，同样惊心动魄。这次是18岁的李二喜大放异彩。李二喜是山西灵丘县祁庄村人，自幼父母双亡，只能给地主放牛为生。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还随军参加了驿马岭阻击战，缴获了日军山炮、迫击炮数门。之后，他跟随排长刻苦训练，练眼力，练测距，找手感，成了一名主攻小炮手。
　　11月7日下午3时，日军进入涞源黄土岭，战斗打响。4时许，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院落里，日本军人进进出出；院后的小山包上，也有几个日军军官用望远镜瞭望。他敏锐地判断此院落可能是日军的指挥所，便立即命急调迫击炮连。连长杨九坪带着李二喜扛着一门山洞型82迫击炮和四发炮弹迅速上山。陈正湘指给他们两个目标，语气坚定地要求务必要用迫击炮将这两个目标摧毁。
　　杨九坪在目测距离后，自信满满地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李二喜全神贯注，测距定向，调整炮位，手起弹出，连发两发，炮弹精准地在小院开了花。他又迅速调整炮位，朝小山包打了仅剩的两发。硝烟刚散，只见小院里鬼子慌乱地进进出出，山包的日军也拖着伤员撤下。当时的李二喜还不知道，他这几炮，击毙了阿部规秀，这个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寇最高级别将领。后来，李二喜获“神炮手”的殊荣，聂荣臻司令员特意奖励他一把手枪。那把手枪，是荣誉的象征，更是他英勇战绩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李二喜使用的那门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成了中国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向后人诉说着那段辉煌的抗战历史。
　　
　　李二喜退伍后到广东韶关工作，直到2010年3月去世，享年89岁。而甄济培，建国后任北京军区炮6师政治委员，两次率炮兵分队参加国庆阅兵，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检阅。2021年，高龄98岁的他，仍积极从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将那段抗战历史，那段热血岁月，不断地讲述给更多的人听，让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