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宗岱浴血，昆仑鏖兵

　　国民党老兵张军书桌抽屉里锁着块发黑的弹片，是战友李宗岱生前送他的。张军说这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从李宗岱右眼眶里取出来的。每次摸到这棱角锋利的金属，总能想起浑浊的左眼里闪过的光——那是20岁的李宗岱攀着寨墙扔手榴弹时，映在瞳孔里的硝烟。
　　
　　1938年4月的大许家土寨，黄土墙被炮火熏得发黑。张军那会儿在40军补充团当通讯员，亲眼看见李宗岱踩着班长的肩膀往上爬。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绑腿勒得紧紧的，腰间别着四颗手榴弹，像串沉甸甸的紫葡萄。“弟兄们跟我上！”他吼一声，声音劈得像被刺刀划破的布。
　　寨墙上的伪军往下扔着土块和手榴弹，李宗岱左手抠着墙缝，右手甩出去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烟尘腾起时，他已经攀到了墙头，半截身子露在外面。可第二颗手榴弹刚举过头顶，日军的机枪就扫了过来。我看见他像片叶子似的从墙上栽下来，军帽飞出去老远，落在一丛酸枣刺上。
　　后来才知道，子弹从他右脸颊穿进去，掀飞了半拉牙床。战友们喊着“为连长报仇”冲上去，土寨墙被鲜血浸成了暗红色。拿下寨子清点人数时，有人在墙根的草堆里摸到个还有气的身子——是李宗岱，嘴里咕嘟咕嘟冒着血沫，右手还攥着颗没扔出去的手榴弹。
　　徐州兵站医院的走廊里，血腥味混着福尔马林的味道，能把人熏晕。李宗岱躺在角落里的草垫上，右眼肿得像个紫茄子，血把半边脸都糊住了。医生掀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摇摇头对护士说：“准备后事吧，这小伙子挺不过今晚。”
　　可他偏就挺过来了。第四天头上，我去送伤员名单，听见草堆里有动静。低头一看，李宗岱正睁着左眼瞅我，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啥。我赶紧喊医生，他却扯住我的袖子，指了指墙角的步枪——那是抬他来的时候，战友顺手放在那儿的。
　　鬼子轰炸徐州那天，医院的大楼塌了一半。李宗岱被埋在碎砖底下，不知过了多久，他竟用手刨开砖头爬了出来。满身是血的他站在废墟上，左眼看了看天，突然咧开嘴笑了——原来他从二楼摔下来时，被一堆棉被垫了一下，除了擦破点皮，竟没添新伤。
　　转院到汉口那天，火车过淮河，他突然坐起来，要护士拿镜子给他。当看清右眼眶只剩个黑洞时，他沉默了半晌，突然一拍大腿：“好得很！以后瞄准不用闭一只眼了！”医生说这是医学奇迹，他却摸着空荡荡的右眼窝说：“鬼子还没打跑，阎王爷哪敢收我。”
　　
　　台儿庄战役打响时，李宗岱已经是第四任连长了。头三任，一个战死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个被炮弹炸断了腿，最后那个牺牲时，怀里还揣着刚收到的家信。“都跟我来！”他站在磨盘上，扯开军装露出胸口的伤疤，“怕死的留下，不怕死的跟我去敢死队！”
　　没想到呼啦一下站出来五十多人，比他要的多了一倍。他挑了二十个精壮的，每人发了一把大刀、四颗手榴弹。出发前，有个戴眼镜的学生兵突然哭了，说没给爹娘留句话。李宗岱掏出块染血的手帕，让他把家里地址写上，“我活着就给你寄回去，我死了，总有活着的弟兄替你捎信。”
　　巷战打得昏天黑地，他们从早到晚没吃口饭。当地的老人冒着枪林弹雨送来煎饼，用篮子挎着，上面盖着块蓝布。“孩子，趁热吃。”有个白发老太太往李宗岱手里塞煎饼，他刚咬一口，老太太就被流弹打中，倒在他脚边。那煎饼他嚼了半天，没咽下去，最后和着眼泪吞了。
　　二十多天后援兵赶到时，敢死队就剩他一个还能站着。大刀卷了刃，军装被血粘在身上，左胳膊被刺刀划了道深可见骨的口子。清点战果时，光是他们连消灭的鬼子，就堆了半条街。他摸着墙上的弹孔，突然想起那个戴眼镜的学生兵——那孩子用身体挡住了一颗手榴弹，救了三个战友。
　　抗战胜利那天，李宗岱在济南见到了娘。老太太摸着他空荡荡的右眼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儿啊，你咋成了这样……”他笑着说：“娘，你看我这不还活着嘛，鬼子被打跑了。”可娘住了没几天就说要走：“我跟你弟弟过惯了，他在八路军里当文书，踏实。”
　　内战爆发那天，他正在河南沁阳的营房里擦枪。接到开拔命令时，他把枪往桌上一摔：“要打鬼子，我李宗岱第一个冲。打中国人？老子不干！”营长骂他抗命，他掏出所有勋章往桌上一摆：“这些都是跟鬼子拼命换来的，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他揣着仅有的几块银元，一路讨饭到了重庆。在码头摆摊卖水果，后来又贩盐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次遇到当年的老战友，劝他去国民党那边谋个差事，他直摆手：“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得留着看新中国是啥样。”
　　
　　八十年代张军去重庆看他，李宗岱正趴在桌上写回忆录。左眼里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他指着墙上的照片给我看，有台儿庄的断壁残垣，有敢死队的弟兄们，还有他娘的黑白小照。“你看，”他摸着照片上的人，“他们都没活到好日子，我得替他们多看看。”
　　2011年春天，张军约我去参加李宗岱的追悼会。骨灰盒上覆盖着国旗，旁边放着那把卷了刃的大刀。有人念悼词时，我突然想起李宗岱说过的话：“当兵的，最怕的不是死，是没人记得你为啥死。”
　　张军案头的搪瓷缸子边缘磕掉了一块瓷，这是他看望老兵时，廖伯群给他的。缸子上“昆仑关战役纪念”几个字早已模糊，但张军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摩挲着缸子说“这是用鬼子的炮弹皮熔的”时，左眼里闪烁的光，让我想起1939年那个炮火连天的冬夜——昆仑关的山路上，T-26坦克的履带碾过碎石，发出的咯吱声里，混着许万寿迫击炮连的炮声，像首悲壮的曲子。
　　
　　1939年12月18日凌晨，张军作为战地记者跟着第五军突进，趴在许万寿迫击炮连的掩体里，能看见廖伯群的坦克在月光下像头铁牛。他后来跟张军说，那天坦克舱里的温度计飙到了四十度，他的粗布军装能拧出水来，手心的汗把操纵杆都泡得发滑。“第一次用坦克打大仗，心里没底啊。”廖伯群呷着茶笑，“就像抱着块烧红的烙铁，扔也不是，抱也不是。”
　　进攻信号弹升空时，十多辆坦克轰隆隆地往前冲，履带卷起的碎石打在装甲上噼啪响。可没走多远，廖伯群就发现不对——步兵被落在后面，坦克成了活靶子。他从瞭望镜里看见日军的防御炮调转了方向，炮口的火光像毒蛇吐信。“快减速！”他对着对讲机吼，可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就砸在旁边的坦克上。那辆坦克像被捅破的铁皮罐头，火苗从舱盖里窜出来，里面的三个弟兄连呼救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张军在掩体里看得心揪紧了。许万寿的迫击炮连刚架起炮，就被日军的炮火压制。他趴在地上，帽檐被弹片削掉一块，却死死盯着瞄准镜：“往鬼子炮位打！快！”可炮弹刚出膛，他就看见廖伯群所在的五连乱了阵脚——连长的坦克被击中，履带断成两截，连长刚从舱里爬出来，就被机枪扫中，像片叶子似的倒在血泊里。
　　“十来分钟，几十号弟兄没了。”廖伯群的声音低了下去。他的坦克被一发炮弹擦中侧面，装甲板凹进去一块，无线电里传来七连的呼救声，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坦克一辆辆起火。直到接到撤退命令，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背被冷汗浸透，贴在身上冰凉。
　　第二天清晨的进攻，成了用血换来的课堂。廖伯群转编到战车二团后，坦克刚启动，就看见许万寿的迫击炮排跟了上来。“战车停，我们就停；战车动，我们就跟。”许万寿后来跟张军说，他们给每辆坦克配了两门迫击炮，像哼哈二将似的护着。我跟着他们往前冲，看见步兵有的在坦克前开路，有的在两侧掩护，坦克的机枪则扫向藏在石缝里的鬼子。
　　昆仑关的山路陡得邪乎，坦克爬一段就得停下来，履带在碎石上打滑，像老牛拉车。有辆坦克卡在两块巨石中间，日军的机枪就从山顶扫下来。许万寿急得红了眼，指挥迫击炮往山顶轰，硝烟刚起，他就拎着枪冲上去：“跟我来！把鬼子的机枪敲掉！”廖伯群的坦克也掉过头，用车身挡住子弹，机枪手探出身子往山顶扫射。
　　张军在旁边的弹坑里，看见一个年轻的步兵被流弹打中大腿，却咬着牙爬到坦克边，把捆好的手榴弹递给廖伯群。“扔到左边的山洞里！”他指着山顶喊，血顺着裤腿流进草鞋里。廖伯群刚接过手榴弹，就看见那步兵又捡起枪，一瘸一拐地往前冲。后来才知道，那是个刚参军的学生，才十六岁。
　　那天傍晚，国军终于冲到半山腰。廖伯群的坦克履带卡进了弹坑，他正要跳下去修，许万寿的迫击炮突然响了——原来日军从侧面摸上来，是迫击炮连的弟兄用炮火挡住了他们。“那一刻我才明白，坦克再硬，也得有弟兄们护着。”廖伯群抹了把脸，“就像手指头，攥成拳头才有力气。”
　　12月29日的突袭，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热血沸腾。杜聿明将军想出的法子，真是绝了——让三吨半重的小战车走小路绕到敌后。张军跟着工兵团的弟兄，看着他们用绞车把战车一节节绞上山，钢丝绳勒得咯吱响，绞车手的手磨出了血泡，就用布裹着接着干。廖伯群坐在战车里，身子随着战车摇晃，左眼里的血丝比车外的红绸子还艳。
　　凌晨发起进攻时，日军根本没料到我军会从背后杀出来。廖伯群的战车第一个冲进敌营，履带碾过鬼子的帐篷，机枪扫得那些正在煮早饭的鬼子鬼哭狼嚎。许万寿的迫击炮连也跟了上来，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落在日军炮位上。张军看见一个鬼子军官举着指挥刀冲过来，被战车的机枪扫中，指挥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最惨烈的是最后的山洞攻坚战。十几个鬼子躲在山洞里负隅顽抗，我们的战士喊了半天，里面只有枪声回应。廖伯群把战车开到洞口，用机枪扫射，可山洞太深，根本打不着。这时候，许万寿拎着个布包跑过来，里面是老乡给的辣椒面。“给他们加点料！”他笑着说，让战士们把辣椒面和烟雾弹一起往里扔，再用风箱往里面鼓风。
　　没过多久，山洞里没了动静。我们进去一看，十几个鬼子都趴在地上，有的嘴里还咬着枪，竟是集体自杀了。廖伯群踢了踢一个鬼子的尸体，发现他怀里揣着张照片，是个穿和服的女人抱着孩子。“再狠的鬼子，也有牵挂的人啊。”他叹了口气，把照片埋在了山洞外的土里。
　　
　　昆仑关战役结束那天，张军跟着廖伯群和许万寿登上主阵地。地上的血冻成了暗红色，碎石缝里还嵌着弹片和断枪。许万寿捡起个日军的钢盔，往地上一摔：“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钢盔裂成了两半，像个张开的嘴，在呼啸的山风里仿佛在哭。
　　后来他们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廖伯群的战车在野人山陷进泥潭，是许万寿带着弟兄们用手挖了三天才把车弄出来。许万寿在一次突围中中了枪，是廖伯群背着他走了二十多里山路。“那时候啊，命都是绑在一起的。”许万寿在电话里跟张军说，声音还有点抖，“现在他在广西，我在湖南，每年还通个电话，就想听听老伙计的声音。”
　　去年张军去看廖伯群时，他正坐在院子里擦一把坦克钥匙。那钥匙锈得厉害，他却用布擦得发亮。“这是昆仑关那辆战车的钥匙。”他把钥匙递给张军，“留着吧，让后人知道，当年有群弟兄，在这里流了血。”阳光穿过他的白发，在钥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昆仑关山顶的星星，七十多年了，还亮着。
　　
　　张军回忆了老兵王德修的抗战往事。那是1937年7月7日的夜，19岁的王德修跟着金振中营长冲上了卢沟桥。
　　1937年的夏天，宛平城外的玉米地刚没过膝盖。张军作为战地记者在29军采访，常看见王德修和新兵们在卢沟桥畔练刺杀。他握着大刀的手还在发抖，刀背磨得胳膊肘通红，可金振中营长总说：“河南娃子劲大，多练练能劈开鬼子的钢盔。”
　　7月7日夜，枪声像爆豆似的在永定河上炸开时，张军正住在宛平县城的客栈里。跑到城头一看，只见卢沟桥的石狮子在月光下泛着冷光，11连的弟兄们正趴在桥栏后射击，子弹打在栏杆上迸出火星。突然，金振中营长的吼声穿透枪声：“11连打光了！12连，上桥！”
　　王德修后来跟张军说，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比枪声还响。他被队伍簇拥着冲上桥，脚下的石板滑得像抹了油——后来才知道那是战友的血。桥中间的石狮子旁，一个11连的老兵被打断了腿，还抱着鬼子的腿用牙咬，直到被刺刀捅穿胸膛。
　　“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金振中营长光着膀子，大刀上的血珠滴在青石板上，像串红玛瑙。他第一个跳进敌群，刀光闪过，一个鬼子的钢盔滚到王德修脚边。王德修学着营长的样子挥刀，却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了袖子，他急得大吼一声，抱住鬼子一起滚到桥板上，用石头砸碎了对方的脑袋。
　　等他们把鬼子赶下桥时，天边已经泛白。王德修靠在石狮子上喘气，才发现左手无名指不知何时被削断了，血顺着指缝流进掌心，和汗水混在一起。桥面上的尸体叠了两层，有的弟兄还保持着挥刀的姿势，血顺着桥缝流进永定河，把河水染成了粉红色。
　　11日凌晨收复铁路桥东端的战斗，成了王德修一辈子的痛。他趴在桥洞下，看见金振中营长带着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绑腿上的血把裤脚都浸透了。突然，一颗手榴弹在营长身边炸开，王德修眼睁睁看着他像棵被砍倒的树似的栽倒，左腿的裤管瞬间被血染红。
　　“营长！”王德修疯了似的冲过去，腋下突然一阵剧痛——被流弹划开了一道口子。他顾不上包扎，抱住金振中就往回撤，子弹在耳边嗖嗖飞过。营长的头靠在他肩上，嘴里还念叨着：“守住桥……守住桥……”后来才知道，一颗子弹从营长左耳贯进，右耳穿出，差点打穿脑袋。
　　张军在后方医院见到他们时，王德修的左手缠着绷带，金振中还在昏迷。护士说，营长左腿的碎骨取了半盆，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桥守住没”。王德修坐在病床边，用没受伤的右手给营长扇扇子，眼里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这年冬天，张军在河南遇到了15岁的唐加义。他刚参军就赶上禹王山阻击战，三个连攻一个山头，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只剩下能凑成一个连的人。“团长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要当敢死队，”王德修后来跟张军比划着，“他把绑腿解下来系在胳膊上，说‘跟着我冲，死了也光荣’。”
　　唐加义说，他们踩着尸体往上爬，有的人肚子被打穿了，还往前爬了两米才倒下。他的步枪被打飞了，就捡起地上的大刀砍，刀刃卷了刃，手上全是血泡。等占领山头时，团长已经趴在战壕里，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子弹。200多人的敢死队，只剩下30多个带伤的，唐加义的胳膊被弹片划开，露出了白骨。他后来跟张军说，那天夜里躺在战壕里，听着山风吹过死人堆的呜咽声，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原来生死之间，不过是能不能再往前冲一步的距离。
　　
　　1949年春天，张军在济南的学校里又见到了王德修。他穿着粗布棉袄，正给火炉添煤，脸上沾着黑灰，只有左手缺了一截的无名指还能看出当年的模样。“抗战胜利后跟着部队起义，”他搓着手上的煤灰笑，眼角的皱纹里还藏着硝烟的痕迹，“现在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守着这炉子，就像守着当年的卢沟桥。”
　　王德修住的小屋里，墙上挂着个蓝布包，里面是枚29军的铜制帽徽。每天睡觉前，他都要拿出来用粗布擦一擦，帽徽边缘的棱角被磨得圆润，却依旧能看出“29军”三个字的刻痕。有次学校的孩子围着他问手上的伤疤，他就哼起29军的军歌，唱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声音总会发颤，左手不自觉地摸向缺了指节的地方。
　　1955年，张军去云南采访，在小马乡的田埂上遇见了唐加义。他扛着锄头，裤脚卷到膝盖，腿上蜿蜒的伤疤在阳光下像条褪色的红绳。“这些勋章啊。”他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的勋章叮当作响，有枚抗战胜利章的边角已经氧化发黑，“都是弟兄们用命换的。”最让他惦记的，是辽沈战役时记的三等功，因为战事紧，一直没领到证书。“不是图啥荣誉。”他摩挲着勋章背面的字，“就是想让九泉下的弟兄们知道，咱没给他们丢脸。”
　　1985年，金振中老兵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王德修正在拉架子车。他把车停在路边的老槐树下，蹲在地上哭了半天，拉车的老黄牛也低着头，鼻子里发出呜咽的气声，像是懂主人的心事。后来听说，金振中的骨灰撒在了卢沟桥畔，王德修特意坐了两天火车去北京，在桥上坐了一整天。他用没受伤的右手摸着石狮子的鬃毛，对着永定河喃喃自语，谁也不知道他说了些啥，只看见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座沉默的碑。
　　2013年冬天，张军去看望病危的王德修。他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很弱，却紧紧攥着那枚帽徽，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死了……能不能埋到卢沟桥？”他拉着张军的手，眼里闪过一丝光亮，“我要去找我的老营长，还有12连的弟兄们……当年说好的，守不住桥，就死在桥上。”
　　送他走的那天，天上飘着小雪。灵车过永定河大桥时，张军把那枚帽徽放在他胸前，就像当年他跟着金振中冲上卢沟桥时那样。车窗外，卢沟桥的石狮子在雪地里沉默矗立，张军仿佛看见19岁的王德修举着大刀，在月光下呐喊，身后是29军弟兄们的身影，刀光连成一片，映红了永定河的水。
　　
　　四年后，唐加义老人也走了。他的家人说，临终前他还在念叨禹王山的弟兄，说要给他们唱当年的军歌。那些勋章被小心地收在木盒里，摆在供桌上，像串永不熄灭的星星。葬礼那天，小马乡的乡亲们都来了，有人说看到老人下葬时，木盒里的勋章突然响了一声，像是有人在遥远的战场，轻轻碰了碰战友的枪。
　　如今每次经过卢沟桥，张军总会摸一摸那些石狮子。它们的身上还留着弹痕，有的耳朵被打掉了半只，有的背上嵌着弹片，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无数没说出口的故事。王德修、唐加义、金振中……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弟兄，都化作了桥栏上的石纹，守着永定河，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安宁。
　　风从河面吹过，石狮子仿佛在低语：老兵不死，只是化作了桥，化作了河，化作了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