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战友牺牲，子英从军

　　纪念馆里那把缠着红绸的三八大盖刺刀，是郭宗凯老人生前赠予的。刀刃上的寒光早已被岁月磨钝，但每次握住它，1940年那个燥热的夏日便会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
　　乌马营的青纱帐里，草叶上的露珠映着日伪军汽车的反光，郭宗凯趴在我左前方三米处，粗布军装被汗水浸得发亮，手里那杆土枪的铁制枪管正随着他的心跳微微颤动。
　　
　　那年我刚调任东光县抗日武装大队指导员，郭宗凯还是个15岁的少年，颧骨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可握枪的手却稳得像个老兵。
　　6月12日的伏击战本是场稳操胜券的仗：我们在乌马营的公路两侧布下口袋阵，每人揣着三发子弹，纸包着的枪药被体温焐得发潮。排长王铁柱蹲在最前面，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伏击路线，粗粝的手掌在郭宗凯后脑勺拍了拍：“小鬼，等会儿听我号令，子弹得打在鬼子心窝上。”郭宗凯使劲点头，喉结上下滚动着，把紧张咽进肚子里。
　　当第一辆汽车的前轮碾过路面的碎石时，车厢里传来日军的说笑声，还有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刚抢来的百姓财物。就在这时，一声突兀的枪响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是个刚入伍三天的新兵，脸胀得通红，手指还僵在扳机上，显然是紧张得走了火。
　　“糟了！”王铁柱低骂一声，猛地站起身，“冲啊！”郭宗凯像只受惊的小豹子，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向公路。我看见他土枪的枪口冒出白烟，一个正架机枪的鬼子晃了晃栽倒在车斗里，歪戴的钢盔滚落在地。但几乎同时，日军的机枪就扫了过来，子弹贴着郭宗凯的头皮飞过，在他额角犁出一道血槽。温热的血顺着眉骨流进眼睛，他抹了把脸，血糊了满眼，却咧嘴朝我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像是在说“我没事”。
　　王铁柱已经冲到汽车底下，伸手去抓一个受伤的日军军官。那鬼子穿着熨帖的呢子军装，腿被流弹打断了，正抱着膝盖哼哼。就在排长手指触到对方衣领的瞬间，那鬼子突然翻起身，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抓起身边的南部十四式手枪，“砰”的一声，枪响了。王铁柱的身子晃了晃，背心上绽开一朵暗红的花。他难以置信地低头看了看，然后慢慢跪下去，手里还攥着半截被扯掉的日军军衔——那是他刚从鬼子领章上揪下来的。
　　“排长！”郭宗凯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他拖着被打穿的脚，军鞋被血泡成了暗红色，一瘸一拐地扑过去，掏出腰间的手榴弹就往汽车底下塞。拉弦的“滋滋”声在枪炮声中格外清晰，他咬着牙数到三，猛地往旁边一滚。爆炸声里，汽车的铁皮被掀飞，两个鬼子的尸体像破布娃娃似的抛起来。郭宗凯顾不上拍掉身上的土，挣扎着爬过去，从鬼子手里抢过两把三八大盖，枪托磕在石头上发出闷响，他却像是没听见。
　　当残余的日伪军举着枪投降时，这个15岁的少年正一瘸一拐地追着逃跑的机枪手。那鬼子扛着轻机枪，在青纱帐里钻来钻去，郭宗凯死死盯着那顶晃动的钢盔，血从裤脚滴在地上，连成一串红珠子。他追了一里多地，直到青纱帐到头，露出一片开阔的河滩，那鬼子跳上一艘小船划向对岸，他才扶着一棵老柳树蹲下来，眼泪混着血水流进嘴里，又咸又涩。
　　那天我们缴获了十把三八式、一个掷弹筒，还有满满两箱子弹。郭宗凯分到了最亮的一把，枪身还带着鬼子的体温。可他整夜都在摩挲那枪，手指反复划过刻在枪托内侧的“王”字——那是他用刺刀偷偷刻上去的，排长的姓。月光透过破庙的窗棂照进来，他蜷缩在草堆里，脸上的泪痕像两条小河，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念着：“排长说，这枪能打三里地……”
　　
　　1942年7月的大七拨村，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血腥味。我和郭宗凯的六连刚把冀中突围出来的二十多个伤员安置好，日伪军的包围圈就像铁桶似的箍了上来。村口的老槐树被炮弹炸断了半截，树洞里还藏着伤员的绷带，白花花的一片在烟火中格外刺眼。
　　团长杨柳新背靠着断墙，正用布条勒紧流血的胳膊，那是刚才突围时被流弹擦中的。他看见郭宗凯跑过来，把手里的望远镜递过去：“宗凯，你听听，哪面枪声最松？”郭宗凯把耳朵贴在地上，泥土的潮气混着硝烟味钻进鼻腔：“团长，西面是伪军，枪响得稀拉，准是些没吃过硬仗的货！”
　　杨柳新拍着他的肩膀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好小子，耳朵比狗还灵。你带二排断后，往西面突，我带主力冲东南，咱们在村外二里地的老砖窑汇合。”他的绑腿上还在滴血，却把唯一的马留给了伤员，“告诉弟兄们，子弹省着用，多扔手榴弹，动静越大越好！”
　　郭宗凯趴在断墙后，仔细听着村外的枪声，突然拽了拽我的胳膊：“指导员，你听！”东南方向的枪声骤然密集起来，还夹杂着掷弹筒的爆炸声，显然团长他们遇上了硬茬。他咬了咬牙，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不能等了！二排跟我来！”
　　我们在西面的断墙后扔出一排手榴弹，黑色的烟柱像蘑菇似的冒起来。趁着烟雾冲出去时，一颗炮弹在郭宗凯身边炸开，他被气浪掀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我爬过去扶他，才发现他的右腿被炮弹片掀开一块肉，白骨碴子在阳光下闪着瘆人的光。“别管我！”他把枪塞给身边的战士，自己拖着腿滚进交通沟，“快跟上，别让团长他们等急了！”
　　交通沟里积着雨水，混着血成了暗红色。郭宗凯咬着牙往前爬，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快到村口时，他突然停住，指着前方的土坡：“手榴弹！隐蔽前进靠近投！”战士们纷纷掏出腰间的手榴弹，拉弦的声音此起彼伏。“扔！”随着他一声喊，十几颗手榴弹在空中划出弧线，爆炸声接连响起，伪军的惨叫声撕破了烟雾。“跟我冲！”郭宗凯大吼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带头往上冲，绑腿上的血顺着裤管往下淌，在地上滴出一个个小圆点。
　　拦阻的伪军惊呆了，他们大概没见过带伤冲锋的队伍，等缓过神来，我们已经冲出了第一道包围圈。就在快突出最后一道包围圈时，一个躲在草垛后的伪军扔出颗手榴弹，郭宗凯猛地把身边的小战士推开，自己却被气浪掀翻，右腿又添了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当我们在老砖窑见到杨爱华政委时，他身边只剩下两百多人，每个人的军装都被血浸透了大半。“团长他……”杨政委的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只是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浓烟。郭宗凯突然就哭了，像个孩子似的蹲在地上，沾满泥血的手使劲捶着自己的伤腿，砖窑的土被他捶得簌簌往下掉：“都怪我！我要是快点冲出来……”
　　他在老乡的地窖里躺了半个月，伤口发炎时烧得直说胡话，嘴里反复喊着排长和团长的名字。我守在他身边，听他断断续续地讲13岁当长工时，地主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胳膊，是路过的八路军给了他两个窝头，还帮他包扎伤口；讲王铁柱排长教他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抗日”两个字，说等抗战胜利了要送他去学堂；讲杨柳新团长总把缴获的马靴让给他穿，说“小鬼腿长，跑得快，多杀几个鬼子”。
　　
　　那年秋后，郭宗凯成了手枪队的队长。15个队员每人揣着驳壳枪，枪套上挂着红绸子，像一把把藏在暗处的匕首。我们都知道，他心里憋着股劲，要为排长和团长报仇。
　　大柴村的地主刘旺发告密那晚，我们蹲在村外的老槐树上，看见他家院子里张灯结彩，窗户纸上映着晃动的人影，汉奸们的划拳声顺着风飘过来，还有女人的浪笑声。郭宗凯咬着牙，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排长和团长的仇，今晚算一笔。”他把驳壳枪的子弹压满，又往腰间塞了四颗手榴弹，“你们堵后门，我从前门进，听枪响动手。”
　　他大摇大摆地推开院门时，我正带着队员贴着后墙根埋伏。院里的狗叫了两声，立刻被人踢了一脚，传来刘旺发的骂声：“瞎叫唤什么，惊了太君的驾，扒了你的皮！”郭宗凯理了理衣襟，像个赴宴的客人似的往里走，门帘一挑，屋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
　　酒桌旁，刘旺发正举着酒杯，油光满面的脸上堆着笑：“皇军说了，再抓两个八路，我这保长就能升区长……”话音未落，郭宗凯的驳壳枪就响了。“砰砰砰砰砰”，五声枪响像一串鞭炮，汉奸们还没反应过来，就一个个倒在了酒桌上，鲜血溅在红烧肉和白酒瓶上，红得刺眼。刘旺发吓得钻到桌子底下，郭宗凯走过去，一脚踹翻桌子，对着他的脑袋又补了一枪。
　　他转身出来时，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嘴角却带着点笑意，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我们趁着夜色撤出村子，身后传来百姓的欢呼声，有人还往我们手里塞熟鸡蛋。郭宗凯剥开一个，递给身边的小战士，自己却没吃，只是望着大七拨村的方向，默默地敬了个礼。
　　后来在东北的雪地里，在海南岛的椰林里，我无数次看见郭宗凯握着枪冲锋的背影。他身上的伤疤越来越多，从额头到小腿，像一幅刻满故事的地图。1950年解放海南岛那天，他坐在沙滩上，把那把三八大盖插进沙里，对着大海敬了个礼——排长、团长，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弟兄，都该看到这一天了。
　　案头的搪瓷缸子上还印着褪色的五角星，这是周国英去年送我的。她总说这缸子跟她一样，熬过了枪林弹雨，却熬不过岁月。每次握着这冰凉的缸子，1942年那个秋阳满地的午后便会浮现在眼前——泗洪县陈圩乡的打谷场上，17岁的周国英正踮着脚看拂晓剧团的演出，粗布褂子的衣角被风吹得扬起，像只跃跃欲飞的鸟。
　　那天我们护送剧团到祖姚村慰问，刚把幕布挂在老槐树上，就见个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蹲在道具箱旁，帮着战士们擦拭步枪。她手指纤细，却不怕枪身的铁锈，擦得比谁都仔细，连枪管里的火药残渣都要用细铁丝一点点掏出来。“我叫周国英。”她仰起脸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脸颊上还沾着点黑灰，“你们明天还演《放下你的鞭子》不？俺昨儿看哭了，那汉奸真该千刀万剐。”
　　连续三天，她都是第一个到后台的。天不亮就提着水桶来，把演员们的搪瓷缸子全洗得锃亮；中午帮着炊事员烧火，浓烟呛得她直咳嗽，却硬是不肯躲开；晚上演出结束，她又蹲在油灯下，帮着缝补撕破的戏服，针脚歪歪扭扭的，却缝得格外结实。剧团要转移的前一晚，她抱着一摞叠好的军装找到我，眼睛亮得像星星：“同志，带我走吧，我啥都能干。洗衣做饭、缝补浆洗，实在不行，给马喂草都行！”我看着她补丁摞补丁的裤子，裤脚还打着个歪歪扭扭的结，心里清楚这穷人家的丫头是铁了心要离开苦海。
　　她是趁天不亮溜出村子的。后来听老乡说，她娘发现炕是空的，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哭了三天三夜，手里还攥着给她做了一半的布鞋，鞋面上绣着朵没完工的桃花。周国英跟我走在队伍最后，怀里揣着半块冷硬的红薯，一路没回头。过淮河时，河水漫过膝盖，冻得她直打哆嗦，却死死抓着我的衣角，生怕被冲走。走到河中央，她突然蹲在水里，把脚泡在冰凉的河水里半天不动——我知道她是想家了，却没敢劝。直到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色，她才抹了把脸站起来，声音带着哭腔却很坚定：“俺叫子英，以后就叫俺子英吧。周国英已经死在老家了。”
　　到了山东根据地，她成了剧团里年龄最小的兵。教她识谱的是个河南老兵，总爱捏着嗓子唱《松花江上》，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眼泪就掉在子英的手背上；教她跳舞的女战士把自己唯一的蓝布腰带解下来给她扎上，说“子英腰细，跳起来好看”，自己却系着根草绳。三个月后，她第一次上台演《兄妹开荒》，穿着借来的灰布军装，辫子上系着女战士送的红绸子，紧张得腿直打颤，可一开口唱歌，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台下的掌声把幕布都震得发抖，她鞠躬时，红绸子掉在了地上，引得满场大笑。
　　
　　1943年的春节冷得邪乎，北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剧团要在各村镇巡回演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子英和几个女兵跟着民间艺人学扎花挑子，冻裂的手指被竹篾划破，渗出血珠就往嘴里吮两口，接着再扎。花挑子上的纸花被冻得硬邦邦的，她就揣在怀里焐软了再粘，怀里的棉袄都被浆糊浸透了。大年初一那天，她们的旱船队刚划到村口，就被老乡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子英扮的渔姑戴着纸糊的斗笠，踩着碎步穿梭在人群里，棉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响，额头上却冒出汗珠，把刘海都浸湿了。有个老大娘塞给她块热红薯，她揣在怀里舍不得吃，演出结束后分给了几个小演员。
　　彭雪枫师长来看我们排戏时，正赶上大家为《日出》里的火车场景犯愁。舞台就那么大，总不能真把火车开上来。“艺术要接地气。”彭师长摸着下巴笑，军大衣上还沾着雪粒，“没有真火车，就造个假的嘛。群众的眼睛亮，心更亮，只要有那份意思，他们就爱看。”子英眼睛一转，拉着我往去年破袭战的战场跑——那里还留着几段炸断的铁轨，锈迹斑斑的，却还结实。我们扛着铁轨往回走，她个子小，铁轨在肩上晃悠，压得她直咧嘴，却硬是没让男兵帮忙，说“俺们女兵不比男兵差”。
　　舞台上的“火车”成了那年最轰动的新鲜事。长条凳拼的枕木上铺着铁轨，面对观众的一面用土色的布蒙成斜坡，再涂上些泥巴，远远一看，真像段刚铺好的铁路。子英和我蹲在幕布后，手里各攥着把算盘，算盘珠子都被磨得发亮。当剧情里的火车鸣笛时，我们就照着事先练了百遍的节奏，用算盘珠子在煤油桶上敲打。“锵锵恰恰，锵锵恰恰”，那声音混着台下的叫好声，竟真有了几分火车奔驰的气势。有个刚从敌占区逃来的老乡，看到这场景突然哭了：“这声音，跟津浦路上的火车一个样啊！俺儿子就是坐火车去参军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着不……”子英听到这话，敲算盘的手顿了顿，眼圈红了。
　　元宵节的夜里，村里张灯结彩，鞭炮声此起彼伏。子英在台上跳《大刀舞》，绑腿松了都没察觉，光着一只脚跳完了整段舞蹈。下台时她腿一软，差点摔倒在道具堆里。我扶她坐下，才发现她的脚磨出了好几个血泡，把草鞋都染红了。“明晚还演不？”她咬着牙问，用针挑破血泡，挤出脓血，眼里却闪着光。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八路军的戏，让更多像她一样的穷孩子知道，这世上还有不一样的活法，还有人为了他们的好日子在拼命。
　　
　　抗战胜利那天，子英正在后台化妆，准备演《白毛女》里的喜儿。当消息传到剧团，她手里的胭脂盒“啪”地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她愣了半晌，突然抱着头蹲在地上哭了——不是伤心，是高兴得不知该咋办。哭了一会儿，她又突然站起来，抹了把脸，说：“俺们得演场好戏庆祝庆祝！”可没等她把喜儿的红头绳扎好，部队就接到了开赴山东的命令：“文艺兵改编，子英去卫生部当卫生员。”
　　第一次给伤员清洗伤口时，她吐了三次。那伤口被炮弹炸得血肉模糊，还生了蛆，恶臭熏得她头晕眼花。但看到伤员疼得直咬牙，嘴唇都咬出了血，她又端起水盆，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却硬是把血污一点点擦干净，再撒上消炎粉，用绷带缠好。有个断了腿的小战士疼得直哼哼，她就坐在床边，轻声唱起剧团里的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唱着唱着，两人都哭了，小战士想家，她也想家。
　　最让人心疼的是战后收尸。子英和几个女兵背着担架，在硝烟未散的战场上找牺牲的战友。子弹还在头顶嗖嗖地飞，她们却只顾着在尸堆里翻找，希望能发现还有口气的弟兄。有次她发现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兵，怀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高粱饼，饼上沾着血。子英蹲在那里，把自己口袋里的干粮塞到人家手里，哽咽着说：“妹子，到那边别饿着，那边肯定有好多好吃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女兵的眼睛合上，用担架抬着她，一步一步往后方的墓地走。
　　急行军掉队是常有的事。有次她们被大部队落下十里地，天又黑了，四周都是荒山野岭，狼嚎声听得人头皮发麻。子英就领着女兵们跟着老乡的马车辙走，夜里就睡在草垛里，把枪抱在怀里当枕头。有个新兵想家哭鼻子，她就把仅有的棉被让给人家，自己裹着破军毯，在寒风里哼着《松花江上》，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直到天亮遇见搜山的侦察兵，她才瘫坐在地上，笑着笑着就哭了，眼泪把脸上的泥都冲开了两道沟。
　　
　　1947年冬天，子英在给伤员整理包裹时，发现了一封寄往祖姚村的信。看着信封上熟悉的地名，她突然捂着脸蹲在地上——离家五年，她从没给家里写过一字，不是不想，是不敢，怕家里人找来把她拉回去。那天晚上，她就着马灯写了封信，字迹歪歪扭扭的，墨水还溅了好几滴：“爹，娘，俺还活着，在部队当兵，别找了。等打跑了反动派，俺就回去看你们。”信寄出去后，她在村口等了三个月，却没收到回信，心里琢磨着，爹娘是不是真把她忘了。
　　直到1950年退伍回家，她才知道爹娘以为她早就没了，连坟头都给她堆了一个，每年清明都去烧纸。瞎眼的娘摸着她的脸，手指在她眉骨、下巴上反复摩挲，像是要把这几年的空白都摸回来，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俺的英子，你咋才回来……俺天天摸着你小时候穿的袄，就盼着能再摸摸你……”子英跪在娘面前，把这些年攒的津贴全掏出来，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抱着娘的腿哭，把这些年的委屈、思念全哭了出来。
　　家里的“娃娃亲”早就黄了，男方家听说她跑出去当兵，觉得丢人，托人来说了句“各走各的路”。可缘分却在部队里等着她。张加强——那个她在卫生部见过几面的排长，竟跟她一起退伍回了乡。他送伤员到卫生部时，总爱跟子英多说两句话，问她伤口包扎得好不好，饭够不够吃。媒人来说亲时，子英红着脸躲在门后，听见张加强在院里跟她爹说：“俺们在部队就认识，她是个好姑娘，能干，心善，俺想跟她过日子。”
　　结婚那天，子英穿着张加强给扯的蓝洋布小褂，红布鞋的鞋面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花——是她自己连夜绣的，针脚虽然不好看，却绣得格外认真。张加强牵着她的手往新房走，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她突然停住脚步，望着山东的方向出了神。我知道，她是在想拂晓剧团的那些日子，想那个教她唱歌的河南老兵（后来牺牲在孟良崮战役），想那个把蓝布腰带让给她的女战士（在渡江战役中失踪了），想那些永远留在舞台和战场上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