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北平锄奸，五段人生

　　夜深人静时，我总会翻开那本珍藏多年的线装笔记本，泛黄的纸页间夹着一张已经褪色的剪报。那是1940年北平《新民报》的残片，如今看来满是讽刺——曾经为日寇摇旗呐喊的喉舌，最终成了记录汉奸覆灭的见证。每当指尖抚过剪报边缘，叶于良讲述的那段惊心动魄的锄奸往事，便如电影般在我眼前重现。
　　
　　1938年的北平，笼罩在日伪统治的阴霾之下。那时的叶于良还是个热血方刚的高一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偶遇了大一学生李振英。两人因一本《论持久战》结缘，李振英压低声音问他：“敢不敢做点真正的事？”
　　叶于良毫不犹豫地回答：“敢！”当得知所谓“行动”竟是诛杀汉奸时，这个少年的眼中非但没有恐惧，反而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我至今记得叶于良说这话时的神情，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沦陷区暗夜里奔走的少年。
　　李振英手把手教叶于良拆解、擦拭、使用手枪。他们常常躲在破旧的仓库里，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冰冷的金属在少年们手中逐渐变得温热，那不仅是武器，更是他们向侵略者宣战的决心。
　　1940年7月，一个重要情报传来：日寇将于7日在北平中山公园庆祝“胜利”三周年，以吴菊痴为首的一众汉奸将在此宣扬“王道乐土”。吴菊痴作为华北伪政府机关报《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用手中的笔美化侵略，不知毒害了多少同胞的思想。叶于良和李振英当即决定：必须除掉这个民族败类！
　　行动当天，他们分头潜入中山公园社稷坛，叶于良混在人群中四处观察，敏锐地注意到李振英身边多了两个陌生面孔——其中那个矮瘦的书生模样的人，便是抗日杀奸团中赫赫有名的冯运修。尽管彼此互不相识，但眼神交汇的瞬间，他们便读懂了对方眼底的信任与使命。
　　台上，吴菊痴正唾沫横飞地鼓吹着“大东亚共荣”，台下的冯运修悄悄将手伸向腋下的手枪，低声对叶于良说：“咱们现在就上去把他打死！”然而李振英却冷静地制止了他：“不行！这里特务太多，一旦动手，我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必须找个偏僻地方，确保万无一失。”多年后叶于良跟我说起这段时，仍对李振英的沉着钦佩不已：“在那种热血上头的时刻，能保持清醒太难了。”
　　散会后，吴菊痴坐上黄包车向南而去。叶于良、李振英、冯运修等人骑着自行车，像幽灵般远远跟随。从石头胡同的同和轩饭庄，到李铁拐斜街，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最佳时机。眼看黄包车即将接近《新民报》总部，一旦汉奸进入那栋大楼，再想下手就难如登天了。
　　当车队行至新华门外，正巧遇上一支吹吹打打的送葬队伍。哀乐声掩盖了街道上的喧嚣，冯运修眼神一凛，猛蹬自行车加速靠近。“砰！砰！”两声枪响，子弹精准地射向吴菊痴的太阳穴。汉奸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便栽倒在黄包车上。周围的行人被出殡的动静吸引，竟无人察觉这惊心动魄的暗杀。冯运修和李振英头也不回地混入人群，消失在北平的街巷中。
　　此后的半个月，抗日杀奸团接连出击：舒壮怀、俞大纯、方宗鳌等汉奸头目相继伏法。北平的日伪当局陷入恐慌，随即展开了血腥的“八月大逮捕”。8月7日凌晨，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的住所。这个19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令人敬畏的冷静——他先是烧毁了所有机密文件，随后手持双枪，在厨房与敌人展开激烈枪战。日军的机枪疯狂扫射，弹片横飞中，冯运修身中数弹，却始终没有放下武器。直到鲜血染红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学生装，这个被称为“书生杀手”的少年，才缓缓闭上了眼睛。
　　叶于良也在那次大逮捕中被捕。审讯室里，日本宪兵恶狠狠地问他：“你兄弟几个？”他笑着回答：“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接下来的日子里，皮鞭、烙铁、老虎凳轮番上阵，可无论遭受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守口如瓶。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叶于良，在狱中依然坚持在墙壁上刻下“抗日必胜”的字样。
　　
　　抗战胜利后，叶于良重获自由。他婉拒了警备司令部的邀请，选择投身金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多次被评为劳模。晚年的叶于良依然笔耕不辍，致力于整理抗日杀奸团的史料。每次见到他，他总会抚摸着胸前的纪念章，目光坚定地说：“那段历史不能忘，那些牺牲的年轻人，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每当翻开那本泛着岁月痕迹的抗战相册，看到徐守源与张定华在西南联大旧址前的合影，我的思绪总会被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却又充满热血与信念的年代。作为他们晚年最信任的倾听者，我有幸听他们讲述了那段尘封已久、交织着爱情与信仰的往事。
　　
　　1941年1月的昆明，寒风裹挟着潮湿的气息，让人倍感压抑。那个约定好的星期五，徐守源早早地就换上了自己最整洁的衣服，精心打理了头发，怀揣着两张好不容易弄到的电影票，满心欢喜地前往张定华的宿舍。然而，传达室大妈的一句话，瞬间让他坠入了冰窖：“张小姐从昨晚就不见了。”他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大脑一片空白，手中的电影票被攥得皱巴巴的，仿佛他此刻凌乱的心。
　　回忆起与张定华的初次相遇，那是在西南联大的一场话剧《祖国》的演出现场。舞台上，灯光昏暗而摇曳，张定华饰演的女仆，身着破旧的衣衫，眼神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当她用略带颤抖却无比坚定的声音说出那句“我愿化作春泥守护这片土地”时，台下的徐守源仿佛被一道电流击中，目光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从那以后，只要有张定华参演的话剧，无论多远、多忙，徐守源都会想尽办法前去观看。他总是坐在最前排，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舞台，为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台词而沉醉。
　　一次偶然的聚会，徐守源的朋友高小文带来了张定华。那一刻，徐守源既欣喜又失落。欣喜的是能近距离接触自己心仪已久的姑娘，失落的是他误以为张定华已有所属。在聚会上，他强颜欢笑，和大家谈论着抗战局势，内心却在默默关注着张定华的一举一动。
　　
　　自1938年9月起，昆明便时常笼罩在日军飞机轰炸的阴影之下，西南联大也未能幸免，周边街区更是屡遭劫难。张定华与女伴姚建华租住在学校附近，徐守源每天都在担心中度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朝着她们居住的方向张望，祈祷着她们平安无事。有一次，空袭警报尖锐地响起，紧接着，炸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颗炸弹径直从张定华所住房子的正中掉落，眨眼间，整栋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幸运的是，那天张定华去了同学家，才躲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得知消息后，徐守源不顾一切地冲向那片废墟。看着眼前的惨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确认张定华平安，才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房子没了，张定华和室友不得不搬家。徐守源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关切，第一时间赶到她们的新居探望。不巧的是，张定华不在家。同屋的姑娘看着徐守源焦急的模样，忍不住打趣道：“你觉得定华怎么样？”徐守源愣了一下，随即说道：“我觉得很好啊！不过她是高小文的女朋友！”姑娘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你可别瞎想，定华对高小文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句话，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徐守源原本阴霾的内心。
　　顾虑消除后，徐守源开始大胆追求张定华。而张定华面对他炽热的感情，没有拒绝，只是对于自己的身世，她总是避而不谈。每个星期五下午，便成了他们最期待的时光。徐守源会准时出现在张定华的宿舍楼下，带着她去看电影、吃晚饭。他们漫步在昆明的街头巷尾，谈论着理想、未来，以及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徐守源还带着张定华去见了自己的父亲，张定华身上大家闺秀的气质，以及优雅得体的谈吐，让徐守源的父亲非常满意。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41年1月那个噩梦般的星期五，张定华的突然消失，让徐守源的世界瞬间崩塌。他发疯似的在昆明城里四处寻找，大街小巷、她常去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焦急的身影。可张定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踪迹。直到收到那封简短的信，信中那句“我现在去哪里我不能告诉你，以后再见吧”，让徐守源既迷茫又牵挂。
　　
　　后来，徐守源偶然遇见了张定华的一个同学，得知她在香港。他没有丝毫犹豫，当晚就写了封信，信中坚定地说自己一个星期之内赶到香港。1941年10月，历经千辛万苦，徐守源终于在香港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张定华。重逢的那一刻，没有想象中的热烈拥抱和激动泪水，两人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仿佛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张定华告诉徐守源，她在一家进步刊物工作，住在表哥表嫂家里，并让他称呼他们为曹二哥、曹二嫂。
　　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空军突然袭击九龙的启德机场，战火迅速蔓延，英军开始向香港岛撤退。香港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徐守源不顾危险，每天都冒着枪林弹雨，从跑马地前往中环看望张定华。看着张定华身处危险之中，他心疼不已，便提议让她搬到自己那边去。张定华却表示这件事自己做不了主，必须征求曹二哥的意见。她说：“如果曹二哥同意，那我就收拾好东西，明天就跟你们走。”曹二哥看着这对恋人，欣慰地点点头：“你要是愿意跟他在一起，你就搬到他那边去。”得到许可后，张定华不再犹豫，跟着徐守源离开了。
　　1941年12月25日，英军宣布投降，香港沦陷。徐守源和张定华深知，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他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离开。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躲避日军的搜查，穿越荒山野岭，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1942年，他们回到了昆明。同年9月，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他们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后，徐守源察觉到妻子似乎总有心事，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发呆，但他选择尊重她，没有追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守源和张定华先后调到北京工作。日子平淡而幸福地流逝着。直到有一天，张定华终于鼓起勇气，向丈夫讲述了那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1939年3月的一天，话剧团的一位同事突然约她在操场散步。同事告诉她，组织上已同意吸收她加入共产党。听到这个消息，张定华激动得热泪盈眶。入党仪式就在学校附近的小山坡上举行，前面放着一本《资本论》，在同志的带领下，她庄严地背诵了入党誓词，从此正式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张定华上了特务的黑名单。组织紧急通知她迅速撤离去香港，而且这个消息不能告诉任何人，必须马上行动。接到通知的第三天一早，她强忍着心中的不舍与牵挂，离开了昆明。1941年3月，张定华来到香港，被安排在曹亮的编辑部工作。曹亮住处的楼上就有一个电台，他们从事着秘密而危险的情报工作。后来，组织上同意了她与徐守源的结合。她带着组织给的700元钱，随徐守源回到昆明并生活在一起。然而，由于负责联络的同志不幸牺牲，张定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54年的北京街头，命运让他们再次遇见了从香港回来汇报工作的曹二哥。曹二哥和二嫂一生无儿无女，没有任何亲人，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党的情报工作，却鲜为人知。1985年11月，经过多方努力，张定华恢复了党籍并办理离休手续，终于确定了中共老党员和情报工作者的身份。2015年，张定华去世，享年93岁。她在晚年曾写道：“做人必需保持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守人格，坚忍前进！”这句话，不仅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听过她故事的人心中。
　　
　　在我的木箱底，还压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穿着列宁装的徐笑奇站在四明山巅，身后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她嘴角噙着微笑，眼神却透着历经沧桑的坚毅。照片背面，她用娟秀的字迹写道：“五个名字，一颗红心。”每次凝视这张照片，一段传奇往事便如潮水般在眼前重现。
　　1941年1月28日的清晨，17岁的莫孝贞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紧紧攥着母亲临行前塞给她的银镯子。当社会教育服务团的团长为她改名“莫奇”时，这个上海私立女中的学生不曾想到，这将是她传奇人生的第一个印记。新兵训练的日子里，最令她刻骨铭心的是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队伍在泥泞的山路上急行军，四周漆黑如墨，只有偶尔划过的闪电照亮前路。莫奇的布鞋很快被泥浆浸透，每走一步都要费尽力气拔出深陷的脚。行至一座独木桥前，看着脚下湍急的河流，她的双腿止不住地颤抖，泪水混着雨水滑落脸颊。就在她孤立无援时，一位年长的战士折返回来，默默将自己的绑腿解下，一头系在她腰间，一头攥在手中：“别怕，跟着我的步子走。”就这样，莫奇在战友的牵引下，一步一步挪过了那座生死之桥。
　　1942年春，当组织决定让莫奇化名“包美英”，潜入敌占区高桥乡包家岩村担任交通站站长时，她毫不犹豫地剪短了头发，挽起裤脚扮成地道的农家女。包家岩村离日军据点仅五里之遥，危险如影随形。她和小交通员刘爱田成了形影不离的“姐弟”，在包家大哥的帮助下，他们把水缸底凿出夹层，用来藏匿文件；将茅草房的土墙掏空，做成隐蔽的情报洞。有一次，日军突然展开大搜查，包美英正准备转移一份紧急情报。千钧一发之际，她急中生智，把情报塞进刚出锅的蒸笼，盖上冒着热气的馒头。当刺刀挑开蒸笼的瞬间，她强作镇定地说：“太君，尝尝刚蒸的馒头。”浓烈的蒸汽掩盖了她紧张的神色，也保住了那份至关重要的情报。
　　1943年7月的一个深夜，包美英接到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伪军即将进犯根据地。她小心翼翼地将情报缝进刘爱田的鞋底，自己则扮成走亲戚的村姑，挎着装满毛竹笋的竹篮出发了。二十多里的山路，她专挑荒僻小道，不时要躲避巡逻的伪军。路过一片阴森的坟场时，夜枭的啼叫让她头皮发麻，荒草间若隐若现的白骨更令人胆寒。但想到根据地的安危，她咬着牙加快脚步，荆棘划破了手背也浑然不觉。当她终于赶到后屠桥村，将情报交到战士手中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她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早已血肉模糊。
　　1944年初，因叛徒出卖，包美英在村口被捕。日军审讯室里，皮鞭雨点般落在她身上，鲜血浸透了粗布衣衫。但她紧咬牙关，始终守口如瓶，甚至将藏有接头暗号的铜哨吞进肚里。就在生死关头，“八大密探”之一的周迪道（朱人达）及时出现，以需要“线人”为由将她保释。为配合反间谍工作，包美英从此化身为徐国芬，与朱人达假扮夫妻，潜入宁波日本宪兵队。
　　作为“朱太太”，徐国芬每天精心梳妆，穿着时髦的旗袍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表面上，她是周旋于伪军太太之间的阔太太，陪着她们打牌、看戏、逛街；暗地里，她却时刻保持警惕，从闲聊中捕捉有用的情报。有次在牌桌上，一位伪军太太无意间抱怨丈夫最近经常深夜外出，徐国芬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与军事行动有关，不动声色地将消息传递了出去。为营救被捕的女大学生张小萍，她先是与伪连长的母亲拉家常，博取信任，又以“表妹”的身份探监，巧妙地将营救计划传递给张小萍。在多方努力下，张小萍最终成功脱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徐国芬”终于卸下伪装，恢复“徐笑奇”的本名时，她站在四明山的土地上，看着飘扬的红旗，泪水夺眶而出。
　　那些用不同身份书写的岁月，那些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惊心动魄，此刻都化作了内心深处最珍贵的记忆。此后，她进入新四军二师淮南建设专门学校学习，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晚年的徐笑奇，常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给孩子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她的家中，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张泛黄老照片，上面是五个不同时期的她——扎着麻花辫的莫孝贞、干练利落的莫奇、质朴的农家女包美英、优雅的徐国芬，还有身着军装的徐笑奇。“你看，”她总会指着照片，眼神中带着骄傲与感慨，“这五个名字，就是我用青春写就的抗战答卷。”
　　
　　2012年，这位传奇的抗战女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她用热血与智慧谱写的故事，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
　　每当想起她的传奇，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浙东四明山的风雨声，还能看见那个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情报的年轻身影。这些英雄们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种，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提醒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和平来之不易，后辈更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