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少女良能，上尉克尔

　　每当夜深人静，窗外的月光洒进房间，我总忍不住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想起那个叫许良能的勇敢姑娘。
　　她的故事，就像一首悲壮而又激昂的战歌，在我的记忆深处久久回荡。
　　
　　1938年，15岁的许良能，在襄阳学生军训练了两个月后，毅然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那时的她，不过是个尚未褪去稚气的少女，却怀揣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身到了残酷的抗战洪流之中。
　　许良能是襄阳第五中学的学生，一米六的身高，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些。
　　武汉保卫战打响，襄阳动员中学男子部、女子部的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学生军。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奔赴战场，许良能内心充满了羡慕与渴望。
　　即便年龄不够，她也毫不犹豫地去报了名。负责招兵登记的军官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坚定的小姑娘，问道：“小鬼，你好多岁了？”她挺直了腰板，大声说道：“我16岁了，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
　　那股子倔强与执着，让军官也不禁为之动容，就这样，她顺利地加入了学生军。
　　入伍之后，许良能跟着队伍从襄阳出发，途经随县、枣阳，最后被分配到127师政治部政工队。
　　在那里，她开始接触到了残酷的战争现实。医院里，医师和护士手把手地教她们如何给伤员上药。可当真正面对那些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时，许良能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那一天，又一批伤员被送进了临时搭建的医院。其中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满身是血，肚子被打穿了，鲜血汩汩地往外流。
　　他艰难地喘着气，却仍强撑着告诉许良能：“我是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的，我是第一个受伤的！”许良能吓得双腿直打颤，她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场景，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帮他包扎。
　　医生见状，一边轻声安慰着战士，一边迅速拿起一块大大的药棉，用绷带仔细地将其捆在战士的腰上，随后安排人将他送往后方医院。
　　看着担架远去的背影，许良能在心里默默盼望着这个乐观的年轻人能够早日痊愈。
　　武汉战事愈发吃紧，前方的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日本鬼子的飞机也频繁前来轰炸。
　　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医生们都不敢再穿显眼的白衣服，白色帐篷更是不敢搭建，只能在树林子里支起黄色的帐篷。
　　伤员们被送到这里，搽药换药都在这简陋又隐蔽的帐篷里进行。白天，伤员源源不断地被抬下来，晚上相对少一些。
　　由于日本鬼子武器精良，我军伤亡惨重，很多伤员抬下来时就已经没了呼吸。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大家只能在医院门口挖个大坑，将他们匆匆掩埋。
　　好多牺牲的战士连名字都无人知晓，只有少数人胸口的番号还在，师部的人会小心翼翼地撕下来，登记他们的名字。
　　许良能亲眼目睹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场景，有一次埋了十几个，还有一次也有好几个。
　　每当夜深人静，那些画面就会在她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吓得她半夜里惊得哇哇大哭。
　　有一次，晚上突然接到紧急撤退的命令。队伍在夜色中匆忙行进，大家又紧张又害怕。
　　许良能的女同学王英是个近视眼，一个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了路边的坑里。
　　许良能见状，赶忙跑过去拉她，可她一个人的力气根本拉不上来。情急之下，她大声呼喊男同学王声帮忙，两人才合力把王英从坑里救了上来。
　　因为连夜急行军，大家又紧张又热，走了几十里路后，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实在受不了，大家就一边走一边脱下棉衣棉裤，有些女娃的棉袜也被磨烂了，干脆直接撕烂丢掉。
　　前方战事吃紧，武汉的百姓和军队纷纷向后方撤退。127师经过多日的激战，伤员不计其数。
　　许良能她们随卫生队先是跟着部队向前，经过枣阳、随县，127师师部就设在那里，可附近的老百姓早就因为战争跑光了。
　　没待多久，局势愈发严峻，她们又不得不退回来，往河南方向转移。
　　到了河南新野后，许良能和贺中碧、季郁州几个女同学看到开封女中在招生，广告上写着对外地流亡学生可以减免学费。
　　对于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她们来说，能重返校园读书，无疑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情。于是，她们向127师的领导说明了情况，领导理解她们的想法，同意放她们离开。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开封很快沦陷，许良能一行没了栖身之所，也没了饭吃。
　　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再次寻找部队，最终在新野加入了第十三军。正巧，第110师在招政工队队员，她们前去说明情况后，顺利被收编。
　　在政工队里，她们的任务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一路上，她们到处张贴抗日标语，只要看到老百姓，就主动凑过去，绘声绘色地讲述日本鬼子的暴行，告诉大家日本鬼子是如何残忍地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
　　政工队里有20多名队员，大家都是因为抗战而流落到新野的年轻人，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怀揣着同一个目标——赶走日本侵略者。
　　在政工队里，许良能遇到了共产党人吴绍文。
　　吴绍文担任师战地服务团团长，主要负责抗战歌咏、抗战戏剧的组织编导工作。27岁的吴绍文与15岁的许良能相遇了，年轻、美丽、高挑的许良能一下子就吸引了吴绍文的目光。
　　两人作为男女主角，共同排演了3部话剧作品。在其中一部话剧里，吴绍文演一个农村的小伙子，许良能演一个农村的女孩子，他们在剧中一起参加抗日。
　　排练的日子里，两人朝夕相处，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在两人心中生根发芽，他们成为了恋人。
　　可这段初恋，却充满了无奈与遗憾。吴绍文早已被家人包办了婚姻，尽管他深爱着许良能，却一时无法说服家人。在传统礼教和现实的重重压力下，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那段分手的日子，许良能整日以泪洗面，可她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她能改变的。
　　1944年春，许良能和熊教官在老河口结婚了，那场婚礼上，共有三对新人同时举行婚礼。
　　虽然没有盛大的排场，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找到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人，也算是一种幸福。
　　1945年8月，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许良能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亲眼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如今在路上都不敢抬头走路，生怕被愤怒的老百姓打骂。
　　
　　抗战胜利后，许良能满心欢喜地回到襄阳，却没想到，等待她的是一场沉重的打击。
　　她的父母、大姐夫、二姐夫、小妹妹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父亲死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母亲被日本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两个姐夫作为军队里的营长，在抗日前线壮烈牺牲。
　　得知这些消息的那一刻，许良能心中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1946年秋天，许良能来到桂林，在民主路小学做老师，后来，她与熊教官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最终选择了分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在街委会尹主任和学校叶校长的介绍下，许良能和远征军老兵张裕华结婚了。
　　张裕华是黄埔军校毕业，解放战争时起义，从部队转业到桂林，在职工夜校当教导主任。婚后，两人住在教师宿舍，日子平淡却温馨。
　　许良能后来先后在桂林第一中心小学、南溪小学任教，于1980年在桂林逸夫小学退休。2016年，老伴张裕华去世，留下她一个人。她的儿女们都早已成家立业，而且十分孝顺，她在桂林过着平静的生活。
　　每次回想起许良能的故事，我都感慨万千。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像许良能这样的女战士还有很多很多，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一切。她们的名字或许没有被载入史册，但她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她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夜深人静时，我总想起一位战友的往事。
　　1939年3月的太行山，寒风裹挟着硝烟在山谷间肆虐。作为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宣传干事，李维英在一次突围战中被弹片击中腹部，鲜血浸透了他那件打着补丁的灰布军装。
　　两个年轻力壮的老乡抬着简易担架在崎岖山路上狂奔，脚下的碎石不断迸溅，担架随着剧烈的颠簸吱呀作响。
　　李维英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恍惚间听见老乡粗重的喘息声混着对话：“翻过前面那道梁还有二十里，可照这速度……”
　　“别丧气！再累也得把同志送到医院！”夜色如墨，他们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辨认道路，偶尔踩到结冰的溪涧，担架险些翻入刺骨的水流。
　　当担架停在小山村的土坯房前时，更夫刚敲过三更。我后来听老乡回忆，当时李维英脸色惨白如纸，伤口渗出的血在担架上结了黑痂。
　　一位佝偻着背的老大娘举着油灯迎出来，昏黄的光晕里，她布满皱纹的脸因焦急而紧绷：“快抬进堂屋！把柜子腾出来！”
　　粗糙的木柜被清空后，成了临时病床。李维英在半梦半醒间，听见灶台传来柴火噼啪声，紧接着是姜汤煮沸的咕嘟声。温热的汤汁顺着嘴角灌入，驱散了几分寒意，也模糊了他眼角的泪。
　　次日清晨，阳光透过糊着窗纸的木格洒进来，李维英费力睁开眼睛。
　　守在床边的老大娘正往粗陶碗里舀小米粥，见他睫毛颤动，布满裂口的手立刻探过来试体温：“醒啦！可算醒啦！”
　　她将一勺粥吹凉，小心翼翼地送到他唇边:“慢慢喝，喝了就有力气。”后来我去探望李维英时，他总念叨那碗小米粥的香气，说比任何珍馐都美味——那是带着柴火气息的生之希望。
　　
　　然而野战医院的状况远比想象中艰难。李维英记得推开医院大门时的场景：十几张竹床挤在漏风的草棚里，伤员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
　　医生们穿着沾满血污的白大褂，在刺鼻的消毒水味中穿梭，手中的绷带和药品却少得可怜。
　　李维英因伤势过重，被安置在刘大娘家中。那是个有着宽敞土炕的农家小院，刘大娘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将玉米面熬成浓稠的糊糊，再掺上剁碎的野菜。
　　为了给李维英补充营养，她偷偷把攒了半年的鸡蛋煮了，一口一口喂进他嘴里。
　　最艰难的是换药时刻。没有麻醉药，刘大娘就用自家酿的米酒擦拭伤口，李维英疼得浑身颤抖，却死死咬着被角不吭声。
　　刘大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轻轻吹着伤口：“忍忍，孩子，吹吹就不疼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无尽的昏迷与清醒交替中过去，李维英的被褥换了一茬又一茬，刘大娘的白发也添了许多。
　　当组织决定送李维英去延安治疗时，院子里挤满了送行的乡亲。
　　有人塞来几个烤红薯，有人把珍藏的布鞋塞进他行囊。刘大娘颤巍巍地将一双新纳的鞋垫塞进他怀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娃，要好好活着！”
　　马车缓缓驶出村口，李维英探出车窗，看见刘大娘在寒风中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化作黄土坡上一个模糊的黑点。
　　此后的岁月里，李维英带着这份恩情南征北战。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顶着美军的炮火传递情报；和平年代，他在办公室的台灯下撰写战史，案头始终摆着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两位大娘站在土坯房前，笑容比阳光还灿烂。
　　如今，那两位大娘或许早已化作太行山上的星辰，但她们用最朴素的善意书写的军民情谊，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我在抗战画报上，看到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里，几个穿着粗布军装的游击队员簇拥着一个高鼻梁的美国青年，他胳膊上缠着绷带，却咧着嘴笑得灿烂——那是1944年克尔中尉与港九大队战士的留影。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耳边总会响起刘黑仔队长当年跟我描述救援时的声音，带着硝烟味的惊险细节，至今想来仍让人心潮难平。
　　1944年2月11日的香港，天空被日军高射炮的火光撕裂。克尔中尉的轰炸机在浓烟中剧烈震颤，油箱爆炸的瞬间，他几乎是被气浪掀出了驾驶舱。降落伞撑开时，他低头看见机场上日军拍手欢呼的嘴脸，枪管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那些奔来的脚印，每一步都像踩在他的心跳上。
　　绝望中，一阵狂风突然将他卷向慈云山的密林，这意外的转折，成了命运的伏笔。
　　当时我在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情报中转，后来从通信员陈勋的口述里还原了那惊险一幕。
　　他和小战士李石路过山坳时，看见一朵“白云”挂在树梢，走近才发现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飞行服上的火焰灼伤还在冒烟。
　　克尔举着精巧的手枪，蓝眼睛里全是警惕，直到陈勋瞥见他皮夹里“来华助战，洋人美国”的纸条，才敢大声喊：“我们是游击队！”
　　可语言不通成了死结，克尔掏出的美金在战火中格外刺眼，陈勋急得直摆手，李石则拔腿就往短枪队跑——山下日军摩托车的轰鸣，已经像毒蛇一样逼近了。
　　刘黑仔队长带着队员赶到时，日军搜索队的枪声已经在山脚响起。
　　我至今记得他跟我形容克尔的样子：“那小伙子吓得嘴唇都白了，可看到我们拆了他手枪里的子弹，又乖乖跟着走。”
　　他们钻进的石龙仔山洞藏在悬崖半山腰，洞口被藤蔓和灌木严严实实遮住，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但日军很快拉网包围了慈云山，飞机在头顶盘旋，搜查队的军靴声甚至能传到洞外。
　　最惊险的一次，十几个日军端着刺刀摸到洞口五十米处。
　　刘黑仔让队员用绑腿布捂住克尔的嘴，自己带着两人从侧洞绕到山脊，朝相反方向扔了颗手榴弹。
　　“敌人听见动静就追过去了.”刘黑仔后来比划着，“我们跟他们玩‘捉迷藏’，像赶麻雀似的，东边放个冷枪，西边扔块石头，硬是拖了两个星期。”
　　洞里没药，女队员就用捣碎的草药给克尔敷烧伤；没粮食，就把掺了野菜的稀粥先让给他——陈勋身上仅剩的5毛钱军票，全买了块红糖，塞进克尔手里时，这个美国汉子掉了泪。
　　克尔被送到新界深冲村那晚，月亮藏在云里。
　　他把随身的手枪、救生刀全塞给游击队员，又解下飞行靴上的银质徽章，非要别在小战士李石的衣襟上。“他用蹩脚的中文说‘朋友’。”接他转移的翻译谭天告诉我，“后来回美国，他真把这事画成了连环画，每一页都写着‘中国游击队’。”
　　
　　我曾见过那套连环画的复制品，其中一页画着山洞里的煤油灯：克尔蜷缩在角落，旁边的女队员正用竹筒喂他喝水，远处的山影里，几个黑影举着刺刀逼近——但画面角落，刘黑仔带着队员像山猫一样潜行，准备引开敌人。
　　克尔在画旁用钢笔写着：“他们用五毛钱的糖，换来了我的命。”
　　后来东江纵队又营救了多位美军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感谢信我也见过原稿，钢笔字遒劲有力：“中国游击队的勇敢，让飞虎队知道谁是真正的盟友。”
　　但在我心里，最珍贵的永远是那张合影里的笑容——当克尔搂着刘黑仔的肩膀，当游击队员们捧着他送的美式小刀，战火里的这份跨越国界的信任，比任何勋章都更闪耀。
　　如今照片里的人大多已不在世，但每次翻看，我总能想起克尔在回忆录里写的话：“在慈云山的山洞里，我第一次明白，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人心。”
　　那些用草药敷伤的手，那些分出去的半碗稀粥，那些在悬崖上引开敌人的背影，早已成为中美反法西斯同盟最鲜活的注脚。而这张照片，就是这段历史最温暖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