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儿童团员，国仇家恨

　　1942年的苏北平原，连空气里都飘着硝烟的味道。
　　我在沭阳县一带执行任务时，常听老乡们提起那个叫张旭初的孩子。那时候他才14岁，却已经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走出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路。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旭初的画像，是在石大庄村的老槐树下。
　　斑驳的树皮上贴着张泛黄的照片，少年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眼神里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坚毅。
　　老乡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向我讲述起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那是个阴沉的秋日，口头庄的晨雾还未散尽，300多日伪军就如恶狼般扑来。
　　张旭初的二伯父张飞龙，这位平日里总爱给孩子们讲英雄故事的基干民兵队长，抄起土枪就冲向村口。
　　我仿佛能看见他负伤后，仍从屋里一跃而出，与敌人搏斗的场景。鬼子的刺刀无情地捅进他的胸膛，可他倒下前，还死死攥着那把带血的土枪。
　　退居角楼坚守的张志生，也在敌人的炮火中壮烈牺牲。张旭初后来跟我说：“那天的天空，红得像被血浸透了。”
　　张旭初跟着逃亡的人群拼命奔跑，两只小手被冷汗浸得发黏。跑到石大庄村时，他实在跑不动了，慌乱中躲进一户人家的粮仓。
　　还没等喘口气，两个伪军就踹开了门。冰冷的麻绳勒进他稚嫩的手腕，他被押着走向村子广场，一路上只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
　　在广场中央，他被吊在树上，脚尖勉强够着地面。有个伪军恶狠狠地说：“干脆就在这儿毙了这小崽子！”另一个却拦住他：“先审审，说不定是个小八路。”
　　一连串的逼问像雨点般砸来：“哪里人？是不是新四军？”张旭初咬着嘴唇，心里翻江倒海。说自己是石大庄人，这里的百姓根本不认识他；承认是口头庄的，更无异于自投罗网。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硬是一声不吭。
　　就在日伪军失去耐心，准备下毒手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他是我们村上的！”老人的声音虽弱，却无比坚定，“从小就哑巴，你们可别冤枉孩子！”紧接着，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应和：“没错！是咱村的！”张旭初望着那些陌生却充满善意的面孔，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被松绑的那一刻，张旭初双腿一软，差点摔倒。
　　老大爷赶紧扶住他，把他带回了家。一进屋，大娘就端来热腾腾的红薯粥，还细心地吹凉。张旭初捧着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滚烫的泪水滴进碗里，和着粥一起咽进肚里。
　　
　　等敌人撤走，张旭初回到口头庄。曾经热闹的村子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烧焦的房梁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
　　他挨家挨户寻找亲人，却只见到12具冰冷的尸体，其中6位是他的至亲。那一刻，这个14岁的少年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亲人报仇，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
　　后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张旭初跨越日寇的重重封锁线，步行90里，来到新四军抗日中学。
　　我曾去过那所简陋的学校，所谓的教室，不过是几间破旧的农舍和一片打谷场。学生们坐在背包上听课，巴掌大的纸要正反两面写满字。晚上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刘伯承同志的《红军步兵操典》成了他们最珍贵的教材。
　　张旭初在抗大八队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为了练好射击，他趴在泥地里一练就是几个小时，肩膀被枪托抵得青紫；练习投弹时，他的手臂肿得抬不起来，却依然咬牙坚持。
　　从最初只能投32米，到后来的61米，每一点进步都浸透着汗水。拾粪的时候，这个农家出身的孩子总是冲在最前面，不嫌脏不嫌累，每次都能超额完成任务。
　　在课堂上，王贸然老师生动的讲解，让张旭初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我们打仗到底为了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像火种一样，在他心里越烧越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他抚摸着胸前的党徽，激动得一夜未眠。
　　
　　1944年，张旭初终于迎来了报仇雪恨的机会。
　　在与日伪的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眼神里闪烁着复仇的火焰。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转战东北，从连指导员到营教导员，再到团政委，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
　　辽沈战役解放铁岭时，他带着两个通讯员，深入敌军司令部劝降，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成功瓦解了敌人的斗志；解放沈阳时，他带领部队攻占国民党东北剿总联勤司令部，缴获的物资堆成了小山；解放塘沽时，他率部跑步攻占新港，两艘敌舰成了战利品。
　　新中国成立后，张旭初来到广东边防。他带领的部队，后来荣获“南海前哨钢八连”的称号。
　　我曾在一次表彰大会上见过他，那时的他已是两鬓斑白，可眼神依旧锐利如鹰。他站在领奖台上，身姿挺拔得像棵青松，向台下的战士们讲述着那段峥嵘岁月。
　　离休后的张旭初，依然闲不下来。他经常走进学校、社区，给孩子们讲述抗战故事。我记得有一回在纪念馆，他抚摸着墙上的老照片，声音有些哽咽：“现在的孩子们，不能忘了那段历史啊！”
　　
　　2015年深秋，杭州的桂花香裹着潮湿的水汽弥漫在空气中。我摩挲着叶增炎寄来的信，信纸边缘已被反复折痕磨得起毛，字里行间透着颤抖的力道：“老李，来看看芝夏村吧，水库的鱼肥了。”
　　窗外梧桐叶打着旋儿飘落，恍惚间，七十年前弥漫的硝烟与此刻的桂香重叠，将我拽回那段浸透血泪的岁月。
　　抵达芝夏村那日，细雨蒙蒙。叶增炎戴着褪色的灰布帽，佝偻着背立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当年那个在战火中奔跑的少年，如今身形已缩成小小的一团，可当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仍有星光闪烁：“你总算来了。”
　　他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握住我，掌心的温度让我想起战地医院里，我们曾互相搀扶着熬过的无数个寒夜。
　　沿着水库堤坝慢行，叶增炎忽然停在一块斑驳的石碑前。“抗战纪念地”五个红字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底座却新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
　　“这是去年乡亲们凑钱立的。”他用拐杖轻轻点着碑面，“你看，我爹、我妹，还有投井的秀兰、阿巧……”水珠顺着帽檐滚落，分不清是雨是泪。
　　石凳上，叶增炎颤巍巍打开蓝布包裹。褪色的照片里，十六岁的少年站在燃烧的房屋前，身后冲天的火光将半边天空染成血色。
　　少年的粗布衫破了好几个洞，赤脚踩在瓦砾上，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刺刀般锐利。
　　“这是村口王铁匠偷偷拍的。”他指尖抚过照片，“本来想等打完仗，给我娘看看她儿子的模样。”
　　
　　1943年初春的清晨，原本该是炊烟袅袅的时刻。叶增炎正帮父亲劈柴，斧头落下的“咚咚”声混着妹妹银铃般的笑声。
　　突然，村口的大黄狗发出凄厉的惨叫，紧接着是杂乱的皮靴声。“快躲地窖！”父亲将兄妹俩推进菜窖，自己却被冲进来的日军拽住衣领。
　　透过木板缝隙，叶增炎看见父亲被枪托砸得满脸是血，可这个练了二十年南拳的汉子，竟以巧劲化解着每一次攻击。
　　“我爹的脚像生了根，鬼子怎么砸都不倒。”叶增炎喉咙发紧，“直到那把军刀……”
　　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布满伤疤的手死死按住胸口。我知道，那里除了子弹留下的窟窿，更有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当寒光闪过，父亲高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叶增炎感觉自己的灵魂也随之碎裂。
　　更残忍的噩梦还在继续。妹妹被拖出地窖时，发辫散落在满是泥泞的地上。
　　那个满脸横肉的日军狞笑着扯开她的衣襟，尖叫声刺破了死寂的村庄。
　　叶增炎发疯似的要冲出去，却被邻居张大伯死死抱住：“小炎！你娘还等着你！留得青山在啊！”
　　他的指甲深深掐进张大伯的手臂，血腥味在口中蔓延，而妹妹的叫声，却渐渐弱了下去。
　　夜色降临时，叶增炎背着昏迷的母亲，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离开。
　　
　　六十二师营地外，叶增炎跪了整整一夜。深秋的寒露浸透单衣，他却浑然不觉。
　　天蒙蒙亮时，他掏出藏在鞋底的碎瓷片，狠狠划破食指，在白布上写下“杀寇报仇”四个血字。字迹歪歪扭扭，却力透布面。
　　“长官说我太小，我就折断了训练场的旗杆。”他苦笑，“他们不知道，我心里住着一头要吃人的野兽。”
　　在滇缅战场的龙陵，叶增炎经历了真正的炼狱。他所在的特战营被围困在松山顶，五百兄弟与日军鏖战四昼夜。
　　“最后子弹打光了，我们就用石头砸，用牙齿咬。”他撩起裤腿，小腿上有道深深的凹痕，“这是被鬼子咬的，我生生掰断了他的下巴。”
　　说到这里，他的眼神突然空洞起来，仿佛又看见班长临终前，用最后的力气把水壶塞给他的模样。
　　
　　1945年8月的受降仪式上，叶增炎站在队伍最前列。当四万日军列队缴械，他死死盯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面孔。
　　“我在人群里找那个杀我爹、糟蹋我妹的畜生。”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可惜没找到。但我就站在那儿，让他们看清中国人的眼睛！”
　　夕阳将水库染成血色时，叶增炎突然唱起歌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沙哑的嗓音断断续续，却坚定如铁。
　　
　　歌声惊起一群白鹭，扑棱棱飞向远处的青山。叶增炎离世前托人捎来最后一封信，信纸里夹着片干枯的桂花，字迹却异常工整：“老李，我去见我爹我妹了，告诉他们，中国真的不会亡。
　　每当翻看褪色的老照片，我的手指总会不自觉地停在那张泛黄的合影上——照片里的常大娘戴着灰布头巾，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意，身旁站着几个穿军装的年轻战士，那是1944年春我们在冀鲁边根据地留下的珍贵影像。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照片边角早已卷曲，可那段被常大娘庇护的岁月，却在记忆里愈发清晰。
　　
　　1943年秋的那个傍晚，空气里飘着硝烟与泥土混合的气息。
　　于志洪和周强穿过青纱帐，朝着乐陵方向疾行。于志洪是冀鲁边军区民运科长，周强是他的警卫员，两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扮作走亲戚的百姓。
　　路过朱集镇马头苏关卡时，岗楼顶部的日本兵突然举起望远镜，三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快走！”于志洪低声呵斥。话音未落，伪军的叫嚷声撕破了黄昏的宁静：“八路，有八路！”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打在土墙上溅起细碎的泥块。
　　两人不顾一切地扎进道沟，沟底的碎石硌得膝盖生疼，身后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在坟地里东躲西藏，坟头的荒草勾住裤脚，仿佛连大地都在挽留这两个逃亡的身影。
　　当他们跌跌撞撞跑进大常村的胡同，绝望感几乎将人吞噬——这是条死胡同，尽头的砖墙足有两人高。
　　就在这时，左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昏黄的灯光里探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五十多岁的常大娘眼神如鹰，一把抓住他们的胳膊：“快进来！”
　　跨进院子的瞬间，周强注意到门后的墙根堆着半筐晒干的草药，窗台上摆着几个装着深色液体的陶罐——这是个普通农家，却藏着不普通的细节。
　　常大爷等在堂屋，这个聋哑老人比划着手语，粗糙的手掌坚定地指向里屋的土炕。
　　炕席掀开的刹那，于志洪心中一震：七八块青砖下，是黑黢黢的地道入口，洞口还残留着新翻泥土的气息。
　　“这是秋天挖的。”多年后，常大娘向我讲述时，正用布满老茧的手纳着鞋底，“西屋石槽下还有个办公洞，李书记常在里头写文件。”
　　她说话时带着乐陵特有的乡音，嘴角微微上扬，仿佛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不过是寻常生活的片段。
　　地洞里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周强摸到洞壁上凿出的凹槽，里面插着半截蜡烛。
　　火苗跳动间，于志洪压低声音：“小周，这是常大娘，她一家都是硬骨头。”话音未落，地面传来剧烈的震动，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紧接着是踹门声。
　　“老头，八路藏哪了？”伪军的声音像毒蛇吐信。
　　常大娘的回答不卑不亢：“太君，俺家老头子不会说话……”“啪！”一记耳光声响起。
　　周强浑身紧绷，手按在腰间——那里本应别着枪，此刻却空空如也。于志洪死死攥住他的手腕，掌心全是冷汗。
　　砸东西的声响、常大娘的痛呼声，混着伪军的咒骂，在地洞上方炸开。
　　周强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仿佛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别冲动。”于志洪的声音在颤抖，“我们活着，才能让更多人活。”
　　
　　不知过了多久，世界终于安静下来。当常大爷掀开洞口时，夕阳的余晖洒进来，照亮了他瘸着的腿和常大娘青紫的脸。
　　周强的眼泪夺眶而出，常大娘却笑着用衣襟替他擦拭：“哭啥？当年俺生老三时，疼得满地打滚都没掉泪。”
　　她转身从咸菜缸里捞出腌萝卜，又把温热的窝头塞进他们手里，仿佛刚才的折磨从未发生。
　　往后的日子里，我多次听根据地的同志说起常大娘的故事。
　　
　　武工队员小张曾在她家养伤，亲眼看见老人用祖传的金戒指换药；交通员老陈记得，有次暴雨冲垮地道，常大娘带着全家连夜抢修，天亮时累得晕倒在泥水里。
　　最危险的一次，叛徒贾泉带着敌人连续搜查20多天，常大娘被枪托砸得头破血流，却始终守着地道的秘密。
　　
　　1970年，83岁的常大娘终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她颤抖着举起右手宣誓时，满屋子的老战士都红了眼眶。
　　如今，大常村的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她用过的油灯、纳到一半的鞋底，以及那张珍贵的合影。
　　每次回到冀鲁边，我都会去她的墓前坐坐，拔拔杂草，唠唠家常。风掠过坟头的野菊，恍惚间，又听见她带着乐陵口音的叮嘱：“孩子们，好好活着，替俺们多看看这太平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