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南洋举义，鲁中轰敌

　　1944年10月的冀中平原，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瑟缩。
　　我蹲在潮湿的战壕里，就着摇曳的油灯，仔细辨认着密报上歪歪扭扭的字迹。
　　这份辗转三个月、由南洋华侨冒死传递的信笺，每一个字都浸透着血泪，仿佛在诉说着北婆罗洲亚庇港同胞们的绝望与抗争。
　　“李明，你看这个。”通信员小陈突然猫着腰钻进战壕，怀里紧紧抱着用油布裹着的文件，“刚从地下交通站送来的，是南洋华侨的求援信。”
　　我展开信纸，一股淡淡的海水气息混着油墨味扑面而来，上面的文字却让我如坠冰窟：“日本人在亚庇设立劳工营，每天都有同胞被折磨致死。我们要起义！但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支援……”
　　
　　记忆突然闪回到三个月前。那时团部来了一位南洋归国的华侨老周，他空荡荡的左袖管在风中飘动，讲述起在亚庇的遭遇时，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他们把我们当牲口！每天干十五个小时的重活，病了就直接扔进海里。我这条胳膊，就是因为没搬动矿石，被监工用斧头砍断的。”
　　说着，他颤抖着从怀里掏出半块带着齿痕的饭团：“这是我儿子临死前藏在破布衫里的，他才十二岁啊……”
　　
　　10月9日的亚庇港，海风裹挟着血腥与硝烟。我后来从内线传来的详细报告中拼凑出了那场起义的惨烈图景：夜色笼罩下，华人矿工们握紧了自制的长矛和砍刀。老裁缝王叔把磨了半个月的剪刀绑在竹竿上，年轻的码头工人阿强把煤油桶改装成土炸弹。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却有着比钢铁更坚硬的决心。起义的信号是三声急促的梆子响，那声音穿透了日军岗哨的刺刀丛林，唤醒了沉睡的反抗意志。
　　“冲啊！”怒吼声响彻亚庇街头。四十名日军在混乱中被砍倒，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港口的石板路。起义者们冲进日军仓库，将囤积的粮食分发给饥饿的同胞，火焰在日本人的办公楼上升腾，映照着一张张带着笑意的疲惫脸庞。但这份自由太过短暂，黎明时分，日军的轰炸机就撕裂了亚庇的天空。
　　我永远忘不了从内线传来的那张照片：亚庇街头，一个华人妇女抱着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孩子，脸上的泪水和尘土混在一起，她的身后，是冒着浓烟的废墟。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0月10日，日军开始报复，连三岁孩童都不放过。”
　　那一刻，我攥着步枪的手青筋暴起，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日军的报复如同腥风血雨。宪兵队的卡车碾过亚庇的街道，刺耳的刹车声中，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我曾收到过一封从战俘营偷运出来的信，信纸上布满了褐色的污渍，不知是血迹还是泪痕：“他们把人绑在十字架上，往嘴里灌辣椒水，用电线抽打……我隔壁的老张，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最后被扔进了鳄鱼潭。”
　　最让我心痛的，是那些为了保护同胞而牺牲的无名英雄。
　　有个叫阿珍的年轻姑娘，在日军的严刑拷打下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最后被活活钉死在城门上。她留给世人的，只有胸前别着的一枚小小的玉蝴蝶——那是她离家时母亲塞进行李的。
　　在这场起义中，马来人、苏鲁克人也被卷入了这场血腥的风暴。我曾听一个马来商人讲述：“日本人闯进我们的村子，见男人就杀，说我们给起义军提供粮食。我的父亲，那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渔民，就那样倒在了自家的渔船上。”苏鲁克人的遭遇更惨，整个部落的男人几乎被屠戮殆尽，他们的妻女被掳走，成为了日军的奴隶。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仍在继续。
　　山打根战俘营的幸存者回忆：“他们强迫我们徒步转移，每天只给一把生米，走不动的就被刺刀捅死。最后那40个人，明明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却还是没能逃过日军的毒手。”
　　还有佐渡岛的矿工们，在黑暗的矿井中，他们或许还在期待着回家的那一天，却不知道死亡的陷阱早已布下。
　　南洋起义的同胞们，他们用生命证明：无论身在何处，中华儿女的脊梁永远不会被压弯。那些在异国他乡流淌的鲜血，早已化作了照亮胜利之路的火炬，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屈与抗争。
　　
　　
　　1944年深秋的傍晚，我正在太行山的山洞里擦拭步枪，通信员小陈急匆匆地闯进来，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加急电报。油灯昏黄的光晕下，“华南日军血洗村庄”的字样刺得我眼睛生疼，电报末尾附着的名字——田中久一，像根淬了毒的钢针，瞬间扎进我的记忆深处。
　　“老李，你听说了吗？”小陈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愤怒。“美国飞行员跳伞后，那些畜生把整个村子都屠了！”我接过电报，纸张边缘还带着长途传递留下的汗渍。
　　荷克少校的名字旁，用红笔重重圈着“极刑"二字，而下方罗列的遇难村民数字，每一个都像是用鲜血写成。我想起去年在冀中，老乡们也是这样用生命掩护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此刻南国的同胞却因同样的义举惨遭屠戮。
　　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1940年的冬天。当时我在晋察冀根据地，曾听南下归来的同志说起琼崖的惨状。一位从海南岛逃出来的老渔民，布满皱纹的脸上刻满恐惧：“他们闯进抗日公学，伤员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就被刺刀挑起来当靶子……”
　　老人颤抖着卷起裤腿，上面狰狞的伤疤赫然在目：“我是装死才逃过一劫，那些华侨姑娘，被他们……”老人哽咽着说不下去，可那未说出口的暴行，早已在我们心中勾勒出最残忍的画面。
　　田中久一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情报中，如同盘旋在华南上空的恶鹰。1941年香港沦陷时，我正在延安学习，墙上的地图前总围着愤怒的人群。
　　一位广东籍的同志攥着报纸浑身发抖：“圣斯蒂芬学院的伤员，被他们用铁钉活活钉死在墙上！女护士的惨叫，整条街都能听见……”他的声音渐渐沙哑，最后化作压抑的呜咽。
　　我盯着地图上那座曾被誉为“东方明珠”的城市，此刻却沦为人间炼狱。
　　
　　1942年惠州的暴行传来时，我刚随部队打完一场伏击战。炊事班老吴一边往锅里下野菜，一边抹着眼泪：“5000多人啊，就这么被活埋了！听说有个刚出生的娃娃，被鬼子用刺刀挑着玩……”
　　他的话让所有人放下了碗筷，窑洞里一片死寂，只有柴火噼啪作响。后来又得知西海村六旬老妪被活活烧死的消息，连最坚强的连长都红了眼眶，他拍着桌子怒吼：“这些畜生，血债必须血偿！”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太行山沸腾了，可当听说田中久一拒不相信投降事实时，我的心又沉了下去。在缴获的日军文件里，我曾见过他的照片：戴着白手套的手握着军刀，嘴角挂着傲慢的冷笑。
　　如今读着他在投降前仍叫嚣“坚决打下去”的言论，仿佛又看见无数同胞倒在他的屠刀下。这个被称作“华南之虎”的恶魔，连最后一刻都不肯放下他的獠牙。
　　
　　1946年审判的消息传来时，我已随部队转战华北。从老乡们凑钱买来的报纸上，我看到田中久一在法庭上狡辩的嘴脸。
　　“罪行不及谷寿夫”、“投降应受优待”，这些荒谬的言辞让我想起在冀中见过的万人坑，想起南洋同胞被钉在城门上的惨状。公诉人的控诉字字铿锵，每一句都像重锤敲击在心头：“纵兵轰炸、屠杀百姓、虐杀俘虏、奸淫妇女……”这些罪行，哪一桩不是他亲手酿成的血债？
　　行刑当日的场景，是后来一位去广州执行任务的战友描述给我的。他说刑场周围挤满了从香港、惠州赶来的百姓，人群中不时传来压抑的啜泣和愤怒的咒骂。
　　当囚车缓缓驶过，那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华南之虎”，此刻像摊烂泥般瘫在车里，尿渍顺着裤腿往下淌。法警拽着他的衣领拖下车时，他的军靴在地上划出长长的痕迹，活像条被抽了筋骨的毒蛇。
　　枪响的那一刻，战友说整个刑场先是一片死寂，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怒吼。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无数冤魂在这一刻终于得以安息。那个在琼崖、在香港、在惠州犯下累累罪行的恶魔，终于尝到了正义的子弹。但那四枪，又怎能抵得过他欠下的累累血债？那些被他毁掉的家庭，那些永远定格在苦难中的生命，永远是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伤疤。
　　
　　
　　1945年初春的鲁中山区，寒风依旧刺骨，可战士们眼中燃烧的火焰比任何时候都炽热。我蹲在弹药库昏暗的角落里，数着布袋里少得可怜的子弹——全连三百多人，平均每人只分到五发子弹，倒是手榴弹箱堆得老高。
　　忽然，仓库门被推开，一道光柱里传来排长的声音：“李明！快去炮排！首长要咱们见识个宝贝！”
　　转过几道弯，我看见土坡下围着一群人，中间架着一门黑黢黢的铁家伙。炮管上刻着“四一式山炮”几个字，炮身还沾着去年反“扫荡”时的硝烟。
　　炮排老班长正用破布条仔细擦拭，见我凑过来，他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笑：“小子，这可是咱们攻城的底气！不过炮弹嘛……”他指了指旁边木箱，总共五发炮弹整整齐齐躺着，像五颗珍贵的黑珍珠。
　　那时我们紧盯的目标，是盘踞蒙阴县城的日军59师团。
　　想起1943年“鲁西作战”的惨状，我攥紧了拳头。老乡们说，卫河流域19个县尸横遍野，42万同胞死于那场灭绝人性的“霍乱作战”。
　　老猎户张大爷的儿子，就是被日军抓去当“活体实验”,再扔回村子时，整个人瘦得只剩骨头，身上爬满蛆虫……
　　3月8日傍晚，战前动员会上，王建安司令员的声音震得土墙簌簌落灰：“同志们！今天咱们就要拔掉这颗毒牙！”
　　他展开地图，红圈重重画在蒙阴县城：“日军这会儿正省着电池关电台呢，咱们偏要在23点摸黑动手！”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看见身旁新兵小陈的眼睛亮得吓人，把腰间的手榴弹又紧了紧。
　　夜色浓稠得像墨汁时，我跟着侦察连潜入城西。城墙根下，老槐树的影子里藏着炸药包。23点10分，导火索“滋滋”燃烧的声音格外清晰。
　　“轰！”火光冲天，可西城门只炸开个小缺口。日军的机枪立刻喷吐火舌，我们和敌人在废墟里混战到天亮，城墙还牢牢攥在鬼子手里。
　　“上大炮！”罗舜初政委的命令传来时，炮排的兄弟们早把山炮推到了前沿。
　　老班长眯着眼测量距离，突然一拍大腿：“就80米！咱们来个‘大炮上刺刀’！”
　　几个壮小伙咬着牙，把沉重的山炮又往前挪了三丈。我趴在战壕里，清楚看见日军炮楼上的膏药旗在风中摇晃，连敌人脸上的麻子都能数清。
　　18时整，夕阳把天空染成血色。“开炮！”随着一声怒吼，山炮猛地后坐，第一发炮弹拖着黑烟直扑城门。“轰隆！”砖石飞溅，炮楼一角塌了下来。
　　我听见日军的惨叫声混着烟尘飘过来，紧接着第二发、第三发炮弹接连炸开。爆破手陈宗壁浑身绑满炸药包，借着硝烟冲了上去，他的身影在火光中忽隐忽现，像尊移动的战神。
　　“炸了！城门开了！”不知谁大喊一声。我端起步枪跟着突击班冲锋，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日军的刺刀寒光闪闪，可我们比他们更狠。
　　二排老周被刺刀捅进肚子，还死死抱住敌人滚下城墙；新兵小张咬掉敌人耳朵，用石头砸烂了对方的脑袋。鲜血把青石板路染得通红，我们硬是踩着尸体，把西门牢牢攥在了手里。
　　
　　城内的战斗更加惨烈。中心大碉堡里，日军架着机枪疯狂扫射。我们把桌子、门板浇上煤油推过去，火光照亮了鬼子惊恐的脸。
　　“轰！”随着一声巨响，炸药包在碉堡底层炸开，血肉混着木头碎片冲天而起。剩下的六个鬼子还在负隅顽抗，战士们把手榴弹捆成一束，像撒豆子般扔了上去。
　　激战正酣时，打援的捷报不断传来。新泰赶来的64名日军，被我们用手榴弹炸翻在卡车旁；汶南方向的增援部队，被费北独立营打得抱头鼠窜。
　　我后来听说，59师团109大队在范家镇遇袭时，指挥官的军刀都没来得及拔出就送了命。
　　战斗持续到拂晓，西南角的炮楼成了最后一块硬骨头。爆破手刘远山浑身缠着炸药，在机枪掩护下匍匐前进。子弹打在他身旁的石块上，溅起的碎石划破了他的脸，可他连擦都不擦，只是死死盯着炮楼。
　　“轰隆！”火光吞没了炮楼，也吞没了最后几个负隅顽抗的鬼子。
　　
　　朝阳升起时，蒙阴城头飘起了红旗。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敌人的尸体，而我们的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笑容。战利品堆成了小山，那些曾经让我们眼馋的弹药箱，如今整整齐齐摆在缴获的卡车上。老班长摸着山炮直乐：“好家伙，这回咱这‘刺刀’可捅得够狠！”
　　蒙阴解放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鲁中大地。乡亲们挑着小米、揣着布鞋涌进县城，他们摸着城墙上新的弹孔，眼里含着泪笑。
　　而我站在城楼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脉，突然觉得，胜利的曙光，真的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