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咬紧牙关，骑兵死战

　　1942年初，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艰难时光。我亲身经历了那场残酷的反“扫荡”。而郝治平，这位令人敬佩的女战士，那时刚分娩11天，就不得不卷入这场战火之中。
　　郝治平被分配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秘书处，罗瑞卿主任是她的上级，也是她的丈夫。在太行山上，我们的政治部机关实行军事化管理，编为两个连队，郝治平担任四连指导员。她一直是个坚强且负责的同志，即便刚经历生产的虚弱，也从未有过丝毫退缩。
　　春季大“扫荡”来得猝不及防。当时，风雪弥漫，整个太行山都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我们匆忙组织突围，郝治平的孩子还那么小，只能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子的木筐里，盖上小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跟随队伍转移。我远远地看着郝治平，她的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花，可她的眼神却始终坚定地望着前方。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十分牵挂那个木筐里的小生命，但在这紧张的突围时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她只能强忍着思念和担忧，默默跟着队伍前行。
　　罗瑞卿主任路过时，我看到他那焦急的神情。
　　他同样是一位父亲，怎能不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危？只见他迅速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轻轻盖在木筐上面，仿佛那不是一块普通的油布，而是他对孩子所有的爱与呵护。随后，他来不及多停留片刻，便又策马去指挥部队和机关的反“扫荡”了。在那个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块油布或许就是他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了。
　　
　　天亮后，可恶的敌机又来轰炸。我亲眼看到通信员背着木筐匆忙避入一个窑洞，可刚把木筐卸下，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瞬间把窑洞震塌。我的心猛地一紧，周围的同志们也都惊呼起来。通信员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立刻拼命地从土中扒木筐。当时的场景紧张得让人窒息，大家都在为那个小生命祈祷。而郝治平，她只是紧紧地握着拳头，眼中满是担忧，却因为还要继续突围，连查看孩子情况的机会都没有，就又不得不跟着队伍上路了。
　　直到傍晚，我们终于在一个小村庄住下。我跟着郝治平走进屋内，她迫不及待地掀开油布和小棉被。那一刻，屋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只见婴儿浸在尿水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都没有了。郝治平一下子愣住了，随后眼眶迅速红了起来，一阵沉默之后，她开始哽咽。我心中也满是悲痛和不忍，这孩子太小了，不该承受这些啊。就在这时，房东老大娘走了过来，她轻轻把孩子抱起来，看了一看说：“别急，我来试一试。”
　　老大娘把孩子放在炕上，用那粗糙却温暖的手一遍一遍周身按摩。时间仿佛过得很慢很慢，我们都屏住呼吸，紧紧盯着孩子。许久，终于，孩子发出了那一声微弱却无比珍贵的哭声。孩子得救了！那一刻，我看到郝治平眼中流下了泪水，那是劫后余生的喜悦与感激。
　　但经历了这件事，郝治平明白，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军背带着突围了。于是，她忍痛将孩子寄养在辽县麻田村一户老乡家里。孩子是在桐峪生的，在麻田托付给老乡，孩子的奶娘便给她起名叫“峪田”。我看着郝治平与孩子分别，她那不舍的眼神让我深受触动，她是一位母亲，却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做出这样艰难的抉择。
　　
　　到了这年5月，日军又兵分七路，发动了2.5万人的“拉网大扫荡”。我当时也在参与应对这次扫荡的战斗中，局势变得愈发严峻。罗瑞卿主任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大部分人员都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内。我在远处看着，心中满是担忧。罗瑞卿主任当机立断，命令大家分为战斗小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可敌人实在是太猖狂了，他们在飞机的掩护下，拿着我们八路军几位负责人的照片四处搜索。
　　有一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的追赶下，出于对罗瑞卿主任的信赖，又逐渐向他身边集中，很快就聚成了大堆，这无疑形成了敌人追逐的明显目标。我真为他们捏着一把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罗瑞卿主任却非常体谅大家，他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带领着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努力寻找突围的道路。但敌人就像恶狼一样，越逼越近。
　　我跟着队伍来到一座山顶上，听到鲁艺校长陈铁耕激动地对罗瑞卿主任说：“罗主任，鬼子已经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旁边有几个宣传队员也高声呼喊：“和他们拼了！”我看着他们那充满热血却又带着些许无奈的神情，心中五味杂陈。罗瑞卿主任扫视了一下大家，我知道，他心里清楚，我们大部分人都赤手空拳，只有极少数人身带手榴弹，个别干部有驳壳枪，通信班才有几支步枪，这样硬拼无疑是送死。
　　他一挥手，深情地说道：“同志们啊，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仿佛给大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接着，他把政治部直属队特派员张之轩叫来说，“你负责带他们突围，一个也不准丢了！”张之轩坚定地点点头，眼神中透着一股使命感。
　　罗瑞卿主任分派了各游击小组后，又指定秘书长陈志彬带领组织部负责收容掉队人员。随后，队伍便开始分散活动。我看到有的同志就地找山洞藏身，有的则几个人合作搭人梯、用绳子缒，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转出包围圈。我也跟着一部分同志行动，一路上小心翼翼，躲避着敌人的搜查。
　　
　　我还听说了罗瑞卿主任秘书牛克坚的事。他奉命烧掉文件后，悄悄地找到敌工部长漆克昌说：“要尽量缩小罗主任的目标，我跟你们活动吧。”漆克昌同意了。
　　但罗瑞卿主任见不到牛克坚，又派警卫员把他叫了过去。我想，罗主任是担心秘书的安全，也离不开他的协助吧。后来，罗瑞卿主任、杨立三等一行向东转移时，又同敌人遭遇了，混乱中，罗瑞卿主任和杨立三被冲散。
　　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罗瑞卿主任随后向南转移时，无意中与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部机关相遇，这才知道一二九师已连续发给六分区几封电报，要他们寻找罗瑞卿、杨立三的下落。可见大家对他们的安危是多么关切，整个八路军都在为他们担心啊。
　　
　　在被敌人包围的这几天里，罗瑞卿主任一直没有见到郝治平。后来我才知道，她正跟着杨立三率领的另一支队伍寻找突围的道路。有一天，她跳一个高坎时不小心崴了脚。我能想象到，以她的性格，肯定是强忍着疼痛，不想拖累大家。杨立三让她骑自己的马，她坚决不肯，还对杨立三说：“部队可以没有我，却不能没有你。”杨立三劝了她再三，她就是不上马。最后，杨立三只好像照顾小孩子一样，让她行军时拽住马尾巴，这样能稍微省点力气。
　　有一天，罗瑞卿主任走过一个叫“王前”的地方，我听他身边的警卫员说，当时主任不禁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因为在太行山区，郝治平改名为赤茜，“王前”听起来就像是“亡茜”。我想，在那样紧张危险的环境下，罗瑞卿主任心里一定一直牵挂着郝治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当晚，罗瑞卿主任与杨立三会合，我也在现场，看到他看到队伍中的郝治平时，那惊喜的神情。他脱口而出：“啊呀，你没有死啊！”郝治平点点头，微笑着说：“我是拽住老杨的马尾巴走过来的，老杨是我的救命恩人。”看着他们夫妻二人劫后重逢的场景，我心中也满是欣慰。
　　等只剩下他们俩人时，我远远地看到罗瑞卿主任对郝治平说：“今天我经过一个地方叫‘王前’，听起来就像是‘亡茜’。我明明知道这个想法很可笑，可我真为你担心啊！”郝治平轻轻握住了罗瑞卿主任的手，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深厚的情谊。
　　罗瑞卿夫妇的生活，要数在太行山这一阶段最为艰险和困苦了。但我与他们接触较多，深知他们俩人思想上都具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他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充实的。他们把战胜困苦艰险当作是一种幸福，真的是越是艰难困苦，他们相爱愈深。我记得罗瑞卿主任曾写道：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
　　“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山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
　　
　　1942年5月12日正午，武强县沙洼村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蹲在斑驳的土墙下，手里紧握着那把磨得发亮的马刀，刀刃上还留着上次战斗时未擦净的血迹。头顶的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如同闷雷，一阵紧似一阵，由远及近地压过来。
　　冀中骑兵团的指挥部设在村西头一座破旧的祠堂里。团政委汪乃荣正俯身看着摊在香案上的地图，他的食指沿着敌人合围的蓝线缓缓移动，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这位平日里总是带着温和笑容的政委，此刻眼神中透着前所未有的凝重。马仁兴团长站在他身旁，粗壮的手臂交叉在胸前，腰间的驳壳枪随着他急促的呼吸微微晃动。李健副处长则在祠堂门口来回踱步，时不时抬头望向天空，警惕着日军飞机的踪影。
　　“必须立刻突围！”汪乃荣突然直起身，声音坚定而洪亮，打破了祠堂内令人窒息的沉默，“我指挥二连留下来掩护，你们分三股突围！”
　　“不行！”马仁兴团长的马鞭重重地抽在香案上，震得地图上的小旗都跳了起来，“政委，你不能去！二连需要你，整个骑兵团也需要你！”
　　“马团长，李健副处长，别争了。”汪乃荣摆了摆手，目光依次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就这么定了。”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但我分明看到他转身时，偷偷抹了一把眼睛。他的爱人王慧也是骑兵团的战士，此刻正在隔壁屋子帮着救治伤员。
　　祠堂外，战士们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战马不安地刨着蹄子，马嚼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二连的兄弟们正在整理装备，他们把子弹压进枪膛，检查马刀的锋利程度，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决绝。我看见二连指导员老周正在给战马系上红布条，那是他妻子临走前绣的，上面歪歪扭扭地绣着“平安”二字。
　　
　　下午一点，突围开始了。我跟着马团长和李健副处长带领的队伍，牵着战马钻进了村边的道沟。道沟里的泥土被太阳晒得干裂，每走一步都扬起一阵尘土。头顶传来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三架飞机如同巨大的铁鸟，贴着树梢低空盘旋。飞机投下的炸弹在不远处爆炸，震得道沟的土墙簌簌往下掉土。
　　“隐蔽！”马团长一声大喊，我们立刻趴在沟底。一颗炸弹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炸开，弹片擦着我的头皮飞过，火辣辣地疼。等飞机飞走，我们继续前进。路上遇到几股小股日军，我们二话不说，端起机枪扫射，挥舞着马刀冲了上去。马刀划破空气的呼啸声、敌人的惨叫声、战友们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鲜血染红了道沟两侧的野草。
　　但日军似乎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他们并不恋战，只是急于向合围中心集结。这让我们有了可乘之机，只要避开大股敌人，就能寻机突围。然而，我们骑着战马、穿着军装，目标实在太大。即便我们下马步行，日本飞机还是发现了我们。它们像恶鹰一般俯冲下来，机枪子弹打得道沟边的土块四溅。
　　“分散！分散！”李健副处长挥舞着手枪大喊。我们牵着马各自寻找掩体，有的躲在土堆后面，有的藏进废弃的地窖。我的战马被流弹擦伤了前腿，鲜血顺着马毛往下淌，但它依然倔强地跟着我。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饶阳县三角村。此时的我们早已疲惫不堪，战马也累得直喘粗气。但我们知道，这只是跳出了大包围圈里的小包围圈，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滹沱河、滏阳河、沧石路构成的封锁线，像几条狰狞的巨蟒，横亘在我们面前。
　　夜幕降临，天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星月。这本是突围的好时机，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队伍很容易走散，我们只好让后边的人拉住前边马的尾巴，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侦察班找来了一个本地人当向导，他信誓旦旦地说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能带我们抄近路过河。
　　然而，走了很久，我们却始终感觉不对劲。北斗星明明在北方，可向导却一直把我们往东南方向带。马仁兴团长和李健副处长对视一眼，同时拔出了枪。“停下！”李健用枪顶住向导的后背，“滹沱河在西北，你带我们去哪儿？”
　　向导的双腿开始发抖，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大……太君说，抓住骑兵团给十块大洋……”
　　马仁兴团长气得浑身发抖，他举起马鞭狠狠抽在向导脸上：“亏你还是个中国人！今天下午饶阳的乡亲们被鬼子杀了上千人，你还有脸给他们卖命？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还在不在？”
　　向导突然挣脱束缚，转身就跑。“砰！”前卫排的战士果断开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后背。他扑倒在地，挣扎了几下便没了动静。
　　
　　没有了向导，我们只能依靠指北针摸索前进。侦察排和前卫排走在最前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敌人的岗哨，寻找合适的渡河点。终于，我们来到了滹沱河边。河北岸，每隔五十多米就有一堆篝火，火苗在夜风中摇曳，映照着鬼子们来回走动的身影。他们“哇啦哇啦”的说话声，清晰地传到我们耳边。
　　马仁兴团长叫来一连长杨振山：“你带三个突击组，悄悄渡河，解决掉敌哨兵！”
　　杨振山点了点头，他挑选了十几名精干的战士，每个人步枪上都上了刺刀，腰间还别着锋利的马刀。他们脱下鞋子，挽起裤腿，悄无声息地走进河里。河水冰冷刺骨，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速度。借着夜色的掩护，他们慢慢靠近对岸。
　　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对岸。突然，传来两声沉闷的声响，紧接着，两个篝火旁的哨兵无声地倒了下去。突击组的战士们如鬼魅般迅速解决了其他哨兵，然后向我们发出了信号。
　　两个加强机枪班紧随其后渡河，他们上岸后立刻占领了渡场两侧的有利地形。我们牵着马，快速向河北岸奔去。河水被战马搅得泛起阵阵涟漪，我低头时，借着微弱的火光，惊恐地发现河水中漂浮着不少尸体。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孩子，他们身上布满了刀伤枪伤，鲜血染红了大片河水。
　　“狗日的小鬼子！”不知谁骂了一句，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了，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这些都是我们的乡亲，是我们拼死也要保护的人啊！
　　
　　5月13日拂晓，我们终于渡过了滹沱河，来到了肃宁李家村。大家瘫坐在地上，疲惫和劫后余生的庆幸交织在一起。但我们知道，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日子里，骑兵团各部分别转战各地。3连在博野、蠡县一带与敌人多次遭遇。5月20日，在蠡县跑曲村，一颗子弹无情地击中了马仁兴团长的儿子马乘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小伙子，平时总爱跟在父亲身边，缠着听战斗故事。他骑术精湛，马刀耍得虎虎生风，总说要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兵英雄。可如今，他却永远地倒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马团长得知消息后，只是默默捡起儿子掉落的马刀，紧紧抱在怀里，泪水无声地滑落。
　　6月9日，总支书记高尚勇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孤身一人坚守阵地。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袭来，他身上多处中弹，却依然顽强地战斗。当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手中还握着那把打光了子弹的手枪。
　　参谋长卜云龙和政治处主任杨经国带领的4连，在肃宁和高阳一带也遭遇了敌人的疯狂围剿。杨经国主任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他牺牲前，还在大声呼喊着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在这漫长的60多天里，冀中骑兵团在数万敌人的“铁壁合围”中拼死冲杀。我们用血肉之躯，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冀中区机关和群众突围的任务。但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曾经1200人的骑兵团，最后只剩下不足400人。
　　汪乃荣政委在那次掩护任务中，带领二连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为大部队突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但寡不敌众，二连最终被打散。汪政委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他的爱人王慧也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马仁兴团长在抗战胜利后，担任西满纵队独立1师师长。1947年6月23日傍晚，在四平攻坚战中，他被流弹击中胸部，壮烈牺牲，年仅43岁。为了纪念他，四平市将共荣大街改为“仁兴大街”。
　　李健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2007年4月28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岁月，眼前就会浮现出战友们骑着战马冲锋的身影，耳畔回响着马刀的呼啸和战士们的呐喊。冀中骑兵的故事，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那些倒下的战友，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所有人记住，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镌刻在冀中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永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