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拉发地雷，神勇左叶

　　1941年的鲁中山区，寒风卷着碎石在山道上呼啸。我攥着刚从旅部领回的情报，途经博山甘泉庙时，远远望见战士们正在山坳里搬运陶罐和麻绳——那是王凤麟副团长带领的部队，正在为新式拉发地雷做战前准备。
　　谁能想到，这些看似简陋的装备，即将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传奇。
　　
　　那时的敌后战场，压发地雷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我曾亲眼见过老乡们失望的神情——他们在村口埋设的压发地雷，要么被日军的探雷器轻易排除，要么因触发时机不对，白白炸飞了几块石头。
　　杨成武将军说的没错：“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会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而拉发地雷的出现，就像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明灯。
　　1941年3月的那个清晨，薄雾还未散尽。王凤麟副团长蹲在甘泉庙后的山坡上，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作战图。
　　这位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爆破的东北汉子，眼神中透着坚定：“这次咱们要给鬼子来个‘量身定做’！”
　　他指着十几米外的山道，对负责拉雷的战士说：“听我命令，等鬼子的尖兵过去三分之二，再慢慢拉紧雷绳。”
　　战斗打响得猝不及防。当日军的队伍进入伏击圈时，空气仿佛凝固了。拉雷手老张趴在草丛里，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泥土上。他的右手死死攥着雷绳，指节发白。
　　直到王凤麟的枪响划破长空，老张才深吸一口气，缓缓用力——“轰！”第一颗拉发地雷在敌群中炸开，陶制雷壳迸射出的碎片如雨点般落下。
　　紧接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起，五六分钟内，30余名日军横尸当场。
　　这场胜利让拉发地雷一战成名。
　　但我知道，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
　　
　　4月在莱芜高家庄，我随部队负责外围警戒。战斗前，王凤麟特意检查了拉雷手的站位：“离雷区太近容易暴露，太远又拉不动，就卡在那棵歪脖子槐树下！”
　　当口镇的日伪军进入视野时，拉雷手小李的嘴唇被咬出了血痕。随着他手腕的颤动，雷绳绷紧的瞬间，我仿佛能听见他剧烈的心跳声。不到十分钟，60余名日伪军被歼灭，连日军翻译官都成了俘虏。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胶东锯齿牙山的那个冬夜。林军和李仁两名年轻战士主动请缨担任拉雷手。
　　他们背着自制的石雷，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潜伏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当日军大队部的骑马军官进入射程，林军的手指在寒风中已经冻得发紫。他说：“当时能听见马的喷鼻声，甚至看清了鬼子脸上的刀疤。”
　　随着雷绳拉动，爆炸声中，日军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当场毙命，军医官被炸得血肉模糊。而林军和李仁在战友的火力掩护下，顶着枪林弹雨，在布满荆棘的山坡上摸爬滚打，用了整整20分钟才突出重围。
　　后来我在日军战史中看到这段记载时，不禁感叹：我们的战士，比他们想象的更加顽强。
　　王凤麟副团长无疑是拉雷战术的灵魂人物。1942年他因伤截肢后，依然坚持战斗在马鞍山。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趴在掩体里调试那支德国狙击枪：“明子，等鬼子靠近了，我这枪打头，你们的地雷炸腿！”
　　
　　11月的那场战斗，1000多名日军将马鞍山围得水泄不通。王凤麟用狙击枪击毙一个又一个敌人，直到子弹打光。当敌人冲上山头时，他倚着断墙，从容地举起了手枪……
　　战后，老乡们编的歌谣在山间回荡：“奇男儿守空山，誓将敌伪截断……”
　　每次听到，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王凤麟戴着单拐、手持地雷的身影。
　　随着地雷战的发展，我们的战术也在不断升级。我曾参与在日军据点前埋设“连环雷阵”的行动。
　　那天夜里，月光洒在据点的围墙上，我们将木雷、瓷雷交替埋设，用细麻绳连接起爆装置。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雷绳上时，几个日军刚打开据点大门，就触发了连环爆炸。爆炸声中，我看见一个探雷的鬼子被气浪掀上半空，手中的探雷器成了废铁——这些自制地雷，让日军的先进装备成了笑话。
　　1944年后，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看着空荡荡的山道，我知道，无数战友的鲜血没有白流。
　　那些埋在地下的地雷，那些拉雷手颤抖却坚定的双手，那些在爆炸声中倒下的身影，最终换来了敌人的恐惧和退缩。
　　
　　作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的通信兵，我刚将一份情报送到团部，就被作战室里凝重的气氛攫住了呼吸。墙上的地图被红蓝色铅笔涂得密密麻麻，左叶副参谋长正用放大镜仔细端详马阜才村周边的地形，指节无意识地叩击着桌案，发出沉闷的声响。
　　“情报出了岔子！”有人压低声音告诉我，“原以为只是小股日军运输队，没想到竟是精锐的野战联队。”
　　我看着左叶被煤油灯拉长的影子，那道剪影在斑驳的土墙上微微颤动，却透着一种令人心安的沉稳。没人知道，这个意外将成就一场载入史册的恶战。
　　战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骤然爆发。日军的掷弹筒撕裂夜空，马阜才村的土坯房瞬间化作火海。我当时正在离战场三公里外的联络点待命，却能清晰听见爆炸声震得耳膜生疼。
　　后来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说，左叶站在最高的炮楼废墟上，望远镜的镜片映着火光，大声喊道：“所有机枪组占领西北角土坡，步枪手分散进地窖！”他的灰布军装被气浪掀起，却像棵扎根的松树般纹丝不动。
　　日军的攻势如同潮水，一波接着一波。我军的弹药箱很快见底，左叶却突然下令：“节约子弹！等鬼子的刺刀能碰到鼻子再打！”
　　当三百余名日军端着刺刀冲进村口时，他亲自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嘶吼着扣动扳机。滚烫的弹壳如雨落下，在他脚边堆成冒着青烟的小山。
　　这场持续八小时的血战，最终以170余名战士伤亡的代价，让450多具日军尸体横陈在焦土之上。战后打扫战场时，有人发现左叶的右手被枪膛烫得血肉模糊，却还在地图上标注着敌人的火力点。
　　
　　真正让左叶的名字响彻冀中的，是1942年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宋庄防御战。那年五月，日军调集坂本旅团及伪军共2500余人，妄图将我军主力一网打尽。而左叶率领的22团两个连，不过200余人，却在宋庄布下了铁壁铜墙。
　　战斗前夜，我曾随运输队进入宋庄。月光下，左叶蹲在战壕里，手把手教战士们埋设诡雷：“把引信绑在芦苇杆上，鬼子一踩响，旁边的连环雷就会跟着炸。”他的指甲缝里还嵌着马阜才战斗留下的血痂，却笑着说，“这次要让坂本尝尝什么叫寸步难行。”
　　日军的进攻在清晨六点准时开始。九二式步兵炮的轰鸣中，宋庄的天空被硝烟染成诡异的紫色。
　　左叶穿梭在各个阵地之间，喉咙很快喊得嘶哑。当敌人突破村东防线时，他抄起一把大刀，带着敢死队冲进枪林弹雨。刀光闪过，两名日军的头颅同时飞起，温热的鲜血溅在他的脸上，他却抹了一把继续厮杀。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6个小时。到了黄昏时分，战壕里的战士们已经开始用石块砸向敌人。左叶却突然下令：“把所有的辣椒面装进手榴弹！”
　　当特制的“辣椒弹”在敌群中炸开，呛人的浓烟让日军睁不开眼，我军趁机发起反冲锋。战后统计，八路军仅伤亡70余人，却毙伤了包括坂本旅团长在内的1200余名日伪军。
　　消息传开，整个冀中都沸腾了，老乡们编的歌谣唱道：“宋庄有个铁左叶，两千敌人啃不动！”
　　
　　同年五月的伏击日军骑兵大队之战，更展现了左叶的神机妙算。他带着侦察兵在青纱帐里潜伏三天三夜，摸清了号称“常胜骑兵大队”的110大队的行军路线。
　　当骑兵队进入葫芦谷时，左叶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绊马索突然绷紧。战马嘶鸣着栽倒，骑兵们还没反应过来，子弹和手榴弹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
　　战斗结束得干净利落，180余名日军骑兵无一生还，而我军仅一名战士被流弹擦伤。
　　面对日军日益猖獗的机械化部队，左叶又开始琢磨起反坦克战术。我曾亲眼见过他在团部地下室做实验：将十几枚手榴弹用麻绳捆在一起，反复测试引爆的最佳距离。
　　1942年深秋，当13辆日军坦克轰鸣着开向我军阵地时，左叶指挥战士们将集束手榴弹藏在草垛下，同时在路面埋设了大量竹制尖刺。坦克履带刚一碾过，剧烈的爆炸声响彻云霄。有辆坦克侥幸冲过防线，左叶竟想自己抱着炸药包冲了上去，被警卫员死死拽住时，他还在大喊：“放开我！老子今天要和这铁王八同归于尽！”
　　
　　最让日军头疼的，是左叶对“银轮部队”的致命一击。这支装备自行车的机动部队，曾让我军吃尽苦头。
　　左叶却带着部队在一条狭窄的山道上，用三天时间搭建了“天罗地网”：将藤条编织成巨大的网兜，悬挂在两侧山崖上；在路面挖了无数陷坑，铺上伪装的茅草。
　　当100余名日伪军骑着自行车进入伏击圈，左叶一声令下，藤网轰然落下，陷坑接连触发。战士们从岩石后跃出，子弹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这场战斗，我军未折损一人，就将“银轮部队”彻底歼灭。
　　这些战斗的胜利，离不开左叶近乎偏执的战前准备。每次作战前，他都会深入一线勘察地形，常常乔装成农民，混进日军据点附近侦查。有次为了摸清敌人的布防，他在坟地里趴了整整两天两夜，浑身被蚊虫咬得溃烂。他常对战士们说：“打仗不是靠蛮劲，要把敌人的肠子都琢磨透了，才能一招制敌。”
　　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后，左叶服从组织安排转入地方工作，因此错过了1955年的授衔仪式。但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在枪林弹雨中镇定自若的指挥官，是用智慧和勇气创造奇迹的英雄。
　　
　　1944年的胶东半岛，春天的脚步被战火灼烧得迟缓。作为八路军的通信员，我踏着晨露疾行在山间小道上，怀里揣着的情报微微发烫——日军似有异动，威海一带恐将迎来一场恶战。
　　当我抵达威海独立营驻地时，东方的天际刚泛起鱼肚白，赛时礼营长正蹲在战壕边，用刺刀仔细地削着一根木棍，木屑簌簌落在他打着补丁的裤腿上。
　　“来得正好。”他头也不抬，声音低沉如闷雷，“侦察员说，最近文登方向出现些形迹可疑的人。”话音未落，远处的警戒哨突然发出三声短促的鸟叫。
　　我和赛营长对视一眼，迅速爬上隐蔽的观察点。望远镜中，几个身影正沿着公路踉跄走来，他们背着粪筐，手持铁锨，破衣烂衫在风中飘动，乍一看，确实是早起拾粪的农民。
　　战士们屏住呼吸，手指扣在扳机上。我仔细观察着，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胶东的老农拾粪，向来是弓着背，沿着车辙慢慢寻觅骡马遗落的粪蛋，可这几个人却专往公路两侧的野地里钻，脚步虚浮，时不时还抬头张望，眼神中透着不属于农民的警惕。
　　更诡异的是，他们每个人头上都裹着白毛巾，在胶东的晨光里格外刺眼——这片土地上，除非是操办丧事，哪有汉子裹白头巾的道理？
　　赛时礼突然攥紧了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这些龟孙是冒牌货！”
　　他压低声音，向各战斗小组下达命令：“放他们过去，大鱼还在后头。”
　　
　　我看着那几个“农民”从离我们不足五十米的地方经过，甚至能听见他们刻意压低的交谈声。其中一人咳嗽了两声，声音生硬得像破锣，还装作不经意地瞥了我们的方向一眼。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的那场剧变。1942年，日军趁着国民党军一一三师叛变的机会，在胶东展开疯狂攻势。我曾亲眼见过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部队，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在寒风中坚守阵地，树皮被啃得干干净净。
　　尽管于学忠用兵在国民党军中素有威名，可面对内忧外患，最终也只能带着五十一军残部撤往湖西。自那以后，日军狂妄地宣称“扫清山东”，却没料到，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八路军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以独特的方式与敌人周旋。我们不与日军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融入百姓之中。
　　白天，我们是扛着锄头的农民、推着小车的商贩；夜晚，我们就变成令敌人胆寒的战士。
　　记得在栖霞的山谷里，我们用装满石头的独轮车设伏，当日军运输队进入包围圈，漫山遍野的石块倾泻而下，卡车瞬间被砸成废铁。还有那个在战车学校声名赫赫的“黄髭队长”角光彦少佐，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睡梦中被战士们泼上煤油，活活烧死在营房里；吉川资少将带着部队在沂蒙山区“清剿”时，被我军神枪手一枪击中眉心，至死都保持着举望远镜的姿势。
　　这些胜利让日军坐立不安。1944年，他们开始效仿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从各个联队挑选“精英”组成便衣侦察队。为了伪装成中国人，他们找来了两个汉奸当教练——杨建康和冯德平。
　　这两个败类在日军面前卑躬屈膝，被称作“皇军的朋友”。他们每天教日军如何蹲墙根、唠家常，甚至要求队员模仿中国人吐痰的姿势。那个从山西调来的便衣队长，满脑子都是黄土高原的印象，固执地认为中国农民都该裹白头巾。他哪里知道，在胶东，这无异于在脑门上贴了“我是鬼子”的标签。
　　
　　果不其然，半小时后，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60多个日军猫着腰跟在“拾粪队”后面，200多伪军稀稀拉拉地缀在末尾，步枪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赛时礼举起驳壳枪，枪口对准天空：“准备——”战士们的手指紧绷，手榴弹握出了汗水。
　　“打！”随着一声枪响，机枪喷出火舌，掷弹筒的轰鸣震得大地颤抖。我跟着突击班冲下山坡，看见那些裹白头巾的“农民”慌乱地从粪筐里掏出枪支，脸上的惊恐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依托路边的土堆负隅顽抗，子弹擦着我的耳边飞过，掀起一阵热风。
　　但我们占据地形优势，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一个日军便衣队长挥舞着军刀冲过来，我侧身躲过，刺刀刺入他的小腹。
　　他倒下时，我发现他靴子里还藏着一张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威海周边的村庄。
　　这场伏击战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日军便衣队几乎全军覆没，侥幸逃脱的几个，几天后也病倒在据点里。
　　原来，那些看似普通的白毛巾，早被妇救会的同志们用伤寒菌处理过。王大姐曾说：“小鬼子不是爱学咱吗？那就让他们好好尝尝咱的厉害！”
　　当得知汉奸杨建康带着全家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赛时礼蹲在缴获的歪把子机枪旁，用刺刀挑起一条带血的白头巾，冷笑道：“这两个汉奸，一个送了鬼子一程，一个送自己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