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绝地抗争，双枪玉坤

　　地道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呛人的烟味，我和王强蜷缩在角落里，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取暖。
　　王强的双手布满冻疮，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上次战斗留下的血痂。他往火堆里添了几根干树枝，火苗猛地窜起，映得他脸上那道从左眼一直延伸到嘴角的伤疤愈发狰狞可怖。
　　“小李子，你知道东北的冬天能冷到什么程度吗？”王强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冷到能把人的鼻涕眼泪瞬间冻成冰碴，冷到刚流出来的血还没落地就凝成暗红色的硬块。”
　　说着，他撩起裤腿，小腿上交错纵横着几道蜈蚣般的疤痕：“这是1932年在哈尔滨，鬼子用烧红的烙铁烫的。”
　　我默默往他身边挪了挪，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自从这个原东北军连长来到我们二十四团，每个这样的寒夜，他都会向我讲述那些浸透了血泪与冰霜的往事。
　　“那是1942年的冬天，依安县长阳镇。”王强掏出旱烟袋，颤抖的手指好几次都没能把烟丝装好，“松原俊三朗那个畜生，带着一群狐假虎威的伪满警察闯进了村子。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可心肠比狼还毒，手段比蛇还狠。”
　　我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那个冰天雪地的清晨：凛冽的北风卷着雪粒，像无数细小的钢针般抽打着破旧的村庄。日本特务松原俊三朗穿着崭新的皮毛大衣，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身后跟着一群荷枪实弹的伪警。他们踹开张春生家的土坯门时，屋里正飘着给产妇下奶的小米粥香气。
　　
　　“刘桂兰当时才二十五岁，怀里抱着半岁大的孩子。”王强的声音突然哽咽了一下，“她听到砸门声，慌忙把孩子护在怀里，顺手抓起一把剪刀，背靠着结满冰花的土墙。门被撞开的瞬间，六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可她愣是没后退半步。”
　　“快说！你丈夫张春生藏哪去了？他是共产党，是大马贼！”松原用皮靴踢翻了炕桌上的碗，碎瓷片混着滚烫的粥洒在冰凉的地上。
　　刘桂兰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只是把孩子搂得更紧了。松原见状，狞笑一声，猛地跳上炕，一脚将她踹倒在地。
　　“那些鸡蛋，是她攒了半个月的。”王强的烟袋锅在地上磕得“砰砰”响，“为了给孩子补奶水，她自己每天只喝稀粥。可松原那畜生，把装鸡蛋的小筐狠狠摔在地上，还用皮靴一个个碾碎。刘桂兰哭喊着扑过去捡，却被他一脚踢在胸口，当场咳出血来。那血还没落地，就冻成了红色的冰碴。”
　　
　　地道里一片死寂，只有柴火燃烧的噼啪声。我想起自己在伍仁桥镇的遭遇，山本一郎的暴行与眼前的场景重叠，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冲破胸膛。
　　“他们给她戴上冰冷的手铐，孩子被吓得撕心裂肺地哭。”王强继续说道，“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他们把她拖上爬犁，又给她戴上了沉重的铁脚镣。刘桂兰想解开脚镣，手刚碰到铁环就被冻住了，生生撕下一大块皮肉。可即便如此，她还是用自己的身体紧紧护着孩子，用体温温暖着襁褓中的婴儿。
　　“四个小时的雪路。”王强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松原坐在前面，悠然自得地哼着日本歌。刘桂兰的头发、睫毛上全结满了冰棱，脸被冻得发紫发黑，可她怀里的孩子还活着。她解开衣襟给孩子喂奶，任由刺骨的寒风吹打自己的身体……”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眼眶不由得发热。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怎样坚韧的意志！
　　“到齐齐哈尔时，母子俩已经奄奄一息。”王强狠狠吸了口烟，“而张春生，在十天后也被抓了。松原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他：水刑、吊打、竹签钉指甲、铁丝穿锁骨……
　　“可是张春生宁死不屈。”王强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最后，松原那畜生用一根粗木棒，一下又一下地砸在他身上。张春生死的时候，眼睛还瞪得大大的，嘴角挂着血沫，却还在笑——他是在笑这些畜生终将得到报应！
　　“当夜，他们把刘桂兰和孩子扔在警局外的雪堆里。”王强的烟袋锅重重地砸在地上，“第二天早上，人们在雪堆里发现了他们。刘桂兰还保持着护孩子的姿势，身体已经冻僵，怀里的孩子却早已没了气息。她的手指深深陷进婴儿的襁褓，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黑的冻土豆……”
　　
　　解放后的1956年，我和王强特意去了趟沈阳战犯管理所。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已经头发灰白、佝偻着背的松原俊三朗。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特务，此刻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王强隔着铁栅栏死死地盯着他，突然冷笑一声：“狗东西，还记得依安县长阳镇不？记得张春生和刘桂兰不？”松原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额头不停地磕着铁栏杆，发出“咚咚”的声响。
　　“饶命……饶命啊……我有罪，我有罪……”他用生涩的中文求饶，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现在知道求饶了？”王强的声音冰冷如刀，“当年你们折磨中国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
　　松原被押走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裤裆湿了一大片，再也没有了当年踹刘桂兰时的嚣张跋扈。
　　
　　王强说:“小李子，你见过人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还能把仇恨刻进骨头缝里的吗？”他继续讲述，“长春的铁匠马金钟，就是这么个人。”
　　1944年冬的长春，寒风卷着煤灰扑在伪满新京的街道上。王强的烟袋锅在膝盖上磕得山响：“金钟哥的铁匠铺就在宽城子火车站边上，炉子里烧着通红的铁，案板上摆着刚打好的锄头。谁能想到，就因为一块道铁，他被拖进了人间地狱。”
　　那天特务踹开铺门时，马金钟正抡着大锤打铁，火星子溅在特务的呢子大衣上：“那狗东西说这道铁是破坏铁路的证据，金钟哥喊破嗓子也没用，当夜就被押进了警察署。”
　　审讯室的场景，王强讲得字字带血：“灌辣椒水时，鬼子把金钟哥的头按进掺着汽油的水桶，他呛得七窍流血，肺里像着了火；压杠子时，两根碗口粗的木杠压在腿上，骨头‘咔嚓’的脆响，整条街都能听见。”
　　他突然攥紧拳头，指节发白：“最狠的是电刑，电线捆在他的脚趾头上，手摇发电机一转，他疼得在地上打滚，尿顺着裤腿往下淌。”
　　王强说马金钟被押进火石岭子浮浪营那天，零下四十度的天，鬼子扒光他的衣服，让几百个赤身裸体的“犯人”蹲在结冰的地上。
　　“有人刚想站起来活动，”他指着自己后腰，“监工的棒子就劈头盖脸砸下来，后脑勺开了花，血溅在墙上冻成黑痂。”更恶心的是换衣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囚服还沾着屎尿，金钟哥不肯穿，汉奸就用烧红的火钳烫他的大腿。
　　“一天两顿饭，比猪食还难吃。”王强抓起搪瓷缸猛灌凉水，喉结上下滚动，“早上是漂着沙子的高粱粥，晚上是橡子面掺豆腐渣的饽饽。那玩意儿硬得能砸核桃，咬一口满嘴木屑，咽下去刮得嗓子直冒血。”
　　有个山东汉子咽不下去，被鬼子用刺刀捅进嘴里搅。“那场面，”他突然别过脸去，“比我在七台河煤矿见过的还惨。”
　　最煎熬的是下井。王强用刺刀在地上划出矿井的轮廓：“铁丝网围着三层，电网通着高压电，掌子面的瓦斯味熏得人睁不开眼。金钟哥他们这些外行，要扛着百斤重的坑木搭支架，稍不留神就被砸成肉饼。”
　　他压低声音：“有次瓦斯爆炸，二十多个兄弟被埋在井下，鬼子连尸体都不挖，直接用煤矸石封死掌子面。”
　　冀中的潮气渗进骨髓，我却感觉后背发烫。王强说马金钟最恨的，是鬼子处理“废物”的手段：“得了伤寒的往万人坑拖，还有气就扔；没力气干活的，冬天扒光衣服绑在木桩上，看着人被活活冻死。”
　　他突然掀开衣襟，露出胸口的冻伤疤痕：“我当年也差点这么死了，多亏老班长把最后一口玉米糊糊灌进我嘴里。”
　　转机出现在1945年正月初五。王强的眼睛突然发亮：“那天金钟哥在掌子面挖煤，老工人杨义成悄悄塞给他一套青色工装。”
　　他比划着当时的情景：“杨义成说‘快走，前面有人接应’，金钟哥背着工具兜子，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出井口时，他看见铁丝网外站着二弟马金香，兄弟俩隔着电网对视，眼泪都冻在脸上。”
　　
　　解放后，王强在长春重逢过马金钟。“他的铁匠铺挂着‘金钟铁器’的招牌，”王强掏出张褪色的照片，画面上是个满脸伤疤的汉子抡着大锤，“他说每次打铁，就想起浮浪营里被害死的兄弟。”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字：“要让后代知道，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一块铁也不能忘。”
　　北风穿过道口，呜咽着，像极了浮浪营里未亡人的哭喊，也像无数冤魂在诉说：这片土地的每一粒煤，都浸着中国人的血。
　　
　　王强继续用粗糙的手掌反复摩挲着一块布满铁锈的铁片。“小李子，你听见过人在绝望中发出的哀嚎吗？那声音，比东北的狼嚎还要瘆人。”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仿佛被砂纸反复打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痛苦。
　　王强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木炭歪歪扭扭地画着几座土房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边缘还沾着褐色的污渍，不知道是血迹还是泥土。
　　“1943年的秋天，法库城西北的韩家窝堡，本该是收获高粱的季节。”王强的手指轻轻划过纸上的土房，“可日本人的卡车一来，这里就变成了人间地狱。佐藤那个老鬼子，坐着锃亮的小汽车，天天往返于法库城和这儿。他手下的植田和鸟月，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个是笑里藏刀的恶鬼。”
　　他说起那个外号“大胡子”的植田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和愤怒。
　　“那畜生最爱用洋镐把打人，”王强握紧拳头，“被他盯上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有个年轻小伙子，就因为多看了他一眼，当场被打得脑浆迸裂，血溅在铁丝网上，冻成了暗红色的冰碴。”
　　风声呼啸而过，仿佛夹杂着辅导院里的惨叫声。王强说，韩英歧被抓的那天，正在给患病的母亲抓药。日伪军警突然包围了村子，像抓小鸡一样把人塞进麻袋。“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土房里，”王强的声音有些颤抖，“身边躺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身上的棉衣被扒得精光，嘴唇发紫，眼神里全是绝望。”
　　辅导院里的生活，比东北的寒冬还要残酷。“他们把人当畜生对待，”王强指着纸上画的土炕，“土炕常年不烧，长满了青苔，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困难。每天两顿饭，高粱米里掺着碎石子和沙子，咸菜又苦又涩，一人就给一碗。”
　　更让人发指的是各种酷刑。王强说起那个看守孙肇国时，忍不住骂了句脏话：“这狗汉奸，最喜欢用烧红的火钳烫人。”
　　他比划着：“有人因为咳嗽了两声，就被他用开水浇头；冬天夜里，让犯人脱光衣服跪在雪地里，直到活活冻死。那个从康平抓来的韩春良，才十六岁，就因为说了句想家，被他们用皮鞭活活抽死。
　　“他们抓人就像疯了一样，”王强的拳头重重砸在膝盖上，“什么‘个别索出’、‘一齐索出’，说白了就是随意抓人。抚顺露天市场那次，三百多人，就因为在大街上走，就被当成‘浮浪’抓走。那个不知名的画家，画了一幅山水，就被诬陷为‘反满抗日’，在辅导院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王强说，辅导院旁边的万人坑，几乎天天都有新坟。“1944年冬天，一个月就埋了六十三个人。”他的声音低沉，“埋得浅，野狗天天来扒尸体，叼着残肢在村子里乱跑。有个孩子不懂事，捡了条胳膊玩耍，结果全家都被抓进了辅导院，再也没能出来。”
　　1945年春天，韩英歧能逃出来，完全是个奇迹。王强的眼神里难得露出一丝欣慰。
　　“那天夜里下着暴风雪，植田喝醉了，看守们都躲在屋里喝酒取暖。”他比划着逃跑的路线，“韩英歧咬断捆手的麻绳，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了一夜。等他跑到汪家沟时，脚趾头都冻掉了三个，但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解放后，王强曾回到韩家窝堡。“铁丝网还在，万人坑已经长满了野草，”他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画面上是几个满脸沧桑的老人站在荒地上，“这些幸存者每年清明都会来烧纸，他们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让后人忘了这段历史。”照片背面，用褪色的字迹写着：“每一寸土地，都记得中国人的血和泪。”
　　
　　
　　自从王强成为我的战友之后，每个夜晚他都会讲述那些被冰雪封存的往事。但今晚，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展开时露出半截生锈的钢笔尖，“这是柴纯然牺牲前托人带出的，笔尖上还沾着血。”
　　1940年的伪新京，樱花树下藏着不为人知的暗涌。王强的烟袋锅在膝盖上磕出闷响：“那时候建大的课堂上，日本教官讲着‘日满亲善’，台下的学生却在课本空白处写‘还我河山’。柴纯然、杨增志他们发起的读书会，最开始只是偷偷传阅《呐喊》，后来发展到用油印机印传单。你能想象吗？在鬼子眼皮子底下，他们把《论持久战》的油印本塞进伪满官员的公文包里。
　　“1941年12月，孙松令被捕那天，雪下得能埋住膝盖。特高课踹开他宿舍门时，炕洞里还飘着未烧尽的传单灰烬。他们把人拖到雪地里，用战刀背一下下砸断手指，问‘谁是头儿？’孙松令吐着血沫笑，血珠落在雪地上，瞬间凝成红点：‘中国人都是头儿！’”
　　他说起日寇的刑罚，每一个字都像是带着倒刺。“灌凉水的时候，先把人绑在条凳上，毛巾蒙脸，水壶里掺着汽油和辣椒面。”
　　王强比划着，喉结剧烈滚动：“水灌进去，人七窍流血，胃里像着了火。上大挂更狠，麻绳吊住大拇指，悬空抽打，直到手臂脱臼。最惨的是电刑，电线捆在睾丸上，手摇发电机一转……”他突然停住，抓起搪瓷缸猛灌凉水，喉结上下滚动的声音在死寂的地道里格外清晰。
　　“周化桢被抓时刚生完孩子。”王强的声音突然发颤，油灯的光晕下，他眼角闪着异样的光，“鬼子扒光她衣服，用烧红的火钳烫乳头，逼她供出丈夫周振环的联络点。她疼得昏死三次，醒过来就啐鬼子一脸血：‘我丈夫是打鬼子的，你们才是畜生！’最后他们把她吊在房梁上，用冰水从头浇下，那可是零下三十度的天……”
　　1942年3月的大搜捕，王强至今记得每个细节。“那天下午，特高课的卡车堵住校门，日本宪兵端着刺刀冲进校园。正在上课的十三名学生被当场带走，他们连课本都没来得及合上。”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你知道吗？胡毓铮被抓走时，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抗日诗稿，诗的最后一句是‘待得春来雪化时，便是倭奴授首日’！”
　　最让王强痛心的是柴纯然的死。“他患伤寒发高烧，鬼子偏把他扔到日本犯人病监。”王强摸出那张用香烟盒背面画的素描，画面上的青年瘦得只剩骨架，眼睛却亮得惊人，“同监的朝鲜犯人偷偷用毛巾蘸水擦他嘴唇，被发现后活活打死。柴纯然咽气前，用指甲在墙上刻了个‘胜’字，指甲缝里全是血。”
　　1943年冬，王强的亲戚在佳木斯煤矿当“特殊工人”时，曾冒险给狱中的建大学生传递消息。“他把情报藏在煤块裂缝里，”王强指着墙上的煤痕，“有次送进去半块冻土豆，里面挖空了藏着纸条——‘抗联已到五常，准备暴动’。可纸条被鬼子搜出来，三个传信的劳工全被扔进狼狗圈。亲戚亲眼看见，那些狼狗撕咬着同胞，血把雪地都染红了……”
　　王强说起马成龙的绝食斗争，声音里带着罕见的哽咽：“被判无期后，这小子每天只喝口水，瘦得像张纸。鬼子撬开他嘴灌米汤，他就用舌头把米粒顶出来。”
　　1945年8月苏军轰炸长春时，监狱方向火光冲天，后来才知道，崔立福他们戴着八斤重的脚镣越狱，有个学生用磨尖的筷子捅死了看守。当苏联红军冲进监狱时，常吉他们正用砸断的床板跟鬼子肉搏。
　　
　　解放后，王强曾去长春监狱旧址凭吊。“墙上还留着血写的标语，”他用刺刀在地道壁刻下字迹，“有人用指甲在砖缝里抠出‘还我河山’，指痕深得能塞进手指。”
　　1978年，王强收到东北师大学生寄来的照片。新建的教学楼上，当年建大学生秘密开会的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弹痕累累，却抽出了新芽。
　　“柴纯然他们要是活着，该当教授了吧。”王强说，“小李子，你说现在的学生还记不记得，当年有群穿西装的青年，在鬼子眼皮底下唱《义勇军进行曲》？”
　　1977年的一天，王强和我回忆抗战往昔。他说:“小李子，你听说过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用双枪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女人吗？”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岁月沉淀的沧桑，仿佛每一个字都裹着厚厚的冰雪。
　　自从这位原东北军连长调入二十四团，到我们一起历经战斗，无数个寂静的夜晚，他总会向我讲述那些发生在白山黑水间的悲壮往事。但今晚，他的眼神格外凝重，手中反复摩挲着一块泛黄的布条——那是从一双破旧不堪的皮靴上撕下的残片，上面还嵌着一颗变形的子弹头。
　　“那是1941年的深冬，东北的雪下得能把人埋住。”王强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枪身的纹路，“隋德胜牺牲了。他是抗联四支队的队长，也是玉坤姐的丈夫。那天，他们的营地被鬼子的骑兵队包围，机枪声像暴雨般撕碎了寂静的夜空。隋队长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后，为了给怀孕的玉坤姐和战友们争取撤退时间，独自留在断后。等玉坤姐抱着刚出生的女儿隋杨兰突出重围，再回头时，只看到丈夫的尸体半跪在雪地里，身上插满了刺刀，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打光子弹的手枪，枪口仍冒着缕缕青烟。”
　　我看见王强的喉结剧烈滚动，仿佛在强咽着什么苦涩的东西。“玉坤姐就那么抱着孩子，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跪了整整一夜。北风卷着雪粒抽打着她的脸，孩子的哭声渐渐微弱，但她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塑。第二天清晨，她把女儿托付给可靠的老乡，用结了冰的河水洗净脸上的血污，捡起丈夫的枪，眼神冷得能把人冻透，说：‘从今天起，这双枪不再只是保家护院的家伙，我要用它们，为老隋，为所有死在鬼子手里的兄弟报仇！’”
　　从那以后，金玉坤开始了近乎残酷的训练。王强说，她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手指冻得粘在枪把上，她就硬生生地扯下来，撕下一层皮，鲜血瞬间在枪柄上结出冰晶，她不吭一声；虎口被后坐力震裂，鲜血顺着枪身滴落，染红了白雪，她只是用破布简单缠一下，咬牙继续。
　　“有一回，”王强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她在练枪时，一颗流弹擦着头皮飞过，在她额头上划出一道血痕。换作别人早吓瘫了，可她只是用袖口随意擦了擦血，冷笑着说：‘这子弹是给我提个醒，战场上可没这么客气。’”
　　1942年的那个冬夜，彻底让双枪玉坤的名号在鬼子中间炸开了锅。那天，金玉坤带着一个小队在转移，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四周静得可怕，只有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突然，黑暗中响起了鬼子新型步枪的射击声。“那枪声就像阎王爷的催命符，打一下，就有一个兄弟倒下。”王强的声音变得沉重。
　　第一枪，走在最前面的战士被子弹穿透胸膛，直直地倒在雪地里；第二枪，擦着金玉坤的耳朵飞过，带起的热气把她鬓角的头发都烧焦了；第三枪，精准地打中了她的脚。
　　“她当时整个人重重地坐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自己完了，”王强回忆道，眼神中仿佛重现了当时的惊险，“可等她低头一看，才发现是脚上穿的日本大头鞋救了她一命。子弹把厚实的鞋帮打穿，在脚面上擦出一道血痕，骨头却完好无损。”
　　但危险才刚刚开始。借着月光，金玉坤看到黑压压的鬼子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她急中生智，把牺牲战友温热的血抹在自己脸上、身上，躺在地上屏住呼吸装死。她把匣子枪紧紧别在腰间，撸子压满子弹，静静等待着机会。当鬼子的翻译官用电棒照到她时，她甚至能清晰地看到电棒的光晕在眼前晃动，听到鬼子皮靴踩在雪地上的声音，还有那令人作呕的日语咒骂。
　　“再不走，天都要亮了！”翻译官的声音带着不耐烦。等鬼子确信没有活人，准备离开时，金玉坤突然翻身而起，双枪齐发。
　　“砰砰砰”的枪声划破夜空，那一瞬间，她的眼神锐利如鹰，枪口喷出的火光照亮了她满是血污的脸。
　　“那一梭子子弹出去，当场打倒了好几个鬼子。”王强的眼中闪过一丝快意，“可鬼子很快反应过来，机枪、步枪的火力像雨点般朝她倾泻。她借着夜色和尸体掩护，几步就蹿进了旁边的豆地。”
　　那片豆地早已被机枪打得千疮百孔，秸秆上结满了冰棱。金玉坤在泥泞的雪地里艰难爬行，棉裤很快被磨得破烂不堪，膝盖和手肘在冻土上蹭出骨头，鲜血渗进雪里，转眼就冻成暗红色的冰碴。等她终于爬出豆地，天已经蒙蒙亮了。她强忍着伤痛和饥饿，凭借着怀里那枚丈夫留下的指南针，向着后方医院的方向艰难前行。
　　路上，她遇到了一头饥肠辘辘的黑熊。“那时候她已经饿得两眼发蓝，胃里火烧般疼痛，”王强说，“看到黑熊的瞬间，她想的不是逃跑，而是掏出撸子，想着要是能打死这头熊，就能饱餐一顿，有力气继续赶路。”
　　但因为太过饥饿，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第一枪打偏了，子弹擦着黑熊的肋部飞过。黑熊被激怒，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张着血盆大口扑了过来。
　　生死关头，金玉坤想起了抗联老战士教的法子。她围着一棵粗壮的大树跟黑熊周旋，利用黑熊笨重、不会急转弯的弱点，一次次灵活地躲过攻击。
　　黑熊一次次撞在树上，震得积雪纷纷落下。“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王强说，“等黑熊终于体力不支，喘着粗气放弃离开时，她已经累得瘫倒在树下，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
　　等她醒来时，终于到达了后方医院。那是一个用木头和帆布搭建的临时营地，里面躺着许多受伤的战士，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双脚被冻得发黑坏死，发出阵阵腐臭。金玉坤喝了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还没来得及喝第二碗，就听到了鬼子来袭的消息。
　　她顾不上休息，抄起地上一挺被人丢弃的机枪，冲向了战场。当时，她的长发在风中凌乱飞舞，身上还穿着沾满泥土、血迹和熊毛的衣服。鬼子看到她单薄的身影，竟然叫嚣着要抓活的，说谁抓住她就给谁做媳妇。
　　“可他们不知道，”王强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眼中满是敬佩，“他们面对的是双枪玉坤。她架起机枪，对着鬼子就是一阵扫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打得鬼子抱头鼠窜。鬼子以为遇到了主力部队，吓得不敢上前，扎堆商量对策。玉坤哪会给他们机会，专挑人多的地方打。不一会儿，鬼子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留下一地尸体。”
　　
　　1940年，金玉坤去了建在江北的八十八旅。在那里，她一边参加艰苦的训练，一边参与建设。白天，她和战友们一起深入密林伐木，肩膀被木头压出深深的血痕；晚上，她抱着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能。1944年，她在异国他乡生下了女儿赵艳芬。
　　1945年，国内抗战进入大反攻阶段。金玉坤一心想要回国参战，但苏联教官以孩子需要哺乳为由，阻止她离开。“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王强的声音有些哽咽，眼中闪着泪光，“她红着眼眶，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说：‘这是解放我自己的国家，我就算不要孩子，也要回去！’就这样，她狠狠心把不到一岁的赵艳芬留在了苏联，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路。临走时，她一步三回头，泪水在脸上冻成冰珠，可脚步却从未停下。”
　　解放后，金玉坤的两个女儿隋杨兰和赵艳芬都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她。一家人终于团聚，可她身上那一道道伤疤，还有那两把从不离身、磨得发亮的枪，时刻提醒着她们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1976年12月29日，这位传奇的女英雄在依兰悄然逝世，享年58岁。
　　王强讲完这些故事，沉默了很久。他说这些英雄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了和平与正义，奋勇前行，让他们的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