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草民田大 ，虎口拨牙

　　1940年3月16日拂晓，沂蒙山区的天际线刚泛起鱼肚白，日伪军的脚步声就碾碎了孙祖村的宁静。300余名日军与100多名伪军组成的队伍，如同贪婪的恶狼，向着这片土地扑来。此刻，山东纵队司令部就驻扎在孙祖南面的东高庄，大众日报社在西高庄，中共山东分局党校位于铁峪，形势危如累卵。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山东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孙维先早已率部在九子峰设下埋伏。战士们趴在潮湿的草丛中，紧握着手中的武器，目光如炬，等待着敌人的到来。我正在离战场不远处执行侦察任务，藏身于一棵老树下，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多年的战斗经验让他深知，这将是一场恶战。
　　就在战士们严阵以待时，一个身影在附近的小山上瑟瑟发抖。那是铁峪村的农民田大，他身材瘦小，平日里连杀鸡都不敢看，胆小怕事是村里人对他的普遍印象。此刻，他蜷缩在岩石后面，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试图隔绝远处传来的枪炮声。但即便如此，他的目光还是忍不住望向战场。
　　此前，田大已经目睹了日军对根据地一次次惨无人道的“扫荡”。那些场景，光是回想起来就让他心惊胆战。敌人如同梳头蓖发一般，对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头进行地毯式搜索。从缴获的一个伪军营长的日记中，人们看到了日军的暴行：“两万之众，用蜘蛛网式之配备，每日20里，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妇女为之奸，壮丁为之捆，东西为之光……”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协同配合也十分默契，八路军每次与他们作战，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9年10月25日拂晓的那场战斗，至今仍让沂蒙山区的人们记忆犹新。临朐日军趁八路军立足未稳，出动400余人发起夜袭。日军一般不主动打夜战，但这次他们来势汹汹，妄图将八路军一举歼灭。好在支队副司令员钱钧指挥有方，带领第1支队第1营及骑兵连，在临朐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发挥八路军善于夜战的优势，将偷袭之敌反包围。经过17个小时的艰苦鏖战，八路军击溃伪军一个大队，毙伤伪军120余人，击毙日军40余人，还俘获日军1人，缴获了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八二追击炮1门等大量武器装备。在之后的战斗中，八路军的特等射手组成战斗小组，不断对行进之敌进行冷枪冷弹阻击，多名日军军官和伪军中队长先后中弹。五井一战，虽然规模和缴获不算特别突出，但却向日军证明：夜晚，永远是八路军的天下，夜战，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
　　然而，日军并不甘心失败。1940年3月16日这一天，他们再次卷土重来。战斗打响后，激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孙祖附近的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以自己的方式支援抗战。有的加入担架队、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抬送伤员、送茶送饭；有的参加情报队，深入敌后侦察敌情。
　　
　　田大在小山上看着八路军战士们顽强地阻击日军，不断有战士倒下，鲜血染红了山坡。他的心被刺痛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在心中升腾。“不能再躲了！”他在心中呐喊。终于，他咬了咬牙，不顾一切地朝着战场跑去。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阵地，从受伤和牺牲的八路军战士身上取下枪和子弹，递给正在射击的三位战士，声音颤抖却坚定地喊道：“同志们，多杀几个鬼子！”战士们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农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又投入到战斗中。
　　随着战斗的进行，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冲锋。田大跟着三位战士躲到一道墙下，紧紧握着手中的枪。他的手心满是汗水，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当敌人逼近时，他大喝一声：“推！”和战士们一起用力推倒了石墙。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石墙倒塌，当场砸死了两个鬼子，成功拦住了敌人的突围之路。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日军乱了阵脚，八路军趁机发起反击。当晚，我军将敌人逼入孙祖，连续对敌军进行猛烈袭击。残敌抵挡不住，仓皇逃遁。这场战役，八路军击毙日军指挥官小林少佐以下120余人，击伤70余人，并乘胜收复沂水铜井据点，取得了孙祖战斗的重大胜利。
　　但这场胜利，也让田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参与战斗、亲手杀人，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战后，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常常在夜里惊醒，嘴里念叨着战斗时的场景。他开始到处奔走，逢人就喊“杀鬼子”“打敌人”，声音因为过度激动而变得沙哑。然而，没过多久，田大就去世了。听说他走的时候，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仿佛还置身于那场激烈的战斗中。
　　孙祖一带的民众为了纪念田大的英勇事迹，特意编了一首歌：“三月里来麦青青，八路军大战九子峰，英勇的田大也参了战，铁峪的南山显了威风”。每当这首歌响起，人们就会想起那个曾经胆小，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农民田大。
　　从田大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在冀中平原的安国县伍仁桥镇，我那时还是个二十多岁的理发匠。这个小镇原本宁静祥和，骡马市上飘着驴肉香，青石板路上人来人往。然而，日军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镇里驻扎着日军的一个小队，其中有个伍长叫山本一郎。此人不过二十多岁，身材矮小，一双罗圈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个子，手上却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他因残害中国人“有功”，竟被特许每年能回日本探亲一次。
　　我的父母、妹妹以及深爱的未婚妻，都死于日军之手。每当夜深人静，我就会想起亲人惨死的画面，对日军的仇恨也愈发强烈，日日夜夜盼着能有机会投身八路军，为亲人和同胞报仇。
　　
　　1938年8月的一个集日，集市上人头攒动，百姓们虽在日军的阴影下生活，却也想趁着这难得的机会购置些生活必需品。山本一郎却在集市上肆意妄为，他脚蹬日本木板鞋，下身穿着一条抢来的女人花裤子，像个疯子似的横冲直撞。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伸手去抢，嘴里还叫嚷着“新交新交”，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着这屈辱。
　　在集市上闹够了，山本一郎手里提着一只挣扎的大公鸡，嘴里啃着个油乎乎的猪蹄，醉醺醺地晃到了我的摊位前，嚷嚷着要剃头。我一看这家伙满嘴酒气，走路都不稳，心中立刻有了盘算。他强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陪着笑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乱糟糟的，哪能好好给您剃头呢？要不您移步到大乡公所，那儿清静，我保准给您理个最精神的头。”山本一郎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含糊地应道：“哟西。”
　　到了乡公所，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让山本一郎坐下。一边熟练地摆弄着剃头工具，一边和山本一郎闲聊起来，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目的就是要麻痹这个鬼子的警惕性。山本一郎被我的手艺和殷勤劲儿哄得十分开心，连连夸赞：“你的，手艺大大的好。”我轻声说道：“今天会更好。”就在这一瞬间，我右手猛地一用力，锋利的剃头刀像一道寒光，划过山本一郎的脖子，那刀刃几乎将他的脖子割断了一半。山本一郎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一命呜呼。
　　随后，我便大步流星地出了门，朝着安国八路游击队的方向奔去。
　　
　　1941年5月1日的冀中平原，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远处传来的零星炮声便如重锤般砸在每一个人心头。我蹲在安国县的老槐树下，紧握着从汉奸手里夺来的土枪，看着队伍里的新兵王二柱将母亲塞进行囊的面饼又悄悄放回灶台——那是全家三天的口粮。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如同汹涌的恶浪，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对冀中军区展开了残酷的攻势。
　　在此之前，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让八路军各部不得不选择边打边撤，向着平汉路以西的山区转移。但日军并未就此罢手，他们在"扫荡"后留下重兵，如同撒开一张大网，等待着从外线返回的八路军自投罗网。无数来不及转移的乡亲们惨遭荼毒，县城的城墙下，悬挂着被割下的头颅；村庄的水井里，漂浮着被残害的妇孺。这些景象，成了扎在每个冀中人心头的钢针。
　　
　　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二十四团接到了冀中军区的命令：留在当地，继续在平原地区与日军作战。这道命令，无异于让我们深入虎穴。可没人退缩，当指导员在昏暗的油灯下宣读命令时，我看见老兵老李缺了两根手指的手紧紧攥着枪托，新兵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我们这个由特务团、独立第1、第2团合并组建的团队，成了"五一"反扫荡后唯一保留原番号坚持在冀中的部队。
　　当时的冀中，早已被日军改造成一座巨大的牢笼。封锁沟纵横交错，深三米、宽五米，如同一条条黑色的巨蟒盘绕在大地上；碉堡炮楼林立，每隔几里便能看见阴森的岗哨。在这张密不透风的蜘蛛网上，一两千人的二十四团要如何生存？答案就在脚下的土地里。
　　我们分散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各个村落，藏身于地道之中。这些地道，是冀中百姓用双手一锹一镐挖出来的生命通道。地道口极为隐蔽，有的藏在灶台之下，有的伪装成碾盘，甚至还有的设在枯井的夹层里。地道内错综复杂，不仅有主通道，还有通气孔、储粮室、医务室，甚至设有陷阱和暗枪眼。记得有一次，通讯员小王接到侦察参谋的情报，要向团长汇报。他换了三次接头地点，最后在一口看似废弃的井中，顺着湿滑的藤蔓下到地道深处，才找到了正在研究地图的团长。那时团长的军装上沾满了地道里的泥浆，裤脚还挂着蜘蛛网，但目光却坚定如铁。
　　平日里，战士们分散在各村，化身为普通百姓。有的帮忙种地，有的给老乡挑水，还有的帮着修补房屋。没人能看出，这些憨厚的“农民”竟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战士。只有当战斗任务下达时，信号树倒下、梆子声响起，分散在各处的战士们才会迅速集结。往往是前一刻还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下一刻便端着枪冲进了战场。打完仗，又立刻分散开来，消失得无影无踪。
　　日军始终想不明白，一个团的兵力，怎么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们带着固有的思维，总以为一个团就该有固定的团部、整齐的编制、显眼的辎重。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团部可以是任何一个隐蔽的角落，我们的战士可以是任何一个平凡的面孔。他们屡次试图捕捉我们，却总是扑空。而当他们稍有松懈，某个疏于防范的汽车队、运输线，就会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
　　
　　1942年2月10日午夜，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冀中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五个连队，每连150多人，趁着夜色，向着七百尺镇与南郭丹村之间的封锁沟进发。那道封锁沟，是日军为了切断我们的活动路线而挖的，沟深三米、宽五米，沟壁陡峭光滑，沟底还插满了尖锐的竹签。
　　我们背着麻绳，悄悄靠近封锁沟。我攥着麻绳的手早已冻得失去知觉，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过去。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将麻绳抛向沟对岸，固定好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攀爬。下到沟底时，我听见冰层在脚下发出脆弱的咔嚓声，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刃上。生怕惊动岗楼上的鬼子，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连咳嗽都要捂住嘴巴。
　　终于，我们越过了封锁沟，进入了仅有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高保蠡三角区。这里是日伪军的心腹地区，周边据点林立，巡逻队频繁出没。但我们偏要在这里，创造“虎口拔牙”的奇迹。那段时间，我们就像一群神出鬼没的猎手，今天端掉一个伪军炮楼，明天伏击一支运粮队。等日军调集兵力围剿时，我们又分散成一个个小点，消失在茫茫村落中。
　　最惊心动魄的，还是1944年6月24日的那场战斗。此前，通过内线传来的可靠情报，我们得知日军驻保定步兵66旅团长佐久间胜将派出一个小队，去保定迎接新到任的蠡县伪县长廖继仟，并护送其走马上任。团里立刻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详细的伏击计划。
　　
　　凌晨时分，我们便进入了埋伏点。我所在的二连，埋伏在东头紧靠公路的一排土墙后方，这里是绝佳的截击位置。三连与我们并肩作战，负责正面攻击；34区队的两个连分别埋伏在林堡村北紧挨公路的大柳树下和蔡家营，他们的任务是切断敌军退路，并阻击可能从清苑、保定赶来的援兵；博野县大队和2区小队则埋伏在公路西南的宋庄，准备实施侧翼攻击。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晒在头顶，汗水顺着帽檐流进眼睛，蛰得生疼。但没人敢乱动，甚至连呼吸都尽量放轻。终于，在中午12时左右，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引擎轰鸣声。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我握紧手中的步枪，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13点整，日军的车队终于出现在视野中。三辆卡车拖着滚滚黑烟，嚣张地行驶在公路上。车斗里的鬼子有的抱着枪打盹，有的叼着烟闲聊，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当车队进入我们的射程范围时，连长的枪响了，这是总攻的信号。
　　霎时间，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日军车队。我瞄准驾驶座的鬼子扣动扳机，看着他的脑袋猛地往后一仰，鲜血溅在挡风玻璃上。土墙后的战士们齐声呐喊，端着刺刀冲了出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懵了，但很快便反应过来，他们跳下车，躲进公路边的壕沟，向我们疯狂射击。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我们集中4挺机枪和200多枝步枪，向日军倾泻着怒火。埋伏在宋庄村的博野县大队也冲了上来，对日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伪县长廖继仟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和10多个随从以及2个伪军，狼狈地扎进路旁的沟里，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日军小队长官本秀雄见势不妙，慌了手脚。他脱掉上衣，袒胸露臂，挥舞着寒光闪闪的战刀，指挥残余日军向原路回撤。但等待他们的，是34区队的迎头痛击。我军战士们趁势发起冲锋，如猛虎下山般扑向敌人。官本秀雄见回撤无望，又挥舞着战刀，妄图向蠡县方向突进。
　　此时，我们已经对敌人形成了合围之势。从四面射来的子弹，织成了一张死亡之网。随着一声令下，二十四团、34区队、博野县大队的战士们发起了总攻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我端着刺刀，冲进敌群，耳边是战友们的呐喊声、敌人的惨叫声，还有兵器碰撞的铿锵声。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当夕阳的余晖洒在战场上时，硝烟渐渐散去。日军官本秀雄小队43人被全歼，伪县长廖继仟、伪军及随从人员19名被俘。但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包括排长鲁连成在内的20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鲁连成排长到最后一刻，还紧紧攥着手榴弹，身边躺着三个鬼子的尸体。
　　打扫战场时，我在草丛里捡到一块怀表，表盖内侧刻着“昭和十五年”。我啐了口唾沫，将它塞进缴获的弹药箱。这不仅仅是一块表，更是日军侵略的罪证。
　　不出所料，日军很快便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但他们面对的，只是空荡荡的村落和被破坏的炮楼。我们背着伤员，再次钻进了熟悉的地道。地道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硝烟味，但战士们的脸上却带着胜利的笑容。冯志当时就在我们团，他后来将这场战斗写进了《敌后武工队》。但书里的文字，又怎能完全还原那些在地道里发霉的干粮、深夜里传递的情报、还有永远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醒来的日子？
　　在冀中的每一寸土地上，我们二十四团的战士们，都在用生命诠释着“虎口拔牙”的勇气。那些在封锁沟上攀爬的寒夜，那些在青纱帐里伏击的烈日，那些在地道中度过的漫长时光，都成了我们最珍贵的记忆。只要能咬碎鬼子的骨头，再险的路，我们也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身后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必须守护的一切。
　　
　　1943年11月的冀中平原，寒风裹挟着细沙抽打着残破的村落。我蹲在地道口擦拭步枪，指甲缝里还嵌着三天前伏击战留下的火药残渣。交通员老张跌跌撞撞地钻进芦苇荡，棉袄肩头结着冰碴：“李哥，朱司令……朱占魁被俘了！”
　　这句话像颗哑弹在我耳边炸开。手中的枪栓“当啷”掉在青砖上，惊飞了墙根觅食的麻雀。那个在大清河畔挥舞大刀、带着我们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汉子，那个说“小鬼子的膏药旗，老子见一面烧一面”的朱占魁，此刻竟成了日军的阶下囚？
　　我第一次见到朱占魁是在1939年的庆功会上。他披着缴获的鬼子呢子大衣，腰间别着双枪，大步走上土台子时，草鞋上还沾着战场的泥浆。“同志们！”他扯开嗓子，声如洪钟，“昨儿个咱们在王家屯，把伪军据点端得干干净净！知道为啥能赢？就凭咱们不怕死的劲头！”台下战士们举着缴获的三八大盖，欢呼声震得树上的积雪簌簌掉落。
　　谁能想到，这样的豪杰会被押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后来听内线传来消息，日军看朱占魁行事豪爽，说话带着绿林腔调，认定他“有利用价值”。为了邀功，特意抽调精锐组成警备班，打算把这位“八路大官”送到北平司令部。火车哐当哐当地碾过铁轨，朱占魁双手被手铐磨出血痕，却始终盯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枯树，眼神比冻土还冷。
　　快到保定站时，转机出现了。朱占魁捂着肚子，用日语喊着“腹痛难忍”。日军曹长皱着眉头打量他——这半个月来，这个八路司令确实没闹过幺蛾子，甚至还配合地回答过几个问题。“快快地！”曹长一挥手，两名士兵押着朱占魁走向车厢连接处的厕所。
　　铁门关上的瞬间，朱占魁的眼神突然锐利如鹰。他佯装解手，耳朵紧贴着门板，数着走廊上凌乱的脚步声。当最后一个卫兵的皮靴声渐渐远去，他猛地发力，手肘撞碎玻璃，冷风裹挟着煤灰灌进车厢。但他没有急着跳车——多年在江湖闯荡的经验告诉他，此时纵身一跃，必死无疑。
　　
　　后来在根据地的窑洞里，朱占魁给我们讲起这段惊险时刻。他说自己踩着窗框翻上火车顶，刺骨的寒风像刀子般割着脸颊，车顶的铆钉划破了手掌，鲜血很快在铁皮上凝成黑痂。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前飞驰，他趴在冰凉的铁板上，听着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活着回去，就能继续杀鬼子！
　　日军发现人失踪时，火车已经快到保定站。警备班撞开厕所门，只看见破碎的玻璃和摇晃的窗框。日本专家拿着计算尺反复推演：“时速百公里，跳车存活率不足百分之一”！他们在铁路沿线展开地毯式搜索，却一无所获。直到多年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还困惑地记载着：“朱占魁究竟如何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逃脱？”
　　朱占魁真正的智慧，在于他选择了最危险也最安全的时机。他趴在车顶熬过了漫长的二十分钟，直到看见保定站的信号灯在夜色中闪烁，才瞅准时机翻身滚下路基。落地时，他感觉左腿传来一阵剧痛——但这点伤痛，比起能重获自由的狂喜，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当他拖着伤腿摸回根据地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战友们的欢呼。审查组的同志板着脸，将他的把兄弟柴恩波、好友王凤岗投敌的材料拍在桌上。那段时间，我常在村口看见他独自坐在老槐树下，手里转着颗子弹壳发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李兄弟，你说我朱占魁是孬种吗？”有天傍晚，他突然拦住我问道。我望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想起他带着我们夜袭炮楼时的英姿，想起他把缴获的战马让给伤员的背影，喉咙像被棉花堵住：“朱司令，大伙儿都信你。”
　　可信任需要时间证明。朱占魁主动要求去最危险的前沿阵地，带着小队在日军据点间穿插。1943年的一个雪夜，他单枪匹马摸进伪军岗楼，用匕首抵住哨兵喉咙：“还记得我吗？”那个哨兵吓得尿了裤子——正是当年参与追捕他的汉奸之一。
　　抗战胜利后，朱占魁的命运再次急转直下。1946年被俘投降时，他或许也有过绝望和动摇，但1948年又带着队伍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有人骂他投机，有人说他像《水浒传》里的草莽英雄，本性难移。可我总想起1942年那个深夜，他在油灯下翻看《论持久战》，手指在书页上划出深深的折痕：“明子，我朱占魁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当孬种！”
　　1979年，当他恢复投诚人员身份时，我专程去河南看他。老人坐在藤椅上，腿上的旧伤在阴雨天仍会隐隐作痛。他颤巍巍地从木匣里取出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38年大清河游击队的合影。照片里的他意气风发，腰间的大刀闪着寒光。“那时候真好啊……”他喃喃自语，眼角泛起泪花。
　　
　　如今，每当我走过冀中平原的老槐树，总会想起朱占魁的故事。火车顶上的生死一跃，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自由，更是一个热血汉子对家国的承诺。他的人生充满争议，却也真实地映照出那个动荡年代的复杂与残酷。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我朱占魁这辈子，犯过错，走过弯路，但打鬼子的心，从来没凉过。”
　　风掠过青纱帐，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朱占魁的故事，就像冀中平原上的一粒沙，却折射出无数中华儿女在抗战岁月里的坚韧与挣扎。火车的汽笛声早已远去，但那个在车顶上与命运搏斗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