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从“朱雀街灯”到“烽烟残照”的盛唐绝唱

　　天刚擦黑，长安城里就热闹开了。朱雀大街的暮鼓一敲，二十四坊的坊门跟约好了似的，“哐当哐当”挨个关上。玄甲军骑着高头大马巡逻，身上的银甲在夕阳下亮得人睁不开眼，马蹄子“哒哒”踩过去，连槐树上的知了都不敢叫了。
　　波斯商人赶着驼队，驮着龙涎香、乳香往西边的西市溜达。粟特酒肆门口，跳胡旋舞的姑娘转得裙摆都飞起来了，脚腕上的银铃铛叮铃哐啷响，再混着琵琶声、烤羊肉串的香味，整条街又热闹又勾人。
　　街角的书店里飘出墨香，年轻的考生们凑在一块儿讨论考试题目，砚台里的墨都还没干呢。大明宫含元殿前，大臣们上朝，衣服上的金玉配饰互相碰撞，叮叮当当的。安禄山进献给皇上的胡旋舞女，正跟着羯鼓的节奏转圈圈，之前表演的《霓裳羽衣曲》的旋律，好像还在宫殿的房梁上打转。这就是天宝十三年的大唐，东市停满了商船，西市驼铃声不断，各国使臣带着宝贝来拜见皇上，长安晚上的灯火亮堂堂的，全世界的商人都被这儿的繁华迷得不行。​
　　可谁能料到，才过了两年，安禄山就带兵打过来，把这好日子全毁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没这场大乱子，大唐这看着风光无限的大帝国，真就能一直这么风光下去吗？这就跟看悲剧电影似的，把最惨的那段掐了，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其实吧，就算安禄山不搞事情，大唐该走下坡路还是得走。为啥呢？因为盛世表面看着光鲜，底下全是大问题。土地都被有钱人抢走了，老百姓没地种只能流浪；府兵制崩了，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官员越来越多，朝廷的钱袋子都快撑不住了。这些问题就像地下的岩浆，早晚得找个口子喷发出来！
　　
　　朱门倾颓：从励精图治到醉生梦死
　　
　　开元元年，含元殿里。年轻的李隆基“啪”地把《贞观政要》摔在御案上，墨汁溅得到处都是，在明黄奏章上洇出团黑影，看着像条没精神的小龙。他拿着红笔，“唰唰”划掉吏部奏报上六千七百二十七个名字，划的时候，连带着竹简都快戳破了。旁边青铜仙鹤投下的影子，正好落在他绷紧的下巴上。好家伙，这哪是批奏折，分明是给大唐臃肿的官僚体系来场大手术！
　　殿前的青铜仙鹤扬着脖子，尖尖的鸟嘴影子斜斜擦过他的下巴。新皇握着朱砂笔，在吏部递上来的官员名单上划拉。好家伙，六千七百二十七个名字，跟切菜似的直接砍掉一半！等最后一笔勾完，就听“刺啦”一声——他抬手把任命诏书撕成碎纸片，雪花一般全落在绣着十二章纹的龙袍上。
　　长安这秋天，冷不丁就来了。那天夜里，姚崇踩着露水，三步并两步往宫里跑。宫灯在甬道上投的影子晃来晃去，就像举着火把乱窜的蚂蚁一样。他怀里揣着桑皮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全是汴州百姓被蝗虫祸害的惨事儿。再看宋璟那边，脸拉得老长，比殿外的青铜仙鹤还冷冰冰，抱着弹劾奏章大步流星往里走，靴子踩在青砖上“哒哒”响，跟衙门里拍惊堂木似的。
　　姚崇一进金銮殿，就哗啦哗啦展开灭蝗十条计策，竹简撞得叮当响，把梁上打盹儿的燕子都惊得扑棱棱乱飞。宋璟磕头的时候更夸张，奏章边上的朱砂印直接蹭到汉白玉台阶上，红得瘆人。李隆基盯着这一文一武，冷不丁想起爷爷书案上的话，再一抬头，含元殿的飞檐和太极宫的梁柱竟叠在了一块儿，恍惚间就像贞观年间的风，呼啦啦地吹到了自己跟前。​
　　这日子过得跟飞一般，眨眼就到天宝年间了。华清池里热气直冒，把那些精美的亭台楼阁都熏得影影绰绰的。李隆基搂着杨贵妃，手指勾着她头上晃悠的金步摇，眼睛却死死盯着台上的梨园弟子。新编的《霓裳羽衣曲》正唱到“渔阳鼙鼓动地来”，他倒好，突然乐出声，拿起犀角梳子指着台上扮安禄山的演员笑：“瞧瞧这胡人，看着老实巴交的，哪像会造反的主儿？”
　　温泉池底的鎏金莲花灯一闪一闪，把他帽子上的大珍珠都照得发红。您猜怎么着？就为了博美人一笑，这位爷大手一挥，荔枝道上直接尘土飞扬！岭南的荔枝还带着叶子呢，就被快马驮着一路狂奔。驿站的跑腿小哥草鞋都跑烂了，脚底板全是血泡，就为了让贵妃娘娘吃上新鲜荔枝。那荔枝红得透亮，跟贵妃嘴上的胭脂一个样儿！可再翻开国库账——“转运荔枝，花了三十万贯”！谁能想到，当年在朝堂上叱咤风云的皇帝，现在花钱跟流水似的，跟那些给网红刷礼物的冤大头没啥区别，“励精图治”这四个字，早就在温泉水里泡得没影了！
　　要说这李林甫在朝堂上玩的手段，那真是绝了！这位当了十九年宰相的老狐狸，把“口蜜腹剑”四个字玩得明明白白。每次把谏官叫到家里开会，都是笑脸相迎，还拿南方进贡的蜜饯招待，嘴上说得可好听了，又是鼓励提意见，又是说要广开言路。
　　可前脚人刚走，后脚就变了样！当天晚上，谏官家门口就开始有人晃悠，不是收买邻居盯着，就是找酷吏罗织罪名。谁要是敢跟他对着干，不出一个月准得出事，莫名其妙就被抓进大牢。更离谱的是，有些官员家门口突然就挖出“藏匿兵器”的证据，官兵连夜把人全家带走。第二天早上一看，就剩个空宅子，在月光底下阴森得瘆人。​​
　　杨国忠这人简直绝了！仗着杨贵妃是他堂妹，直接把大唐官场当自家开的公司。四十多个肥差全往自己身上揽，连户部管钱的算盘珠子都被他扒拉得冒火星子。最离谱的是，他敢在朝廷议事大厅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记账，国库在他眼里就是私人钱包！想当官的商人，想办事的藩镇，不塞够钱连门都别想进。这边安禄山在范阳偷偷磨刀造兵器，那边杨国忠正疯狂往兜里揣剑南道的税银。为了整垮政敌，他天天在唐玄宗耳边吹风说安禄山要反。等安禄山真的起兵了，这俩活宝还在皇宫台阶上互怼，李林甫的旧部和杨国忠的小弟吵得不可开交，等反应过来叛军都快打到潼关了，这波神操作比八点档宫斗剧还抓马！
　　
　　唐玄宗刚登基的时候，那手段叫一个绝！靠着雷厉风行的改革和一整套政治手腕，硬是把大唐带上了巅峰，搞出了名垂青史的“开元盛世”。那会儿的长安有多牛？满大街都是外国人来朝贡，丝绸之路上驼铃响个不停。写诗的、跳舞的、玩音乐的，到处都是神仙打架，妥妥的顶流盛世！
　　谁能料到啊！权力和荣华就像迷魂汤，直接把唐玄宗的奋斗劲儿全浇灭了。天宝那阵子，当年那个拼了命搞事业的皇帝，活脱脱变成了公司做大就摆烂的老板。整天啥正事儿不干，一头栽进杨贵妃的温柔乡出不来。为了博美人一笑，又是砸钱修豪华的华清宫，又是默许杨家亲戚在朝堂上胡作非为。​
　　朝政这块，唐玄宗直接躺平当甩手掌柜，把朝廷大事一股脑扔给李林甫、杨国忠这些“猪队友”。李林甫这人简直是职场老狐狸，见人就笑面如花，转头就背后使绊子，靠着“口蜜腹剑”这招，把持朝政整整十九年。他天天拉帮结派搞小团体，看谁不顺眼就往死里整，还搞一言堂不让人说实话，把朝廷弄得人人自危。杨国忠更绝，仗着自己是杨贵妃的族兄一路开挂，为了争权和安禄山天天掐架，俩人矛盾大得就像火星撞地球，活生生上演了一出宫廷版《权力的游戏》。这么一折腾，原本风风光光的朝堂被搅得鸡飞狗跳，大唐盛世的家底也在眼皮子底下被掏空了。
　　
　　藩镇割据：从拱卫之臣到割据枭雄
　　
　　朔方军的号角混着北风在边塞呜呜响，安禄山不停地摸着范阳节度使大印，印上的鎏金兽钮把掌心硌得发烫。帐篷外传来盔甲碰撞声，他那二十万私军正在热火朝天地操练，刀刃反光顺着帐篷缝钻进来，比长安大明宫的琉璃瓦还扎眼。说是大唐的军队，其实早就成了他搞事情的本钱。
　　唐玄宗整出来的“天宝十节度使”制度，本来想着让这些封疆大吏当帝国的防盗门，谁能想到最后成了引狼入室的密码锁？安禄山看着桌上堆成山的军报，忍不住冷笑——长安那帮文官还在那儿争论该裁掉多少边军，根本不知道他手下的骑兵，早就把南下的路线在沙盘上比划了无数遍。
　　
　　
　　河西走廊还是老样子，驼铃叮咚响，商队驮着丝绸香料慢悠悠赶路。可这热闹背后，早就是暗潮涌动。哥舒翰帐下那十四万大军，本该是保卫国土的钢铁长城，现在倒成了将领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些节度使身兼好几个职位，把自己辖区当成了自留地——安禄山在范阳偷偷铸钱，史思明在平卢抢地，征兵、收税、判案子全是自己说了算，简直比现在的霸道总裁还威风。​
　　再看看长安城里，中央禁军的银甲看着亮闪闪，其实内里早就烂透了。号称精锐的“彍骑”，好多都是权贵家的公子哥挂个名，平时不是在教坊司听曲儿，就是在朱雀大街遛鸟逗蛐蛐。真到拉弓射箭的时候，箭射出去没多远就掉地上了，连城墙下的野狗都懒得抬眼看。​
　　说真的，就算安禄山安安分分不搞事，史思明、田承嗣这些人也得找点幺蛾子出来。您想啊，开元末年那会儿，边镇足足养着四十九万大军，可长安城里的禁军才十二万。这军事力量差得也太悬殊了，可不就跟埋了个定时炸弹似的？朔方节度使卡住河西走廊这条黄金商路，范阳节度使攥着河北道的盐铁买卖，等他们发现自家粮仓堆满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军械库里的陌刀比长安武库还多出三倍，谁能不眼馋那把龙椅？
　　每天太阳一落山，幽州城楼上，那些拿着虎符的将领早就把“忠君爱国”抛到九霄云外了。看着帐外的亲兵，心里盘算的全是怎么带着骑兵一口气冲破潼关。权力这玩意儿就跟上瘾的东西一样，沾上了根本戒不掉。天宝年间这些节度使，早就在地方上把关系网织得密密麻麻——胡商出钱赞助，江湖游侠当打手，文人帮忙写文章鼓吹。说实在的，这场被利益和野心推着走的权力游戏，在安禄山扯旗造反之前，就已经在边境的军帐里偷偷开场了。等到《讨逆檄文》被大风刮得到处乱飞的时候，这场刀尖上舔血的游戏，注定有人要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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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最能搞事情的，还得是安禄山这主儿。这家伙一人独揽范阳、平卢、河东三大军区的军权，手底下足足二十万精兵听他指挥。公元755年，他打着“收拾杨国忠，拯救大唐”的旗号，在范阳起兵造反。叛军跟开了挂似的，一路横冲直撞，把长安原本的太平日子搅得鸡飞狗跳。曾经风光无限、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这场仗一打就是八年，老百姓被迫拖家带口到处躲，曾经牛气冲天的大唐，也从巅峰跌进了谷底。
　　安史之乱打了整整八年，曾经热闹得不行的长安城，直接被战火给烧得不成样子了。以前那些在朱雀大街上试戴首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阔太太，现在只能在难民营里饿肚子，连树皮都得拿来充饥。还有那些在书斋里高谈阔论、讨论学问的读书人，拿起笔杆子想当武器，结果发现根本没法跟叛军对抗。说白了，就算没有安禄山出来闹事，史思明、田承嗣这些人也早就在一旁蠢蠢欲动了。这争权夺利的事儿，只要开了头，哪有那么容易收场的？
　　您想想，那会儿的大唐看着还能撑场面，实则早就是个破落户儿了。就说军事这块儿，自从府兵制改成募兵制，边军常年在外头待着，跟朝廷越来越生分。底下士兵训练都是混日子，武器锈得拿都拿不起来，战马瘦得跟柴火棍儿似的，真遇上敌人，撒丫子跑路的事儿都不新鲜。西北节度使新招来的兵蛋子，连骑马射箭都还没摸着门道，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呢！
　　经济方面更是一团乱麻。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疯狂圈地，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只能给人当佃户。朝廷为了搞钱，变着法儿加税，田税户税就不说了，连吃的盐、喝的茶都不放过。那会儿长安街上，老百姓排着长队交“间架税”，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另一边达官显贵的宅院里，却是歌舞升平，美酒佳肴堆成山。再看看朝廷里，官员多得数不清，可没几个真正办事的，互相踢皮球是常态。军粮调配这种大事，都能因为他们的失误频频出岔子。​
　　这样的大唐，就像一座看着华丽的高楼，其实里头的梁柱都烂透了。就算安禄山不起兵造反，指不定哪天就因为内部这些烂摊子，“轰”地一下塌了。就算侥幸逃过一劫，再来点风吹草动，照样撑不住。
　　
　　制度沉疴：从革故鼎新到积重难返
　　
　　翻开《二十四史》，你会发现每个朝代都在走差不多的老路。就拿唐朝来说，科举制本想打破阶层固化，结果碰上盘根错节的门阀势力，压根斗不过；均田制刚推行得有点起色，又被土地兼并的大潮冲得稀碎。这几乎成了封建王朝逃不掉的宿命。​
　　从唐高宗那会儿开始，山东士族表面上被科举打压得挺惨，可人家靠着几代人攒下的田庄产业，在关陇集团眼皮子底下疯狂囤地。这些人一边抱着《贞观政要》装模作样，在长安的文人聚会上大谈“以民为本”，一边让自家下人拿着田契到处圈地，把朝廷的公田都变成了私产。扬州盐商和清河崔家一联姻，运河边大片良田转眼换了主人；河东裴家子弟去当刺史，辖区里的均田记录一年比一年缩水。这么悄无声息地搞下去，到唐玄宗时，朝廷账面上记着八百多万户，实际上有一半人都成了豪强的“黑户”，户籍黄册跟废纸没啥区别。​
　　更离谱的是，皇帝制度本身就是个大雷。唐玄宗刚登基那阵儿，那叫一个雷厉风行，裁撤多余官员、整治漕运，把贞观和武周的好政策一整合，硬生生搞出个开元盛世。那时候他就像个厉害的公司大老板，用《开元新格》规范朝廷运作，靠清查人口充实国库，长安城里天天歌舞升平。​
　　但慢慢的，府兵制名存实亡，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曾经重用贤才的唐玄宗也变了味儿。他把朝廷大权交给李林甫这种“笑面虎”，任由他排挤张九龄这些正直的大臣；又默许杨国忠和安禄山互相掐架，把权力制衡玩成了党派斗争。当皇帝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还一门心思扑在梨园戏曲上，把政务全扔给权臣，整个朝廷就彻底乱套了。科举通道被门阀重新卡死，均田制在土地兼并里摇摇欲坠，边疆的十万大军更是成了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李林甫、杨国忠这些人不过是台前的提线木偶，真正搞事情的，还是不受约束的皇权。一旦制度管不住皇帝，再辉煌的盛世也早晚会露出裂痕。
　　就算没爆发安史之乱，大唐盛世想要一直风光下去，那也是难上加难。为啥这么说？唐朝那会儿，封建王朝的老毛病已经全冒头了。就拿当官这事来说，科举和靠家世当官两条路并行，结果把整个官僚系统搞得越来越死板。新上来的寒门官员和那些世家大族，各自抱成团搞小圈子，互相使绊子、争权夺利。想往上爬全靠关系，办点实事的效率越来越低。​
　　再看看官场风气，贪污腐败简直跟野草似的，怎么除都除不尽。地方的节度使打着给朝廷进贡“羡余”的旗号，实际上都往自己兜里揣钱；管财政的度支使也没闲着，借着“和籴”政策变着法儿地压榨老百姓。土地兼并的问题更严重，那些贵族和官员仗着有权有势，疯狂圈地，搞得富的人地多到数不清，穷的人连站脚的地儿都没有。没了土地的农民，要么给人当佃户，要么被逼得造反当“土匪”，这贫富矛盾随时都能炸锅。​
　　军事上也乱套了，府兵制换成募兵制之后，兵不认识将领，将领也不了解士兵。藩镇节度使手里不仅攥着地方财政大权，还私下招兵买马，导致地方势力比中央还强。这些问题就像慢慢发作的毒药，一点一点掏空大唐的家底儿。​
　　从历史经验来看，封建王朝都逃不过“兴起—繁荣—衰落—灭亡”的命运。当一个朝代发展到最鼎盛的时候，当官的和地方上的豪强就开始想尽办法捞钱。就拿唐朝来说，原本的均田制彻底玩不转了。贵族打着“受田”的旗号，把公家的地都占为己有；有钱的商人也没闲着，用“典贴”这种套路，一点点把老百姓的地都吞了。到最后，全国一大半的地都进了官僚庄园和寺庙手里。
　　没了地的农民只能给人打工当佃户，不仅要交超高的租金，一亩地就得交三石粮食，还要给官府交各种税，日子过得别提多苦了。人活不下去肯定要反抗，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就是这么来的。起义军喊着“均平”的口号，从山东一路打到岭南，最后直接打进了长安。虽然这场起义最后被镇压了，但它就像一记重拳，把已经摇摇欲坠的唐朝彻底打垮，让这个大帝国更快走向了灭亡。​
　　唐玄宗到了统治后期，那可真是彻底躺平了，这也是唐朝从巅峰开始走下坡路的关键节点。想当年，他一手打造出“开元盛世”，妥妥的明君典范。可日子一长，人就飘了，早年天天起早贪黑、拼命搞事业的劲儿全没了，满脑子只剩梨园歌舞这些娱乐活动，一门心思享受生活。他还把朝廷大事一股脑扔给李林甫、杨国忠这些权臣。李林甫表面笑嘻嘻，心里坏透了，天天打压异己、不让别人说实话，搞得朝廷里人人自危，谁都不敢吱声；杨国忠靠着杨贵妃的关系上位，和安禄山争权夺利，把地方藩镇和中央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
　　再说说经济这块儿，玄宗搞的“括户政策”，看着是让朝廷短期内多收了不少钱，可后续管理完全跟不上，反倒成了地方官捞油水、欺负老百姓的手段，好多农民被逼得没饭吃，只能四处流浪。而且从府兵制改成募兵制之后，藩镇手里有了自己的军队，朝廷和地方的军事力量严重失衡，地方比中央还强。就算安禄山不带头造反，像史思明、高仙芝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哪个不是野心家？哪天因为利益分赃不均，或者权力欲爆棚，分分钟就能起兵闹事。​
　　最要命的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藏在封建王朝的制度里。均田制没了之后，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直接破产；科举制虽然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但解决不了官员腐败的老毛病。玄宗晚年摆烂不管事儿，这些矛盾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安史之乱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算没有这场叛乱，农民起义、藩镇割据、宫廷政变这些麻烦事儿，迟早也得把大唐盛世拖垮。
　　有人可能会想：要是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后不摆烂，接着好好干；要是能早点把节度使和募兵制的权力收回来；要是能拦住土地兼并，大唐是不是就能一直牛下去？想得倒美！可在封建制度下，皇帝权力太大没人管，唐玄宗把朝政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这些贪官，腐败早就从根子上烂透了。天宝年间，长安皇宫里夜夜歌舞升平，洛阳城外却饿死一堆人，这种繁荣看着热闹，其实就是回光返照。没安禄山造反，也会冒出张三、李四来，照样把大唐这层遮羞布给扯下来，把盛世美梦彻底打碎。
　　当马嵬坡的雪花落在杨贵妃的青丝上，李隆基看着禁军士兵泛红的眼睛，突然想起开元元年撕毁诏书的自己。权力和荣誉就像华清池的雾气，看似温暖朦胧，却早已湿透了龙袍下的肌肤。长安的朱雀街灯还在记忆里闪烁，可现实中只剩下烽烟残照，那个万国来朝的盛唐，终究成了历史长河中一声悠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