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女兵遇险，彭雄殉国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平原，像被巨兽啃噬过的伤口，到处弥漫着焦土与血腥的气息。我在转移途中，总忍不住想起剧社那两个爱唱《二月里来》的姑娘——刘燕瑾和丁冬。她们一个扎着利落的短辫，总爱把快板敲得震天响；一个生得清秀文弱，却能把《黄河大合唱》的高音吼得地动山摇。谁能想到，这对形影不离的姐妹花，会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是五月末的一个深夜，露水重得能压弯麦穗。刘燕瑾和丁冬跟着队伍狂奔了整整十二个小时，脚上的草鞋早被碎石磨穿，鲜血混着泥浆在身后拖出蜿蜒的痕迹。“再走五里就到平安庄了。”带队的老班长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可当他们跌跌撞撞摸到村口时，迎接的不是炊烟，而是此起彼伏的犬吠。
　　“鬼子！”不知谁喊了一声，整个队伍瞬间炸开了锅。刘燕瑾被人流冲得踉跄，回头看见丁冬被挤在墙角，苍白的脸上全是惊恐。她逆着人群扑过去，死死攥住战友的手：“跟紧我！”月光下，日本骑兵的马刀泛着幽蓝的光，马蹄声如闷雷般由远及近，将整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
　　逃跑的人群像无头苍蝇般乱窜，却被骑兵驱赶到村外的麦地里。刘燕瑾数着逐渐缩小的包围圈，感觉喉咙发紧——那圈子不过两个篮球场大小，几百号人挤得密不透风，连喘息声都带着绝望。她下意识地弯腰捧起地上的浮土，混着露水往脸上抹，可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双手，突然慌了神：这副模样，怎么看都不像逃难的百姓。
　　“接着！”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刘燕瑾抬头，正对上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那个瘦小的大娘蹲在她脚边，干枯的手正奋力举起一个旧包袱，蓝布边角还挂着几根棉絮。“闺女，揣怀里！”大娘把包袱硬塞进她怀里，转身又扯了把泥土抹在自己脸上，动作娴熟得让人心酸。
　　刘燕瑾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丁冬”的一声闷哼。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正用枪托抵住她的肩膀。丁冬死死抱着包袱，浑身发抖，乌黑的发丝垂下来遮住惊恐的眼睛。刺刀挑开包袱的瞬间，破布片和碎线头漫天飞舞，日本兵啐了口唾沫，转身朝刘燕瑾走来。
　　“八嘎！什么的干活？”刺刀尖几乎要戳到她鼻尖。刘燕瑾感觉牙齿在打颤，却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良民，良民……”话没说完，那个瘦小的大娘突然扑过来，用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攥住她的胳膊：“太君，这是俺侄女！刚从姥姥家回来！”老人的膝盖重重跪在地上，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哀求。
　　日本兵狐疑地扫视着两人，皮靴重重碾过刘燕瑾的脚背。她疼得眼前发黑，却强撑着挤出颤抖的笑容。不知过了多久，那道阴影终于移开，远处传来哭喊声——几个穿着带钢笔水渍衣服的青年被拖走了，刺刀尖滴落的鲜血，染红了初夏的麦叶。
　　等马蹄声彻底消失，日头已经爬上树梢。刘燕瑾瘫坐在地，看着丁冬从麦垄里钻出来，两人对视一眼，突然抱头痛哭。她们甚至来不及好好谢谢那位大娘，就匆匆把包袱塞回老人手里。可饥饿与恐惧像毒蛇般缠绕着她们，就在两人漫无目的地游荡时，一个提着饭罐的身影出现在土坡上。
　　“闺女，饿坏了吧？”那个高鼻梁、大眼睛的大娘站在阳光下，衣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的饭罐里飘出小米粥的香气，刘燕瑾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当得知她们是八路军时，大娘的眼睛亮了：“可算找着亲人了！鬼子在村头扎营，我家在西头，跟我走！”
　　进了大娘的土坯房，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大娘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笑着把两个姑娘往炕上推：“快暖和暖和，婶子给你们摊鸡蛋饼！”金黄的蛋液倒进铁锅，滋啦一声，香气瞬间漫满屋子。刘燕瑾捧着粗瓷碗，看着碗里卧着的溏心蛋，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如果还活着，应该也会这样心疼地摸着她的头吧。
　　可平静没持续多久，村口突然传来汉奸的铜锣声：“皇军有令，全体村民开会！一家一个！”刘燕瑾和丁冬僵在炕上，手心里全是冷汗。大娘却不慌不忙地系上蓝布围裙，把一个装满玉米饼的布包塞进她们怀里：“别怕，我去应付。你们把炕洞门堵严实，听见鸡叫再出来。”
　　夜色渐深，土炕上的两个姑娘背靠背坐着，大气都不敢出。不知过了多久，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大娘带着一身寒气摸进来，怀里还揣着两个烤红薯：“傻丫头，快吃。我儿子在村口望风，等月亮偏西，让他送你们出村。”
　　那个黑壮的少年始终没说几句话，只是默默背起干粮袋，握着红缨枪走在前面。他带着她们避开大路，踩着露水穿过青纱帐，指着西北方闪烁的星光：“顺着北斗走，翻过三道梁，就能看见咱们的岗哨。”临别时，大娘把一双新纳的千层底塞进刘燕瑾手里，针脚密密麻麻，全是未说出口的牵挂。
　　多年后，我在银幕上看到刘燕瑾扮演的李大娘，她对着镜头喊“同志们，快趴下”的样子，恍惚间与当年那个在麦地里拼命抹泥的姑娘重叠。2012年，我在报纸上读到她离世的消息，照片里的她依然笑得爽朗。我知道，在冀中平原的深处，在无数百姓的记忆里，永远住着两个勇敢的剧社女兵——她们用青春和热血，在战火里写下最动人的台词。
　　
　　1942年的冀中平原，寒风裹挟着沙土，将大地染成一片灰黄。作为八分区的侦察员，我常在各据点间传递情报，对这片土地的每一处沟壑都了如指掌。但直到多年后，我才从韩启民主任颤抖的讲述中，拼凑出那个惊心动魄的傍晚——命运的齿轮，曾在三个卡壳的枪膛间悄然扭转。
　　那天傍晚，韩启民把军帽檐压得极低，特意在粗布棉袄外裹了件灰扑扑的对襟褂子。她腰间别着的勃朗宁手枪，被层层衣料裹得严严实实，可握枪的手心里依然渗出冷汗。出发前，她对着水缸倒影仔细打量自己：高挑的身形裹在宽松男装里，头上白头巾随意系着，若不细看，倒真像个赶路的年轻后生。但她清楚，在“五一”大扫荡后的白色恐怖下，任何一个细微破绽都可能致命。
　　乔民书记走在前方二十步开外，时不时回头张望，两人踩着冻硬的土路，朝着饶阳县三区的方向疾行。韩启民数着脚下的碎石，默算着与目标地点的距离，却突然被芦苇丛中传来的沙沙声惊得汗毛倒竖。
　　暮色中，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拐角转出。那人穿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棉袍，四十岁上下的面庞泛着青灰，眼窝深陷，嘴角下垂的弧度透着股凶相。两人擦肩而过的瞬间，韩启民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刻意放缓的脚步声，脖颈后的寒毛瞬间竖起。
　　“站住！干什么的？”沙哑的喝问裹挟着浓重的饶阳口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韩启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转身，右手闪电般探向腰间。当她的枪口对准对方胸膛时，却撞见同样冰冷的枪口正抵着自己眉心。
　　“你是八路吗？”那人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某种诡异的试探。韩启民盯着对方浑浊的眼睛，从那里面看到了贪婪与狠厉——这绝不是普通的过路百姓。她没有丝毫犹豫，食指扣动扳机，却只听见“咔嗒”一声空响。
　　冷汗瞬间浸湿后背。对面的男人显然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状况，脸上闪过一丝惊愕，但很快也扣动了扳机。同样的哑火声响起，两人对视的刹那，空气仿佛凝固了。韩启民反应极快，深知必须在对方换子弹前制住他，于是猛地扑上前，一把攥住对方的枪筒。
　　两人扭打在一起，棉袍的布料在撕扯中发出撕裂声。韩启民仗着身高优势，将男人往打谷场的石磙上撞，却被对方一个扫堂腿绊倒在地。泥土混着血沫糊在脸上，她感觉左肩传来剧痛——那是之前转移伤员时被弹片划伤的旧伤。在翻滚缠斗中，她瞥见远处乔民的身影，立刻扯开嗓子大喊：“老乔，老乔，有特务！”
　　乔民闻声转身，百米冲刺般狂奔而来。韩启民趁机咬住男人的手腕，在对方吃痛松手的瞬间，奋力将他推倒在地，同时大喊：“他的枪不响，没有子弹！”乔民举枪瞄准，却在扣动扳机的刹那，脸色骤变——他的枪同样卡壳了！
　　那个叛徒见状，从地上爬起来拔腿就跑，转眼消失在苍茫暮色中。韩启民瘫坐在地，望着自己的手枪苦笑。三个人的枪同时出故障，这概率小到近乎荒谬，却真实发生了。后来才知道，那人原是冀中九分区的司务长，在大扫荡中贪生怕死，竟成了替鬼子卖命的走狗。
　　乔民蹲下身，检查她的伤口：“没事吧？”韩启民摇摇头，捡起地上的白头巾擦去嘴角血迹：“这狗东西肯定去搬救兵了，得马上转移。”两人起身时，寒风卷起地上的枯草，仿佛在嘲笑这场荒诞的生死较量。
　　这次遭遇只是韩启民革命生涯的冰山一角。我曾听庞根长的儿子讲过，有一回韩启民在他家开会，敌人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已经清晰可闻。庞根长急得直跺脚，因为地道入口被杂物挡住，根本来不及清理。韩启民却异常冷静，迅速将文件塞进灶膛，又把墨水泼在墙上，伪装成农户日常劳作的痕迹。庞根长在门口支开敌人时，她就藏在堆满柴草的地窖里，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夜深才化险为夷。
　　还有一次，在西蒲疃的地道口，因为入口太小，韩启民钻到一半就被卡住。庞根长带着庞新民、李如桩几个汉子连夜拆墙，用电话线捆住青砖，一点一点拓宽洞口。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听着村口传来敌人的叫骂声，每一下敲击声都像是敲在心上。等韩启民终于安全钻进地道，所有人的手都被砖块磨出了血。
　　
　　那些年，韩启民和无数抗日干部就靠着这些“救命户”艰难求生。她总说，自己这条命是老百姓给的。解放后，她在石家庄工作，每月都会雷打不动地给饶阳的老房东寄钱寄物。我见过她珍藏的一张泛黄照片，照片里她抱着房东家的小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背后是被战火熏黑的土坯房。
　　1992年，韩启民离世前，床头还放着一本翻得卷边的相册，里面夹着与老房东家的通信。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战争年代结下的生死情谊，也见证了一个抗日女战士对百姓最朴素的承诺——这份情谊，比任何誓言都更加沉重，也更加珍贵。
　　
　　1945年初春，延安的窑洞前，山桃花开得正艳。我坐在枣木长凳上，捧着粗瓷碗喝着小米粥，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快板声：“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回头一看，竟是许久未见的刘燕瑾。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短发上沾着些许草屑，脸上却带着爽朗的笑。
　　“李明！可算找着你了！”她大步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我身边，“听说你在这儿搞通讯工作？”我连忙起身给她让座，倒了碗热水。闲聊间，她的神色渐渐凝重起来，望向远处连绵的山脉，轻声说，“你知道吗？我在赣榆县见过一个人，她的故事，我想讲给你听听。”
　　
　　那是1943年的深秋，刘燕瑾随剧社到赣榆县演出。演出结束后，当地老乡拉着她的手，非要带她去见一个人。在一间简陋的土坯房里，她见到了吴为真。那时的吴为真刚生下孩子不久，脸色苍白，眼神却异常坚毅。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孩子的小被子上，歪歪扭扭绣着“雄”字。
　　刘燕瑾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哽咽：“那是1943年3月16日的深夜，天特别黑，海风像刀子似的刮着。吴为真挺着肚子，跟着彭雄上了船。彭雄紧紧护着她，眼神里满是担忧和坚定。他们本想从海路去延安学习，却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
　　船行驶到距离柘汪口30多海里时，风突然停了。彭雄站在船头，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眉头越皱越紧。“有敌船！”他的声音低沉却有力。队伍里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彭雄迅速布置：“大家别慌，听我指挥。如果是敌人，就说我们是做买卖的，能蒙混过去最好；要是不行，就跟他们拼了！”
　　日军巡逻艇靠近时，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吴为真躲在船舱里，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她摸着肚子，在心里默默祈祷。就在日军踏上木船的瞬间，彭雄和警卫员突然开火，手榴弹在敌艇上炸开，敌人应声倒下。但很快，敌人发现木船没有重武器，开始疯狂扫射。
　　战斗持续了整整12个小时。曹云科长举枪还击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鲜血溅在吴为真脸上。船老大也不幸中弹，倒在舵位上。彭雄的声音越来越沙哑，但依然坚定地指挥着：“节约子弹，等他们靠近！”他不时回头望向吴为真藏身的地方，眼神里满是牵挂。
　　下午，日军又增援了四条巡逻艇。就在这时，海风突然起了，可唯一的水手小张已经负伤昏迷。彭雄亲自爬上桅杆，去扯船帆。他的手被绳索勒出了鲜血，绷带也被染红，但他咬牙坚持着。吴为真看着丈夫在枪林弹雨中摇晃的身影，泪水模糊了双眼。
　　夕阳西下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彭雄的胸膛。他踉跄着扶住桅杆，鲜血顺着帆布滴落。“为真……”他艰难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要把孩子养好，要把他教育好，将来长大了好给爸爸复仇……”吴为真冲过去，抱住丈夫，泪水滴在他渐渐冰冷的脸上。
　　船靠岸时，田守尧和陈洛莲、张明等同志也先后中弹牺牲。海水被鲜血染红，惨状让人不忍直视。在赣榆县抗日军民的拼死接应下，剩下的人终于登陆上岸。吴为真抬着彭雄，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她多么希望丈夫只是昏迷，还能像以前一样，笑着对她说“别怕”。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道。刘燕瑾抹了把眼泪，继续说：“后来，彭雄被安葬在抗日山烈士陵园。吴为真生下了儿子，取名彭小雄。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总是说，彭雄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牺牲的，她为他骄傲。”
　　
　　窑洞外，山风轻轻吹过，带来阵阵花香。刘燕瑾站起身，望着远方，轻声说：“李明，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多少像彭雄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啊！我们不能忘，也不敢忘。”我点点头，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把这些英雄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他们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