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平顶山上，高家屯里

　　1943年的冀中平原，凛冽的寒风裹挟着细沙，在战壕里打着旋儿。我蜷缩在潮湿的掩体中，借着摇曳的油灯，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那把陪伴我无数日夜的汉阳造步枪。身旁，王强连长正用一把生锈的刺刀，费力地削着冻得如同石块般坚硬的窝头，每一下都带着沉重的力道，仿佛要将积压在心中的愤懑一同削去。
　　“小李，你听说过抚顺的平顶山吗？”王强连长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从遥远的记忆深处传来。他抬起头，目光穿过昏暗的油灯，望向战壕外无尽的黑暗，那里仿佛浮现出他不愿回首的往事。
　　我放下手中的步枪，静静地看着他。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一个从东北来的战士，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而王强连长，更是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便投身于抗战的洪流，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每一段回忆都如同刻在他骨子里的伤疤，一旦触碰，便会鲜血淋漓。
　　
　　“那是1932年9月16日，”王强连长的声音开始讲述，“那一天，太阳格外刺眼，照在平顶山的土地上，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他顿了顿，掏出一个破旧的烟袋，装满烟叶，点燃后深吸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日子。
　　那天清晨，平顶山村原本宁静祥和，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孩子嬉笑打闹，老人们坐在树下闲聊，妇女们忙着操持家务，男人们则扛起农具，准备去田间劳作。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一队日本宪兵和守备队气势汹汹地开进了村子，人数将近两百。他们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手中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与此同时，几个汉奸跟在队伍后面，用东北方言大声吆喝着：“乡亲们呐，皇军要给大伙照全家福嘞！都到村南头的草坪上集合，有赏钱拿！”
　　村民们一开始还心存疑虑，但在刺刀的威逼下，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计，拖家带口地向指定地点走去。王强连长说，当时有个年轻的媳妇，怀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却不敢反抗。还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走得慢了些，就被日本兵用枪托狠狠砸在背上，疼得老人直不起腰，却只能咬着牙继续往前走。
　　全村400多户，3000多无辜的居民，就这样被聚集到了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而此时，日本兵们开始了他们的暴行。他们先是纵火烧毁了全村民房，熊熊烈火瞬间吞噬了整个村庄，浓烟滚滚直冲天际。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被大火吞噬，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当时，有个叫陈大勇的汉子，是村里有名的猎户。”王强连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敬佩，“他看着自己的房子被烧，妻子和孩子还在人群中，红了眼，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棍，就朝着最近的一个日本兵冲了过去。”然而，赤手空拳的他，怎能敌得过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那个日本兵狞笑一声，举起刺刀，狠狠刺进了陈大勇的胸膛。陈大勇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但他的眼神中依然充满了不屈。
　　人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开始不顾一切地往包围圈外冲去。就在这时，一块罩在物体上的黑布被揭开，露出了六挺寒光闪闪的机枪。日本鬼子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疯狂地向人群扫射，步枪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弹雨之中，赤手空拳的老弱妇孺纷纷倒下，霎时血肉横飞，血流成河。
　　“跑啊！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死！”不知谁大声呼喊起来。愤怒的人群，又一次企图冲出重围，可是北面有冰冷的铁刺线杖子，西侧是陡峭的二三丈高的崖壁，南面架着致命的机枪，东边是手持枪械疯狂射击的鬼子兵。手无寸铁的人们，在这严密的罗网下，根本无法逃脱。
　　转瞬之间，一排一排的人群倒下去了，人们的哭叫声、受伤者的惨叫声和对日本鬼子的咒骂声，连成一片，整个平顶山淹没在疯狂的大屠杀之中。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3000多赤手空拳的同胞的鲜血流成了河，整个屠场变成了一片血海。
　　枪声停止后，鬼子兵发现死人堆里还有低微的呻吟声。于是，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屠杀。手持刺刀的鬼子们，不管倒地的是死人还是活人，都恶狠狠地往腹部深刺一刀。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怜悯，只有残忍和嗜血的疯狂。
　　“那时候，有个叫方素荣的七岁小姑娘。”王强连长的声音变得格外沉重，眼神中充满了悲痛，“她看到爷爷被打中，咚地一声倒在身边。爷爷已经奄奄一息，但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爬到方素荣身边，把她紧紧压在自己的肚子底下。爷爷的鲜血流在方素荣的脸上、手上，还有许多子弹穿过爷爷的尸体，把方素荣也打伤了多处，幸亏都是擦伤。”
　　方素荣被恐惧笼罩着，但她强忍着疼痛，晕死过去，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在震耳欲聋的机枪声中，数千条生命在不长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消逝，平顶山变得异常宁静，只剩下一片血海。又过了一会儿，广场里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鬼子兵队长又下了一道残忍的命令，鬼子兵们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在尸体中挨个地捅。而压在爷爷身下的方素荣，奇迹般地又躲过了一劫。
　　入夜后，万籁俱寂。苏醒过来的方素荣，在爷爷冰冷的肚子底下哭了一夜。她的哭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凉，那是对亲人的思念，对敌人的仇恨，也是对命运的不甘。第二天拂晓，她鼓起勇气，顺着山坡下了山。为躲避日本鬼子兵，她踏上了荒僻的小路，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被敌人发现。
　　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她遇到了一个赶马车的大叔。大叔看到浑身血迹的方素荣，马上就知道她是从平顶山上逃出来的。大叔善良而勇敢，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把方素荣藏在马车的干草下面，带着她离开了这个充满恐怖和死亡的地方。就这样，方素荣得救了。
　　
　　王强连长说到这里，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工装的女人，站在煤矿前，脸上带着笑容，背后是装满煤炭的矿车。“这就是方素荣。”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欣慰，“全国解放后，她在抚顺露天煤矿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照片，仿佛在抚摸着那段沉重的历史，“她说，每次下井挖煤，看到那漆黑的煤，就会想起爷爷身上的血，想起那个噩梦般的日子。”
　　“日本人以为他们掩盖了历史，消灭了全村，就可以逃避罪责，”王强连长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们在屠杀后，第二天一早，就雇了一帮人，用火钩子把全部同胞尸首钩到山崖底下垒起来。其中还有没死的重伤号，也被无情地同死人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尸。然后，他们用炸药把山崖炸崩，企图掩埋未烧尽的尸骨，以此掩盖他们万恶的滔天罪行。
　　“可他们没想到，整个山村，仍有二十余人死里逃生。这些幸存者，就是他们罪行的铁证！”王强连长握紧了拳头，“方素荣和其他幸存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受尽了磨难。日本鬼子到处搜捕他们，他们只能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们从未屈服，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有朝一日为死去的亲人和乡亲们报仇。”
　　“抗战结束后，”王强连长继续说道，“国民政府对参与平顶山惨案的11名日本军官进行审判。其中7人因为屠杀、纵火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包括日本抚顺碳矿副矿长、平顶山大屠杀时的碳矿防备队实际指挥者久保孚。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方素荣和其他幸存者们抱头痛哭，那泪水里，有仇恨的宣泄，也有一丝欣慰。但他们知道，无论怎样的惩罚，都无法换回那3000多条逝去的生命，无法抚平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
　　
　　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即将燃尽。王强连长把照片收好，又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小李，咱们在冀中拼命打仗，为的是什么？”他突然转过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就是为了不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遭受这样的苦难。那些死在平顶山的乡亲们，还有无数死在日本鬼子手里的同胞们，他们的血不能白流！”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在这个残酷的战争年代，我们背负着太多的仇恨和责任。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为了给逝去的同胞们一个交代，为了给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和平与希望。
　　战壕外，寒风依旧呼啸，但我的心中却燃起了一团火，一团为了正义、为了和平而战的熊熊烈火。我握紧手中的步枪，暗暗发誓，一定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让这片土地不再被鲜血染红，让这样的惨案永远成为历史，不再重演。
　　王强连长看着我坚定的眼神，微微点了点头，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们两个东北汉子，在冀中的战壕里，用回忆和誓言，温暖着彼此的心，也坚定着继续战斗的决心。而平顶山的那段悲惨往事，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强大动力。
　　
　　1944年春寒料峭，冀中平原的风裹挟着沙土与残雪，在战壕里横冲直撞。我蜷缩在潮湿的掩体角落，试图用冻得通红的手穿针引线，修补那件已经千疮百孔的破军装。可针脚僵硬得如同枯枝，反复三次都未能穿过针眼。一旁的王强连长正用刺刀削着发黑的冻土豆，刀刃与土豆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突然，他猛地将土豆摔在地上，铁皮烟盒狠狠磕在土墙，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
　　“小李，你见过把活人当火把点的畜生吗？”他沙哑的声音里裹着冰碴般的恨意，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战壕外灰蒙蒙的天际，仿佛要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从记忆深处拽出来。我攥着断成两截的针，看着他颤巍巍地从贴身口袋掏出一片泛黄的布条，那上面用褪色的红墨水画着歪歪扭扭的院落图，边角还残留着焦黑的痕迹。
　　“这是拜泉县高家屯的老地图，”他的指甲深深掐进布条褶皱，青筋在布满老茧的手背上暴起，“1932年腊月廿五，日本骑兵的马蹄声比丧钟还难听。那天的太阳惨白惨白的，照在雪地上都泛着冷光。”王强连长的喉结上下滚动，从腰间摸出个锈迹斑斑的酒壶，猛灌一口后，开始讲述那段浸透血泪的往事。
　　
　　那天上午十点，高家屯的老榆树还挂着没化净的冰棱，树枝在寒风中发出呜咽般的呻吟。五个骑马人慌不择路地从屯中穿过，马蹄溅起的雪粒还没落地，五十多匹东洋马就卷着黄尘追来。领头的日本军官戴着锃亮的头盔，军刀在阳光下泛着森冷的光，他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身后的汉奸立刻扯着公鸭嗓喊道：“都听着！窝藏马胡子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屯东头正在劈柴的高英父亲手一抖，斧头差点砍在脚上。八岁的高英躲在粮仓的缝隙里，紧紧咬着嘴唇，看着日本兵把歪把子机枪架在土坡上。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村子，老榆树的树皮被打得像筛子，木屑混着雪沫四处飞溅。
　　“高家人以为闭门不出就能躲过一劫，”王强连长的烟袋锅在墙上磕出火星，“可那深宅大院的青砖高墙，反倒成了困住他们的牢笼。”日本兵把高家大院围得水泄不通时，高英的二叔正往佛龛前上香，供桌上的长明灯突然爆了个灯花。他系着藏青色马褂就往外走，嘴里还喊着：“都是良民！误会！”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就从他下巴穿进去，在后脑勺开了个碗大的洞，鲜血喷溅在朱红的大门上，像朵狰狞的花。
　　火是从西厢房烧起来的。日本兵把麦秸浇上煤油，火苗“轰”地窜起来，瞬间就舔上了房梁。浓烟滚滚中，高英的奶奶疯了似的冲出去，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手里攥着菜刀，嘴里骂着：“天杀的畜生！”可她还没跑出三步，就被骑兵的马刀劈成两段，鲜血染红了门前的石狮子。
　　“你能听见吗？那屋里还有没满月的娃娃在哭。”王强连长的声音突然发颤，刺刀在冻土上划出刺耳声响，“日本兵就站在门口，听着孩子的哭声哈哈大笑，然后把火把扔了进去。”西厢房的窗户玻璃“噼里啪啦”炸成碎片，火苗贪婪地吞噬着屋内的一切，孩子的哭声渐渐微弱，最终被大火的咆哮声淹没。
　　浓烟吞没上房时，高英的母亲把他推到炕角，用身体护着他。二婶和四婶抱着孩子往外冲，子弹像雨点般打在她们身上。二婶怀里不满两岁的孩子还在咿呀学语，下一秒就没了声息。四婶倒在东下屋外边，身体蜷成保护的姿势，身下的孩子被打伤，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最惨烈的是后窗突围。高英的母亲被打断胳膊，鲜血浸透了粗布衣裳。三婶背着受伤的弟妹，七个活人刚爬出窗户就被发现。三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围过来，三婶五岁的女儿吓得放声大哭。“突突突——”机枪声响起，三婶和四个孩子瞬间被打成筛子，鲜血喷溅在后墙上，像一幅扭曲的画。高英和母亲也中了好几枪，多亏墙角的矮墙掩护，才侥幸捡回一条命。他们趴在血泊里装死，日本兵的皮靴就从他们头顶跨过，沾着雪水的马靴带扫过脸颊，冷得像冰刀。
　　高家大院的火整整烧了一夜。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和日本兵的狞笑回荡在村子上空。第二天，屯子里飘着刺鼻的焦肉味，四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雪地里，凝固的血把青砖染成暗红，与白雪形成刺眼的对比。幸存的村民们在尸体堆里辨认亲人，哭声震天，整个高家屯成了人间地狱。
　　王强抹了把脸，把布条塞进我手里：“这是高英他爹临死前画的。”布条背面用煤灰写着密密麻麻的人名，最底下歪歪扭扭的小字是“报仇”。我摸着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仿佛触到了当年滚烫的血泪。高英后来被邻村的猎户收养，他的右肩上至今还留着子弹的伤疤。十五岁那年，他偷偷加入了抗联，在一次伏击战中，亲手击毙了三个日本兵，用刺刀为家人报了仇。
　　战壕外突然传来零星枪响，王强抄起枪翻上掩体，回头时眼里燃着两簇火苗：“小李，等打完这仗，咱们去拜泉看看。高家屯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埋着二十四个没合眼的魂。”
　　风卷着沙土灌进喉咙，我攥紧那片带着焦痕的布条。在冀中平原的夜色里，高家大院的火光仿佛穿越十二年岁月，映红了每个东北汉子的眼睛。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妇孺，那些被烧焦的房梁，都化作我们枪膛里的子弹，誓要讨回这血海深仇。
　　而我们在战壕里的每一次坚守，每一场战斗，都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千千万万个“高家大院”的冤魂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