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地狱星光， 淑珍桂珍

　　1958年的冀中平原，我和王强挤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听他讲述那段尘封在记忆深处的东北往事。炕头的油灯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东北汉子。
　　“李明，你知道吗？”王强裹紧了身上的军大衣，眼神中满是痛苦与愤怒，“1934年11月9日那个晚上，四平的天空黑得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讲道，“一节有盖的铁罐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四平仓库前，四周死一般寂静，只有二十几名鬼子兵像幽灵一样在黑暗中警戒。那场面，让人不寒而栗。
　　“一名日本士兵粗暴地拧断了门上的铁丝，‘咣’的一声，门被拉开了。”王强的声音有些颤抖，“门口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人，他们的双手都被麻绳反绑着，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绝望。渡边泰长和寺内那两个畜生，抓住这些人的手和脚，像扔木头一样，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扔进卡车。那些同胞的肚子和脸狠狠地撞到卡车车厢上，惨叫声、怒骂声此起彼伏，有的直接被摔得昏死过去。”
　　“你能想象吗？”王强突然转过头看着我，“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啊！他们什么都没做，就因为是中国人，就被当成了试验品。”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渡边泰长那家伙被派来四平参加所谓的‘军事秘密工作’，说白了，就是负责看守这些被抓来的中国人，帮着鬼子进行惨无人道的试验。试验场在四平西郊约一公里处，是一所强占的中学校舍，四周围着多层高压电网，日本陆军化学试验派遣队就驻扎在那里。
　　“两辆卡车一路向西驶去，到试验场时，天空开始飘起了小雪。”王强的眼神中充满了悲凉，“寒冷让那些被堆放在卡车上的人们苏醒过来，可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残酷的命运。临时建成的拘押所阴冷潮湿，鬼子们把这些还活着的人，像塞行李一样硬塞进房间。
　　“第二天早上，渡边泰长看到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和田中在走廊里嘀咕。”王强攥紧了拳头，“一个是年近五十、驼背的试验场长安达，另一个是副官军医。田中走到渡边跟前，小声说了句‘拖出一根来’。从那以后，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有一个同胞被拉出去。
　　“渡边泰长用白布蒙住他们的眼睛，从后面推着他们的腰，跟着军医走去。”王强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再回忆那些画面，“他们走进一座挂着‘第一试验场’小木牌的大建筑物。在驼背安达的指挥下，军医们各就各位。渡边在两名军医的协助下，把受害者硬推进设在礼堂中央的双层帐篷里，然后把人绑到中间的圆木桩上，取下遮眼布就出去了，帐篷门随即关上。
　　“帐篷入口处有一根充满毒气的铁管，一名军医守在开关旁，其他军医拿着怀表和笔记本，准备记录那些惨无人道的数据。”王强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压抑，“‘行啦！’安达一声令下，毒气就像毒蛇一样冲进帐篷。那些被绑在木桩上的同胞，在毒气充满帐篷的瞬间，开始痛苦地拼命挣扎，绑着他们的木桩剧烈晃动。可无论他们怎么挣扎，都逃不出那恶魔般的牢笼。
　　“五分钟三十秒，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王强的脸上满是泪水，“安达命令关上毒气，军医打开抽风机，不到五分钟，帐篷里的毒气排干净了。可那个同胞还在微弱地呼吸，麻绳勒进他的手腕和腿部肌肉，鲜血淋漓。渡边解开绳子后，他就这么倒在了地上。鬼子宪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倒拖着拉出帐篷，军医们围过来，用手电在他的眼、鼻、口上乱照，用听诊器在胸前听。忙活完后，他们居然又把这个濒死的人放回到帐篷中，进行另一种毒气试验。不到两分钟，他就死了。
　　“‘你们在那儿磨蹭什么，还不快抬到解剖室去！’安达那畜生大声叫嚷着。”王强的身体微微颤抖，“军医们把尸体弄到担架上，从后门抬走了。在解剖室后面的小院里，停放着两辆装有发电机的卡车，拉出来很多高压线，还有数十个大小不同的开关。他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试验，更是灭绝人性。
　　“次日上午8时，柳泽和高尾推着一个反绑双手、双眼蒙布的中国人走过来。”王强的语气中充满了仇恨，“安达拿着小型手枪，指挥着这次试验。他指示田中严密警戒，然后让渡边接过那个人，推搡着往前走。前面三十米是一道通有五千伏电流的电网，两边的土层里还埋着通有不同电压的铁板。
　　“那个同胞一步一步往前走，离铁丝网越来越近。”王强的声音哽咽了，“当离铁丝网只有5米时，他突然坐在地上。那铁丝网呼呼地闪着电火花，电流流过发出嗡嗡的响声，任谁看了都会害怕。可渡边那畜生大声吼叫着，往他腰部踢了一脚，还用棍子没头没脑地乱打。在鬼子的逼迫下，那个同胞又往前走，只差半步，左脚刚抬起，身子就不由自主往前倒去，五千伏的高压电流瞬间流过他的身体，右脚后跟处的地面闪着刺眼的电火花。‘停！’安达一声令下，电源切断了，那个同胞就这么扑通一声倒下，后脑勺重重地摔在地上，没了气息。
　　“1982年8月17日、18日，《参考消息》连载了渡边泰长的交待材料，标题叫《活地狱》。”王强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可这些文字，又怎么能描述出当年那些同胞所遭受的万分之一的痛苦啊！李明，我们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为这些死难的同胞报仇！”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心中的怒火在燃烧。在这寒冷的夜晚，王强讲述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利刃，刺痛着我的心，也更加坚定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
　　
　　油灯在土墙上投下摇晃的光晕，王强连长的烟袋锅明明灭灭，他盯着炕席上的补丁，忽然开口：“李明，你见过十四岁的战士吗？”我摇摇头，他喉结动了动，声音像被砂纸磨过，“1936年春天，刘淑珍就这么攥着把比她还高的步枪，跟着抗联第三军往深山里钻。”
　　王强讲道，那时的四块石小马架子四面漏风，刘淑珍缩在角落里想家，睫毛上凝着霜花。男兵站岗一炷香，女兵减半，可她总踮着脚往山下望。她家本是抗日堡垒户，父亲在青纱帐里传递情报，哥哥刘殿奎踩着积雪侦察敌情，直到那个秋末——“特务的告密信比子弹还快”。王强突然握紧拳头，“日本人把他们五花大绑，老虎凳压断骨头的声响，隔着三条街都能听见。”
　　我仿佛看见江水冰封的江面，麻袋坠入冰窟溅起的血花瞬间凝固。刘淑珍攥着哥哥留下的侦察笔记，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在接下来的四年，那些榆树皮、稗草和煮烂的乌拉鞋，都成了她活下去的凭证。“她还教战友辨认野鸡草，”王强嘴角难得露出笑意，“有次她顶着暴风雪采野菜，回来时睫毛都冻成了冰棱。”
　　说到女兵们处理月事的窘迫，王强别过头去。他讲道，那些年轻姑娘在河沟边匆匆冲洗，湿衣贴在身上跟着队伍急行军，留下一路冰碴子。当提到赵尚志军长拆散恋人时，他沉默良久：“军令如山，但谁能忍住不往对方的方向多望两眼？”
　　1940年的松花江解冻期成了噩梦的开端。王强声音发颤：“冰层咔嚓裂开的声音，刘淑珍记了一辈子。她在冰窟里挣扎，看着战友被江水卷走，头发缠住漂浮的碎冰。那个叉鱼的老头是老天派来的救星，长叉子勾住她的衣襟时，她听见冰层下传来战友最后的呼救。
　　“日本人把她吊在警察署的房梁上，”王强的烟袋锅敲得炕沿咚咚响，“刺刀挑开她结痂的伤口，可她咬着牙，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改。”最凶险的那次，鬼子用刀背砸得她头骨凹陷，昏迷中听见两个伪警察的私语。那两个中国人抬着她的"尸体”，在雪地上故意踩出凌乱的脚印，把她藏进于老六家的柴草垛。
　　“于家兄弟想留她做媳妇，”王强望着窗外的月光，“可她天天爬到后山，对着当年部队转移的方向发呆。六掌柜打猎带回消息，说抗日队伍十不存一，她就抱着哥哥的笔记在草堆里哭了整夜。”直到抗战胜利，她才终于放下执念，在于家土炕上生儿育女。
　　“2017年冬天，”王强抹了把脸，“我托人给她送了件新棉袄。听说她攥着棉袄念叨，这布料和当年军装一个颜色。”油灯突然爆了个灯花，照亮他眼角的泪光，“李明，咱们得把这些故事嚼碎了咽下去，连带着淑珍他们那份，一起活给后人看。”
　　土炕的缝隙里漏进寒风，王强连长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火星溅在冻硬的炕席上。“李明，你见过十岁就跟着队伍钻老林子的丫头吗？”他忽然转头看我，眼窝在油灯下显得更深了，“于桂珍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从依兰的雪窝子一直走到新疆的戈壁滩。”
　　王强讲道，日本人打进依兰那年，于桂珍刚把最后一把炒面塞进弟弟嘴里。她父亲于祯是炮手，临走前隔着木障子喊了句“往山里跑”，就再也没回头。大哥带着母亲下山躲进地窖，哑巴二哥和二嫂跟着部队走后音信全无，剩下她一个人在雪地里扒开冻硬的树皮——“她后来跟我说，第一次摸枪时手还够不着扳机。”王强的手指摩挲着烟袋杆，“在被服厂缝补军装时，针脚总被冻得打弯，她就把针焐在胸口暖着。”
　　1937年帽儿山的野梨花开得正盛，赵尚志把于桂珍和蔡近葵叫到篝火前。“军长掏出个布包，里头是两对金首饰。”王强的声音忽然柔和起来，“他说‘桂珍啊，老蔡是文化人，能写《满江红》’。”那场婚礼办得像场野营，金伯文把野梨花插在罐头瓶里，张寿篯用口琴吹《露营之歌》，唱片机在松树下吱呀转着。于桂珍把金镯子藏在绑腿里，跟着部队连夜转移，“她说结婚第三天就跟老蔡分开了，少年排的小子们还笑她戴戒指打枪碍事。”
　　讲到抗联女兵穿男装的日子，王强突然掀开自己的裤腿。“你看这道疤，”他指着膝盖上的旧伤，“跟于桂珍他们一样，裹腿里全是虱子。”她们夏天用篝火熏蚊子，冬天背靠背烤火，于桂珍曾在马背上睡着，缰绳缠着手腕差点摔下悬崖。有次部队断粮三天，老蔡把自己那份炒面塞给她：“他说‘留着劲写战歌’，结果自己啃树皮啃得满嘴血。”
　　“1938年萝北攻城那晚，”王强的烟袋锅停在半空，“枪声像爆豆似的，”他喉头滚动着，“于桂珍发着高烧躺在爬犁上，看着战友们往黑龙江对岸拖伤员。苏联人收走枪支时，她攥着金戒指死活不撒手——那是赵尚志送的念想。”火车哐当哐当开向新疆，她在车厢连接处见到老蔡，两人隔着人群挥手，“老蔡后来在税务局当会计，把《满江红》的手稿缝在棉袄里，穿了十年。”
　　“你知道她最惦记啥吗？”王强忽然笑了，眼角皱纹里落着灯花，“解放后她在新疆托儿所带孩子，总把野梨花夹在课本里。有次她跟我说，当年结婚时插的花，跟新疆的沙枣花一个味。”直到八十年代，她才在方正县烈士陵园找到父亲的碑，碑上刻着‘于祯烈士’，她摸着字哭，说‘爹，我把金镯子卖了换粮食，没给你丢脸’。”
　　油灯快熬干了，王强把最后一撮烟丝按进烟袋锅。“2015年乌鲁木齐下大雪，”他望着窗外的黑暗，“她临终前攥着张老照片，是当年帽儿山婚礼的合影，人都认不全了。”炕席被风吹得沙沙响，我忽然看见他袖口磨出的破洞——那是多年前在冀中打仗时被弹片划的。“李明，”他忽然拍拍我肩膀，“于桂珍他们从东北走到新疆，走了两万里，咱们这点路，不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