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胶东军号，李敏从军

　　寒夜的风卷着沙土打在脸上，像无数细小的钢针。我趴在碱场店的枯草堆里，手指死死扣住步枪扳机，耳朵里全是自己沉重的喘息声。远处郓城方向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这声音我盼了整整三个月——那是日军第32师团的九二式步兵炮，正朝着我们精心布置的陷阱驶来。
　　1941年初，鲁西的天空被日军碉堡割裂得支离破碎。那些矗立在平原上的钢铁怪物，像一张张血盆大口，吐着火舌吞噬着乡亲们的生命。我们7团战士的子弹打在碉堡墙上，只留下一个个白印。团长刘正拍着地图上郓城的标记说：“没有这九二式步炮，咱们就永远是瘸腿打仗！”
　　1月7日深夜，侯集据点的战斗是整场戏的开场。我跟着爆破组冲在最前头，故意将云梯撞得震天响，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据点。伪军在炮楼里声嘶力竭地呼救：“八路有重武器！快增援！”我趴在弹坑边，看着日军小队长对着电话歇斯底里的模样，心里冷笑——他们不知道，此刻监听电话的，正是我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同志。
　　次日中午，当郓城的增援车队碾过结冰的土路时，我的心跳几乎要冲破胸膛。那辆涂着膏药旗的卡车后斗上，盖着油布的九二式步兵炮轮廓若隐若现。日军军官突然勒住马，警惕地扫视着两侧的芦苇丛。千钧一发之际，团长刘正将草帽狠狠甩在地上！
　　霎时间，子弹如暴雨倾泻，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我跟着突击排冲向那辆卡车，却见几个日军兵疯狂扑向炮身。我扣动扳机，子弹穿透了最前头那个鬼子的胸膛，但更多的敌人像疯狗般扑来。混战中，我看见新兵小张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压住炮闩，任由刺刀捅进后背也不肯松手。
　　“保护大炮！”我嘶吼着冲过去，拼刺刀时闻到了敌人身上的汗臭。当夕阳染红潘溪渡的河水时，战斗终于结束。九二式步兵炮安静地躺在河滩上，炮身上还沾着小张温热的血。这场战斗，我们付出了138名战友的生命，但那门梦寐以求的大炮，终于握在了我们手中。
　　日军的报复来得比预想中更猛烈。他们喊着“夺回大炮，活捉杨勇”的口号，展开铁壁合围。我们将主力部队全部改称“7团”，用木头仿制的假炮在山道上制造假象。而真正的九二式步兵炮，被拆成零件用油布包好，埋进了范县的黄河故道。我记得那天，老班长一边埋炮一边喃喃自语：“等把鬼子赶跑了，咱们再把你请出来。”
　　兵工厂的同志们用土办法造炮弹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拆解哑弹，用老掉牙的机床一点点打磨零件。有次试验时发生爆炸，几个师傅被炸得满脸是血，却笑着说：“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当第一枚自制炮弹试射成功时，整个兵工厂都沸腾了。
　　1943年攻打赣榆城，我站在九二式步兵炮旁，看着三发珍贵的炮弹依次出膛。第一发掀翻了伪军的核心碉堡，第二发炸塌了城门，第三发落下时，城墙上的白旗像雪片般飘扬。到1944年，这门炮已经能带着200发炮弹，横扫伪军据点。乡亲们都说：“分区两大宝，7团和大炮！”
　　1945年郭小砦的那场战斗，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炮声响起的瞬间，炮身突然炸膛。副炮长当场牺牲，曾思玉司令员也负了重伤。战士们流着泪，从新缴获的两门炮上拆下零件，硬是将这门“功臣炮”修复。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每一道裂痕都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
　　抚摸着炮身斑驳的痕迹，我仿佛又看见小张年轻的脸庞，听见老班长埋炮时的誓言。这门九二式步兵炮，是无数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勋章，更是我们永不屈服的见证。
　　1939年的冬夜，松山镇的寒风裹着雪粒，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我蹲在临时指挥部的土炕上，听着团长在煤油灯下敲着地图：“兵力不足，火力薄弱，强攻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围坐的战士们把冻得通红的手凑到火盆边，谁都明白，这场栖霞县松山镇的仗，难打。
　　突然，角落里的老司号长磕了磕烟袋锅：“要不，让咱那几个吹号的小子试试？”这话让空气瞬间凝固。那时军号多是指挥己方行动，用它迷惑敌人？可当团长的眼神亮起来时，我知道，这疯狂的点子要成真了。
　　凌晨四点，我带着侦察排摸到松山镇外围。雪地上，八个司号兵分成四组，怀里紧紧抱着磨得发亮的铜号。小顺子才十六岁，手指被冻得发紫，却还冲我咧嘴笑：“排长，等会儿我吹得比过年鞭炮还响！”
　　攻击开始的信号刚一发出，四面八方突然炸响冲锋号。那声音像是千万匹战马奔腾，又像是春雷在山谷里回荡。我趴在雪坑中，看着据点里的日伪军像炸了窝的马蜂。他们的机枪漫无目的地扫射，炮弹在空地上炸出朵朵雪雾。而我们2营的战士，借着这震耳欲聋的号声掩护，猫着腰悄无声息地摸向敌人。
　　最惊险的是日伪军向东山逃窜那会儿。小顺子他们立刻变换战术，这边号声刚落，那边又骤然响起，东边激昂的冲锋号还没停，西边又传来集合号。我清楚地看见，几个伪军吓得瘫坐在地上，枪都端不稳了。最终，日军伤亡过半，伪军大部被歼，而我们的号声，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1940年秋的遭遇战，我和司号长林军并肩作战。子弹擦着头皮飞过，他突然拽住我：“李排长，跟我来！”我们两人背着枪，抱着号，在山梁上狂奔。林军一会儿吹起冲锋号，一会儿又换成撤退号，不同调的号声在山谷里此起彼伏。日伪军的炮弹追着号声炸，却始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早已消失在密林深处。
　　1945年春，日军的“秀岭一号”作战来势汹汹。可他们没想到，胶东的每一座山头、每一片树林，都藏着我们的军号。5月17日那天，我正在后方休整，却听见前线传来消息——日军第53旅团旅团长吉川资被击毙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们的狙击手在“荒村”设下的局。他们忍着蚊虫叮咬，在草丛里潜伏了整整三天。当吉川资得意洋洋地和部下合影时，狙击手就等着那个最关键的瞬间——大队指挥官敬礼的刹那，枪口稳稳锁定了最高指挥官。枪响之后，四面八方又响起熟悉的军号声，时远时近，时急时缓，彻底搅乱了日军的阵脚。
　　吉川资被追晋陆军中将的消息，是战后从日本资料里得知的。但对我们来说，他不过是众多倒在胶东土地上的侵略者之一。那些被军号声吓得失魂落魄的日军，最终灰溜溜地撤出了根据地。而胶东八路军的“军号游击战法”，不仅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回忆史料》，更成了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战斗号角。每次想起小顺子他们吹号时通红的脸颊，想起军号声里倒下的敌人，我都觉得，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动听的旋律了。
　　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我和王强蹲在临时搭建的指挥所里，继续听他讲述东北抗战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王强摩挲着手中那把磨得发亮的驳壳枪，眼神中满是追忆，缓缓讲道：“那天，王英超率领80余名抗联战士驻扎在呼兰镇白奎宫家窝堡屯。村口哨兵急奔而来报告：800多个鬼子和伪军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那情势，就像一张巨大的黑网，把我们死死罩住。”
　　王强顿了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王英超原名王毓，那可是条铁打的汉子。1932年春，他就和张甲洲、赵尚志等人组建了中共巴彦抗日游击队，还当了中队长。同年8月30日，他们愣是拿下了巴彦县城。可到了10月上旬，在巴彦县黄家牛群一带和伪军李子英部作战时，他左膀子被子弹打穿。治伤期间，独立师指挥侯振邦传达赵尚志、张甲洲的命令，让王毓改名为王英超，安排他打入伪军内部做策反敌伪武装工作。他二话没说，揣着使命就扎进了虎穴。
　　“1938年春，王英超抵制日寇归村并户计划实施身份暴露，在巴彦县洼兴镇警察署，他当场就击毙了日寇指导官相莆，公开抗日，还拉起了200余人的抗联队伍，在巴彦、木兰、庆城、呼兰一带和鬼子展开了游击战。”王强的声音里满是敬佩。
　　“这次被包围，王英超和赵锡九、廉永胜、李志润他们一合计，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只有硬抗。当时日军坐镇指挥的是关东军滨北司令岩凡军三郎大佐，这老鬼子昨夜侦知王英超驻地，连夜就奔袭过来。后来得知抗联就80多人，还被团团围住，他觉得胜券在握，严令务求全歼。”王强皱着眉头，仿佛又看到了当时敌人那嚣张的模样。
　　“战斗刚开始，日军让伪军打头阵，可离屯子还老远，就被王英超的队伍给打回去三次。岩凡军三郎气得跳脚，大骂伪军没用，又让日本兵穿插在伪军中一起进攻。他哪知道，王英超是东北军行伍出身，素有‘神枪手’之称，他带的80多人队伍，那都是平日里摆弄枪炮的好手，个个枪法精准。靠着有利地形和精准枪法，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岩凡军三郎见久攻不下，调来炮兵，先用六〇炮轰炸，等炮火一停便命伪军出击，可连续两次进攻还是被打了回去。这下老鬼子恼羞成怒，把伪军统统撤换下来，亲自指挥日本兵进攻。他把多路人马合成一路，集中力量进攻，密密麻麻的日本兵像潮水一样朝着王英超部冲过来。毕竟抗联人少，好几次都冲到屯子边上了，可咱们的战士丝毫不惧，王英超、江北、海乐子、黑手等几个优秀枪手几乎枪枪不空，弹无虚发。”王强讲到这里，攥紧了拳头。
　　“为了解敌情，王英超亲自到了村南最前线。战线前方是一片结荚的豆子地，他翻出战壕，沿着垄沟匍匐前进。正巧看到一队日军出现在前方约200米处，其中有个身穿黄呢军装的日军军官，在树后挥舞军刀嗷嗷喊叫，应该是在安排进攻路线。王英超瞧得真切，把枪一顺，‘呯’的就是一枪。岩凡军三郎一个趔趄，中弹靠在小树上，王英超把枪里的13发子弹全部射出，那穷凶极恶的老鬼子终于倒在了他的神枪之下。
　　“日军立即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反扑，从开阔地上不要命地向抗联阵地猛扑。王英超在撤退中腿部中弹，身负重伤。这场战斗持续了十余小时，共打死打伤包括岩凡军三郎在内日伪军100余人，咱们抗联战士牺牲10人，负伤19人。日军指挥官被击毙，导致多路日军指挥混乱，抗联趁黑夜成功转移。王英超受伤后潜入木兰县蒙古山，后来又转移到庆城水曲柳沟抗联六师后方医院治伤。
　　“‘双山战斗’之后，日寇不惜重金悬赏捉拿王英超，还数次派出部队在巴彦、木兰一带搜捕。上级安排王英超化名王平潜伏到克东县三门宋家养伤，同时继续开展地下工作。那段时间，他组织抗联人员秘密处决了抗联叛徒，还有日寇密探小狼（段兴范）、常六等人。
　　“1945年，八一五光复，8月18日王英超带领6名抗联潜伏人员返回巴彦县，9月中旬，苏军驻绥化卫戍副司令陈雷与他取得联系，经过周密研究，委派他回巴彦县组建人民自卫军。同年9月，王英超建立了东北人民自卫军八十八大队，任大队长并夺取了敌伪残余控制下的武装。”
　　王强讲完这些，沉默了许久。我望着他，心中满是对王英超等抗联英雄的敬意。他们用血肉之躯，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拼尽了全力，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永远铭记。全国解放后，王英超先后任绥化地区荣誉军人招待所所长、绥化中医医院院长等职，直到1979年离世。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人民。
　　我握着枪坐在篝火旁，看王强往伤口上撒草药。他忽然抬头，目光穿过跳动的火苗，落在远处的山影上，缓缓讲道：“1938年12月底，黑龙江锅盔山的雪能埋住膝盖。14岁的李敏背着比她还高的短马枪去站岗，那枪托上还缠着她妈妈留下的红布条。”
　　我往火堆里添了块木柴，火星溅起时，王强接着说：“天没亮透，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李敏攥着枪的手冻得没了知觉，突然听见山下有树枝断裂声。她壮着胆子喊口令，连问两声都没人应。小姑娘心里一紧，想起老战士教的法子，朝着声音方向‘砰砰’放了两枪。枪声在山谷里炸开，对面立刻响起了机枪扫射，子弹‘嗖嗖’地擦着她头顶飞过去。
　　“当时李敏就明白了，这是鬼子摸上来了。她顾不上害怕，一边往回跑一边打枪，就是要把敌人的位置暴露给山上的同志。那座山高得很，山腰有个天然石洞，里面藏着好几个重伤员。敌人不敢轻易往上冲，咱们就用手榴弹往下砸。李敏缩在石头后面，看着太阳一点点爬上来，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刚才太紧张了。”
　　王强往伤口上缠绷带的手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战斗断断续续打了一整天。鬼子攻一阵，歇一阵，还有关东军拿着刺刀督战。咱们的战士就扯开嗓子唱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打东洋’，唱得那些伪军都不敢抬头。指导员带着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声音在山谷里回荡，连敌人的枪声都压不住。
　　“眼瞅着天快黑了，突然有人大喊‘红旗！红旗’。对面山头的白桦树上，一面红旗迎着风猎猎作响。白福厚团长带着增援部队杀来了！两面夹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等打退敌人，战士们跑到安邦河边喝水，看见沼泽地里长着野菜，饿得两眼发直。白团长却喊住大家：‘都不许生吃！煮一煮再吃！’
　　“谁能想到，危险来得那么突然。小刘刚擦完脸，对岸的鬼子就架起了机枪。子弹扫过来时，小刘还在喊‘快撤’。李敏想去救受伤的许排长，白团长一把拽住她：‘别犯傻！留得青山在！’那丫头后来跟我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许排长最后那声‘快走’，还有白团长举着机枪边打边退的样子。”
　　王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1939年春，他们在北蒲鸭河被鬼子的汽艇追着打。跑到黑龙江边时，前有江水，后有追兵。白福厚把子弹推上膛，说：‘就是跳江也不当俘虏！’好在有位老船工冒险摆渡，才把队伍送到对岸。白团长后来牺牲在苏联特训归来的路上，那年他才28岁。”
　　火堆渐渐熄灭，王强把最后一口酒倒进伤口消毒。我望着夜空，仿佛看见14岁的李敏在风雪中举枪的身影，和无数像她一样的战士，用年轻的生命在黑土地上写下不屈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