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梁山好汉，河套风云

　　1939年的盛夏，鲁西平原被炙烤得仿佛要冒烟。高粱秆疯长到两米多高，密密匝匝的青纱帐在热浪中翻涌，叶片相互摩擦的沙沙声里，藏着大地蒸腾的暑气，也藏着千万双警惕的眼睛。我攥着磨得发亮的刺刀，跟着王大个子在齐胸高的高粱地里穿行，露水浸透的裤脚裹着泥土，每走一步都像拖着铅块。谁能想到，这片看似寻常的青纱帐，即将成为侵略者的葬身之地。
　　8月1日正午，梁山坡下的军民联欢会正热闹。老乡们用红绸扎着的“庆祝建军12周年”横幅在风中猎猎作响，战士们刚表演完刺杀操，台下掌声还未停歇，一匹快马突然冲破尘雾疾驰而来。骑兵通信员翻身下马时，军装后背洇着大片汗渍，手里的情报被攥得发皱：“日军212联队长田敏江大队，携两门野炮、三十余辆大车，正从汶上西进！”
　　会场瞬间寂静如夜。罗荣桓政委摘下用线系着断腿的眼镜，在衣襟上擦了擦，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同志们，鬼子给咱们送‘见面礼’了！”他指向远处翻滚的青纱帐，“当年水泊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今天咱们就用这青纱帐，给侵略者摆一场鸿门宴！”战士们的呐喊声如惊雷炸响，震得高粱叶簌簌发抖，老乡们也纷纷围拢过来，有的递上刚摘的西瓜，有的把磨得锋利的镰刀塞进子弟兵手里。
　　我跟着师骑兵连疾驰时，耳边全是战马的嘶鸣。王大个子拍着我的肩膀笑道：“小李，见过意大利造的野炮没？听说炮管比你胳膊还粗！”他的话让我手心发烫——在伍仁桥镇当剃头匠时，我连鞭炮都少见，如今却要直面能轰塌半座山的钢铁怪物。但看着前方陈光师长手持望远镜，在热浪中纹丝不动的身影，莫名觉得，再厉害的武器，也敌不过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
　　2日清晨，长田敏江的队伍像条丑陋的灰蛇，蜿蜒着钻进了梁山南麓。日军士兵的皮鞋碾碎干枯的草茎，驮着野炮的马匹喷着粗气，炮车上的铁皮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我们伏在高粱地里，连呼吸都屏住了，直到最前头的鬼子离我们不过二十步远，王大个子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打！”
　　步枪的脆响撕破寂静。日军顿时如炸了窝的马蜂，野炮“轰隆”架起，炮弹在青纱帐里炸出冲天火光。可他们对着晃动的高粱秆狂轰滥炸时，我们早已借着地道和田垄转移。我亲眼看见长田敏江挥舞着指挥刀咆哮，他军帽上的黄五星在硝烟中忽隐忽现——这个从军校毕业的少佐，大概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片庄稼地里，陷入看不见敌人的困局。
　　日头西斜时，暑气愈发灼人。长田敏江终于按捺不住，带着队伍闯进独山村。这座被青纱帐环抱的村落，此时静得瘆人。村里的骡马店空无一人，几座石灰窑像张着大口的怪兽，墙角还堆着老乡来不及转移的农具。日军士兵卸下装备，瘫倒在树荫下，有的甚至解下刺刀挑着西瓜大快朵颐。
　　王大个子指着院外架着的野炮，低声说：“瞧见没？他们连警戒哨都只派了两个。”我攥紧拳头——骄兵必败，老祖宗的话，这帮侵略者永远学不会。
　　夜幕降临，独山像座巨大的墨砚立在天际。我蹲在离大车店二十米的壕沟里，听着远处传来鬼子的呼噜声，手心的汗把刀柄浸得发滑。突然，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宛如三滴滚烫的鲜血。“杀！”呐喊声如春雷炸响，我们端着刺刀跃出壕沟，手榴弹在日军营地炸开朵朵火光。
　　长田敏江的反应比预想中更快。鬼子们翻身而起，轻重机枪织成火网，石灰窑的高墙成了他们临时的堡垒。我跟着突击小组冲向西北角的窑口，子弹擦着耳边飞过，震得耳膜生疼。王大个子突然拽住我，一枚炮弹在离我们五步远的地方炸开，气浪掀翻了半堵土墙。“从侧门迂回！”他抹了把脸上的血，带着我们钻进一条堆满麦秸的小巷。
　　石灰窑内的白刃战惨烈得超乎想象。窑洞里弥漫着呛人的粉尘，月光从窑顶的缝隙漏下来，照着明晃晃的刺刀。我迎面撞上一个满脸横肉的鬼子伍长，他的刺刀直刺咽喉，我侧身避开，用刀柄猛击他的太阳穴。鬼子踉跄着后退，我顺势将刺刀捅进他的肋骨——温热的血溅在脸上，混着石灰的苦涩，让我想起伍仁桥镇被日军烧毁的老街。
　　混战中，我听见王大个子的怒吼。他正与三个鬼子缠斗，大刀舞得密不透风。我冲过去时，一个鬼子的刺刀已经抵住他的后背，千钧一发之际，我掷出手中的手榴弹，爆炸声吞没了鬼子的惨叫。王大个子转身冲我咧嘴一笑，露出被硝烟熏黑的牙齿：“好小子，有当年林冲的狠劲！”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枪声渐渐稀疏。我扶着墙走出石灰窑，眼前的景象让呼吸停滞：大车店的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鬼子的尸体，意大利野炮的炮管还在发烫；墙角的高粱秆上，挂着半截染血的膏药旗，在晨风里无力地飘荡。王大个子踢开一个鬼子的钢盔，指着洼地说：“看，那就是长田敏江。”
　　那个不可一世的日军大队长，此刻仰面躺在杂草丛中，白衬衣浸透鲜血，胸口插着半块碎瓷片——大概是混战中被老乡用碗砸中的。他身旁散落着勋章和照片，照片里的日本女人笑容温婉，却不知自己的丈夫早已命丧异国他乡。我弯腰捡起他的指挥刀，刀柄上刻着的“武运长久”四个字，在晨光中显得可笑又讽刺。
　　三天后的祝捷大会上，梁山坡下挤满了十里八乡的百姓。罗荣桓政委戴着作战参谋韦光祖缴获的眼镜，站在两门锃亮的野炮旁讲话：“这一仗，我们用血肉之躯，让鬼子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梁山好汉’！”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3000多名青年高举拳头，争相报名参军。人群中，我看见独山村的老石匠正用凿子在石碑上刻字，“抗日英烈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苍劲得仿佛要穿透石板。
　　夕阳西下时，我抚摸着野炮冰凉的炮管，想起王大个子的话：“武器再厉害，也要看握在谁手里。”这片被战火灼烧的土地上，青纱帐依旧在风中起伏，只是这一次，它不再是侵略者的葬身之地，而是孕育新希望的摇篮。每个拿起武器的中国人，都是新时代的梁山好汉，用热血和脊梁，守护着这片古老而不屈的山河。
　　
　　1940年的初春，河套平原还裹在料峭的寒风里，黄河冰层迸裂的轰鸣像低沉的战鼓，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那时我正带领武工队在绥西一带活动，机缘巧合之下，亲眼见证了傅作义将军指挥的五原战役——这场以水为兵、以城为刃的战斗，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惊心动魄。
　　新六旅执行破堤任务的那个夜晚，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武工队当时在乌拉壕西岸的小村子休整，夜色浓稠如墨，只有远处传来的零星犬吠打破寂静。突然，“轰隆！轰隆”几声闷响从东北方向传来，脚下的土地微微震颤，窗棂上的积尘簌簌掉落。
　　“老郑，这是……”我望向身旁经验丰富的老战士。
　　老郑猛地站起身，眼睛发亮：“成了！是炸药的声音！新六旅动手了！”他快步走到屋外，寒风卷着细沙扑面而来。远处，火光冲天而起，照亮了半边天空，紧接着，如雷的水声由远及近，那是乌拉壕的水奔涌而出的咆哮。
　　后来我才知道，那700余名新六旅的勇士，为了不让爆破声惊动敌人，硬是先用镐头一点点挖掘堤坝。春寒料峭，他们的手都被磨出了血泡，却没有一个人喊疼。直到听到五原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才果断引爆炸药。刹那间，乌拉壕的水如同被激怒的巨龙，冲破束缚，朝着东南方向奔腾而去，所到之处，道路、田野瞬间变成一片汪洋。
　　我们当即决定前往万和长支援。一路上，水汽弥漫，月光下，浑浊的河水裹挟着碎冰，泛着惨白的光。远处，隐约可见日军汽车的灯光在泥泞中闪烁，却寸步难行。老郑指着那些灯光，冷笑道：“小鬼子这会儿怕是成了泥腿子！”
　　20日上午，攻打万和长的战斗异常激烈。伪蒙军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子弹像雨点般密集。新六旅的战士们在泥泞中艰难推进，突然有人大喊：“水来了！”只见汹涌的河水漫过村东的洼地，眨眼间就涨到齐膝深。伪蒙军顿时阵脚大乱，射击也失去了准头。
　　我带领武工队从村后迂回时，看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一名新六旅的小战士浑身沾满泥浆，正趴在地上专注地拆解炸药。他面前的石桥下，导火索“滋滋”冒着火星，随时可能爆炸。那孩子最多十六七岁，稚嫩的脸上满是坚毅，通红的手指被炸药染得乌黑。
　　“快帮忙！”他看到我们，眼中闪过一丝希望，“这桥要是炸了，乡亲们可怎么过河！”
　　老郑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刀背狠狠砸向导火索。“咔嗒”一声，火星熄灭，所有人悬着的心这才落地。老郑又急又气：“兔崽子，不要命了？”
　　小战士抹了把脸上的泥水，露出憨厚的笑容：“俺爹说了，这桥是乡亲们的活路，不能炸！”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支撑我们战斗的，不仅是武器，更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
　　下午，日军80余辆汽车组成的增援部队赶到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傻了眼。原本的道路变成了泥潭，车辆深陷其中，动弹不得。新六旅的战士们躲在掩体后，瞅准时机开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而我们武工队则组织乡亲们，将高粱秆、门板等物填入泥沼，为战士们开辟出一条通路。看着日军狼狈不堪的模样，一位老乡笑着说：“老天爷都在帮咱们打鬼子！”
　　五原城内的战斗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些故事，是我后来在梅令庙照顾伤员时，听一位姓王的突击队员讲述的。
　　王大哥胳膊缠着绷带，说起战斗过程时，眼中依然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你知道吗？咱们用鬼子的口令骗开了城门！”原来，20日下午，800名突击队员在急行军途中，意外抓获了一名伪守备队的哨兵，从他身上搜出了写有当晚口令“武运长久”的纸条。
　　先头部队抵达五原城门时，哨兵喝问：“什么人？”我们的战士镇定自若地喊出了口令。伪军哨兵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迅速制服。日军哨兵听到动静赶来查看，也被一枪击毙。就这样，城门顺利打开，突击队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我们从房顶上往日军营地扔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鬼子们穿着裤衩就往外跑，乱作一团！”王大哥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我这伤，就是在攻打皮毛店——日军司令部时留下的。桑原荒一郎那老鬼子，就躲在里面。”
　　后来我听说，桑原荒一郎在屋顶指挥时，被击中腹部，一命呜呼；代理机关长筱原市之助妄图剖腹自尽，却先被一枪打爆了脑袋。这些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五原收复后，乌加河阻击战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当我们武工队负责转运伤员时，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碎：河滩上，血水与泥水混杂，染红了刚刚解冻的土地；岸边的芦苇杆上，挂着破碎的军装和绷带；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和硝烟味。
　　担架队的老乡们表情凝重，默默前行，只有“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回荡。一位伤员叫张栓子，腹部中弹，疼得冷汗直冒，却还紧紧抓住我的手，艰难地问道：“同志，看见俺们团长没？宋海潮团长，他身中七弹还在指挥战斗……”后来我得知，宋团长最终昏死在阵地上，是战士们冒死将他背下了战场。
　　那些日子，日军飞机疯狂轰炸，炸弹不时在附近爆炸。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担架队不远处炸开，一位抬担架的老汉帽子被炸飞，脸上满是尘土。可他只是拍了拍身上，咬着牙说：“死不了！得把这些娃娃们平安送回去！”
　　3月29日，傅作义军再次进入五原城。站在城墙上，我望着河套平原，春耕的老乡们已经开始在水洼地里忙碌。他们赶着牛，翻耕土地，虽然身上还带着战争的疲惫，但眼中却充满希望。一个小伙子脖子上挂着手榴弹，边耕地边大声喊道：“八路军同志！鬼子跑了，咱们能安心种地了！”
　　五原战役，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这场胜利的背后，是无数战士的流血牺牲，是万千百姓的无私支持。新六旅破堤时的坚毅，突击队奇袭时的果敢，乌加河阻击战时的悲壮，还有那些默默付出的普通百姓，共同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战之歌。河套平原的这场风云之战让我坚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胜利终将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