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写二小，红色德英

　　1941年11月4日，凛冽的寒风如同日军的刺刀般刺骨，刮得人脸上生疼。我正在太行山深处的游击队营地擦拭着缴获的三八大盖，粗糙的麻布在枪身上来回摩挲，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山峦被厚重的云层笼罩，风里裹挟着狼牙口方向飘来的血腥味，那股腥甜中夹杂着铁锈气息的味道，让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炊事班老张端着粗陶碗蹲在我身边，碗里的玉米糊糊冒着热气。他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担忧和不忍：“听说王二小那孩子……”话音未落，通讯员跌跌撞撞地跑来。他的棉衣上沾满了泥土，头发也被风吹得凌乱不堪，手里还攥着一根染血的放牛鞭。
　　我缓缓伸出手，接过那根还带着体温的鞭子。鞭子的木质手柄被磨得光滑，鞭梢处的血迹已经凝结成暗红色，仿佛诉说着刚刚经历的惨烈。刹那间，三个月前在范庄旺村的场景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那时的王二小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沉稳与坚毅。他常蹲在村口那棵饱经沧桑的老槐树下，树干上布满了岁月的裂痕，还有日军刺刀留下的伤痕。他用一根细细的树枝，在地上认真地画着地图，稚嫩的脸上满是严肃。他指着歪歪扭扭的线条，眼神坚定地告诉我：“李大哥，石湖旮旯山谷最适合打埋伏，那块巨石能藏下一个排的人。”他的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泉水，清澈中透着对胜利的渴望，却不知自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想象着那日的情景，当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突然发现约60多个日军从狼牙口向范庄旺村走来。那些日军穿着土黄色的军装，扛着明晃晃的刺刀，皮靴踩在枯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们发现了王二小，立刻端起枪，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喊着逼他带路，刺刀的寒光就抵在他单薄的后背上。
　　王二小内心或许也曾恐惧，但他想起了父母临终前的咳嗽声。那是1939年，暴雨成灾，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掠夺，上庄一带民不聊生。他的父母、哥哥相继病饿而死，那时的他只有11岁，被迫逃荒到狼牙口村，给一家刘姓大户放牛为生。他也想起了在与抗日军民接触的日子里，那些叔叔阿姨给他讲的抗日道理，想起自己参加抗日儿童团时许下的誓言。于是，他强装镇定，故作顺从地领着日军走向了石湖旮旯山谷。
　　石湖旮旯山谷是一块小盆地，中间一块巨石将盆地一分为二，左边是冰冷的水泊，水面上漂浮着枯黄的落叶；右边是陡峭的坡地，杂草丛生。40米长的山谷两侧，八路军战士们早已埋伏多时，他们屏住呼吸，紧紧握着手中的枪，眼睛死死盯着山谷入口。王二小故意把脚步踩得很重，让脚步声在峭壁间不断震荡，试图给埋伏的八路军传递信号。
　　当日军完全进入埋伏圈时，残暴又走投无路的日军指挥官似乎察觉到了异样，他挥舞着军刀，恶狠狠地砍向王二小。锋利的刀刃瞬间砍去了二小的右手五指，鲜血如喷泉般涌出，染红了他破旧的衣袖和脚下的土地。可王二小紧咬牙关，一声不吭。日军见他不肯屈服，又疯狂地将刺刀刺向他的身体，把他刺成重伤。最后，灭绝人性的日军竟用刺刀将二小挑起来，狠狠摔在大石头上。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的枪声响了，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日军。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顿时乱作一团，惨叫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日军被全部歼灭。
　　战后，八路军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把王二小和另外两名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送往狼牙口村北6里的刘家庄抢救。一路上，战士们轮流背着他们，脚步匆匆，恨不得插上翅膀。但王二小伤势太重，在担架上，他的意识渐渐模糊，却还在用微弱的声音念叨着：“打鬼子……”最终，年仅13岁（虚岁）的他永远地长眠在了涞源县南马庄乡刘家庄的深山老峪里。
　　而在平山县滚龙沟，阎二小牺牲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转移伤员。担架上的老战士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很粗糙，却颤抖得厉害，浑浊的眼泪滴在绷带渗血的伤口上。他声音哽咽地说：“当年我带着这孩子埋地雷，他总说要炸平鬼子的炮楼。”说着，他颤抖着从怀里掏出半截消息树的树枝，树皮上还刻着“打倒日本鬼”的歪扭字迹。
　　我仿佛看见那个12岁的少年，在1941年9月16日那天，正在站岗放哨。他时刻关注着消息树的动静，那是他们传递敌情的重要信号。如果消息树立在山头上，就说明没有敌人；如果消息树倒了，就意味着有敌情，大家得赶快转移。而看护和掌管消息树的一般都由放牧的孩子担任。当他看到消息树倒下的那一刻，心跳陡然加快，他立刻叫伙伴通知报社人员转移。
　　面对逼近的日军，他佯装给敌人带路，一路上故意绕远路、拖延时间。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为报社人员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当把敌人带入伏击圈后，他毫不犹豫地冲向一名日军，想要抱住他跳崖同归于尽。然而，穷凶极恶的敌人却从背后刺中了他。阎二小就这样带着满腔的仇恨，跳下了悬崖。这时，报社武装梯队发起战斗，将日军大量杀伤。
　　1943年正月，叛徒的告密让温三郁所在的村庄陷入了一片恐怖的血色之中。日军和汉奸特务如恶狼般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地搜查。敌人抓住了温三郁和他的母亲，刺刀抵在他们的胸口，逼问八路军的去向。温三郁的母亲刚说了“没有”，就被敌人用刺刀无情地挑伤。鲜血从她的伤口涌出，染红了破旧的衣裳。
　　接着，汉奸抓住温三郁，恶狠狠地摇晃着他，企图从他嘴里掏出八路军的下落。温三郁虽然只是个孩子，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坚决地说：“不知道。”日寇恼羞成怒，一刀刺在他的胳膊上。刺一刀，问一声，一连刺了四刀。鲜血顺着他的衣裳袖子不停地淌下来，在地上汇成了小小的血泊。可温三郁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就是不屈服，一连回答了四个“不知道”。
　　日军见他如此顽强，彻底失去了耐心，拔出洋刀朝他的头上劈去。温三郁本能地躲避并用手去挡刀，一阵剧痛传来，他的双手顿时血肉模糊。经过这场残忍的折磨，温三郁的双手只剩下五个手指头。
　　当我在战地医院见到这个倔强的少年时，他躺在简陋的病床上，缠着纱布的断指还在渗血，脸色苍白如纸。可一看到我，他却咧着嘴冲我笑，那笑容里满是坚强：“李叔，我数着呢，鬼子刺了我四刀，我回敬了他们四个‘不知道’。”他枕边放着边区军民送来的快板词手抄本，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孩子们对他的敬仰，也写满了对日军的仇恨。
　　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深夜里辗转难眠，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这些孩子们的身影。他们有的用放牛鞭引敌入瓮，有的用消息树传递生死，有的用断指捍卫秘密。他们虽然年龄小，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勇气。
　　有次在行军途中，我遇见一群新加入的儿童团员。他们穿着破旧却整齐的衣裳，手里举着自制的红缨枪，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其中一个圆脸的小姑娘突然跑过来，仰着小脸问我：“李同志，等打完鬼子，我们还能读书写字吗？”
　　我蹲下身子，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坚定地说：“能，一定能！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你们都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我望着远处连绵的山脉，那里埋葬着无数像王二小这样的少年。月光洒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仿佛看见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正在悄然绽放。
　　抗日战争教会我们的，不仅是胜利的荣光，更是这些稚嫩脊梁撑起民族希望的震撼。每一个“王二小”倒下的地方，都长出了新的生命，他们的故事，永远是照亮中国未来最明亮的火种。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
　　1941年冬，沂蒙山区的寒风裹着冰碴子，像日军的刺刀般刮过脸颊。我当时在根据地负责情报联络，常听沂蒙山的老乡们念叨王家坝有位哑巴嫂子，却从未想过，后来会与她的故事结下如此深刻的羁绊。
　　那天晌午，明德英正坐在草屋前的石磨旁，用冻得通红的手搓着麻绳。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她膝头咿呀学语，口水沾湿了打着补丁的衣襟。突然，一声微弱的枪响划破死寂，她猛地抬头，看见一个浑身浴血的身影跌跌撞撞地穿过松林。战士的灰布军装被血浸透，暗红的血迹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痕迹，身后还传来零星的脚步声。
　　明德英几乎是本能地冲过去，战士踉跄着倒进她怀里，滚烫的血顺着她粗布棉袄往下淌。她望着对方右肩被子弹炸开的伤口，想起上个月日军在邻村烧杀时，王老汉的儿子也是这样浑身是血地倒在村口。来不及多想，她拽着战士就往墓地旁的小山沟跑。那处石洞原本是藏粮食躲扫荡用的，洞口被枯枝和藤蔓遮掩，此刻成了生死一线的庇护所。
　　后来我从战士的口述里拼凑出那场惨烈的战斗。他隶属八路军山东纵队，三天前日军突袭司令部，他和警卫连在鹰嘴崖断后。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刺刀弯了，就用牙咬。最后弹尽粮绝，他背着牺牲战友的遗体跳崖，锋利的山石划开皮肉，却也让他奇迹般逃过追兵。可两个穷追不舍的鬼子仍循着血迹找到了王家坝。
　　那两个日军端着刺刀逼近时，明德英把孩子紧紧护在身后。刺刀挑开襁褓的瞬间，孩子的哭声刺破寒风。鬼子将婴儿狠狠摔在冻土上，又用刺刀比划着逼问伤员下落。明德英看着孩子额头渗出的血珠，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她面无畏惧地指向西山，等鬼子骂骂咧咧离开后，疯了似的扑向啼哭的孩子。可她顾不上安抚，转身就背起昏迷的战士往草屋跑，棉鞋在雪地上踩出一串带血的脚印。
　　草屋里唯一的棉被裹住了伤员，明德英自己却只穿着单衣。她用生锈的剪刀剪开战士血肉模糊的衣袖，火苗在灶膛里跳动，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当发现伤员因失血过多陷入休克时，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毫不犹豫地解开衣襟。乳汁混着血水淌进战士嘴里，孩子在一旁饿得直哭，她却只能含着泪别过头——此刻躺在草席上的，不仅是一个战士，更是千万个等待胜利的希望。
　　为了躲避搜查，明德英把战士藏进林中空坟。每天天不亮，她就顶着寒风送去掺着野菜的稀粥。有次日军突然“清乡”，她把热腾腾的玉米饼塞进怀里，贴着心口焐了两个时辰。等钻进坟洞时，饼还是温的，而她的胸口早已被烫出大片红痕。战士含着泪咽下食物，发现她袖口露出的冻疮，结着厚厚的痂。
　　半个月后，战士的伤口结了痂。离别的那天清晨，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明德英颤抖着双手，把最后一块腊肉塞进战士行囊。李开田默默往他怀里塞了三个硬邦邦的锅饼，那是家里仅存的口粮。战士“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含着泪说：“大嫂，等赶走鬼子，我给您养老！”明德英慌忙把他拉起，用袖子替他擦去眼泪，自己却早已泣不成声。
　　1943年的正月，寒风卷着雪粒灌进草屋。李开田背着小八路庄新民跌跌撞撞地闯进来时，孩子的棉鞋早已不知去向，脚底被冻得发紫，伤口溃烂流脓。明德英立刻生起火堆，把孩子冰凉的双脚捂在怀里。她翻出珍藏的半块猪油，和着捣碎的草药熬成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伤口上。夜里孩子发着高烧说胡话，不停地喊“娘，水”，明德英就整夜抱着他，用自己的体温焐热结冰的水壶。
　　最让我落泪的，是她屋前那丛“相思红”。那是八个借住过的战士临走时栽下的。他们笑着说：“大娘，等打完鬼子，我们回来帮您种地！”可后来我在战报上看到，在孟良崮的悬崖边，八个人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消息传来时，明德英在相思红旁坐了整整三天三夜。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花枝，把脸埋进凋零的花瓣里，发出无声的呜咽。
　　但她始终不信孩子们走了。每年清明，她都要在相思红旁摆上八双新鞋。其中一双鞋头歪歪扭扭，是特意为那个总说“大娘，我这脚长得怪”的战士做的。针脚密密麻麻，鞋底纳得厚实，可再也等不到穿它的人。她逢人就比划：“他们只是迷了路，总会回来的……”
　　解放后，已是公安局长的庄新民来接“妈妈”去上海享福。我远远望见明德英拉着年轻人的手直摇头，又指向满山的相思红，咿咿呀呀比划着。她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意，白发在风中轻轻飘动——这里有她用乳汁救活的生命，有她等了半生的承诺，更有比山更高、比血更浓的牵挂。
　　1995年，明德英老人安详离世。出殡那天，沂蒙山区下了一场大雪。漫山的相思红在雪中挺立，仿佛无数年轻的战士，永远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土地。而她的故事，也化作沂蒙山上的风，一代又一代地诉说着，什么是最质朴的爱，什么是最伟大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