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挤走敌人，绝境逢生

　　1942年9月,日军“扫荡”吕梁山东麓的交城西冶川，派遣重兵并扎下长期据点，却中了晋绥军民发明的系列大招，驻守日军纷纷发病。
　　芝兰是交城县第三区古洞道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仅有二三十户人家，日军却在此大建据点，驻扎有五九旅团以佐佐木勋为首的一个中队,连同一个伪警备队。他们从各村抓人,在村东南面修筑了主碉和地堡,在村北的山顶上修筑了炮台,把村中驻扎的地方用铁丝网牢牢地围起来,昼夜设岗把守,戒备十分森严。
　　为了铲除日军对我交城山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威胁,晋绥分区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亮出了一串“组合拳”。
　　我军在芝兰据点周围各村,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搞联防,进行反维持斗争。群众中提出了“不给当差,不送粮食,不捐钱财”的口号,一村提出,各村呼应。在斗争中,人民群众想出了多种围困敌人的好办法：
　　一是实行空室清野。将人员躲藏,牲畜转移,食物埋藏,不使敌人得到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有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派人给敌人送一些粮食和物资,但当运送的人群快进据点时,我们的武工队和民兵就打几枪,扔几颗手榴弹。送东西的人则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告说:“我们给皇军送来的东西,叫八路半路上抢走了!”
　　于是,送敌人的东西又分毫不缺地回到我方部队和群众手中。敌人最后吃不到粮食,就只好找上一些红豆和土豆煮着吃。
　　二是断绝敌人的水源。芝兰只有村中和炮台东面的两眼水井,开始日伪军叫维持会派差,用人担和驴驮往炮台送水,不几日就无人送了。于是日伪军只好自己到井边担水吃,我军便武装封锁井口,日伪军一到井边,我们就打。民兵们还偷偷地将死猫、死狗、茅粪和头发扔到敌人用的水井里,使他们别想再吃到水。
　　除了政治斗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极为重要。
　　一是大打麻雀战。敌人的主碉三面临山并靠有两道沟,山与炮台直线相距不到50米。我们的武工队和民兵,经常神出鬼没地来往于各个山头,一有机会,就由神枪手向敌人放冷枪,打得鬼子哨兵连头也不敢露,只好钻在炮楼内胡乱扫射一通。
　　有时,我军只打几枪或扔上两颗手榴弹,就引诱敌机枪“咯咯咯"地连续打上几小时。尤其是在夜里,我们的战士在东面放几枪,西面放几枪,使鬼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晚上都不得安宁。
　　1943年春天,有一次日伪军正在出早操,突然遭我部队和民兵从山上的扫射，当场就有日军11人,伪军6人死亡,敌人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上操了。又有一次,日伪军正在开午饭,又被我方神枪手射死伤各一名。以后甚至连上厕所的日伪军也死在我神枪手的枪口下。
　　于是,敌人只好整日缩在乌龟壳里,吃饭拉屎都不敢到外边。伪军们还编出顺口溜说:“住在乌龟壳,露头就挨打,吃饭拉屎不自由,等待送命回老家。”
　　二是开展游击战。发挥我方地形熟的优势,和敌人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我军利用敌人的密探,即村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做通他们的工作,散布假情报让他们给敌人送进去,再叫他们将敌人的真实情况给我们反映出来，于是往往使敌人造成错觉,一旦出发行动,就常常遭到我们的伏击。
　　1943年春的一天拂晓,日伪军各出一中队袭击王文村。一进村就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日军一名机枪手和一名小队长以及数名伪军被打死,其余人员都狼狈逃窜。
　　同年2月的一天,东社据点日伪军200余人护送着40辆马车给芝兰据点运粮,芝兰敌人出发到水峪贯接应。得到消息后,六支队和县大队预先埋伏在水峪贯和西冶之间的山头上,将敌拦腰截断,给敌以迎头痛击。这一仗打死鬼子60人,伪军40余人,缴获机枪4挺,迫击炮1门,枪30余支,粮食等物40车。
　　不久,我军在西治河畔的横山下,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打伤敌人80多名,缴获战马6匹,机枪1挺,步枪16支,子弹3000余发。由于我们不断地伏击敌人,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发了，日军中队长佐佐木助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游击战,大大的厉害”。
　　经过我军的打击和围困,芝兰据点的敌人被迫处在了饿了无粮吃,渴了没水喝,打仗子弹缺的境地，驻守日伪心理崩溃，病号一堆，并时发精神问题，找各种理由调走。最后驻守的兵力仅剩下日伪军的各一个小队不到60人。在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43年7月20日晚,维持会长闯志气送出了消息,说敌人第二天要撤走了。
　　第二天上午,六支队和各村民兵紧密配合，向芝兰据点发起攻击,中午时分,日伪军连炮台也顾不及破坏,就仓皇逃走了。就此,芝兰一带重见天日。
　　1943年秋天,毛主席给晋绥分局和军区打来电报,指示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八分区那样“挤小敌人,扩大自己,打出威风来”。消息传到交城山,八分区军民无不欢欣鼓舞,人们更加期待着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那一天。
　　1942年的秋风吹得微山湖芦苇荡沙沙作响，我蹲在沙沟站旁的高粱地里，指甲缝还沾着前夜扒铁轨时蹭的铁锈。刘金山大队长压低的嗓音混着露水传来：“明子，看好西南角那截枕木，听见哨声就把撬棍插进去。”我摸了摸腰间磨得发亮的驳壳枪，枪管还带着体温——这是老洪牺牲前留给我的，枪托刻着“杀寇”二字，此刻正硌着掌心的茧子。
　　鬼子的列车喷着白烟碾过道岔时，我听见自己心跳如鼓。四节被服车皮刚过沙沟站，刘大队长的哨音突然刺破暮色。我和三虎同时把撬棍楔进铁轨接缝，生锈的挂钩发出刺耳的“咔嗒”声，车皮晃晃悠悠脱了钩，像四条笨拙的铁鱼滑向湖边。埋伏在芦苇丛里的四千多乡亲呼啦啦涌出来，扁担筐篓在月光下闪着光，七婶家的小闺女才十三岁，硬是扛着两床棉被往船上跑，布鞋跑掉了一只也不管。
　　我趴在路堤上断后，眼看着最后一捆布匹搬上船，远处突然传来铁甲车的轰鸣。刘大队长举着驳壳枪大喊：“烧！”王老头点起火把时，我看见他袖口还沾着去年炸鬼子火车时的油渍。火苗腾地窜起来，被服上的樱花图案在火里蜷成黑灰，这时湖面突然漫来潮乎乎的雾气，先是一缕缕往鼻孔里钻，眨眼间就浓得像煮饺子的蒸汽。我抹了把脸，手心里全是细密的水珠，再抬头，三虎的脸都只剩个模糊的黑影。
　　铁甲车的探照灯在雾里划拉，像瞎子乱挥的手杖。鬼子的机枪“突突”扫着，子弹打在铁轨上溅出火星，离我藏的地方不过三丈远。我听见刘大队长在雾里低喝：“都猫腰往西撤！”鞋底踩着带露水的草，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背后忽然传来七婶的尖叫——她摔倒在水沟里，怀里的棉被散了一地。我折回去拽她起来时，闻见大雾里混着硝烟和她围裙上的皂角味。等我们跌跌撞撞摸到船上，湖面上已经白茫茫一片，鬼子的铁甲车在对岸骂骂咧咧，却连我们船桨划水的声音都听不清。
　　后来有人说关帝庙的关公显灵了。其实那天傍晚我路过庙门口，看见庙祝老周正往香炉里添香灰——他是我们的交通员。刘大队长后来拍着我肩膀笑：“明子，你闻见大雾里的土腥味没？那是老百姓堆在堤上的湿稻草味，比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还管用。”
　　再说除掉高冈大佐那晚，我扮成扳道工，油垢麻花的工装裤兜里揣着两颗手榴弹。临城车站的铁轨泛着冷光，岗哨的探照灯每隔三分钟扫过月台。高冈的办公室窗户透出昏黄的光，我听见里面传来日语骂声——他在训话。刘大队长使了个眼色，我们猫着腰摸到后窗下，窗缝里漏出的煤油灯味混着鬼子的樟脑丸味，熏得人发呕。
　　突然“砰”的一声，大队长踹开门的瞬间，我看见高冈正伸手去够桌上的军刀。他的金丝眼镜在灯光下闪了一下，我清楚地看见他瞳孔里映出大队长举枪的影子。“啪”的一声枪响，血珠溅在墙上的“武运长久”条幅上，像朵开败的红花。里间的鬼子刚来得及拉动枪栓，我的手榴弹已经顺着门缝滚了进去，爆炸声震得玻璃窗哗哗掉渣。撤退时，大队长把“小严团”的破帽子挂在车皮挂钩上，那帽子上还沾着去年他们抢老百姓时扯下的红绒球。
　　最险的还是微山岛那场大雾。鬼子的包围圈缩得像铁桶，我们趴在芦苇荡里，子弹把湖水打得咕嘟咕嘟冒泡。刘大队长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掰成碎渣分给大家，轮到我时，他忽然说：“明子，你还记得老洪教你唱的《游击队之歌》不？”我喉咙发紧，刚哼了两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就看见湖面腾起白茫茫的雾，比那年截被服时的还浓。
　　老张把缴获的日军尉官军装扔给我：“换上！”那军装还带着鬼子的汗臭味，老张自己套了件伍长的制服，往脸上抹了把锅底灰。我们搀着伤员，模仿鬼子喊“前进前进”的号子，沿着湖边往外走。路过鬼子岗哨时，一个曹长端着枪喝问：“哪部分的？”老张用日语骂：“八嘎！搜索队的干活！”那曹长借着灯笼光扫了眼我们臂上的“膏药旗”臂章，挥挥手放行了。我攥着藏在袖筒里的匕首，能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后来老百姓说看见金鸡驮着飞虎队飞走，其实那天我看见老张的布鞋陷在泥里，露出补丁摞补丁的袜底——他哪是什么金鸡，不过是个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敌人的庄稼汉。我们在雾里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摸到抱犊崮的山根，回望微山湖，大雾已经散了，湖面漂着鬼子的尸体，像一群翻白的鱼。
　　如今我坐在薛城的老屋里，窗台上摆着刘大队长送的搪瓷缸，缸沿磕掉一块，露出底下的铁皮。每当电视里播微山湖大雾预警，我就想起那年秋夜的露水，想起老张最后抹在我脸上的锅底灰，想起七婶掉在水沟里的布鞋——鞋尖还绣着朵小蓝花，像开在硝烟里的星星。哪有什么显圣的神仙，分明是老百姓把血肉铺成了路，把大雾织成了网，让我们这些穷孩子，硬是在鬼子的牙缝里杀出了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