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咬牙干部”，暗夜行舟

　　1985年的深秋，我在冀中平原的老槐树底下，常给后生们讲起那段浸透鲜血的岁月。树皮上的弹孔早已被岁月磨平，可每当风掠过枝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子弹的尖啸。我总说，那些年，无数个英雄倒下去，又有无数个英雄站起来——就像野草烧不尽，春风一吹又绿遍山野。
　　1942年春寒料峭的夜里，我正在胡指挥村老张家养伤，忽然听见村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攥紧枕边的匣子枪，贴着墙根摸到窗边，月光下两个浑身湿透的身影跌跌撞撞闯进院子。其中一人赤着脚，脚底结着冰碴子混着血痂；另一个把湿棉衣团在怀里，冻得发紫的嘴唇直打颤。
　　“李凯卿！”我猛地推开门。这个和我同村长大的汉子，此刻虚弱地笑了笑：“明子，差点见不着你了。”原来他们在南百塚村执行任务时，被汉奸张文华带着日伪军围堵。李凯卿和刘剑华没往敌人重兵把守的村北跑，反而一头扎进村南的河沟。冰冷的河水浸透棉衣，烂泥像章鱼的触手死死缠住腿脚，他们索性甩掉碍事的衣裳，赤脚踩在冰碴子上狂奔。身后的枪声和狗吠声越来越远，等跑到胡指挥村时，两人的脚掌早已血肉模糊。
　　屋里打牌的婶子大娘们起初被这两个赤裸的年轻人吓得尖叫，可认出李凯卿后，立刻忙开了。张婶端来热水给他们泡脚，王大娘扯下自己的棉被裹住他们发抖的身子，就连最腼腆的春妮也红着脸从箱底翻出丈夫的旧衣裳。李凯卿捧着热腾腾的红薯粥，声音哽咽：“这些年，要不是乡亲们护着，我们哪能活到今天。”
　　那时的冀中平原，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之光县作为冀中边沿、保定门户，早已被敌人蚕食得千疮百孔。碉堡像毒蘑菇般冒出来，公路把大地切割成碎片，三五成群的汉奸特务四处搜捕抗日人员。上级下令化整为零，刘剑华带着县公安局的同志分散到各区，我则在养伤痊愈后加入了他的队伍。
　　记得在大福村，刘剑华带着我们在高保公路附近设伏。那天，伪警察王桂芬回老家，刚走到毕庄村东，就被我们截住。刘剑华没动一枪一弹，只是点起旱烟，跟他唠起抗日形势。“桂芬，你家祖坟还在咱们村后头吧？”刘剑华指着远处的土丘，“日本人在那埋了多少雷，你心里清楚。”王桂芬低头盯着自己的伪警靴，突然嚎啕大哭。一个月后，他竟偷出三把驳壳枪，坐着胶皮车投奔而来，见面就给刘剑华跪下：“队长，我终于回家了！”
　　还有一回，我们乔装在青堡到赵庄的公路上侦察。李进步扮成卖货的半大孩子，王学生挑着红薯担子，刘剑华戴着礼帽摇着折扇，倒真像个做生意的掌柜。迎面碰上伪治安军的机枪手张连科，李进步眨着天真的眼睛凑上去：“长官，北石桥咋走？”张连科哪里防备一个孩子，边走边搭话。等走到僻静处，王学生突然掀翻担子，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他胸口。
　　“别杀我！我堂哥在八路军！”张连科吓得瘫在地上。刘剑华扶起他，从怀里掏出个玉米饼子：“兄弟，吃饱了，咱好好唠唠。”月光下，张连科抹着眼泪说起家里挨饿的老母亲，说起日本人逼着他们打同胞的事。临走时，刘剑华拍着他的肩膀：“记住，枪杆子要对准真正的敌人。”一年后的秋天，张连科果然带着十五个兄弟，扛着机枪步枪，冲破重重封锁投奔过来。
　　那些年，我们这些“咬牙干部”就像埋在敌占区的火种。白天躲在地道里啃窝窝头，晚上摸黑割电线、炸炮楼。有时在坟圈子里一趴就是整夜，露水浸透棉衣，冻得骨头缝都疼。可只要听见老乡家传来《松花江上》的歌声，只要看见村口老槐树上新刻的“杀”字，就知道这把火永远不会熄灭。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刘剑华的墓前。他没能等到胜利的这一天——三个月前，在一次突围战中，他为了掩护群众转移，被流弹击中。我摸着墓碑上的弹痕，恍惚又看见他蹲在老槐树下，用树枝在地上画作战图的模样。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远处传来老乡们敲锣打鼓的声音，而老槐树的枝桠间，新抽的嫩芽正在风中轻轻摇晃。
　　如今七十年过去，老槐树愈发粗壮，当年的弹孔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记号。可我总在想，那场战争里倒下的无数个“李明”，他们的名字或许永远不会被刻在石碑上，但他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早已长出了新的希望。就像老槐树年年抽新芽，那些不屈的魂灵，永远活在活着的人心里。
　　常有孩子缠着我讲打仗的故事，他们总问：“李爷爷，您真的见过那么多叫李明的人吗？”我望着远处翻涌的麦浪，那些倒在麦茬地里的年轻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确实都叫“李明”，是千万个在战火中重生的名字。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的那个凌晨，我带着伤员转移到无名小村时，正撞见刘燕瑾和丁冬在村口踉跄着找吃的。两个女兵的绑腿沾满泥浆，军帽歪在脑后，刘燕瑾壮实的肩膀上还背着昏迷的小战士。“老乡，能给口水喝吗？”丁冬的声音像风里飘着的纸片。我正要开口，突然听见村西头传来马嘶声，鬼子的骑兵已经围了上来。
　　三百多村民和战士被驱赶到村东的麦场上，骑兵的马蹄在月光下扬起碎银般的尘土。刘燕瑾攥着我的胳膊，掌心全是冷汗。她突然蹲下身，抓了把浮土混着露水往脸上抹，灰扑扑的颜色立刻盖住了她红润的脸颊。旁边的瘦小大娘默不作声地解开包袱，把几件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扔过来：“闺女，拿着！”刘燕瑾转手塞给更显单薄的丁冬，低声说：“你比我像老百姓。”
　　刺刀挑开包袱的声音刺得人心惊。日本兵的皮靴停在丁冬面前，她死死抱着包袱，指节发白。当破布头散落一地时，我看见刘燕瑾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哪个村的？”刺刀突然抵住刘燕瑾的脖颈，大娘猛地扑过来：“俺们是本村的！”她枯瘦的手牢牢攥住枪杆，浑浊的眼睛瞪着鬼子，“这是俺外甥女！”我永远记得那一瞬间，大娘佝偻的脊背像张绷紧的弓，挡在两个女兵身前。
　　骑兵队押着几个青年离开时，麦田里的露水已经凉透。刘燕瑾瘫坐在地，望着远处被刺刀挑落的钢笔——那个穿便衣的年轻人，衣服上沾着的钢笔水成了催命符。丁冬捡起包袱要还给大娘，老人却摆摆手：“留着吧，路上还能挡寒。”
　　晌午的日头晒得人发昏，我们在麦垄里躲到黄昏。远处传来送饭的梆子声，高鼻梁的送饭大娘提着瓦罐走来时，刘燕瑾的眼睛亮得惊人。“大娘，能给口水喝吗？”丁冬的声音带着哭腔。大娘掀开草编的盖子，热气裹着玉米面的香气涌出来：“喝吧，闺女。俺儿子还藏在东头坟圈子里呢。”
　　瓦罐在我们手中传递，大娘絮絮叨叨说着村里的情况。当她提出带我们回家时，刘燕瑾和丁冬对视一眼，眼里的犹豫比麦芒还扎人。“俺家在村西头，墙根下有条暗道直通芦苇荡。”大娘的指甲缝里还沾着泥，“昨儿刚埋了半袋白面，给你们烙饼吃。”
　　那顿烙饼的香气我至今难忘。大娘的儿子虎子在灶台前烧火，十五岁的少年闷头往灶膛里塞麦秸，火光映得他黝黑的脸通红。刘燕瑾捧着碗，眼泪啪嗒啪嗒掉进面汤里。“吃完睡一觉，虎子半夜送你们走。”大娘把新蒸的窝头塞进布口袋，“西北方向三里地有片枣树林，过了河就是咱们的地盘。”
　　深夜的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虎子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刘燕瑾突然停下，从怀里掏出块银元要塞给大娘。老人的手在黑暗里摆了摆：“留着买子弹，打鬼子！”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月光下，麦浪翻涌如黑色的海，虎子的灯影在田埂上忽明忽暗，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
　　后来我听说，刘燕瑾在解放后成了演员，总爱演那些朴实的农村妇女。她在舞台上演李大娘时，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当年那位大娘的影子。2012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她去世的消息，照片里的老人笑容温和，让我想起麦垄里那个递出瓦罐的午后——原来最平凡的善良，才是永不落幕的传奇。
　　老槐树的影子渐渐拉长，孩子们追着蝴蝶跑远了。我摸着草鞋上的补丁，突然明白那些叫“李明”的人从未离开，他们是大娘颤抖的手，是虎子沉默的灯，是无数个在黑暗里托举黎明的普通人。风掠过麦浪，沙沙声里，仿佛又响起当年的梆子声，在岁月深处，久久回荡。
　　1945年的深秋，我在冀中平原的老槐树底下，常给后生们讲起那段浸透鲜血的岁月。树皮上的弹孔早已被岁月磨平，可每当风掠过枝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子弹的尖啸。我总说，那些年，无数个“李明”倒下去，又有无数个“李明”站起来——就像野草烧不尽，春风一吹又绿遍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