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生入死 死中求生

　　每当有人问起名字，我总会想起1937年那个暴雨夜。保定城破的前一天，父亲把我推上运粮车，用烧红的烙铁在我左臂烫下“明”字——他说，这是给祖宗留个记号，免得我死在战场上连名字都没人知道。
　　“记住，”他握着我沾满炭灰的手，“你不是一个人。全中国的热血男儿，大名叫‘抗战’。”
　　我的第一块姓名牌是子弹壳磨的。
　　1938年台儿庄，我跟着川军弟兄们往日军阵地上冲。班长李长贵拽住我后领：“新兵蛋子，把牌挂在腰带上！”他的牌儿挂在胸前，铜片上刻着歪歪扭扭的“李”字，边缘凿了三颗星——后来我才知道，每颗星代表一次死里逃生。
　　那天他没冲过第二道壕沟。我在他尸体旁捡到那枚带星的铜牌，发现背面刻着更小的字：“川北李狗娃，二十岁，替俺娘看一眼长江。”
　　后来我把自己的“明”字刻在背面，带着这枚双姓李牌，从台儿庄杀到武汉。汉口空战那天，我抱着机枪对空扫射，敌机坠落的火光里，我看见无数个“李明”在奔跑——有穿长衫的学生，有扎白头巾的农夫，还有腰间别着剪刀的女人。
　　我们共享同一个姓名，同一条命。
　　
　　1942年“五一扫荡”时，我在冀中骑兵团当通信兵。
　　那年五月十二，武强县沙洼村的枪炮声像开春的闷雷。团长马仁兴让我跟着李健副处长突围，我攥着电报稿往战马背上爬。忽然看见政委汪乃荣摘下军帽——他鬓角的白发比三天前多了一倍。
　　“李明，”他往我口袋里塞了块压缩饼干，“突围后去老乡家借匹布，给伤员们做绷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我们突围的队伍被汉奸带进死胡同，马团长用马鞭抽着那家伙的脸：“你对得起沙洼村被活埋的三百乡亲吗？”枪响之后，战士们拽着马尾巴摸黑渡河，滹沱河的水腥混着血腥味，我听见有人低唱《松花江上》，唱着唱着就哭出了声。
　　天亮时到了肃宁李家村，李健副处长清点人数，忽然抓住我的胳膊：“你不是三连的李明？我亲眼看见你在饶阳城外被鬼子刺刀挑了！”
　　我摸了摸左腰的伤疤——那是三天前替机枪手挡的刺刀。我说：“副处长，全中国的李明，都是同一个人。”
　　他盯着我胸前的双姓李牌，突然立正敬礼。后来我才知道，他原以为我牺牲时，已经在烈士簿上写好了“李明”的名字。
　　骑兵团转战蠡县时，我遇见了另一个李明。
　　那是个十七岁的广东兵，操着生硬的国语问我：“老乡，‘抗战’两个字怎么写？”他趴在战壕里，用子弹壳在钢盔内侧刻字，说要把名字刻进骨头里，这样就算被炸碎了，阎王爷也能拼出他是“中国的李明”。
　　后来他真的碎在了博野县。我从他烧焦的衣领里摸出半块钢盔，内侧的“抗战”二字被血浸透，笔画里嵌着泥土和弹片。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天，我带着这半块钢盔去了四平。马仁兴团长已经牺牲在攻城战中，他的墓前摆着半碗高粱酒，墓碑上的“仁兴”二字被战友们用刺刀刻得深深的。我把双姓李牌和钢盔碎片埋在墓旁，忽然想起李长贵班长的三颗星——原来每颗星不是逃生的记号，是替战友活下去的次数。
　　
　　现在我住在干休所，左胳膊的“明”字疤痕早已褪成浅粉色。
　　每年清明，总会有年轻人来听我讲抗战故事。他们问：“李爷爷，您真的一个人打过那么多仗吗？”我就给他们看左臂的疤，还有压在箱底的半块钢盔。
　　“不是我一个人，”我摸着那凹凸不平的“抗战”二字，“是千千万万个李明。我们是冀中的庄稼汉、渝州的学生兵、晋南的土匪、粤东的渔夫……我们在淞沪用胸膛堵机枪，在台儿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在武汉把孤儿推进防空洞。”
　　记者曾问我：“您为什么总能活着？”
　　我想起1942年滹沱河边漂着的百姓尸体，想起汪政委塞给我的压缩饼干，想起无数个倒在我面前的“李明”。
　　“因为我的大名叫抗战。”我对着窗外的五星红旗挺直腰板，“只要中国还在，我们就死不透。”
　　
　　2018年的秋天，我已经九十六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干休所的院子里晒太阳。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老人写的。我颤颤巍巍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张信纸。
　　
　　照片上是一群穿着破旧军装的战士，他们站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脸上却洋溢着坚定而自豪的笑容。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照片中间的人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年轻的战士，胸前挂着一块和我那块相似的双姓李牌！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信纸，上面的字迹同样潦草：“李明前辈，我是李大山的孙子李建国。爷爷临终前让我把这张照片和他的故事带给您。爷爷说，他曾在1942年的冀中与您并肩作战，您救过他的命。”
　　看着信，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我努力回忆着，终于想起了李大山。那是在突围后的一次战斗中，我们在蠡县的一个小村庄遭遇了日军的伏击。当时，李大山为了掩护战友转移，被日军的子弹击中了腿部，倒在血泊中。我不顾枪林弹雨，冲过去将他拖进了一个废弃的地窖。
　　“老李，坚持住！”我一边为他包扎伤口，一边大声喊道。李大山咬着牙，脸色苍白如纸，却还强笑着说：“明子，别管我了，你快走！”“放屁！”我骂道，“咱们都是李明，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后来，我们在地窖里躲了整整两天两夜，靠着地窖里残留的一点食物和水艰难度日。等日军离开后，我们才艰难地回到部队。从那以后，李大山就和我成了过命的兄弟。
　　信中还说，李大山一直对我当年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临终前还念叨着一定要找到我，当面说一声谢谢。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读完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李建国在信中说，他想带着爷爷的遗物来拜访我，我立刻回信表示欢迎。
　　几天后，李建国来到了干休所。他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神中透着和他爷爷一样的坚毅。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声音哽咽：“李爷爷，我终于见到您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木盒，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把生了锈的马刀和一本破旧的日记。“这是爷爷留下的。”李建国说，“他说这把马刀是您送给他的。”
　　我轻轻抚摸着那把马刀，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那是在一次缴获日军物资的战斗后，我把这把马刀送给了李大山，还开玩笑说：“拿着这把刀，以后杀鬼子就更顺手了！”
　　我翻开日记，上面记录着李大山在抗战时期的点点滴滴。其中有一篇写道：“今天，明子又救了我一命。有他在，我就什么都不怕。我们是兄弟，是同生共死的‘李明’。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和鬼子拼到底！”
　　
　　看着这些文字，我的眼睛湿润了。李建国看着我，突然说道：“李爷爷，我有个请求。我想把爷爷和您的故事整理出来，拍成一部纪录片，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英雄事迹。”
　　我望着他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
　　在李建国的努力下，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我们回到了当年战斗过的冀中地区，寻找那些熟悉的地方。虽然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些战斗的记忆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然而，拍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就在我们拍摄到关键部分时，资金出现了问题。投资方突然撤资，理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抗战纪录片没有市场，赚不到钱。
　　李建国急得团团转，我也心急如焚。难道我们的故事就要这样被埋没吗？就在我们绝望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干休所的老战友们听说了我们的困境，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为我们捐款。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有的拿出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金，有的甚至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老物件。他们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没别的本事，就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我们是怎么和小鬼子拼的！”
　　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和抗战历史爱好者也得知了我们的事情，纷纷伸出援手。一位年轻人在网上看到我们的故事后，留言说：“你们是民族的英雄，你们的故事就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能让它被遗忘！”
　　在大家的帮助下，资金问题解决了，纪录片得以继续拍摄。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纪录片《我的大名叫抗战》终于制作完成了。首映式在当地的一个礼堂举行。礼堂里坐满了人，有我的老战友、李建国和他的家人，还有许多自发前来的观众。
　　当银幕上出现当年冀中战场的画面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场景，听着旁白讲述着我们当年的故事，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当画面中出现李大山的照片和他的日记内容时，礼堂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声。我看见李建国泪流满面，他走到我身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纪录片结束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年轻人走上台，激动地说：“以前我总觉得抗战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今天，我被你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你们用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那一刻，我望着台下的观众，望着那些充满敬意和感动的眼神，我知道，我们这些“李明”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
　　
　　1943年的春节刚过，冀中平原还笼罩在凛冽的寒气里。我当时在冀中军区做通信联络工作，那天接到紧急任务，要去高阳县传递一份重要情报。当我摸黑赶到庞家后村时，浓重的大雾像一床厚重的棉被，把整个村子裹得严严实实。
　　就在我准备寻找接头人时，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日语的吆喝声。不好，是鬼子！我立刻朝着记忆中地道口的方向跑去。刚钻进地道，就听到头顶传来重物撞击地面的声音，鬼子已经开始搜捕了。
　　地道里潮湿阴冷，伸手不见五指。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突然在一个岔道口，听到了微弱的喘息声。“谁？”我低声喝问，手紧紧握住腰间的手枪。
　　“别开枪，自己人！”一个略显急促的女声传来。我划亮一根火柴，昏暗的火光中，我看到了齐岩。她浑身沾满泥土，眼神中却透着坚定。我知道她，她的丈夫周景陵是《团结报》社社长，我们曾在一次抗日宣传活动中有过一面之缘。
　　“李大哥，可算遇到熟人了。”齐岩松了一口气，“我和景陵走散了，这地道我实在不熟。”
　　我点点头：“跟紧我，我知道几个安全的出口。不过现在鬼子搜查得紧，咱们得小心。”
　　我们继续在地道中摸索前行，四周寂静得可怕，只能听到彼此轻微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听到上方传来牲口吃草的声音。我判断这里应该是一户人家的牲口棚。我轻轻敲了敲地道口，很快，上面传来了询问声。确认是自己人后，地道口被打开，我们爬了出去。
　　救我们的是齐岩的本家侄子齐迈和姑娘齐琪华。齐琪华赶紧找来干净衣服让我们换上。刚换好衣服，就听到胡同里传来敌人的喊叫声，要村民们开会。
　　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再躲进地道。我和齐岩对视一眼，决定混进人群中。我们随着村民们来到会场，这里已经聚集了全村的人。我看到乡亲们眼中的担忧和恐惧，但更多的是坚定。他们知道，此刻必须保护我们。
　　齐岩的家就在会场不远处，我看到鬼子正在她家翻箱倒柜，抢夺财物。一个鬼子军官恶狠狠地叫嚣着要找“齐家的闺女”和“齐家的老太太”。乡亲们人挤人地把我和齐岩围在中间，用身体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
　　
　　“李大哥，都是因为我们，连累了乡亲们。”齐岩声音哽咽。
　　我低声安慰她：“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为了抗战，乡亲们也都是好样的。”
　　就在这时，两声枪响打破了压抑的氛围。鬼子走了，可齐岩家的帮工和村里的“甲长”齐小生却被残忍杀害。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两人，我和齐岩攥紧了拳头，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
　　经过这次惊险的遭遇，我和齐岩暂时分开，各自回到岗位。然而，噩耗却接踵而至。
　　
　　1943年7月，我听到了周景陵牺牲的消息。当时他在高阳县雍城村与敌人遭遇，为了保护手中的重要文件和掩护战友撤退，他孤身一人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最终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7岁。
　　我赶到齐岩身边时，她正默默地整理着周景陵的遗物，脸上没有泪水，只有无尽的悲伤和坚毅。“李大哥，景陵走了，但他的笔、他的理想，我会替他继续下去。”齐岩抚摸着周景陵用过的钢笔，声音平静却坚定。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放心，我们会为老周报仇，鬼子欠下的血债，迟早要他们加倍偿还！”
　　此后的日子里，我和齐岩都更加拼命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我继续穿梭在各个据点之间传递情报，而齐岩则接过丈夫的笔，用文字作为武器，揭露敌人的暴行，鼓舞着冀中军民的抗日斗志。
　　
　　1944年初冬，冀中平原的寒风裹挟着细雪。我刚从保定城完成情报传递，就接到紧急任务——协助齐岩建立敌后电台。此时的她已成为冀中军区的秘密通讯员，手中的笔杆换成了发报机的旋钮，在敌人眼皮底下编织着看不见的情报网。
　　我们在安新县白洋淀的芦苇荡深处，找到了渔民老周的小船。船舱里，齐岩正专注地调试着一台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电台。“李大哥，频率还是不稳定。”她的手指被电烙铁烫出了水泡，却浑然不觉。
　　突然，远处传来汽艇的轰鸣声。老周脸色骤变：“是鬼子的巡逻艇！”我迅速将电台沉入芦苇丛，齐岩则把密码本塞进棉衣夹层。当刺刀挑开船篷的瞬间，齐岩突然用日语喊道：“船家的，鱼大大滴有？皇军的，买几条！”
　　我愣住了——平日里温婉的她，此刻竟能模仿出日军翻译官的腔调。鬼子狐疑地搜查一番，踹翻几条冻鱼后骂骂咧咧地离开。齐岩瘫坐在船板上，冷汗浸透了后背：“在《团结报》时学过些日语，总算派上用场了。”
　　三个月后的清明，保定城突然戒严。我混在送葬队伍里，准备接应齐岩传递的重要情报——日军即将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接头地点在城西乱葬岗，那里竖着一座刻着“齐氏之墓”的石碑，是我们约定的暗号。
　　当我拨开荒草，却发现石碑旁倒着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齐岩！”我冲过去时，她的棉衣已被鲜血染红，怀里死死抱着用油布裹着的情报。“快走……内奸……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弱，手指艰难地指向县城方向。
　　我背起她狂奔，身后枪声大作。原来，潜伏在情报站的会计叛变，带着日军提前设下埋伏。齐岩在昏迷前，用尽最后力气将一枚刻着“明”字的铜哨塞进我掌心——那是周景陵生前用过的哨子，此刻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信物。
　　在战地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齐岩终于醒了过来。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情报……送出去了吗？”得知根据地已提前转移，她才松了口气。而我早已暗中展开调查，发现叛徒是被日军用齐岩母亲的安危要挟。
　　
　　一个暴雨夜，我带着三名战士潜入县城。在叛徒藏匿的破庙里，我们堵住了他和两个日本特务。叛徒跪地求饶：“我也是被逼的！他们说要烧死我娘！”我握紧铜哨，想起倒在血泊中的齐岩：“那被你害死的情报员，他们的娘又该怎么活？”
　　当枪声被雨声淹没，我将叛徒的供词和日军密电码一并交给军区。齐岩得知消息后，把铜哨重新挂回我脖子上：“李大哥，这个该物归原主了。以后，咱们就是彼此的后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和齐岩正在整理烈士名录。她的手指轻轻划过周景陵的名字，忽然笑了：“他要是能看到这一天该多好。”
　　解放后，齐岩带着周景陵的钢笔和那台险些暴露的电台，走进了北京市人事局。而我选择留在部队，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临行前，她送给我一本用芦苇纸装订的笔记本，扉页写着：“每个李明倒下，都会有千千万万个李明站起来。”
　　
　　2015年，我拄着拐杖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轮椅上的齐岩向我挥手，她胸前的“抗战英雄”勋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芦苇荡里的小船、乱葬岗的月光，还有那些永远留在历史长河中的“李明”们——我们的名字或许会被岁月冲淡，但那段用热血浇筑的记忆，永远不会褪色。
　　多年后，每当我回忆起那段与齐岩在地道中并肩求生，以及周景陵英勇牺牲的往事，心中依然会涌起无尽的感慨。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战友，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我们这些幸存者，带着他们的信念和希望，一路前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能真正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才不会白白付出。而“李明”这个名字，也不仅仅代表着我一个人，它代表着所有为了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的英雄们，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