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昙花缝纫社

　　从开年上工以来，一直是以转转河垦新田为主。一个月之后，已是农历二月中旬。转转河新田顺利完成。接下来便是下肥料。这次男劳力的任务是挑运牛粪，妇女们却另有活儿——她们的任务是疏通两条沟渠，由陈玉女队长带队。
　　我们男士这边又进行了细分工，除了徐二毛同我父亲带钉耙上牛粪外，大部分男劳力全带扁担撮箕挑运牛粪。
　　那时干活儿全凭肩挑背磨。没有手推车等运输工具，无论搬运什么全凭肩膀扛。只要是男人，除了残疾人，任何人都别想轻松。
　　但是，干集体劳动却累不倒人，要都累倒了，一定不会缺吃少穿。古语有云：“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社员们要都积极肯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真心实意地干，大家若都能维护集体利益，还愁差饭吃吗？
　　可是，事与愿违，人们偏就有先天性私心杂念；包括刚参加劳动的年轻人，不想偷懒的人极少。
　　所以，生产队在管理上，前阶段并没采取措施，没制定规矩来约束大家，没有采用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这次挑运牛粪是继续以吃大锅饭的方式进行。
　　我们队每个院落旁或附近都有牛圈，首先从我们院子旁的牛圈开始除牛粪。
　　我没干过这类活儿，第二天一早起来，父亲便找来撮箕，给做了系子，那是为我准备挑牛粪用的工具，钩绳、扁担都为我准备好了，只等吃过早饭，就要挑牛粪去。
　　刚吃完饭，只听见队长的哨声吹响，大家肩上扛着扁担撮箕，先后陆续地来到牛圈边。
　　徐二毛同我父亲拿着钉耙已进到牛圈里，队长第一个把撮箕送进去。他俩同时将撮箕上满，队长带头挑起两筐牛粪走在前面，第一个向转转河的新田走去。
　　然后是预备党员民兵排长将又一担牛粪被挑走。
　　后面的，大家需是动作迟缓，但自觉地依次将撮箕放进牛圈里。上牛粪的徐二毛同我父亲，掌握着每担牛粪的轻重，大至上重量差不多就够了。
　　只有徐二毛见着他的伙伴们开着玩笑道：“咱们俩关系不比一般，再来一钉耙。”于是，这一位担子便成了一头轻一头重。在说笑声中，一支挑牛粪的队伍去去来来、逍逍遥遥、循环往复地将牛屎粪转运到新垦的水田里。
　　我是第一次挑牛粪的人。我闻着牛粪那种并不难闻的臭气，反而还觉得其中夹杂着些许清香，就像臭牡丹花（别名臭枫根）蕴藏其中的那种味道。总之，牛粪比人拉的好闻得多。但我依然不敢深呼吸，唯恐这气味吸多了对肺部有危害，憋着忍着看着前面的人将牛粪挑走。
　　唯恐人家说我干活不积极、不老实，等几位老农民挑走之后，我便将撮箕也放进牛圈里。
　　徐二毛奋力抓起一钉耙道：“你小子初出茅庐，就这一耙够了。”
　　我笑了笑，并不说什么。待父亲将另一撮箕装好，便挑起来就走。
　　岂不知，担子一头轻一头重，父亲上的这一头比徐二毛上的差不多重十多斤。害得我只好搭一把手，将轻的一头压住，才得以挑拢倒入新田里。
　　这第一担牛粪一头轻、一头重，让我悟出了干集体活原来也有蹊跷，父亲要少上十来斤，我的担子就会轻许多，这不就占便宜了。第一担反而让我挑着不适应，两头不一样重的担子难挑，走路很别扭。要是有人提意见，轻的那一头，人家还以为是父亲照顾我的呢！
　　装第二担时，我便让徐二毛多挖了一钉耙。徐二毛笑着道：“就多装一钉耙吧，省得人家提意见。”
　　说罢，再猛地挖一耙装进了撮箕。果然，两筐一样重挑着走路就自然多了；用一只手掌控着扁担，另一只手便可以甩着自由地行走；甚至还可来个快步走，压在肩头的扁担微微闪动着，让你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向前迈进，那姿势也优美得多。
　　其实，父亲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上牛粪对任何人都会一视同仁，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不会让你占集体的便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绝对不要比别人少干，以撮箕装满为原则。
　　其实，几个回合下来跟玩似的并不怎么累人，这样往田里送了五六担牛粪，便又到了歇气时候。
　　歇气之后不过半小时，还没挑到三四担牛粪，有人就说饿了，是不是吃点东西再来哟！队长笑道：“那就依你们的嘛！下午再来鼓把劲。”
　　其实，生产队干活就这样，说是鼓把劲，但第二天照常这样干，说说笑笑、拖拖拉拉。不是抢种抢收季节，既不承包，大家干活就不会那么紧张，把上午下午的时间混过去就算完事。
　　这正好适合我搞缝纫，我有足够的时间干私事，打早打晚才好忙我自己的事。挣钱抓收入进腰包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集体的活儿，我和别的社员是一样的想法，只是把上工时间混满为原则；把那六七分工分弄到手就是了。
　　至于工分值多少钱，且别管他，头脑中想的是每天能加工多少件衣服，能有多少人民币进账。这是我每天主要关心的事，也是必须要干的事。这就是年轻时的梦，别的事从来都没想过，想也是空想。
　　有那些看穿世事的老农说过，“人不刨己，天诛地灭”。这思想在人们心中早就根深蒂固。不是么？从小娃娃生下来就很自私，饿了不管不顾娘的辛劳，只管要吃要喝，饿了就又哭又闹。
　　正如张支书曾说过，你们小队的人、思想永远难以进步。这句话听起来说得有些绝对，其实，他总结得也对。且不谈别人，我自己就是一例，天理良心，从我内心出发，却有很多刨己思想存在。张支书过去批评得很对，刚开始参加集体劳动，的确是有过混的想法，而且就表现在行动上。
　　不过，没过元宵夜，过年气氛仍然还在，领导们前来检查，见各小队都已开始上工，也就没管出工进度如何。但是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张支书便要求加码了。
　　在小队群众会上，提出要改变现状的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出工不出力的状态。这一次会议重点讨论如何提高劳动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刨私为己的思想；把生产进度抓上去，打好下半年粮食增产的基础。
　　经过一阵激烈讨论，最终确定，挑牛粪的实行过秤称重量为主，定额挑够两千斤可计一个工日，超出的部分按斤记工分。同时决定由保管员任楚雄过秤，记工员熊二德记账。抓牛粪的、司磅的、记数的人等均按同等劳力记筹。
　　第二天，牛圈门前，负责秤牛粪的任楚雄与计数的熊二德，已将木架竖起，上面挂着一杆大秤。秤钩上添上一个铁的双钩，准备挂牛粪挑子用。
　　徐二毛同我父亲早已拿着钉耙进到牛圈里，队长第一个把撮箕送进去。两人同时将撮箕上满，再用脚踩实，直到装不下了，队长才挑起两筐牛粪走去木架子下，一送肩刚好将一担牛粪连扁担挂在铁钩上。
　　过秤的任楚雄快速地秤完喊道：“某某130斤！”计数的熊二德连忙记上。称罢记了账，队长挑起牛粪飞快地向转转河新田走去。
　　这样一来，与前一阵大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落后，争抢着将撮箕往徐二毛同我父亲前面递送，此时他二人只得加快速度上牛粪了。这使挑牛粪的人很大程度上果然提高了效率。
　　我和大家一样，自私的想法已全不在。要求撮箕几乎装得满满实实的也无怨无悔；担子的重量增加，脚步的速度也加快了；撮箕倒空后，又像跑步一般往回赶，这速度去来就像过山车一样。规定的两千斤基本任务很快就达到了，因为上不封顶，挑的多得的多的原则，人家不歇息我也不歇气。等到人家放工时我才回家。
　　老实说，刚开始，挑抬的能力实在不如人家，他们都是久经磨练出来的壮劳力。我这身子骨才刚开始挑重担，这么挑一天下来，的确很累。不消说，和小时候上山挑蕨根、去大本营挑木料一样，肩头自然也红肿疼痛。但我还得坚持，每天挑牛粪不会缺席。
　　挑了一段时间的牛粪，各大小牛棚的牛粪基本清理完毕。这时已进入阴历二月，惊蛰节到来，紧随农事安排，要促耕犁田等各有分工。我刚参加劳动，不会赶牛不会掌犁不会技术活儿，只好去将成堆的牛粪散开。
　　这活都是没人愿意干但又必须干的活儿，一是臭气难闻；二是需要用手抓。不然很难散得均匀。因我不懂技术活儿，只能干这些笨活儿了。
　　幸好不止我一个，还有王兵等和我一般的都去干散牛粪的活儿。
　　起初，当我卷起裤腿，赤着脚进入水田时，那冰冷刺骨的田水，顿时使我感到钻进了骨缝，如刀绞般疼得我赶紧跳上坎来。稍歇一会儿，又怕被别人闲话，只好硬着头皮，复入水田中屏住呼吸，一狠心用双手抓起牛粪往田里散开。这时，小腿已被冻得麻木，已感觉不到先前那般的刺骨疼痛了，我才得以继续干下去。
　　晚间回至家，我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想着，散牛粪这活儿才刚开始，不知几时才是个头？
　　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气也逐渐暖和。田水转暖，虽然不刺脚，但这时又有新的麻烦。刚下田里一会儿，脚肚子忽感一阵痛痒，低头看时，原来是蚂蝗啃穿了皮肤。我急得赶紧用手要将它拔出来，可蚂蝗并非善类，它纹丝不动贴得紧紧地，无论如何不肯离开。
　　王兵见状道：“别扯别拉，扯断了就麻烦了。快用手掌拍打才行。”
　　我听了后，才伸开巴掌猛地拍向蚂蝗。拍了两三下，那蚂蝗负痛才伸开头、卷起尾一下便掉入水中。这时我被咬的小腿伤口中洇洇地渗出血来。
　　王兵见了赶紧扯来鱼腥草、夏枯草，用掌心揉碎，在伤口处涂抹后方才止住了渗血。
　　另外一种毒气也厉害。每到赤脚下田时，瘴气滋生，粘在脚上便骚痒难受。脚上都抓出了血，我便感到苦恼之极。正应了父亲说的，当农民苦，你试过之后就知道是什么味道的箴言。
　　不过，好在我又干集体、又搞私营经济。不时的有人前来裁剪衣服，我便丢掉干集体的活儿，应付了顾客才又回到田里，得耽误集体部分时间，这令我两头忙。但自然又引起别人心中不平衡。
　　所以，我早晚搞缝纫加工定会遭来别人议论。对有的好心人无所谓。只要不旷工，搞手工业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那些少数心眼狭隘的人不是这般想法，那就是要拿绝对平均主义作参照；你不能比别人特殊，不能干私人产业，不能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不能比别人日子好过。
　　也不知是谁将我搞缝纫的事报告给了公社领导。继而税务的也找上门来，让我赔了不少钱。但上税是应该的，为国作贡献，我对此并没意见。
　　忽一日，大队派人通知我去参加开会。我感觉莫明奇妙，大队开会与我有啥关系？我带着疑问还是去了。
　　原来，是领导们又作了研究决定，既然知道了我单干缝纫，这不符合集体道路的要求，得把个体户组织起来，要为集体创收。提出，让我和所有手工业者参加到大队成立的集体企业中来。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终于可以摆脱蚂蝗的吸血和在冷水中甩牛粪了。
　　只是，从此我再也没有自家缝纫店，这家庭收入也不会再有了，这实在令我感到惋惜。
　　可是，形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随着集体化道路的开展，搞私营手工业的、搞别的手工业等都不适合现行体制的要求：都与干集体相抵触。
　　大队既然决定组织集体缝纫社，你不参加是绝对不行的。于是，我配合公社大队研究决定，也必须顺应形势，积极表态同意参加集体企业，还必须把精力投入到集体企业中来。
　　老实人就是老实。父亲也以为，成了集体合作社的一员，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光。还嘱咐我要老老实实地干，干任何事都要认真，哪怕是集体企业，作为做手艺的人更要守底线，不要让人把你的手艺看扁了。
　　也是的，会做生意，有经营之道的人，宁可少收费，也要保证自己的声誉，我过去是怎样干的，将来在集体还应怎么干。
　　父亲总是拿自己的经历说事，让我不得不信服，但最终能够获益。无论是单干还是在集体，后来的顾客都有很多继续信得过你的德艺相配。
　　这说明父亲的话很有道理。要是父亲不点拨，短时间内我不一定在集体安心干，要明白生意经营中、无论集体与单干都应保证手艺人应有的品格，有着深刻的道理。
　　缝纫社不比石木等工匠，不可能分散去下乡登门服务；零星的活计也不好管理。所以，大队要求只能把缝纫社设立在汪营镇街上，便于集中经营、统一管理。
　　地点选定了，但难的是找门面，也还须有专人管理；设立会计出纳等。好在早有人选，经大队指定将来管理缝纫社的会计，姓黄名琼珍女士。
　　在她带领下，她介绍了她亲戚的两间房屋还空着，可以借来缝纫社设立门面用。于是，我和所有参加缝纫社的五六个人全都来到了现场。
　　这两间房屋在正街中段，坐北顺街南向，一色的木质结构，从街道正面看去，房屋已经向东倾斜着。要不是隔壁的房子顶着，那架势随时可以倒塌。
　　进到房内，但见尘埃遍布，不知有多久没人住过了。屋内满是蛛网密布，要住进去必经打扫才能使用。
　　房屋分上下两层，楼下可以安排裁工接待顾客，楼上安排车工与其他加工人员作业。
　　这次集中的缝纫人员有男有女，除了黄会计是管理人员外，其余人员和我一样，都是工人。过去人人都是能裁能缝纫的全能师傅。既然是集体企业，不可能都干一个工种，必须得分工协作。所以，裁工只能由一人承担。于是，大家自觉推举我的师傅专职裁剪。
　　可是师傅却说，他一人干不了，他没忘了把我拉上。说忙的时候由徒弟合邦协助裁剪。
　　其余人员全都坐机台缝制衣服。黄琼珍除了账务管理外，平来跟我当学徒，整个缝纫社人员结构就这么分工了。
　　且说师傅，忽然这次也进入我们大队缝纫社了，是因为当时凡居民户口必须迁到农村。他家才选择了迁到我们大队，已从居民降为农业人口，改变了吃商品粮的现状。
　　刚开始前，到厂的五六个人态度都很积极。因为大家觉得，从此有了组织。组织就是大家的依靠，从此可以与镇上的大缝纫社一争高低。
　　特别是我师傅，从镇缝纫社退出以后，一直提心吊胆的，像强盜一般偷偷搞单干。这次借大队组织集体缝纫社的东风，他也很卖力。
　　大家各自都很兴奋，在和谐氛围中，各自带着扫帚等工具，整整将厂房清理了一个上午，才把这栋久无人居住的房屋清理干净。
　　第二天就是赶场日，没挂对联也没放鞭炮，没有大张旗鼓造声势便开门营业了。
　　来的顾客大都是现成熟人。个个见了我们新开业，尽管每人只发三尺布票，凭着有限的布料为全家最需要的人缝制衣服。我们都尽力为顾客节省布料。
　　就这样大家忙忙碌碌干了三个季度，光阴易混，不觉间便干到了年底。经过黄会计核算下来，总收入才三千几百多元；每月人平不到百元。给大队提交70%的管理费后，除开成本连工资都发不出，何谈缝纫社还要盈利？
　　根据这一状况，大队支书不得不带人前来找原因。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究其原因各自心知杜明。多数人都能自裁自剪，离家近的，早晚都在自家忙碌，各有各的顾客，把家里的忙得差不多了，才是缝纫社的。
　　就拿我师傅来说，原来在镇上缝纫社时就是这么干的，到了这儿，更不受集体约束。干地下缝纫更是如鱼得水，多数客人早晚都去他家里裁剪衣服了。这缝纫社离他家最近，所以，早晚他在家里忙更为方便。
　　只有我离镇上较远，每天早起晚归极不方便，只好住下来，但却占不了便宜，只能百分之百地为了缝纫社而忙碌。结果成了集体的全部收入。老实说，要是早晚我也在家里忙，缝纫社就根本没多少收入了。
　　进了集体手工业社，这事正应了当时有人形象总结的一样，“集体是兜瓜，你也扯来我也拉”的笑谈。
　　这话没说假，这个集体企业人员思想杂乱。仅仅一个缝纫社都管不了，其他如石木砖瓦泥等行业，各种工匠就更难管理了。没利益的事都没有人去干，有活干时，大家都钻空子刨私为己，或者私下揽活儿干，这个集体企业就根本无法管理。
　　因集体收入不佳，没用多久便成了垮垮企业。干部们也没经验，管不好也就不管了，年底只好宣布改散。从此，成立的缝纫社也就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