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2）

　　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总会有一批拿笔杆子的人有幸获得改变人个命运的机会。当年刘日化从苇浦中心校借调到县“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之后，不满三年便登上了县委办主任的位置。而后来能让他引以为荣难忘终生的，就是他与顶头上司的一次对酌。
　　章维省调任和州地委秘书长后，地委书记张宏光的秘书连贵田下来接班。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天生一副形象斯文的学者气质。这天，连贵田吩咐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日化说：“我晚上九点钟会一个重要客人，你叫厨师安排一下夜宵。”
　　到时，连书记唤来刘日化一起到了小会客室，看着摆上的四菜和一瓶白酒，他笑道：“你安排得很好，这些东西刚好够两个人喝个够！你坐下来吧，我晚上请的客人就是你！”看到刘日化显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他继续说，“今晚我们就以朋友关系来聊天吧，彼此毫无拘束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好了。”
　　刘日化点了点头后小心翼翼地坐到书记对面，开了酒瓶给两个杯子各加了半杯酒。“谢谢领导的信任！”他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但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连书记开门见山地说道：“毛主席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意见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政府的作用就是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我过来这半年时间里，让我感觉到群众的不满情绪十分明显，他们对基层领导有很多的看法。特别是计划生育工作和打击走私工作这两个方面，每一次下达的工作任务在执行的时候都给我打了折扣，依你所见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刘日化缓缓地应答道：“主要问题出在派性！是党内山头主义和地方宗派主义两股势力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撕裂。”连书记听了顿时一拍大腿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说得好！你把你的观点全盘托出，我想肯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他主动地与部下碰了杯子后干了。
　　“这么说吧，要探讨我县派性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历史渊源。解放前和州的革命者都是从西部山区抗日游击总队出来的，而这个根据地又是工农红军挺进师创建的。解放后强龙压过地头蛇，本地的干部基本上都降级使用，又受到来自南下干部的压制，他们心里本身不愉快，所以借文革之机当地的‘西山派’干部有意赶走外地‘江北派’干部。从此派系斗争反复纠缠难分难解。同时也大大挫伤了基层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各系统各部门实权派与对立派干部之间矛盾冲突基本达到了白热化，各方拉起了群众团伙，他们贴大字报、刷标语、发传单，大字报满天飞，贴了被盖，盖了又贴。彼此大造舆论相互攻击相互抹黑，把一些原来内部的消息都暴露到社会上了。”刘日化敬了领导一杯后继续说，“基层群众本来是比较单纯的，他们从不怀疑党的政策，但从文革开始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本地的很多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从文斗到武斗的过程。不同观点的人从贴大字报刷标语发传单来宣扬自己这方的主张，再到动嘴皮进行辩论的，聚众游行示威，推推搡搡拳脚相加最后展开械斗。虽然全国已经宣布文革结束了，但我们本地的派性斗争还是在继续着呢！行政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使用一派压制一派的现象，虽然说许多人都是停留在隔空谩骂的程度上，但这种政治环境的破坏性是不可忽视的。”
　　“看来，任何脱离历史特定环境去评价特定历史事件的行为，都是耍流氓。革命群众，其实就是用暴力欺负自己同类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有了派性这个怪物的存在，理性探讨确实很难阻挡刻意的煽情。当一个群体仇恨另外一个群体的时候，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有人风光就有人拆台！”连书记站起来点燃了一支凤凰香烟，“不可否认，文革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文革是内战，那个时期以革命的名义借机整人、公报私仇的现象比较普遍。为了自保，为了表现自己很革命了，为自己的前程而卖友求荣的现象也很多。人们在阶级斗争的棍棒驱赶下相互撕咬，很难有全身而退者，只是挨咬和咬人的程度不同而已。我说文革不好，因为那时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飞来横祸。人们的神经系统分分秒秒都处于最高限度的紧张，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了。暴力与文明的博弈，文明总是处于下风，文革政治对人不仅实行肉体折磨，生命残害，而且更是对人进行了人格践踏，精神折磨，心灵羞辱，人性摧残。想不到到了这时候，派性的魔力依旧如此之大，似乎任何场所任何话题任何关系，都与派性扯上关系了。你说，权术的最高手段是什么？”
　　“是平衡术，即系统地利用人性之恶，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术。真正的政治是创造普遍合作和共同生活的艺术。如果一个人了解人类天性，那么他什么事都能办到。人类文明的进步只能是精英们推动的，而不可能是大众推动的。少数服从多数在没有决定权的群体中提出建议时也是适用的，但只能给决策者作为参考，如果决策者也把所有人的智力能力都认作相等同没有差距的观点，那么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反而是一场灾难，因为真理毕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要知道，多数人容易接受的方案常是平庸的方案，而意见一致的决策更是落后的决策。不采取切实有效的大动作，那么解决问题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问题产生的速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久分必合，久合必分，这是社会发展的大规则。明清时期全国划为十三个省，到现在还不是翻番了吗？”刘日化一气呵成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难，因为解决问题是技术性的，而提出问题则是革命性的。我下来之前上级领导已经向我讲了，他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我县派性问题，提升基层干群的工作执行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东西。以我的治理观点，采用儒家的精英思想结合西方民主思想所创建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它既承认精英的作用又调动群体的力量，各就各位各尽其能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我们应该学会反省！革命是为了解放思想而不是消灭某一类人。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仇恨中，必须站在高处展望未来。多年来的两派群众斗争，你会发现伤痕是重叠的，旧伤和新伤积压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都应该反思派性对普通个体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心理上的伤害，有意识地去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加剧它的严重后果。不是搬运教条来收拾残局，而是要用良知来缓解痛苦。四大民主让群众进入了历史，互相拆台的历史应该结束了。要珍视安定团结的局面啊？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在想象中制造一个敌人，然后撸起拳头打倒他。历史总是这样，从斗争中达到调和，又从调和中开展斗争。其实派性斗争也不是敌我矛盾，文革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应该要修复创伤，才能把我们的事情办好。你大胆的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领导者素质，它体现执行程度的把控、个人资源的调配、行动方向的选择，以及过程当中各种应变的调使和策划。
　　“晚上你再加加班，给我起草一个要求分县的报告，从行政管理、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等方面阐发其必要性，完成文稿后锁在你的保密柜里，等到过了一个星期后拿出来给我。我们对待上级的指示传达要快速进行，但对上报的重大报告则要三思而行，在县委常委会讨论之前你不能泄露一点风声。”连书记站了起来示意谈话结束，“分县的事情落实之后我会重回地委工作。到时我会推荐你去那里作为第二梯队干部。你要耐心等待这个好消息。但我要提前告诫你，一个没有自己主张的人，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以后你有了进步的机会，要时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书记英明啊！你的智慧让我激动到想不出词汇，只有热烈鼓掌了。”他的心里对领导的崇拜感油然而生，“一切不敢做决定的根源是怕失去或怕担责任。只有那些站在一定高度的人才具备全局观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