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十三、十四）

　　（十三）
　　
　　熬来熬去，牯子总算当上了大队民办老师。
　　他任教的福源学校算是大校，有6个老师，其中有2个公办老师，4个民办老师。说实话，虽然都是教书育人，但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迥然不同：像牯子这样的民办老师，开学了，在学校上课是老师；放假了，下地干活就是农民。公办老师每月按时领工资，民办老师要到年底生产队决算才拿到调工工分，每天折合三毛钱左右。而且民办老师还要受到一些群众的质疑和嫉妒。牯子他们4个民办老师每月可以领到上面发给的6块钱“牙膏钱”，也被某些人眼红得不得了；而且民办老师还是一个随时可能失业的职业，大队（支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即贫管会）都可以以“农业学大寨运动需要”“工作需要”等名义让其回生产队当农民。如果不是自己能力出众、无可替代，民办老师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6个老师中的钊老，大名梁钊，是公办老师。他是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贬到福源学校的。他是老教师，任教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到了福源，正好“传帮带”，带带大家。因此，他来了，并没有孤立感，相反，老师们都欢迎他，关系融洽、亲近，梁老师也就慢慢适应了，安心在学校工作。
　　梁老师会写字。会写字不是说能写出字来就行，那是一个老师必须会的。他是能写出一笔好字。牯子不知道他是否练过什么体的书法，只是觉得他的字拿得出手，潇洒漂亮。本地人说“字怕上壁（bia，入声）,人怕做客（ka，入声）”，平时写个字，乍看起来也还马马虎虎看得上眼，但只要往墙上一贴，完了！东倒西歪，有气无力，完全没了章法，自己看着都无地自容，更休想入行家的法眼了！而那时政治挂帅，写标语搞宣传是老师们的日常工作，你不能说自己写不了字，不然就别想混下去挣“调工”了。所以虽然连自己都不满意，平时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写。现在好了，梁老师泼墨挥毫，挥洒自如，把这般“苦活”一概承包了，大家怎么能不如释重负、兴高采烈呢？！
　　一般人写字，总喜欢把纸折出横的格子、竖的线条，然后才敢在纸上小心翼翼地涂抹，生怕写得歪歪斜斜、大小不一。梁老师可不是这样。只见他把大张的红纸绿纸拿过来，在乒乓球桌上铺开，饱蘸墨汁，提笔就写，而且横平竖直，中规中矩，看着就生气勃勃，煞是漂亮！把纸张往墙上一贴，那字照样好看。附近围观的社员不由得异口同声赞赏：好字！好功夫！是个练家子！在众人的喝彩声中，梁老师优雅地放下笔，咧嘴傻笑，收工。
　　梁老师还会教音乐。他识谱，当然是简谱。有什么歌，他拿着慢慢哼几遍，就会了。他也会指挥，乡下人叫“打拍子”。据牯子所知，男老师多半不会音乐，上唱歌课就为难了。碰上女孩子又喜欢唱歌，老是缠着老师教新歌，老师总不好意思总说“我不会”吧？于是只好请同校的女老师换课。会教唱歌的梁老师来了，老师们就不用犯愁了，到时候把几个有唱歌课的班级聚在一个教室里上大课，让梁老师辛苦代劳，其他人乐得隔岸观火当听众，何乐而不为？
　　不过，梁老师不怎么会普通话（本地人称为“打声”），教唱歌也就是本县土话居多，甚至比土话还土。比如有一首歌词是“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梁老师硬是把“妹妹”教成“mimi”,同学们不知所云，也只能鹦鹉学舌地胡唱一气，其他老师则碍于情面，在一旁装傻。
　　喜欢扫地，是梁老师的嗜好。他不是一般的喜欢，是酷爱。农户是早上扫一遍地，学生是放学后扫，梁老师则是有空就扫，似乎停不下来。下课了，老师们都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同学们上厕所，梁老师却不同，随手就拿起了扫把，开始扫起来。道路、走廊，都扫。扫得最多最经常的，当然是自己的卧室。他经常和老师闲聊着，扫；跟学生谈话，扫；来客人了，照样扫。直扫得尘土飞扬，乌烟瘴气，仍然不停不住，其乐融融。扫完，把垃圾归置到门背，万事大吉。所以梁老师宿舍看得到的地面总是一尘不染，而门背看不到的地方则有些惨不忍睹。大家也指出过他的瑕疵，梁老师笑过之后，一切如常。
　　梁老师个子高，颧骨也高，偏瘦，留着分头，经常穿着蓝色中山装、蓝色卡其裤。他当时工资是每月39.5元，算是比较高的，牯子他们这些民办老师戏称其“高薪阶层”，自然成了打秋风的对象。不过，梁老师看起来也不宽裕，每个月发工资，他老婆就掐着时间点来了，把他的工资“洗劫一空”。如此一来，梁老师也往往囊中羞涩，比大家好不了多少，因此必须捂紧口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有时候到中学开老师会散了，一伙民办老师便像蚂蝗一样粘住梁老师，死乞白赖地要他表示一下。梁老师笑吟吟的，半推半就，带着大家走进路坪供销社，窸窸窣窣从裤袋里搜出带着体温的几毛钱，买下一包一角三分钱的“红桔”牌香烟。这香烟只比当时所能见到的最便宜的八分钱的“经济”牌香烟略好，被人称为“狗卵子”烟。他郑重其事地撕开包装，给每人发上一支，牯子和老师们便高高兴兴点燃香烟，吞云吐雾，嘻嘻哈哈地往家走，梁老师也了却了讨债鬼们的心愿，一身轻松地跟着走。
　　梁老师有个姐姐在C市，条件比较好。他去走亲戚，姐姐一见面就数落开来：“老弟呀，你看你这身打扮，像个什么老师，腰上系着这么一条长手巾，这是乡下农民打禾挑担保护腰子用的！你是到C市来呢，不是去打禾，不是去砍柴，也系这么个东西，像什么话！土坯木马的，把我老姐的脸也丢尽了！老弟，我求你帮个忙，别再邋邋遢遢跑来了，好吗？人都要脸皮，我也要啊！”梁老师不以为意，也不生气，傻呵呵的，任姐姐呵斥一番，过后依然故我。
　　跟梁老师熟悉了，大家便不再叫他梁老师，而直接称呼他“钊老”。前面说了，叫熟人只叫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后缀“老”，以示尊重，这是福源的习惯。钊老的生活清苦，以至于经常没吃饱。老师们一起吃完饭后，总能看到钊老不经意间长叹一口气。这成了他无法改变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他自己已经难得注意，而牯子这些明眼人则看得清清楚楚，不禁为之深深叹息。于是，在钊老家访碰上吃饭时，学生家长总会真诚地邀请他再吃一碗。有的还会特意为他煎个鸡蛋，炒几片腊肉。钊老也会礼节性地推辞一下，最后盛情难却，也便欣然接受以填饱少油没盐的肚皮。本来按规定公办老师是必须住校的，钊老却常常晚饭后就“离家出走”，留宿在民办老师或学生家里，老师和家长也与人为善，不向上级打小报告，钊老便安然无恙。
　　钊老并没有条件养尊处优，相反，只能节衣缩食，勤俭持家。他家在塅里，没什么山、相对平坦，因而也缺少柴火。这可是个大问题。钊老于是跟牯子这些半农半师的民办老师一样，一到周末，便舞刀弄棍地爬山越岭搞柴。那时周末只有星期天放一天假。钊老有一把半镰刀，挑一担箢箕，在山上只选刀把粗的小树枝砍，把箢箕挤得满满的，大步流星挑回学校。过称才知道，钊老的柴只有60多斤，牯子的却有90多斤，难怪总是追不上钊老的步伐！
　　钊老就这样搞柴火，箢箕装得满，就好看，码成一堆容易干，自己体力上也支撑得来，皆大欢喜。他的柴火堆在教室的阶基上，整整齐齐，蔚为大观。放寒暑假了，柴也干了，钊老就租来一个手扶拖拉机，把一个学期搞的柴火运回家去，让成天在生产队战天斗地的贫下中农既眼红又佩服不已。
　　牯子后来考上大学，登门道喜的络绎不绝，生产队送了4块钱，大队10块。左邻右舍、学生家长一般送1块钱茶水钱，路书同学送来一个工作笔记本、玉芳父亲占老春送了两包一毛六的“航海”牌香烟。钊老却专门上门道贺，说了一通顺利发达之类的祝福语，最后隆重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用饭泥粘好的红纸包送给牯子，里面装着带着钊老体温的皱皱巴巴的3块钱茶水钱，这出乎牯子的意料，也让他深深感动。要知道，钊老平时抽的是红桔牌香烟，身上基本没有零花钱，过日子都是马马虎虎凑合的。情深义重，不容易啊！
　　这次以后，牯子和钊老再没见过面。再一次听到钊老的消息，是他的死讯，说是早走了，坟上都长草了。牯子愕然。钊老才60多，就走了？刚退休不久，有钱，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负担轻了，正是过好日子的时候啊，完全可以安安逸逸享受晚年幸福，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想不通啊。
　　福源人都说，钊老当个公办老师，工资不低，一辈子应该过得舒舒服服，至少应该比农民好。但钊老吃没吃好，穿没穿好，三天两头唉声叹气的。到头来好日子来了，没过几天，就匆匆忙忙走了。真是时也，命也！
　　
　　（十四）
　　
　　跟钊老同病相怜的，还有同校的民办老师李安平。
　　安平聪明，会读书，只是从小身体羸弱，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像个女孩子。
　　安平考入县一中，成为家人的骄傲；然后考入省会高中，前程似锦，更成为家人的希望。
　　不过，他很快和牯子一样，遭遇文化大革命，没能读完高中，升学之路戛然而止。
　　安平拖着依旧瘦弱的身子心有不甘地回来了。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抑郁的。他心中的悲苦，他的父兄、家人凭着自己在农村作田种土的经历，永远无法理解。
　　当时农村淹没一切的声音是“农业学大寨”，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安平作为福源大队妇孺皆知的准高中生、“知识分子”，这时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引以自豪的资本了。大队王支书和贫下中农需要他赶快放下臭架子，去掉“骄、娇”二气，战天斗地！而安平贫病交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被人看不起自在情理之中。勉强出工，也只能做些女人做的手上功夫，而且差强人意，妇女嘲笑他，男人鄙视他，甚至小孩子也不把他当回事。晚上评工记分，他只能记6分，这是妇女劳力的待遇，而且是在人们的不屑和施舍的眼光逼视下得到的。安平只能尽量避开这种场合，一个人躲在家里黯然神伤。
　　老这样挨下去也不是办法。后来，福源需要增加个老师，安平就顺理成章地走上讲台，成了一名民办老师。教那些还流着鼻涕的启蒙儿童，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虽然大材小用，但也有好处，他可以轻松应付，不至于使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然而，他还是越来越打不起精神，上不了多久课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有时还要伏在讲台上假寐。课堂纪律什么的，他也自然无暇顾及。家长、学生有反映，牯子作为校长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敷衍过去了事。
　　老师们知道，安平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大冬天晚上怕冷不想睡觉，就一直陪着在钊老卧室烤火。钊老炭盆里不烧炭，烧自己砍来的柴火。那是一根根刀把大小的树枝，剁成一截一截的，干透了，好烧，热气容易上身。钊老在一边不停地加柴，把火烧得旺旺的，安平坐在另一边，全身佝偻环抱着大半个炭盆，好像要把所有的光和热都揽到自己怀里来，还有点瑟瑟发抖。不到下半夜开始下冻，这个火就不会熄灭。
　　安平的卧室是在教室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小间，还有一具木板楼梯要占去不小的空间。里面只有一张小木床，上面放着他简单的卧具。还有一张课桌，放着学生作业本。那是什么卧具啊：一床硬邦邦的破棉被，放在破旧的篾席上，下面铺着薄薄一层稻草！
　　其实，安平很想成个家，过一个农村人最平常的生活。他曾被媒人领着去这家、去那家相亲，并且设想妻子以后学个缝纫，干点轻松活，赚点手艺钱，两口子过得滋滋润润。那些女孩刚开始听说安平有文化、在教书，往往跃跃欲试，但过后听人“打破”说他身体病怏怏的，加上亲眼看见他风吹得倒的瘦弱样子，都知难而退了。
　　拖着拖着，安平的病越来越重了。
　　迷信的家人决定请人好好治一番。他去世的当晚，请来了汾阳也是他家亲戚的法师，焚香秉烛，祈求祷告，钟鼓齐鸣，人声鼎沸，折腾了大半个晚上。睡在隔壁的安平，本来气息奄奄，听着令人心烦的一切，更加烦躁不安，大叫“难受”，捶胸顿足，无法自已。等到大伙草草结束法事，安平终于大睁双眼，长叹一声，气绝身亡。他放弃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世界，心有不甘地走了。
　　安平只活了30岁。30岁，而立之年，那是一个人生命的大好时光。安平在这个节点画上了人生的句号。如果不是文化革命，如果不是重病缠身，如果、如果……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天赋、学识、成就而鹤立鸡群、风生水起，给自己的人生书写出不凡篇章。而现在，他默默无闻地走上黄泉路，肯定是孤独的、悲苦的、不甘心的。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他只能默默地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接受他无法改变的一切。
　　眼看着安平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学校只有5个老师了，大家都默默无言、禁不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