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十一、十二）

　　（十一）
　　
　　直到7月17日，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突发事件，对拥军的考验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这天，下午上工，热辣辣的太阳使尽全身力气炙烤着大地，热得没有一丝风，连蚯蚓都在泥土里顶不住了，纷纷往外爬，而爬到地面，还是被烤得失水而死，成了一条条干蚯蚓。在田里干活毕竟有水，虽然水也是滚烫得难受，心理上还是会觉得稍好一点。让大家都头疼的问题是男劳力都要上山扛树。拥军和弟弟参军都在扛树的行列，兄弟俩平时关系一般，参军性格暴躁，口碑不好。一般人就尽量避开他，参军就更孤僻易怒，拥军了解他，总是让着。
　　到了目的地，参军选了一棵最小的杉树，扛上肩要走。拥军善意提醒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把最轻的扛走，剩下大的就重，年纪大的会扛不起呢。”没想到参军出言不逊：“吃饱了多管闲事？！还是快把你的嘴甲插到翎甲（翅膀）下面去吧！”这是福源骂人的话，骂对方是鸟。拥军自然生气，质问参军：“你怎么出口伤人，这么蛮横无理呢？！”
　　参军怒气冲冲，扔下杉树，随手捡起一根木棍，破口大骂道：“我就蛮横无理了，怎么啦？你是老兄，当过兵就了不起啦？要你多嘴操什么空心？你怕是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吗？！”拥军也火了：“你这是什么话？武风暴烈的，想打架吗？”参军说：“对，我就要打死你！”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高举的木棍已经凌空劈下，拥军躲闪不及，当头挨了一闷棍，摇摇晃晃倒下了。众人慌了，一拥而上抢救，却为时已晚，一场惨剧已经酿成，再也无法挽回。
　　噩耗很快传到了王支书耳中，他蒙了。两个侄子闹出人命，手掌手背都是肉，怎么办？公社会怎么看？其他11个大队支书怎么看？今后自己这个支书怎么当？社员还会听自己的吗？他满脑子想着自己的事，脸颊抽动着，嗫嚅半晌说不出话来。其他大队干部干看着他，手足无措，都不知如何是好。
　　刘支前走近前拉了拉王大龙的手，在他耳边说：“你要拿个主意啊，先把后事办了吧。”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王支书顿时醒悟过来，头脑也清醒了，立即一板一眼地指挥大家，分成三个组：刘支前带一个组安抚死者家属——就是他哥哥王大虎一家；弥勒佛带一个组负责把拥军丧事办好，要尽量使家属满意；民兵营长马当先带一个组负责组织各生产队开会，不许对外乱讲，造谣传谣。然后自己坐镇大队部，随时了解情况，及时跟进处理。
　　王支书在福源的威信是多年来牢牢建立的。第二天，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傍晚，拥军已经入土为安。从此，福源没了拥军，只剩下参军用余生深深地、痛苦地忏悔——
　　
　　当噩耗终于遮遮掩掩传到李芳那里时，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女孩一下子憔悴了好多，她没有嚎啕大哭，没有呼天抢地，眼泪在她的脸上放肆地流，再也止不住了。她就这样木木地坐着，眼神空洞得瘆人，嘴里喃喃地反复说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几天后，她的眼泪好像流干了，不再泪如泉涌，而是整天静静地坐着，不言不语，像是突然丧失了语言能力，一个劲默默地低着头想心事。人们深深叹息：唉，多漂亮多灵泛的一个女孩子，就这样给毁了！
　　最痛苦的当然是拥军的父母了。王大龙没有去哥哥家安抚，他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说些什么。他怎么做都觉得不妥，既然如此，又何必呢？他只能安排大队干部轮流上门值班、看望，一遍一遍地劝解、安慰。但是不管怎么劝，王大虎的大儿子死了，而且是被亲弟弟打死了，夫妻俩一肚子的火气、怨气和委屈、无助不知道向谁倾诉、向谁发泄，唯有呆呆地，像两座石雕似的坐着，不吃不喝，恨不得自己马上石化了事。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死了，王支书总有办法化危为机，处理得妥妥帖帖。要不是自己两个亲侄子，他完全可以把拥军树为先进典型，宣传他为了集体利益壮烈牺牲，为福源大队在公社扬名立万。这事，凭李辉笔下生花就可以办好。而这一次是亲弟弟打死了哥哥，扬起这头，必然要压下那头，终究是一条人命没了，且不说杀人偿命，也总要让参军判刑坐牢吧。那王大虎这个家庭就没了劳力，生活没有着落，免不了成为自己的负担。左思右想，瞒着不报、不予声张是上策。于是一桩人命官司就在他手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
　　但事情总要有个结论。在下一次大队社员大会上，王大龙字斟句酌，很严肃地宣布：“同志们：大家一定很关心我们大队发生的不幸事件。大队支部已经认真调查处理了，明确一下：这是一起兄弟吵嘴酿成的不幸事件，拥军同志在出工时为了集体利益不幸牺牲，值得全大队社员学习。王参军失手致人伤亡，但并非故意伤害，所以给予严肃批评和严重警告，从宽发落。希望社员们说话都引起注意，不要加油添醋、煽风点火，努力维护好大队安定团结局面。”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无懈可击，为老贵不禁深深叹服：“王支书真有水平，这么大的人命案子他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让他去公社、区上当领导真是浪费人才了！”
　　
　　（十二）
　　
　　没多久，拥军的事情就告一段落。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是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只有李芳还沉浸在思念的深渊不能自拔，四和尚看着女儿痛苦不堪，便喃喃自语：“唉，滴有我家芳妹子命苦，可怜啊。”之后也没了打麻将的心思。能歌善舞的李芳再也活泼不起来，大队宣传队因为缺了她这个台柱子，演出水平就大打折扣，邻近的柳林大队很早就邀请去演出的事也没了下文。队员们三五成群来到李芳家劝慰：人死不能复活，还是要向前看。希望她早日走出来，回宣传队演出，那样有意思一些。
　　四和尚觉得有道理，但李芳总是默默无言，目送队员们一个个失望而去，自己则低着头继续想心事。
　　
　　那一年，牯子也在想心事。初中毕业，他遭遇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原先升高中、考大学，金榜题名、跳出农门的计划成了画饼。虽然自己是实实在在地读了一个初中，但是进一步深造的路子已经不复存在。怎么办？牯子只能和同学们一样怏怏离校，回到福源。15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年纪。
　　李医师十岁丧父，母亲改嫁，被迫自谋生计，也练就了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性格。他免不了隔三差五地对牯子念叨：“牯子啊，你也不小了，男人十五当门户，女人十五坐高机（织布机），我像你这个年纪，早已经承肩担力，自食其力了。现在你时运不济，碰上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读书是没希望了，那就定下心来，做田吧。老话说，锄头顿得稳，做田是根本，是没错的。‘又想南京买马，又想北京置鞍’——没用。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莫再东想西想了。”
　　明明知道父亲说得不错，但牯子心里就是不情愿，他幻想还能继续读书，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发出了最高指示“复课闹革命”吗？最高指示还会不落实？！但眼前学校的现状却令牯子心里踏实不起来：校长靠边站了，老师被批斗了，学生都造反了，书读不成了。环境乌烟瘴气，教室一片狼藉，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拿什么去相信“复课闹革命”？彷徨无计，牯子决计听父亲一回，先回家等着。
　　使牯子燃起一线希望的，是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连续八次。这说明毛主席身体健康，他不会让国家这么乱下去的。而且牯子还被批准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大家都认为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全县师生代表一共900多人，都发自内心地要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牯子最期盼复课闹革命，最希望尽早上北京听毛主席怎么说。而真到了北京，眼前的景象更令人触目惊心，文化大革命的气息更浓，对各行各业的冲击更厉害，学校复课的希望更加渺茫。牯子虽然搭上了毛主席接见的最后一班车，但回来后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看来是只能死心塌地当农民了。
　　那时的福源封闭落后，读书风气本来就弱，牯子启蒙时有满满一教室40个同学，到小学毕业就剩下牯子一个。初中毕业的，算来算去，整个福源竟然也只有李安平和牯子两个人。塘里无鱼虾也贵，牯子这个初中毕业生竟然成了福源的秀才、知识分子。这一年，眼看着18岁的牯子也到了适婚年龄，已经时不时有媒人上门牵线搭桥，要让牯子乖乖就范，从此板上钉钉，在福源扎下根来。
　　
　　1969年。
　　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在蓝田又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
　　它很快让李医师“免考”入学了。
　　李医师是在去区卫生院开会时得到通知的。
　　那天一大早，李医师就徒步出发，走了30里赶到区卫生院。他虽然是个集体医生，每月拿着30块钱的工资，吃的是集体粮，但是工作是尽心尽力的。开会他也从不迟到缺席。
　　夜幕降临，牯子全家人都坐在饭桌旁，围着昏黄的煤油灯光，等候父亲归来吃晚饭。
　　李医师进门了，大家都站起来，铁平打来了一盆热水，让父亲洗脸。洗完脸，大家坐下吃饭。看着丈夫眉头紧蹙，心事重重，似有不祥之兆，闻大娘小声问道：“德盛，今天开会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搞文化革命呗。”李医师有些不耐烦。
　　“他搞他的，和你有什么关系？”闻大娘不解。
　　“唉！”李医师叹了口气，接着说：“县里在蓝田办了个五七干校，要我去参加学习。烦死了！”
　　牯子兄弟姐妹疑惑地看着父亲：“医师都要去吗？”
　　“不是，全公社就是我一个！”
　　“干校不是干部的学校吗？”牯子抢着问父亲。
　　“基本上都是干部。我又不是干部，为什么要我去呢？”
　　是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家人陷入了沉思。
　　沉默了一会，李医师说了：“说是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参加学习，其实是清查历史问题，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李医师愁眉苦脸，一家人也禁不住忧心忡忡了。
　　闻大娘大体了解丈夫一些解放前的情况，就说：“管他呢，你无非是当过买兵，参加过三青团，又没做过坏事，而且还参加了共产党的新组织迎接解放，这也算历史问题？！”
　　李医师深深地叹气：“就是呀，都成了历史问题，要内查外调，七蒸七晒。那边一个耳光打过来，这边又一个耳光扇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叫人怎么受得了呀！”
　　其实李医师为人善良，向来慈悲心肠，乐善好施，在福源乃至外大队都有口皆碑。他出身贫寒，命运多舛，10岁时父亲就参加革命壮烈牺牲，母亲被迫改嫁，自己只好跟着堂叔公务农为生。年纪稍大，就去了国军“吃粮”当兵；解放前夕，被人瞒着登记上了三青团的花名册，从没参加宣誓之类的任何仪式，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1948年参加迎接解放的新组织，因有人叛变指认而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后来幸得G省宣布起义和平解放，释放政治犯而死里逃生。然后就一直在乡里行医看病，救死扶伤。像他这样一个乡下郎中，有什么问题？算什么历史问题？牯子想不通。
　　李医师更想不通。
　　一顿平平常常的晚饭，一家人都如骨鲠在喉，再也吃不下去。
　　
　　那一整年，牯子都在学校教课。
　　铁平去了区卫生院当秘书，陪领导办队，据说很受领导器重。
　　几个弟弟妹妹倒是无忧无虑，在中学读书，也进步不小。
　　家人都没有到过二十多里外的蓝田探望父亲，因为李医师临走时交代：“不要来看我，免得有人加油添醋，节外生枝，让人幸灾乐祸反而不好。我刚50岁，干活惯了，没事。你们就在家好好过日子，让我放心就好了。”
　　一年时光慢慢过去了。
　　李医师按时回来了。
　　他对家人轻描淡写地说了在蓝田五七干校的情况：“每天就是学习，学毛主席著作、最新指示，要熟读、背诵，这个难不倒我。还有劳动，搞环境卫生，养猪种菜，我也驾轻就熟。难点的是去山里担柴，是重活，还勉强能应付。我没挨斗，没挨批，还评了优秀学员。那些领导、走资派才是重点，我在干校太普通了，过得还行。”
　　干校对李医师的审查结论是：“历史清楚”。这比根正苗红的“历史清白”差了一点，后来竟成了牯子婚事的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