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个儿子

　　农历的三、六、九日芦湾逢集。正月初三是年后第一次开集，一大早老罗起床收拾东西。
　　灰蓝色的天边缀着几点晨星，院子中冒出一层寒霜，弥散着一股凛冽的寒气。雄鸡在柴垛上一声长鸣，拍着翅膀跳下来，在院子中来来回回觅食，喔喔叫着。
　　四妮在厨房忙活，她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当作早餐。几十年来每当老罗去赶集，她总是比他起床要早，做一顿热饭，又将热水瓶与他的保温杯灌满开水。
　　老罗用瓢舀来一碗清水倒入脸盆，又掂起热水瓶向盆中倒下一些热水。他匆匆洗漱后端起一碗面条就吃。
　　她拿起湿毛巾，到脚踏三轮车旁擦拭那些瓷坛陶罐，上面落了一层灰尘与寒霜，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腌菜。
　　“新腌制的糖蒜在哪儿？我咋没看见。”
　　“你眼神真不好，在腌芥菜坛子的左边。”
　　“哦，看到了。”四妮定睛瞧着，掀开陶罐的盖子，露出一颗颗褐色的糖蒜，一缕缕咸香的气味糅合在空气中。
　　那些瓷坛陶罐像是老罗的身体器官，他熟知它们的部位与功能，但是也有眼拙认不清时候。
　　晨色渐亮，碧空朗润，旭日仿佛躲藏在沙岗背后梳妆，东方的天边轻轻擦上一撇胭脂，红彤彤的。村庄熟睡后睁开眼睛，开启一扇扇木门，发出打水、洗漱与清扫的声响。
　　老罗将瓷碗中的面条用筷子扒拉干净，又擤一下鼻涕，说：“今儿个我感觉血压高了，头有些发蒙。你把降压药给我拿过来。”
　　四妮去堂屋在抽屉旁摸索一阵，摸出一盒降压药递给他。他摁开锡纸，揪出药片噙入口中，就着面汤喝下去；然后他掂起桌子上的保温杯揣在腋窝下就要走，一边说，“中午把昨儿个剩下的饺子热热就行。”
　　他戴上棉手套，用手拍了拍三轮车的黑皮座，仿佛是拍打骏马的屁股——那辆破旧的三轮车被他赋予生命与感情，它的钢条筋骨驮载他跨过无数风风雨雨。三四十年前它锃亮崭新，铁皮厚实，链条铮铮，跑起来如一阵旋风。
　　几缕回忆蓦然从老罗的脑海飘出，他脸上绽出骄傲而豪迈的微笑。
　　
　　从前我年轻力壮，很有干劲儿，几乎每天骑着脚踏三轮车去赶集卖腌菜，我从不觉得累。方圆三十里的集市我逢集必去，好几个乡村集市上都有我的一些老主顾。
　　三轮车驮着头发乌黑而浓密的我在熟悉的路上奔走，一转眼，风卷云散，我已头发稀疏而斑白，毕竟我们已经一起踏过漫长的岁月。如今车旧人老，那些远一些的乡村集市我不再去。芦湾逢集时我大都会去，毕竟蹬车只需要几分钟的工夫。我偶然去一趟水坡镇，蹬一程的车累得气喘吁吁，中途需要歇息两三次。
　　卫星曾想给我买一辆电动三轮车，我断然拒绝。我对那辆三轮车饱含感情，它仿佛已融入我的生活，我咋能割舍？！
　　“咦，浪费那钱干啥，我用这三轮车几十年了，用着顺手，换掉会不习惯。”我急躁地对卫星说，让他以后不要再提这个话题。
　　老罗回忆起自己与脚踏三轮车的往事，脸上的笑纹与皱纹交错在一起。
　　三轮车晃晃悠悠驮着他出了家门，他在街巷上遇到倒尿盆的老蔡就打声招呼。
　　芦湾的集市沿着村头的一条沥青路散开，两排低矮的平房竖着花花绿绿的招牌，这些店铺大多关着门，等到正月初六才开门营业。
　　那天集市上只摆着寥寥可数的摊子。老罗将三轮车停下来，掀开瓷坛陶罐的盖子，露出色泽鲜丽的腌菜，飘出酱香味儿。他的左侧是刘屠户的摊子，摊前的铁钩挂着几扇猪肉，右侧是卖油炸果子与油炸麻花的老孙。他们是老熟人，几十年来并肩在乡村集市上摆摊。
　　“老哥儿，年过得还好吗？”刘屠户头顶罩着黑线帽，圆胖脸上堆满笑容。他说着，向老罗递来一支香烟。
　　“马马虎虎。”老罗搓着手接过香烟，“过年，就是花钱，处处需要钱。”
　　“是啊，还要给孙子孙女发压岁钱……当爷爷不好当，还是当孙子好啊！”
　　两人点燃上香烟，嘴里吐出一圈圈青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小小的集市被太阳的万道金光笼罩，渐渐有了一些人气。
　　“下午闺女返城，说要捎带两斤你家的咸菜。”一个老主顾说。
　　老罗笑容满面，拿起铁夹夹起咸菜向塑料袋里塞，然后放在秤盘上称重。
　　正午时四妮提着饭盒来送饭，饭盒里装着热腾腾的饺子。
　　老罗从三轮车的车斗里掏出一瓶白酒，坐在马扎上吃两三个饺子，抿一口酒。
　　太阳偏西时集市冷清下来，刘屠户与老孙收拾摊子准备回家。老罗将瓷坛陶罐盖上盖子，折起马扎，简单利索，然后跨上三轮车，边蹬边向他们告别说：“咱们初六见！”
　　村口站着几个提着行李的年轻人在等待票车，他们要返城工作。在老罗眼里，这些年轻人像是可怜的流浪者。他们背井离乡去城市工作，只在春节时回家几天，与家人短暂团聚。村庄也只在春节期间热闹几天，节后随着返城的人潮村庄日渐寥落。
　　卫东过两天也要去城市打工，他在家无所事事，常去村子的小卖部凑热闹。那里聚集着几个闲汉，每天打牌赌钱。卫东看久了难免手痒，就坐上牌场玩了几局。谁知道运气不济，口袋中的二百多块钱全部输光。
　　人大多有赌徒心理，赢了之后放不下手，很难急流勇退；输了之后又不想退场，妄想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卫东心有不甘，毕竟大部分是他藏的私房钱。他的工资全部交给莉莉保管，他买盒香烟都需要向她请示。他从小卖部垂头丧气地回家，灵机一想儿子小勇的口袋中有压岁钱，于是他腆着脸皮去找小勇。小勇正趴在桌子上做作业。
　　“小勇，你爱爸爸吗？”
　　“当然爱啦。”
　　“爸爸现在遇到困难，你愿意帮爸爸吗？”
　　“啥困难啊？”小勇摸着脑袋疑惑不解。
　　“我和别人打牌输光了口袋里的钱。现在想借你五十块钱，等把钱赢回来后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只剩下五十块钱，还想买个文具。”小勇犹豫地说。
　　“等我把钱赢回来后我给你买。”卫东蹲下身子，在儿子面前用哀求的口吻说。
　　“你要还我啊！”小勇说着从口袋中掏出纸币递给卫东。
　　莉莉在洗衣机旁洗衣服，当一堆衣服塞入内筒前她总要细心检查一遍，翻看每一个口袋，生怕有遗漏的零钱。有一次她的裤子口袋里有几张钱忘记掏出，从内筒取出后已经烂成一团，皱皱巴巴，为此她懊恼好几天。
　　她突然想起小勇还有压岁钱没有上交，便喊来小勇追问：“你姑奶奶给你的那五十块钱的压岁钱在哪儿呢？”
　　“我借给爸爸了。”小勇诚实地说。
　　“啊！你咋借给他了？”
　　小勇把父亲借钱的事情叙述一遍，莉莉听后火冒三丈，气冲冲地向小卖部奔去。
　　卫东刚坐上牌场玩了一局，运气并未好转，仍然惨败。他正愁眉紧锁时，莉莉挤过人群，对他大声呵斥，紧紧拧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起来；又朝他的屁股狠狠踹上一脚，骂道：“你这傻屌，只会输钱，我打死你！”
　　卫东吃了一惊，赶紧抱头鼠窜。众人看热闹起哄，望着莉莉追着人高马大的卫东在大街上奔跑。
　　卫东无处躲藏，只好慌慌张张跑到父母面前寻求庇护。
　　老罗正在腌菜屋里忙活，看见大儿子的狼狈相后他又爱又恨，嚷喝道：“你这个大男人被老婆打成这样，真给我丢脸！”
　　四妮心疼儿子，询问发生了啥。卫东吞吞吐吐说了几句，只见莉莉抄着木棍撵上来。卫东仓皇失措，弓着腰躲在老罗身后。
　　众人追到院子里瞧热闹。几个街坊邻居上前劝阻莉莉，让她息怒。
　　“罗卫东，这次我饶不了你！”莉莉暴跳如雷，大声吼叫。
　　“住嘴，你不怕丢人，我还要脸嘞！”老罗怒瞪着眼睛，声若洪钟。
　　莉莉见老罗雷霆大怒，声势要将房屋震塌。她内心生怯，叉着腰说：“卫东打牌输了钱。”
　　老罗转头望到卫东腿脚颤栗，内心恨儿子不争气，骂道：“你真是怂蛋，我咋会有你这个儿子！”他说着，狠狠踹了卫东一脚。
　　卫东面如土色，几乎要跌倒在地。四妮赶忙去扶儿子。
　　当天晚上，卫东在堂屋的水泥地上挺着身板跪了一夜。莉莉还不解恨，又不让他吃早饭。他头晕目眩，膝盖酸疼，又饥肠辘辘，他趁莉莉去厕所的间隙偷偷啃了一个冰冷的蒸馍。
　　她走出厕所，他听到她的脚步声后连忙端端正正跪下来，把手中的蒸馍塞入口中，一口气咽下去，梗得直翻白眼。她看到他就想起输掉的钱，更生气更难过。她将他的行李拖出来扔在他面前，嚷道：“你现在就滚，到工地上打工挣钱去！”
　　他吃了一惊，歪歪扭扭站起来，扶着行李说：“你得给我路费。”
　　“我给你一巴掌！你输了钱，还有脸给我要路费！”她说着扬起手臂向他的脸掴去。
　　他慌忙躲避，扛起行李趔趔趄趄地逃跑。
　　四妮在家缝衣服，见卫东腿脚一瘸一拐，肩上扛着行李，以为他挨了莉莉的毒打。
　　“卫东，咋啦，莉莉打你了？”四妮连忙起身迎过去。
　　“莉莉没打我，让我跪了一宿，我膝盖疼！”他说着，直接向厨房走去，“妈，还有剩饭吗？”
　　“锅里还剩下一碗面条，已经凉了，我给你热热。”
　　“不用。”他端起那碗面条狼吞虎咽地塞入口中。
　　四妮心疼不已，又将几个蒸馍与剩菜在地锅上馏一下。卫东又吃掉三四个蒸馍，打了个饱嗝儿。
　　“妈，我爸去哪儿了？”
　　“他去麦田薅草了。”
　　“我现在要返回工地，莉莉不给我路费。”
　　四妮给他拿来五百块钱，叮咛说：“卫东，以后千万不要赌钱啦，在工地上要有眼色，注意安全……”
　　还没等她说完，他背起行李就走，说着：“这些我全知道，我不是小孩子。”
　　背着行李离家，是多少人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姿势。
　　四妮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内心仿佛刮起一阵凄冷的风。
　　在众人眼中卫东愚笨而懦弱，但卫东有自己的想法与判断。他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多彩的。
　　我上小学时成绩糟糕，同学们给我起了“罗零蛋”的绰号，原因是我考试经常考零分，尤其是数学，乘法口诀记得颠三倒四，从未考及格。
　　人们把我看作傻屌，或者说是傻蛋。我读到小学五年级中途辍学。我对课本上的那些数字与文字讨厌至极，它们像是老虎，让我望而生畏。我根本记不住那些教条与法则，辍学反而是一种解脱。
　　记得那是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老师检查作业，他翻看我的作业本后很生气，骂我不长记性，头上长的是猪脑袋，这么简单的题目竟然做错。他说着拧起我的耳朵把我扯到教室后面，罚我站着听课。
　　同学们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像是火焰烤着我。
　　我的勇气从胸间忽然升起，我瞪着老师说：“你头上长的才是猪脑袋！”
　　老师抛下课本，气急败坏，拧起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教室外面，还狠狠踹我一脚，不准我听课。
　　“我不上学了，不听你的课！”我说着走回教室背起书包，搬起木凳就走。自动退学是我对老师强烈的抗议。
　　不久，学校的报刊栏上贴出一张公告，大意是说我辱骂老师，目无师长，扰乱课堂秩序，且逃课成瘾，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所以学校决定开除我。
　　我很想去找老师理论，你骂我、拧我的耳朵、用脚踹我难道没有过错吗？我知道我年龄还小，远没老师有力气，胳膊拗不过大腿的，蚊子斗不过蛤蟆，我便对那份公告不屑追究。
　　从那时起，我觉得有些文化人满嘴大道理，其实是最不讲道理、最虚伪狡诈的人。不过我还得感谢老师教我几年课，让我识得一些文字，在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用途的。
　　我最好的朋友是邢哑巴。邢哑巴六七岁时发过一场高烧，他高烧退去后诡异地成为哑巴。他的父亲邢老二带着他四处看病，没医治好。同龄的孩子嘲笑他，见他就胡乱向他做手势模拟哑语。他每天在贾鲁河畔孤零零地放羊，我逃课时经常去找他。我们坐在河畔的草地上，时而比划手势，时而发出怪笑，路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互动什么。
　　我跟着邢哑巴学到很多哑语，我对学习哑语好像有一种禀赋，很容易学会。我们沟通几乎无障碍，他憋了一肚子话要对我讲。他只能对我表达，其他人大多疏远他，谁愿意和一个哑巴做朋友呢！
　　或许，世界上人们的语言不是相通的，快乐与悲伤却没有隔阂。
　　我与邢哑巴分享彼此的悲喜，常常在河畔坐到黄昏。夕阳落山，鸟雀归巢。绵羊咩咩叫着，它们用角抵着我们的身体，像是催促我们回家。
　　我十二岁那年跟着邢哑巴离家出走。我们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做学徒，帮厨师做杂活儿，比如择菜啦、洗碗啦、拖地啦。我们常常能够吃上一些混着肉丝的剩饭残羹，我们感到很幸福，毕竟我们在村子只有过年才能吃得上肉。后来酒店因为经营不善，不幸倒闭，我们只好去砖窑厂搬砖，长大一些又跑到省城的建筑工地干苦力。我们靠着强壮的体魄谋生，流血流汗，每月能挣到几百块钱，还能填饱肚子，我们感到很幸福。
　　与邢哑巴相比，我是幸运的。当灾难降临时，我们有时真的无力阻挡。在灾难面前，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卑微。
　　有一天邢哑巴在建筑工地搬运材料，突然楼顶坠下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他的身体。
　　唉，那该死的钢筋！只见他倒在地上，血肉横飞，当场毙命。那年他才二十岁出头，头颅上鲜血淋漓，一双惊恐的眼睛盯着天空。他死不瞑目！
　　那一幕，熔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
　　包工头给了邢老二八千元作为赔偿，邢哑巴的一条命就值八千元！他的尸体被拉回芦湾，埋在村头的乱葬岗上。
　　我继续在工地干活儿，像是一个毫无情感的木偶，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在城市自己能干什么。
　　从前在酒店时我的双手常被泔水浸泡，不过没生茧子。一转眼，我的双手已经结出厚厚的茧子，还划出几道伤疤，毕竟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我目睹好几例工友流血暴亡的事故。工程完工后血迹荡然无存，矗立在我面前的是峥嵘的高楼与葱茏的花园。
　　我又要转移阵地，去新的建筑工地。夜晚挤在又脏又潮的工棚中。风霜雨雪，披星戴月，我们将一片片荒地建造成一座座大厦。
　　我想，死亡离我们是那么近，幸运离我们是那么远。刹那间我们便能跌入死亡的深谷。我们站在高楼之巅踮起脚伸手触摸，也触及不到幸运。或许没有不幸降临，便是最大的幸运。
　　我偶然会想起邢哑巴，也会傻傻的想下一个暴亡的是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如蚂蚁一般微不足道。当灾难真要扼杀我时，我也无能为力。我庆幸自己能够苟且存活，用血汗与年华换取短暂的幸福。
　　邢哑巴死后，我有时感到孤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每个人像是机器上一枚冰冷的螺丝，在工地不停运转，却没人再关心我，更没人理解我，其实我也不关心别人，不理解别人。我想，这个世界上最缺的不是金钱，不是怜悯，而是关心与理解。
　　我不够聪明，我却知冷知热，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坏。从前，天冷时邢哑巴会把毛衣脱掉让我穿，他还会将好吃的零食分给我吃。他真的很珍惜我们的友谊，很关心我。我想到他，更加怀念他，鼻子酸酸的，很想落泪。现在我没有这样贴心的朋友了！
　　村里人都不相信我能娶到媳妇儿，推测我要打一辈子光棍儿。谁愿意嫁给众人眼中的傻屌呢！
　　我承认我不够聪明，记性差，上学时成绩糟糕透顶，但我绝对不是傻屌，也不是低能儿！
　　我胸怀坦荡，做事踏实，没有歪心思，从不偷懒耍滑，工地领导对我很放心。
　　有一天媒婆到我家说媒，说水坡镇上有个姑娘身材苗条，长得齐整端庄，上学时追她的男生排成队；但是她的父亲得了心脏病，生死攸关，急需动手术，需要十五万元彩礼。
　　那时十五万可是个庞大如山的数字，普通人家的彩礼大都是两万、三万。我父亲听后吓一跳，这姑娘是金人啊，这么贵重！可是他没有直接拒绝，毕竟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登门来说媒，从前都是父母拎着礼物去媒婆家央求。
　　那天父亲急切地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回家。
　　“啥事儿啊，这么急，谁死了？”我原以为是哪个亲人突然死亡，让我回家戴孝。
　　“胡说！让你回家相亲娶媳妇儿嘞。”
　　“哪个姑娘看上我了？”我一阵惊喜，又将信将疑。
　　“你赶紧回来，到家再说。这是一本好亲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向工地领导请了两天假。回到家后父母把姑娘的情况向我细说，
　　我有些失望，人家看中的是钱，而非我这个人。我猜想媒婆应该走遍村子，村里的年轻人谁愿意拿出那么多钱当彩礼呢！
　　没有这么傻的人，谁这样做也会被村民视为傻屌，况且能拿出那么多彩礼的人家寥寥无几。
　　我在工地干了那么多年积攒十多万。这些钱我全交给母亲保管。当时三弟卫星正在上高中，他如果考上大学，我愿意拿出这些钱供他上学。我小学没毕业，识字不多，如果能当上大学生的大哥，我会很骄傲。我将向工友们炫耀，我有一个大学生弟弟，将来他毕业后预计会在我们盖的高楼里上班。
　　“这个亲咱们不相吧，要的彩礼太多。”我有些不情愿。
　　“咦，要是彩礼少的话，哪能轮上你！你扳着指头算算，咱村有多少老光棍儿！”父亲叼着烟卷说。
　　“咱们村老石娶了个傻女人做媳妇儿，他媳妇儿啥都不会做，常常在床上屙屎、尿尿……你的相亲对象是一个正常姑娘，你好好珍惜吧！”母亲唠叨说。
　　次日一大早我穿戴整齐去相亲。相亲地点设在媒婆家。女方的几个亲友盯着我上看下瞧，评头论足，见我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肩宽腰圆，五官端正，身体无可挑剔。他们在外面嗑瓜子、吃糖果，低声闲谈，我与莉莉进屋单独谈话。
　　记得那天莉莉梳着一个短短的马尾辫，穿着一件枣红色外衣。她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脸庞秀丽，尤其是那双眼睛，乌黑透亮，像是两池黏黏糊糊的淤泥。一不小心，我就会跌入“淤泥”，难以爬出来。
　　我直勾勾地瞅着她，很紧张，毕竟长这么大，我没有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单独相处过。她表情羞涩，瞥我几眼，低下眉头，眼神故意躲避我。
　　“你家能够拿出十五万彩礼吗？”没想到她问我这个问题。
　　“能！”我憨笑说。
　　我们像是做梦似的定了婚，很快又结婚。
　　我对结婚当天记忆深刻。当天家中热闹沸腾，我忙得脚不沾地，又向亲友敬酒，我差点儿被灌醉。
　　那天晚上我和莉莉折腾到半夜，我体会到做男人的幸福。我筋疲力尽，昏昏睡去，半夜一泡尿憋醒后我起床去撒尿，躺回床上后辗转难眠。
　　愧疚的情绪萦绕着我，我对不住卫星，也对不起卫兵。那些积攒的钱我本来是想要供卫星上大学使用的，却全部花在我的婚事上。即便这样钱也不够，又捅下个大窟窿，父母向好多个亲戚借了很多钱。当时卫兵在县城的修车店工作，他计划开一家修车店，但是我的婚事后，家中一贫如洗，父母哪里有钱帮他！他的想法难以实现。
　　我想我的两个弟弟一定会恼恨我，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我躺在床上听着莉莉平匀的鼻息，她睡得很安宁。我内心的波澜被她的气息渐渐抚平。
　　彩礼给了莉莉家后，岳父在医院做了手术。手术顺利，他的身体逐渐康复。他时常哼着小曲儿在院子里锻炼身体。
　　我以为这是一箭双雕：第一是娶到一个满意的老婆。第二是我们家救了岳父一命，让他的生命获得延续。
　　那段时间，我晚上搂着莉莉睡觉，把我的体力挤干榨尽，挤出无尽的欢乐。白天我常去小卖部看人打牌。有人问我新婚的感受咋样，有的问的更露骨，比如咋亲嘴啦、房事持续多长时间啦。
　　大家是成年人，有些事情大家都爱做，却遮遮掩掩，闭口不谈。唉，虚伪的人啊！快乐的事情不应该被掩藏在阴暗无光处，它应该光光明明的畅游在阳光下。
　　我痛痛快快地说了新婚的感受以及男女之事的一些细节，没想到他们听后又惊又喜，哈哈大笑起来。
　　婚后我处处让着莉莉，尽量不和她争吵，然而她自私、暴躁的性格暴露无遗。
　　我想，婚前的姑娘全是女神，一旦结婚，像是受到魔法的驱使，很多成为女妖。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我应对莉莉的策略。她变得更加飞扬跋扈，而且她与我父母不断争吵。此时我夹在中间，是最痛苦、最尴尬的。我如果站在父母一边，她必定对我打击报复，晚上回家让我跪搓板；我如果站在她的一边，父母必定骂我忘恩负义，是个混蛋，对我失望至极。
　　我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像是吊在悬崖上，坠下去将会粉身碎骨。我劝阻父母不要与她争吵，彼此互不退让争吵将久不停歇。
　　在众人眼中，我是一个软弱无能、怕老婆的怂蛋。唉，谁知道我的苦衷！
　　我不想和莉莉争吵，不想和她打架，因为在一个家庭中男人与女人的战斗大都以男人的失败告终，最后男人还得苦苦求和，甚至磕头求饶。
　　我试想多次，我和莉莉激烈争斗后，她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气怏怏地回娘家。僵持一段时间，我又得硬着头皮去她娘家道歉认错，请她回家。她将摆着架子执意不回，我得低三下四苦苦哀求，她将顺势抛出一串条件，比如要是我还有下次咋办、以后不准我睡床上、口袋中不能超过十块钱……
　　我的软弱是一个壳儿，保护着我，保护着脆弱的婚姻。
　　婚后大约两周，我扛着行李返回工地。我整日在工地忙活，偶然给莉莉打一通电话。莉莉回娘家照顾岳父一段时间，又回县城的商场卖衣服去了。
　　不管别人咋想我，咋看我，咋笑我，咋骂我，我就是我——软弱的我，愚蠢的我，滑稽的我，悲哀的我！
　　当有了儿子小勇后，家更像个家，我觉得所受的一切委屈、艰辛都值得。
　　卫东每年大多仅在春节时回家一段时间，然后又扛着行李返城。年复一年，过了很多年，他的身上积满风尘，内心贮满辛酸的记忆。
　　那天卫东的身影消失后，四妮坐在屋檐下心绪纷乱，她想起很多往事。
　　
　　三个儿子当中，我最挂念的还是卫东。卫东小时候不是上学的料儿，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有人怀疑他的智力有毛病。
　　是不是他出生八个月时，从床上掉下来摔坏了脑子？我多次这样想。
　　那天卫东在床上睡觉，我去猪圈清理猪粪。老罗独自在田地干活，这些家务他顾及不上，我抽空做一些。当我听到卫东哇哇大哭时赶忙扔下铁锨跑向屋子，只见卫东已经从床上掉下来，斜趴在地上挣扎，头上磕破一个包。
　　那木床与成人齐腰高，地面铺着坚硬的砖块，想必摔得很疼。
　　人活一世，难免磕磕碰碰长些伤疤。我们农村人土里生土里爬，没有那么娇贵。当时我没有在意，捏起棉花团给他擦了擦头顶的包。
　　过段日子，我发现卫东的动作变得迟钝，表情不再聪明可爱。我越想越恐慌，向老罗讲了后，老罗仔细瞧了瞧他，见他长得白白胖胖，哭的时候嗓门很大，老罗说我是在胡思乱想。孩子的脑子是肉长的，不是瓷器，摔在地上不会支离破碎！
　　这件事在我的心底好像渐渐结成一个瘤子，让我懊悔，让我痛苦。
　　我想，那天我要是一直看守卫东，他就不会掉床。我猜想他掉床后很可能损坏脑子，降低了智力。
　　我本想抱着卫东去问问村医，然而转念一想，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将是孩子未来的阻碍。村里人一旦知道，必定会说这孩子小时候脑袋被摔伤过，不是正常人。或者以讹传讹，说得更玄乎、更难听。这样的话卫东的成长路上将充满嘲笑与蔑视，他长大后很难娶到老婆，很难走出村子找到工作。
　　忐忑不安很久，我与老罗将此事埋在心底，永久封藏这个秘密。我们从未向卫东透露，即便他早已长大。
　　他每次糟糕的表现，加重我失望的同时，更加重我内心的愧疚。
　　村里的孩子常常欺负他，记得好多次他回家时脸上残留伤痕，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我一看就知道他挨打了。
　　“谁打你了？人家打你，你要学会还手！”
　　“几个人打我……自个儿，我打不过他们。”他哭着说。
　　我去找老师告状，希望惩处那几个坏孩子。
　　老师一本正经地坐在办公桌前，身旁摞着一堆作业本。他拣出卫东的作业本扔在我面前，严肃地说：“卫东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倒数第一，你瞧这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你是咋当家长的？”
　　“我今儿个要说的是卫东被几个孩子打的事情，和这作业本有啥关系，学习差就应该挨打吗？”我很生气，对眼前的作业本不予理睬。
　　“男孩子顽皮，打打闹闹是常事。做家长的应该更关注孩子的学习……”老师鼓舌摇唇，讲着大道理。
　　我对老师不分青红皂白的态度深感失望，和他理论无济于事，我悻悻地走了。
　　卫东和邢哑巴很要好，两人简直秤不离砣。我并不愿意他们交往，我极力阻止他们在一起。
　　俗话说“虾找虾，蛤蟆找蛤蟆，乌龟找王八”，意思是说同类的人才能做朋友。我们想知道某个人是啥人，看他和啥人交往就知道了。
　　邢哑巴这孩子命苦，原本他能说话，一场高烧后他成为哑巴。也有人说他因为发烧去卫生室看病，他趁人们不注意爬到桌子上伸手摸着墙壁上的电线玩耍，竟然触电被击倒，幸好捡回一条小命，从那儿以后他却成为哑巴。
　　哑巴的朋友应该是瞎子、聋子或傻子，卫东和邢哑巴在一起玩耍，我内心不由得难过。他和邢哑巴在一起，容易让人以为他的身体或智力存在缺陷。这正是我所顾忌、我所痛心的。
　　邢哑巴来我家找卫东玩，我站在门口，板着脸说：“卫东不在家，你以后别来我家了。”他应该能听懂我的话，只见他脸色低沉，一副落寞的神情。
　　卫东在屋子听到他的声音，屁颠屁颠跑出来，拉着他的手去玩耍。我追着他们喊：“卫东，你不能出去玩儿，你要做作业！”他们的脚像是踩着风火轮，早溜得无影无踪。
　　在贾鲁河畔，我远望到他们在草地上打滚儿，几只绵羊啃着青草。我快步赶过去拽起卫东就走，他却死活不走，和邢哑巴比划着乱七八糟的手势。邢哑巴牵着他的手不放。我正在气头上，狠狠踢了邢哑巴一脚，骂道：“哑巴，你以后别缠着卫东！”
　　邢哑巴跌倒在草地上后用愤恨的目光注视着我。那一刻，在他心中我很可能成为恶魔一样的人物。
　　唉，邢哑巴已经死去很多年，想起这件事，他的目光在我的眼前闪动。我不禁泛起一阵歉疚之情。他要是还活着，我要向他郑重道歉。
　　有一天卫东背着书包、搬着木凳从学校回来。那时教室里的凳子都是学生们从家自带的。
　　“学校放假了吗？你把凳子带回来？”我惊诧地望着他。
　　“妈，我不上学了。”
　　“咋啦？谁又欺负你了？”
　　“我不想上学了。”
　　等老罗回来，老罗很恼火，他抽出柴垛里的一根木棍按倒卫东就打。我连忙阻止说：“打孩子不是办法，你去学校找老师问问吧。”
　　老罗从学校回来后气得浑身哆嗦，嚷道：“卫东这家伙疯了，竟敢在教室骂老师。他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他说着又抄起木棍要揍卫东，不过那次卫东不在家，躲过一劫。
　　老罗又去了两次学校，回来后摇头说：“这回没戏了，学校翻旧账，说卫东多次逃课，要开除他。”
　　老罗对孩子期望很高，希望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对社会有用，这样光耀门楣。我以为孩子识字就行，不给社会添麻烦，不损人利己，健健康康、高高兴兴活着就好。
　　卫东不上学就不上吧，在家学种地、学腌菜，替我们分担农活儿，将来给他娶个媳妇儿，像我们一样在村庄生活。
　　然而有一天我们发现卫东离家出走了，我们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倒获取一条线索：村里有人看到他与邢哑巴背着包裹搭上票车向南去了。
　　两个孩子能跑到哪儿去呢，不会跑到广州、深圳去吧？我们越想越害怕，发动亲戚朋友四处寻找。
　　没过几天，一个亲戚从尉氏县城回来说卫东和邢哑巴在一家酒店当学徒。那家酒店离东关塔不远，每天有很多客人在那儿吃饭，留下一些剩饭残粥，他们饿不着肚子！这样我们这才放心。
　　他们长大一些到砖厂干活，后来又去省城的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邢哑巴被高空坠落的一根钢筋当场砸死。唉，邢哑巴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我感到建筑工地很危险，想让卫东换一份工作。他说城市虽然很大，适合他干的工作却不多，他在工地继续干吧，大不了死掉去找邢哑巴。我骂他乌鸦嘴，千万别这样说。他朝着地面“呸呸”吐下两口唾沫。
　　眼看卫东到了结婚的年龄，我有些焦灼，提着糕点去找媒婆，请她帮忙留意，为卫东物色一个媳妇儿。
　　媒婆笑着说手下正有一个媒茬儿，邻村有个寡妇，比卫东大五岁，还带着两个孩子。我有些犹豫，毕竟卫东还未结婚，咋能娶个带孩子的寡妇呢！
　　回去我与老罗商量，老罗说那不行，两个孩子非亲生，养大后不会有孝心。我们耐心等吧，河里没鱼市上看，没出嫁的好姑娘多着嘞。
　　大概又过了三四年，仍然没人为卫东说媒，我们更着急。就连媒婆所说的那个寡妇已经再嫁，又生下一个男孩。我有些后悔，后悔没抓住那个媒茬儿。
　　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非亲生的孩子，你对他们好，他们长大后也会记得你的恩德，不会辜负你。
　　老罗很着急，毕竟眼看我们的同龄人都当上爷爷奶奶，我们也急着抱孙子！他从腌菜屋中拎出一罐腌辣椒，让我去送给媒婆，顺便问问有没有媒茬儿。
　　媒婆很忙，她说有时一天安排七八场相亲，毕竟几个村子单身青年多。姑娘眼光不断提高，索要的彩礼猛增，还要“三金”“五金”，就连拍个婚纱照都得进城选高档的影楼，甚至还要求男方在城里买房子。即便有一个二婚、三婚的媒茬儿，带着拖油瓶，一堆单身汉抢着要，哪里轮得上卫东？！
　　又过了一两年，我和老罗商量，只要有个媒茬儿，我们都要好好珍惜——是个女人，能生孩子，下雨知道跑进屋子避雨，屙屎、尿尿知道去茅厕就行。
　　我们打听到贾鲁河对岸的一个村子有个傻姑娘，她二十多岁，早些年被一个男人抛弃后精神受到刺激就傻了。她光着身子、披头散发在街巷乱跑。她的父亲丢了脸，干脆把她关进牛棚里。这一关就是好几年，她吃喝拉撒全在牛棚。
　　我们托一个远房亲戚去找她父亲说亲。过几天亲戚到我家说事情没办成，姑娘的父亲脾气犟，眼光高，之前好几个说亲的都被他一口拒绝。他又直率地说卫东傻乎乎的，卫东的条件和其他孩子比，确实不如人家。
　　难道卫东这么差劲儿吗？亲戚说的话我不爱听，赶紧打发他离开。
　　老罗说自尿不臊、自屎不臭，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宝贝疙瘩儿，在别人眼中卫东就是个傻屌！就是个白痴！
　　哪有傻屌在工地打工挣钱的呢！
　　我想对全村、全世界的人大声说我家卫东确实不够聪明，没人家孩子机灵，性格软里吧唧，但是他吃苦耐劳，分得清孬好，智力没大问题。
　　正当我们焦虑时，媒婆笑着来我们家。我心想，难怪清早有一只喜鹊在老桐树上鸣叫，今儿个准有喜事！我拿出箱子中珍藏的绿豆糕招待贵客。
　　媒婆第一次来我家，走进堂屋后环顾四周，见家具陈旧，墙壁上贴着很多奖状，墙角织着蜘蛛网。
　　“哎呦，这么多奖状，你家孩子很争气啊！”她仰头仔细瞅着墙壁上花花绿绿的奖状。
　　“这全是卫星的。”我实话实说。
　　“今儿个我是来给你家老大卫东说媒的……”
　　原来水坡镇上有个姑娘叫莉莉，二十岁出头，在县城的商场卖衣服。之前她多次相亲，因为挑剔，挑来挑去，就被悬了起来。前阵子她父亲突患心脏病，几乎花光家里的钱也没看好，过段时间需要十多万块钱动手术。哪能凑齐十多万，把一家人的骨头雕成纽扣也卖不了那么多钱！
　　她母亲想出一个办法，谁能拿出十五万块钱的彩礼就把莉莉嫁给谁。虽说市面上彩礼逐年递增，从一万涨到两万、三万，顶多五万、六万，那时方圆一二十里还没有听说谁家的彩礼超过八万。
　　媒婆将莉莉家的要求说给好几个单身汉，他们都摇头拒绝。他们掏不出那么钱，即便掏得出来，他们绝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娶媳妇。
　　当媒婆坐在我家的木凳上一边吃着绿豆饼，一边说着莉莉长得俊俏、在县城还有像样的工作时，我们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或者说天上掉下了七仙女！当她说彩礼必须最低十五万块钱时，我和老罗紧锁眉头。
　　媒婆从我们的神情看出我们的愁苦，笑着说：“是啊，咱们是小门小户，拿出那么多钱比登天还难。再说了，除了彩礼，还得摆酒席。我瞧你家这屋子住的有些年头，再说你家三个孩子，不可能全挤在这个屋子结婚，总得再找块宅基地盖一座新房子。”
　　她的一番话敲在我们的心坎上。对于这种难得的机会，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也要珍惜，自然不会当场回绝。
　　“我和老罗再仔细盘算一下。”
　　“你们得尽快盘算，那边动手术急着用钱嘞。我这一桩媒是件积德行善的事儿，能救人治病，还能牵个好姻缘。”
　　媒婆走后我和老罗商量。老罗说他去找老蔡，打听一下莉莉的底细。老蔡有个外甥女前几年嫁到水坡镇上，正好可以问她。
　　这些年卫东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他交给我后我用棉布裹起来塞入一个腌菜罐，然后密封盖子藏入麦囤，用麦粒掩埋起来。多多少少加起来有十万出头，不过置办东西、摆酒席需要一笔钱，还有一个花钱的大头儿，就是盖新房子。三个孩子应该再找两块宅基地，盖两座房子，分给老大和老二，这个老宅子留给老三。
　　那时老二卫兵在修车店修车，一心想另起炉灶，让家里帮衬，开一家修车店。老三卫星在县城上高中，正值要考大学的节骨眼儿。处处需要钱，没钱寸步难行。
　　我盘算着家中的所有积蓄，也难以应付老大的婚事，需要向亲戚借好几万块钱。
　　老罗回来后说这门亲事能定。莉莉的父亲好吃懒做，酗酒成性，但是莉莉本人没问题。她初中毕业后在尉氏县城的一家商场当导购员，很少回家，并没有啥见不得人的丑闻。
　　“想到要花那么多钱，我愁啊。”
　　“你别发愁，咱们先把卫东的婚事办好，卫兵、卫星的事情先缓缓，花钱的地方得分轻重缓急。钱不够，咱们得靠这张老脸去借，以后慢慢还。你快去媒婆家，说我们答应这门亲事，别让别人抢走，明儿个让她安排相亲，我现在就去给卫东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
　　接下来事情像是旺盛生长的藤条向前蔓延。
　　卫东相亲后定婚，我们交了彩礼，又翻看老黄历择定婚期。我们找村长花钱买来一块偏僻的宅基地，又买来几车红砖和水泥，雇来施工队建造一座平房和院子，作为卫东的婚房。
　　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钱还不够，我们厚着脸皮去亲戚家借钱。都是穷亲戚，家家过得都不宽裕。这么多年我们是第一次向他们开口借钱，不借给我们吧，他们抹不开面子。这家借两千，那家凑五千，总算把钱凑足，热热闹闹把卫东的媳妇儿娶回家。
　　接下来，婆媳矛盾势如水火难以调和，卫东的表现令我失望。
　　莉莉进门后不久，她没事找事，和我发生争吵。她当着我的面埋怨我和老罗偏心，说我们对卫东不好，只给他们盖了一座平房，她想要的是楼房；又说他们的新家缺少很多家电，比如空调、冰箱，是我和老罗故意不给他们置办。
　　“我们凑齐彩礼，还给你们盖了房子，你还不知足！现在我和你爸还欠着一屁股债嘞。”
　　“这是你们做父母的应该做的——你们做的不好，别人家的父母给儿子盖的楼房，还买了轿车。”
　　“别人家的彩礼只要两万，你家却要十五万，这个你咋不说！”
　　“要不是看在彩礼的份儿上，我才不愿意嫁给你们这个傻儿子。”
　　当我和莉莉发生争吵时，卫东坐在她身旁抓耳挠腮，有时会向我高喊：“妈，你别说了！”他不劝阻自己的老婆，反而让我停止辩解。他的态度昭然若揭，他站在莉莉一边，支持莉莉。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有一天晚上睡觉时老罗对我说：“卫东真傻，我看他脑袋瓜真是有毛病！”
　　原来卫东结婚没几天，他常去小卖部看一帮闲汉打牌。几个闲汉追问他新婚之夜感觉咋样，他竟然和盘托出，将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秘密全部抖搂出来。
　　闲汉们调笑他，他却浑然不觉，有问必答。
　　老罗在街上听到这些传闻后感到十分羞愧。我听后对卫东很失望，没想到他这么没有心眼儿。
　　莉莉在家作威作福，每晚让他端洗脚水，为她洗脚，为她揉肩捶背，动辄对他拳打脚踢。他却逆来顺受，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我这个怂包大儿子！
　　唉，从前巴望儿子结婚，儿子结婚后家庭风波不断，糟心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我们还是巴望儿子过得好。
　　说起老二卫兵，在婚事上他让我们省心。
　　卫兵初中毕业后到尉氏县城的一家修车店当学徒，他吃了许多苦，熬了四五年学会修车技能，升职为修车师傅。他能够维修汽车的故障，每月有几百块钱的工资。他偶然回家一趟，给我们说他计划开一家修车店，却没有钱，想让我们给他凑一些钱。
　　我叹了一口气说：“开店需要很多钱，你也知道，你大哥结婚咱们掏光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堆债务，现在我们真的拿不出钱。你开店的事情先缓几年。”
　　卫兵面露失望，用右脚狠狠踢了一下木凳，像是宣泄内心的愤恨。
　　“卫兵，爸妈真的拿不出钱，你要理解我们。”
　　“自从我去了县城，你们几乎没给过我钱。我钱不够花，老是花小梅的钱，你们太偏心了，从不把我当作你们的儿子！”
　　“卫兵，你别这么说，都怪爸妈没本事……”卫兵的话像是匕首似的刺向我的内心，让我痛苦万分。
　　小梅是卫兵的初中同学，他们在学校时悄悄谈恋爱。她跟着卫兵时常来我家，那时她十四五岁，高高的个头，白嫩的皮肤，鼻梁高挺，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副聪颖可爱的样子。她性格外向，大大咧咧，话特别多。她在我家丝毫不拘谨，坐在我家的木凳上啃苹果、看电视，有说有笑，自然坦荡。
　　我和老罗很喜欢她。老罗说等卫兵长大后即便求着媒婆说媒，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姑娘。卫兵准是上辈子修德行善，才有这么好的缘分。我们做父母的将来不必为他的婚事操心，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自然不会反对他早恋。
　　卫兵从小爱美，书包中放着小镜子与小梳子。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从不邋遢。在集市的衣市上他让我给他买牛仔裤。我说卫东的破裤子还有两条，全留给他穿。他不想穿哥哥的旧衣服，再三央求我。我心软了，给他买了条牛仔裤，他回家就穿上它向伙伴们炫耀。
　　他小小年纪还用零钱偷偷买来啫喱水，涂抹在头发上，把头发梳得有板有型，一丝不紊。
　　我想之所以有姑娘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打扮得漂漂亮亮。把自个儿打扮成一朵鲜花，自然会惹来蝴蝶。
　　他很爱唱歌，对几个明星很崇拜，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他自个儿也想当歌星。
　　不过他的缺点明显摆在我的眼前：虚荣、浮夸、爱炫耀。
　　小梅常跟着卫兵到我家。她的样子在岁月中改变，最初梳着辫子，又拉成直板，后来染成棕黄色。她的个子长高很多，身材袅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姑娘，毕竟大约十年已经过去，她已经二十四五岁，不再是一个小姑娘。
　　记得小梅最后一次到我家时她顶着一头棕黄色的头发，挎着一只红色单肩包，说着她在县城工作的事情。卫兵坐在木凳上抽烟，脸上布满忧郁的神情。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我猜想可能是由于他想结婚，不好意思向我们开口。
　　“卫兵，看你发愁的样子，有啥事儿吗？”我悄悄问他。
　　“没。”他低声说。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他再次回家后对我和老罗说：“我和小梅已经分手。”
　　“为啥？”我们一脸惊异。
　　“我提出分手的。”
　　“你别犯傻，小梅多好的姑娘啊。再说你俩从初中就认识，知根知底。”
　　卫兵像是犯错的小孩子，低着头给我们说了原因。原来做农药化肥生意的林富友去修车，见卫兵眉目英俊、勤快踏实，就找修车店的老板攀谈，得知卫兵的情况后想把他当作上门女婿。
　　林富友只有一个独生女叫彩霞，彩霞小时候患了病，留下跛足的毛病。他准备找个可靠的人做上门女婿。家境优裕的孩子谁愿意当倒插门！他认识卫兵后把卫兵当作最佳人选。
　　有一天，林富友当面向卫兵说明用意，并承诺卫兵到他家后他会把他当作亲生儿子，将来家业让卫兵继承。
　　卫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最终向现实妥协。他去林富友家做客，林家热情款待。彩霞对他很满意。不久林富友提出让双方家人见见面，谈定婚期。
　　那天晚上，卫兵向小梅提出分手，说他另有所爱。
　　我可以想象得到小梅的悲痛，毕竟两人恋爱那么久，彼此已经融入对方的生活。
　　没等卫兵说完，老罗怒气冲冲，要起身扇卫兵几个耳光。
　　我连忙劝阻，老罗对着卫兵大喊大叫，发泄心中的愤懑。他不想让儿子当倒插门，他以为这是辱没祖宗的事情。他脑子中的传统观念在作祟。
　　卫兵向他喃喃解释。我记不得卫兵说了些什么。
　　“卫兵，你先回你的屋子里，我和你爸商量一下。”我将卫兵支走，担心他们父子两人打起来。
　　我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惭愧。一是当时我和老罗真的无能为力拿出彩礼为卫兵结婚，我们没有做到父母应尽的义务；二是我们愧对小梅，我们本来已将她视作准儿媳妇儿，没想到卫兵财迷心窍，斩断两人的关系。
　　老罗气得眼冒金星，咳嗽不止，嘴里骂着卫兵狼心狗肺、不知好歹。
　　我们冷静下来盘算，卫兵去林家做上门女婿是不错的机缘。
　　卫东结婚后家中已经一穷二白，欠的债还没还完。如果卫兵与小梅结婚，我们多少得拿出彩礼，还得再盖一座新房子。这钱哪里来呢？挖东墙补西墙，没有墙啊！剜肉补疮，没有肉啊！我们真的拿不出来钱，皱破眉头也想不来解决办法。
　　“咱们就让卫兵自个儿做主，别瞎掺和！现在儿子靠不住，你瞧卫东结婚后那副德行。咱们更不指望靠孙子孙女，他们不姓罗也没关系。再说咱们村子很多年轻人都搬进城里，也不经常回家，这和做倒插门有多少区别？”我劝导老罗说。
　　次日，我们去县城到林家做客。只见林家是一栋豪华的洋楼，门口停着汽车，室内家具整洁，装饰精美。寒暄几句，林富友就与我们商谈卫兵与彩霞的婚事，最终商定下个月底举办婚礼。
　　晌午时林富友开车带着我们到一家大酒店吃饭，我从来没有在那么气派的酒店吃过饭。
　　办完事情，我与老罗坐票车返回芦湾，在车上他对我说：“卫兵以后进了林家，应该远比在我们家过得好。”
　　“怪我们没能耐，没给孩子想要的生活。”
　　“把仨孩子拉扯大，咱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唉，我觉得咱家对不住小梅。”
　　“凭小梅的相貌，一定有优秀的小伙子追她。她要是嫁给卫兵，不一定过得好。你别担心她。”
　　为了生下老三卫星，我吃了很多苦头。当时正是计划生育严打时期，三胎属于超生，是不准生下来的——是要打胎的。我扛着大肚子到处躲避，这个月在娘家住，下个月去投奔姊妹。
　　终于把卫星生了下来，老罗找来一辆拉车，把我们母子俩拉回芦湾。我们听天由命，任凭村长处罚。村长领着一帮人把我家值钱的东西全部拉走，比如缝纫机、自行车和一头小猪。他们手下留情，没把铁锅掀走，我们还能做饭吃，不至于饿死。
　　我几乎没有给卫星买过新衣服，卫东、卫兵的旧衣服足够他穿。
　　卫星很朴实，从小对吃穿不挑剔，有件衣服蔽体，有口饭吃充饥就行，更不会像卫兵一样买啫喱水、雪花膏之类的东西。他喜欢看书，没事儿就安安静静盯着书看。他的成绩很好，荣获很多张奖状。
　　老罗对卫星抱着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卫星能够考上大学，为我们争光增彩。他对卫星比较用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健健康康成长就行，我不巴望孩子长大后有多大出息。
　　到卫星高考那一年他考了六百多分，据说这个成绩是比较优异的，但是他填报的志愿过高，未被大学录取。我猜，他是故意把志愿填报高的，其实他的目的是想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他想早一点独立，早一点为家里分担压力。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我觉得无所谓，活着不只上学这一条出路。这好比一块田地，不能种玉米，我们可以种花生或大豆。我们不荒废，努力干就会有收获。
　　老罗的想法却不同，他对卫星的期望过于宏大，甚至说过于虚夸。
　　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与卫星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卫星去县城的橡胶厂报了名，要做一名工人。老罗执意不肯，想让卫星再复读一年，下一年考个好大学。
　　两人的争吵十分激烈，我连忙去劝阻。卫星气呼呼的走出院子，我追了上去。
　　街巷上黑咕隆咚，空中几点星光在闪烁。街角堆着麦秸，飘散出一股淡淡的麦香味儿。
　　“卫星，天黑了，你要去哪儿？”
　　“我爸思想太顽固，总想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我已经十八岁，我不会再受他的控制。”
　　“你爸爸都是为你好。”
　　“我不稀罕他为我好。我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沿着街巷走到打麦场上，在打麦场上来回溜达好几圈。四周被一片黑暗笼罩，远处的道路上偶尔映过来一缕灯光。
　　我们说了很多话。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更有想法，更有主见。他已经长大，我相信他有能力走好自个儿的路。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过多干扰孩子。过多的爱反而是一种伤害，好比在一株小苗上浇过多的水，反而会淹死它。
　　我尊重卫星的想法，尊重他的抉择。我把他生下来，不是想让他活成我们的样子，是想让他活成自己的样子。每代人有所异有所趋，有所想有所为，有所爱有所依，这也许是人们活着最好的样子。
　　尽管我没什么文化，但经历这么多人事，在内心沉淀为个人的心得感悟，这让我将很多事情能够看得通透开朗。
　　回家后我开导老罗，让他尊重卫星的做法。
　　他唉声叹气，思考一阵后默然无语。
　　卫星如愿成为一名橡胶厂的工人，后来他又认识了晓静。晓静是个贤淑明理的姑娘，是个好儿媳。
　　卫星的婚事我们没有咋操心。他说他攒够给晓静家的彩礼，他不愿意花费我们的钱。
　　四妮回想着关于三个儿子的往事，眼睛有些湿润，原来是眼泪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