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连载】门外（1.方家池塘）

　　

我从嘎吱出来，已经十多年了。对于嘎吱那样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了。
　　我的记忆里，有一个池塘。里面种着荷花。一到夏天，微风习习，团团荷叶之间的缝隙里就伸展出一朵朵婷婷的荷花。荷花像一张盛开的笑靥，给人一种甜美。我当时有一点小资的情怀，将那种美记在了心间。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嘎吱矿上的人越来越多。工人们把家属都带到矿区来。简易的房子，像随意乱抛的垃圾，很快就掩盖了我身边的一切。池塘被垃圾掩埋了，池塘里的荷花也全都消失了。但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大家一直喊方家池塘。
　　一个没有池塘的池塘。
　　矿区里的那种喧嚣，像一场野外的烧烤。在一场热闹后，很快就消停下来。似乎一种无尽的疲累，留下被破坏的痕迹，矿垮了下来，环境被破坏了。
　　我开着车。记忆也开着我的思绪，慢慢地往前跑。
　　记忆中的那些红砖小楼，有些已经垮塌了。有一种战争或者地震破坏以后，留下废墟之感。这种废墟，是历史带来的，或者说是时间老人匆忙的脚步踩下的。
　　在没有垮塌的楼里，还住着一些人。一些退休的老头带着他们的老太太或者孙子女。年轻的人，留下的很少。一个曾经很红火的煤矿垮了，这是主要的原因。没有活干了。挖煤的工人们也没有土地，这个被山围住的小小地盘，留不住人。我也是各自飞走的那只鸟。我去外面筑巢，去外面寻找自己的欢乐。
　　老人们还有一点退休工资。用来买点米、油，然后在那些废墟间整理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种点时令的蔬菜。
　　我和刑侦队的郭新民、吴桂丽、宋志军一起回到嘎吱矿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再回到这里。
　　我们开了一辆白色的警车。悄然地开进嘎吱矿。进去的公路，不是翻浆冒泥，就是陷出一个个大坑。车颠簸得很厉害，我小心地驾驶着。这样的路，在我印象里，是很平直的，水泥路面夯得很实，进出矿区的大货车在上面跑得很欢。现实和记忆中的印象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在我心里造成一种撕裂一般的疼痛。
　　马路也成这个样了。我不免有些感伤。我把自己的这种感受讲给车内的几个同伴听，他们正摇晃得没精无神的，对我的感叹毫无兴趣。
　　我努力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去对付汽车的上下摇晃和随时可能的陷落。倒是路两边栽的法国梧桐树长成了粗大的树。枝杈没有修剪，树冠蓬乱着，像一个顶着钢丝一样黑头发的非洲妇女。
　　树冠遮盖下来的树影，不时在路途中铺下黑影，带来一些清凉感觉。并不长的一段路，却让我们感觉走了很久。
　　这样的路上，零零星星还是有几个人在走。汽车碾压升腾起来的尘土弥漫到那些人的脸面上，他们毫无所觉似的，依然按照固有的姿势和速度在走动。我心里想，嘎吱矿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成为遗迹，而是逐渐走在成为遗迹的路上。
　　路上行人的脸，都略显疲惫。很多脸容，都画满了一根根条纹。这些条纹后面，有我曾经熟识的东西。我没有停车。从窗玻璃后面看过去，路人惘然地走着，正像我重回嘎吱的心态一样。
　　进了矿区，进矿路边的几栋楼，已经有三栋垮塌了，另外的三四栋也破败得很。大多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仿苏联建造的老式楼房。筒子，红砖。从外面看，很多窗户都破烂了，里面可能没什么人住，少部分窗户还维持着关闭的功能，有一丝很淡的人气。
　　我记得，这几栋楼里有一栋取名叫“香港楼”。为什么取这样洋气的名字，我从来没想过去探究。以前没有，现在更不可能了。“香港楼”是倒下的某一栋还是还留存着的某一栋？我搞不清。
　　就算搞清楚，也没有意义了。车开过去，那些楼洞黑森森的，不敢看进去。我小时候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跑，跳，捉迷藏。
　　往前开，有一排宽大的房屋。摸样脱离了红砖楼房的窘迫与寒酸。楼房不高，只有两层，门很宽大。门框歪斜了，一根铁链勉强把门锁上了。门柱还算好，支撑着上方的一切。
　　我没继续往上开。这里是过去的食堂。宽大的空间成了蜘蛛结网的地盘。二楼上有个小小的办公室，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
　　再往上，顺一个缓缓的坡上去，有一个电影院，一栋办公楼。都是过去辉煌的遗迹。我没再往上走，我们不是来凭吊什么的，而是来工作的。看到这些破败景象，我就可以想到其他的一切了。矿区很大，曾经生活过几千人。从办公楼过去，还有很多建筑，包括一座经常锯人大腿的医院，一个做豆腐的地方，一个保证二十四小时热水的澡堂。
　　矿井就在山下。山的脚下，像山的一个鼻孔。山呈半圆，包围着这个小小的区域。很多人在这里生活过，然后又黯然地离开了。
　　下了车，我们要来找的人，在这个楼上。我们走上楼。楼梯上的污渍很明显，黑黑的，带有一点光亮，像食堂过去的油渍。没有明显的垃圾，但特别肮脏的印象很深。我感觉却很不舒服，像吞食了一个苍蝇。这样的污渍，可能结了二三十年了。
　　没有灯。楼道上的玻璃从白色变成了灰色，阻挡了窗外很明亮的光线。楼道里很阴暗，像天黑前的样子。我走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我先推开一扇门。
　　我发现门是虚掩的。门内有暗淡的光和一点不清晰的声音。我把门推开，门发出奇怪的声音。门的某处变形了，开关起来很别扭。
　　从里面一下子立起一个人来。屋里没窗？或者拉紧了窗帘？屋里的人站起来后，我看不清对方的面目。
　　“你们是？”
　　我们站在门边，可能也挡了一些从外面进入的光线，屋里的人只看见几张黑黑的脸。
　　从后面压上来的暗影，则更增加了我们眼睛看清东西的难度。不过，眼睛能很快就适应过来了。我看到一个瘦小的汉子，头发乱糟糟的。脸容还是很模糊，眼睛倒是同样黑黑的，盯视着我，这一点我看清了。
　　“能开灯吗？”
　　“灯坏了。你们是……公安……局……的？”
　　“是的。我们可以进去坐吗？”
　　“来吧，快进来。”里面的人转过身，往里走。一间挺大的屋子，里面堆着一些黑糊糊的东西，像柜子。屋子中间用什么隔了一下，留出一个门一样的位置。里面透出闪烁的亮光。
　　我们走进去，里面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一台很小的电视机。
　　“我是物业管理部的李正军。”
　　这个名字很熟。我印象里，他就住在医院旁边的那栋二层楼。在这样的亮度下，很难看清过去的熟悉了。
　　我把证件掏出来，递给对方。
　　“哦，是陆警官。这个名字好熟，像我们这里出去的一个人。他也叫这个名字。”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哦，都认不出来了。变化太大了。”
　　李正军语调平静，没有刻意的热度。也许热度早就被历史的尘土，给遮掩了。
　　“我腿受了伤。没法走出矿区了。留下来。干点维修的活。修电线。修水管。帮老人们修修漏水的房屋。”
　　“这些活，总是需要人来干。”我说，“也挺好吧！”
　　“暂时。这是暂时的。房子垮了，人走完了。我也就没有活干了。”李正军说，“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这样。不过，我想，我也该老了。”
　　我身后的几个人没有说话。他们对于我们的谈话，很奇怪。但没有打断。没打断也有一股不耐烦。我从他们的沉默里能感觉到。
　　“我们是为那件事来的。了解一下情况。”我赶紧切入正题。
　　“这个在上报给你们的材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我们想看看。实地。再做一些化验的工作，提取一些证据。”
　　“寻找一些线索？”李正军说，“我带你们去。”
　　李正军从我面前撞上来，我赶忙侧过身体。我发现李正军的两肩，在走动中晃动得很厉害。其他人也给他让开了路。
　　我回头看了看他住着的这个小窝。很多东西都很陈旧。电视闪烁的光线，照着屋子里的杂乱。
　　地上堆着卷得很乱的电线。破烂的水阀，生锈的水管，陈旧的管钳，螺丝刀。没有一样新东西。
　　我转过身来，人已经全都走了。屋子空了。空了的屋子也不亮。我匆匆从里面走出来，顺手关上了门。
　　我快步跑到楼下，一行人已经走到坡上了。大概五六十米的一段坡，斜度在三十度。我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我们把那一段距离当成天堂。路上结冰，我们就在上面滑，从上往下。一长段距离，感觉无比的爽。
　　危险不是没有。常有人摔肿屁股，摔断胳膊的。这些后果还是挡不住大家的热情。父母们经常来这里揪我们的耳朵。
　　似乎每一步都会有回忆。我得赶紧走，去追上他们。爬上去，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地，还有篮球场的痕迹。地面用小白瓷片嵌的边线和三分线。篮球架已经不见了，只有点记忆的痕迹。
　　在篮球场边上的几栋小楼还在，没有倒塌。办公楼、电影院还依然留有过去的一点余威。不过这种余威，更容易理解为落寞的伤悲。我们过去称呼这个地方是“球场坝”，而不是机关楼或者电影院。机关楼或者电影院是躲藏在这个小坝子后面的阴影。我们觉得球场才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放纵地快乐的地方。
　　我匆匆从这两栋建筑前走过。我不想过多地去触摸过去的记忆。太阳为我留下的影子，很短的一截，像兔子的尾巴。
　　离开那片比较平坦的地方，前面又是一段下坡。这无形中形成了办公楼、电影院所处的中心或者高地的感觉。坡度不大，不算长，我很快就赶上了大家，把自己融在整齐的步伐里。
　　走几十米就看到一个房屋垮塌后的废墟。废墟呈一种淡淡的黄色。杂乱的碎砖、碎石，都还有很新鲜的黄色。看来，楼垮塌的时间不长。在废墟边上，有人收集了废墟里完整的砖头或者里面的木材，把这些东西堆垒在边上。规规矩矩地码着，像一段小小的城墙。
　　李正军带着我们往那个废墟走过去。他的脚跛着，地面不平，还有一些碎砖碎石，都为他的行走设置了障碍。
　　这个地方我熟悉。他们往碎砖和碎石组成的中心走。我停下来，转过身。身后是那条破烂的公路。公路比一张用了很多年都不洗的抹布更让人难受。在对面，是一组平房，平房的顶被揭走了，只有一排快要倾倒的墙体了。
　　我以前就住在对面。小的时候，我就在这条公路上走来走去。现在那些敞开的门洞，其中有一个是我无数次进出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地名。在我们那排平房后面有一个池塘。我们把这个地方说成“方家池塘”。也许池塘的主人姓方。目前，看不出一丝一毫池塘的痕迹了。连池塘曾经在哪个大致的方位上都不知道了。有一小片，露出一个坩埚一样的凹底，可能是哪个位置。那里，我记得以前开满了荷花。
　　亭亭玉立的荷花，从圆圆的叶片间窜出来。圆圆的叶片铺在水面上，给人满眼的清新翠绿。漂亮的蜻蜓，停歇在荷花上。我们用木棍捆上一圈竹篾片，在竹篾片里网上蜘蛛网。这是捕捉蜻蜓的工具。
　　在孩子眼里，对美不太珍惜。只有自己对玩乐的放纵。孩童般放纵，也是我生活中一段美丽无比的“记忆”。也许，不是捉蜻蜓那样的事，还有比捉蜻蜓更隐秘的事，更无法得到这个社会“宽容”的事，我不敢去回忆。
　　我站在废墟之外，不愿意进去。我害怕，重新去触碰某种东西，记忆的闸门一旦开放，就会冲毁我的大脑。
　　因为我感觉自己成熟了，不像孩子那样放纵了。那是带有孩子气的荒唐。如果讲出来，很多人都会把我看成一堆龌龊的“垃圾”。而我，现在，道貌岸然地站在一边。
　　孩子气，不知算对还是算错。我们把捕捉到的美丽蜻蜓，扯下翅膀，还分成几段，让它吸引墙角的蚂蚁。趴在墙角，看蚂蚁一群群来到蜻蜓的身旁，想要将蜻蜓的尸体拖进蚂蚁洞。
　　蚂蚁黑压压一片。我也会捉一只蚂蚁，扯下它的大腿，看它在地上挣扎。忙碌的蚂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一个自行其是的组织。它们不会因为我的关注，而准许我的进入。就算我残杀着它们中的一员，依然漠视我的存在。该跑来跑去的，依然跑来跑去，该拖拽蜻蜓尸体的依然拼着命去拉拽。
　　我常常会感觉到莫名的被漠视。看得无聊啦，我就端一盆水，兜头就往那些密密麻麻的蚂蚁上冲下去，看蚂蚁被水冲得东摇西摆，像醉得不醒人事的样子。
　　蚂蚁似乎陷进了洪荒时代。没有诺亚方舟去拯救这些小黑点。我在一旁看着那些蚂蚁，无助地沉浮在水里，开心极了。
　　对于那些小小黑点来说，也许这样的灾难过于残酷。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就代表了一种开心。孩子那暂时开心，有时候真的很重要，在孩子的快乐观里，没有道德的重量。因为我的童年，开心的事不多，偶尔一件总是会记得很深。甚至到了少年时期，依然是这个样，我对快乐有一种病态的渴求。
　　房屋的寿命，有时看来很长，有时却又那样短暂。我家对面是一栋矮小的三层小楼，楼像一个蜂窝，每天看见不同的人进进出出或者在上面徘徊。小楼好像是单身宿舍，房间不大，里面的人变换得很频繁。变不变我很难分得出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面目都差不多似的。在楼里进出最多的就是那些赤膊的挖煤汉。当然也有女人，但很少，很稀少，就像熊猫一样少。
　　田秀娥算是对面那栋楼里少有的几个女人。田秀娥是什么时候开始夹杂在那些男人群中，闻着恶臭的汗味生活下去的，我没有太多的记忆。
　　我算是“好孩子”，除了去捕捉蜻蜓喂蚂蚁，其他很多坏事，我都没去干过。我把最多的时间，用在那间昏暗的小屋里。背课文。
　　别的很多孩子，在这个矿区的每一个角落里狂欢。打架，抽烟，打弹弓，做火药枪。我没有，我觉得我很孤独。
　　田秀娥和丈夫占了两间单身宿舍。一间是放床的卧室，一间是个小卖部。在一间屋子的窗下，摆放着诱惑人的各种商品。首先是商品颜色带来了的视觉上的强烈冲击。矿区的颜色太陈旧了，任何东西都会很快被一层煤灰遮盖。把所有新的，变成陈旧不堪的旧物。田秀娥的窗前，一直保持着鲜亮的颜色。我喜欢在背课文的空隙，趴在窗缝那里朝田秀娥这里看。
　　这个时候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晚期了。我已经长到十六岁。十五岁的生日刚过，开始吃十六岁的饭了，我认为是十六岁了，长成大人了。我去洗澡的时候，长时间盯着脚面看，看到有几根毛，长长的，有些粗，还带点弯曲，而且可怕的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长出那样的毛，我很害怕。大人的腿间是黑丛丛的一团，孩子的是白白的，而我的是几根。更让我懊丧的是，我父母从来没把我当一个十六岁的人看待，他们把我当个孩子，或者一条小狗，或者一只小猫。
　　我个子不高。模样很傻。我的童年在农村，身份是农民。来矿区还没有几年，还没习惯去吃商品粮。我感觉矿区的颜色，总是黑糊糊的，没有当农民时的清新和翠绿。我的这种感觉，不能改变父亲的身上那种多年修炼而成的优越感。在他的看法中，是他改变了母亲、我和弟弟的农民身份。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一切都听从于他。
　　母亲偶尔会对这种权威提出挑战。挑战的后果，一般都是打架和吵架。不过，矿区里这样的事很多，随处都可以看见。不算稀罕的事。男人打女人。我个子不高，瘦瘦的，性格历来就很弱。我从不反抗父亲的暴戾，我是顺从。
　　父亲常常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会有工作，有工作才能挣到钱，挣到钱才能去小卖店买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
　　我很听话。我下死力读书。我读书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读课本。只读课本，别的书通通不看。父亲也不准我看，说看闲书浪费时间不说，还破坏了读书的心性。我是很听话的。父亲对我读书的检查，就是每天晚上的抽背课文。
　　站在屋角，就着屋里昏黄的灯，让我背课文。一字不差地背完，就算我的成绩好。稍有几个字不同，劈头盖脸的篾片就晃动起来。挨打的时候，像地震似的，天摇地晃，非常恐怖。
　　这是因为父亲喝了酒。酒醒以后，父亲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就会辩护几句，“我喝醉了，喝醉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喝醉了不记得醉中事，不喝酒后的事就很难忘记了。我还记得，清醒时候的父亲，是很理智的。父亲让我脱了裤子，趴在门口的凳子上挨打。
　　课文背了一遍又一遍，到了期末，考试的分数还是低得可怕。所以，父亲说，这不怪他没管我，没教育我，没督促我。我得去找一根篾片，自己在外面找。很理性的。然后我就拿着篾片，呈给父亲。我脱下裤子。为什么呢？照他说，有的孩子，会在裤子里绑一些厚布或者铁皮，抵挡棍子对屁股的伤害。白花花的屁股，什么也挡不了。
　　父亲高高挥舞着篾片，落到我白白的屁股上。屁股上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我看不见。但一种辣辣的撕裂般的疼痛就冒出来，像一股地下的泉水冲出来。
　　周围住的孩子很多。真是太多了。门口都塞不下了。他们就是来看我怎么挨打的。这些家伙，可能也刚挨过打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身上的疼痛还在。这些都不影响他们挤着来看我的屁股，从白变得红彤彤的。
　　房子已经垮塌了。单身宿舍楼不见了。过去的那些回忆，以一种强暴的方式，暂时占领了我的意识。
　　郭新民是我的搭档。吴桂丽是局里的资料员，她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样的案件感兴趣，非要跟着来。宋志军是搞法医的，也就是过去的仵作。他们围在一个物件前面，正在忙碌。
　　郭新民照相。宋志军戴着白色的手套，在进行检查。李正军的脚边有一块蓝色的塑料布。可能是用来盖着那个东西。我初时竟没有注意到这个。蓝色在一片红砖色里，应该能给我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的。但是没有，我很奇怪。我记得田秀娥爱穿蓝色的裙子。
　　蓝色几乎是大家服装的主色。工作服的脸色，很死板。在田秀娥的身上，蓝色竟有些湿润的感觉，像蓝天一样美丽。比起其他蓝色来，穿在田秀娥身上的蓝色，有更多生命的活力。这是我在挨打以后，偶然一眼看过去的感受。
　　挨了打以后，我的屁股肿得很高。凳子都坐不了。睡觉也只能趴着睡。来观看我挨打场面的，大多是男孩子。他们也经常挨打。有些也有我这样的场面。有些更甚，被父亲用钢丝绳捆住手吊在房梁上打。他们不会以挨打为耻，而会以看别人挨打为乐。被围观时，我却有深深的耻辱感。我痛恨那些来观看我的孩子。
　　那时，我的雀雀上已经长了稀稀的黑毛。我在洗澡堂可以看，在这里就成为我的一个秘密了，我总是试图掩盖这一点。去澡堂洗澡，我也总是选一个安静的时刻，一个人去，躲在某个角落里。而此时，我在大庭广众下，我实在害怕。我害怕在脱裤子或者在挨打的窘迫中，连这个秘密也被看去了。
　　挨打以后，不能坐下，我就站着。站着背课文的时候，我就变得很焦躁。天色溟濛的入夜前的时光，我徘徊在这条马山路上，就着昏暗的路灯灯光背课文。我不相信我真的有那样笨，无法改变的笨。
　　抬眼一看，就看见对面楼里的一个身影。穿着蓝色的裙子。裙子带一圈荷叶边，打着皱褶，妙曼地飞扬。
　　那是我最初的印象。我突然害怕起来，我挨打时，她看没看见我遭受耻辱的地方？我有一种被羞辱的害怕。
　　挨打的时候，为了避开围观的眼睛，我一般都采取头朝屋里，屁股对着人群的方式。至少，我觉得，我没看见人，那么在心里就觉得没人看了。
　　我眼睛闭着。我以为我不去看别人，别人就看不见我。我心里这样欺骗着自己。屁股对着门口。门口的亮光被围堵的人头遮挡了很多。父亲挥动着棍子，摸样相当的兴奋。
　　像一场盛宴。父亲的神情微醺，他没有喝酒，却跟他喝了酒的感觉基本一致。我看不见后面。自从知道单身宿舍那里住得有一个女人后，我感觉内心深处也有害怕了。是因为门对着的方向，可能会晃动着一袭蓝色的裙子。那个位置，比我家好像略高一点。堵在门外的人，在头的上方，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如果站在高处，也能看见我白白的屁股。
　　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我没有动。路上偶尔还是会有人走过。在一些没垮塌的楼里，还躲藏一般住着一些人。他们似乎都认识我，走过我的身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在我陷入回忆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的身后已经聚集起一些人了。他们从什么地方出来的，让我有些迷惑。
　　我回头去看，那些脸都拼命挤出笑容来，朝我开放。我也努力做出善意的微笑，去回应那些笑容。
　　身后可能有十几个人。他们安静地站着。我的身体，似乎就成了一道藩篱或者栏杆。十几张脸，都有蛛网似的皱纹了。比起当年围观我的那些孩子来，更多一些沧桑的冷静。
　　隔着十多米的距离。而且还有忙碌的几个身体。我们站在远处，看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这样的案子，我经历过几次。场面非常可怕。特别是刚开始腐烂的尸体，所带来的那股味道，以及遗留在眼睛里的图像，都能让我连续呕吐上几天，连续几夜做着噩梦。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每一次几乎都一样，我深恶痛绝这份折磨人的工作。面对这样的案件，对我几乎是一种可怕的煎熬，我像被塞进一个磨盘里，要把我碾压成齑粉。
　　李正军呆在一旁。他无事可干。似乎离开又有点不妥。就站在那块蓝色的塑料布旁边，像根朽烂的木桩。他的脚边，红色的碎石和碎砖，衬托着他细瘦的一双腿。裤子皱巴巴的，而且不够长，像城市里流行的九分裤。虽然在形式上有近似，但时尚和丑陋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今天的有些不一样，事情过去很久了，是一桩埋在地下多年的旧案。二十多年的碎尸案。我不知道案子能不能破。我们没有多少信心，大家都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敷衍心态。
　　这栋楼里住的人，不断变换，变换得速度超过其他任何楼房。而且，矿垮了，在矿区的人，很多都星散到全国各地去了。调查和取证，将是一件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头绪的事。
　　很多事，都是很难有结果的。就算有结果，那个结果还不如没有更好。因为，带着事实真相的结果，很难让人感觉舒服。干警察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下来，内心已经有些麻木了。
　　场面是很安静的。我等着他们去忙碌，我此时的职责变成了维护现场秩序。这是个不需维护的现场。我的身后，没有什么骚动，而是悄悄流动着一种淡淡的好奇。
　　太阳逐渐向西斜下去。太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排暗影往前方铺展过去，压着几个忙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