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苦旅之始 （2）

　　十月的阳光是那么灿烂，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他跟“独眼龙”说了一些话后，也闭上了眼睛，想象着将去的地方，会是怎样一个地方？那五凤山是不是真会像传说中那样神秘、诡异和凶险，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敢上去的？甚至连靠近也不敢吗？会不会真的每年都要献一位年轻女子给它当“老婆”？像“河伯娶妻”一样的邪恶？(“河伯娶妻”的故事，曾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传说故事，故事记述了古代牺牲的恶习和西门豹拯救百姓的功绩。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是其中《西门豹治邺》篇中的最精彩部分。他是从课本上读到过的。)也许真像“独眼龙”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或者是，传说中的所谓“五凤取妻”，压根儿不是指发生在近现代的事情，而是从很古时流传下来的，根本无从考查的一个传说。
　　他想着想着，也昏昏欲睡起来。尽管拖拉机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响，并很颠簸，像乘在船上一样。他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时而觉得正乘在从上海开往石城的火车上，由于那时的火车铁轨不像现在这么平整，因此，不住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车厢的隔音条件又差，他躺在铺上听着这烦人的声音，整夜无法入睡，想东想西的，心中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既对陌生的小城和未来的生活充满着一种好奇心；又对从小生活在那里的大上海怀着无限的眷恋，特别是对离开最喜欢着他的外公，令他非常地沮丧，甚至怨恨父母非要带他去这个远离众多表兄表妹的地方。在外公的嘴里，这是一个一般人听也没听到过的既荒僻、又神秘兮兮的地方，还保留着跳傩舞、演傩戏这种古老的习俗。后来他也跟着同学到乡下去看过一回傩戏，看到演出者戴上巨大的各种神、怪的面具，令他既想看下去，又感到十分恐惧。特别是听同学说，这些演出者“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时，更是感到毛骨悚然，以后再也不敢去看了。
　　时而他又觉得自己正处一条在岑湖上常见的机帆船上，向着彼岸驶去。船尾那台烧柴油的发动机，与他们的拖拉机一样声音极大。他跑到了船头上，迎风站着。可当他望着仿佛越来越清晰的五凤山时，又感到了一种痛苦和绝望，尽管老申头已一再向他保证，其妹不会拒绝他的，那天只是出于情境上的为难才说那种话的，其实她心里不会那样想的。可两人出生的家庭背景是那么悬殊——申家兄妹的父亲是部队军官，而自己的父亲已“畏罪自杀”，这种巨大的落差总是他心头之患。
　　他正在悲哀之时，湖面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刚刚还阳光灿烂的天空，顿时变得乌云密布起来，机帆船更是极烈地摇晃起来，像要马上倾覆一般。他已蹲下身来，紧紧抓住着船舷。可一个大浪打来，他还是险些落水。他又见湖水又在船的正前方渐渐涌起，像竖起一道巨大的水墙。他大惊失色，猜想这个有几层楼高的巨浪打过来，他们这条此时显得像一叶扁舟般的船只，非翻覆不可了。正感到危急之时，前面的水墙却分开起来，现出一条大道来，有两个戴着巨大的傩面具的人，押着一个像老申头的人争争吵吵而来，后面跟着一大帮手舞足蹈看热闹的人。
　　他感到非常奇怪起来，明明老申头刚才是与自己在一起的，怎么已成了人家的“俘虏”？老申头是从学校跑到他家里来“搬救兵”的，说有蒙面“敢死队”来砸学校，要他也去保卫学校，还说许多人都去了。但他母亲拖住了老申头问这问那，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还责怪母亲什么都要问的。“你妈是不想要你去参加。”老申头还这样说。而他总是母亲越反对的事，他越要去做。他正在疑惑之际，被押送着的人离他越来越近，他看得更清楚起来，果然是老申头无疑。
　　“你们为什么要抓他？要带他到哪里去？”他冲上前去问道。
　　“你没看到他全身发黄，是一个大‘黄鬼’吗？”一个戴红色面具的人回答他。
　　可他怎么看，也看不出老申头身上有发黄的地方，更不要说全身发黄了。他依稀记得，与同学一块去乡下看傩戏时，是听说有“抓黄鬼”的一种演出。传说中，“黄鬼”代表洪涝、干旱、虫害、温疫等灾异的象征，也是忤逆不孝、恃强凌弱、目无纲纪、无恶不作的邪恶象征。通过捉鬼、打鬼、审鬼、问斩等一系列形式，表演了黄鬼受到应有的惩罚，象征着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扮演“黄鬼”的人，穿一身黄衣服，染一头黄发。有一种说法，“黄鬼”的扮演者，一般活不过三年的。“那还有谁敢演出？”他问过人。人家告诉他，扮演黄鬼是个晦气的角色，一般人给钱再多也不肯扮演的。在解放前，都是从乞丐或生活没落的“大烟鬼”中找人演的。解放后就出大价线，忽悠外乡人来扮演。有的人也不在乎晦气不晦气，感觉就是在演戏。可大部分人演了一次，不肯再演第二次了。
　　“他是我同学，不是‘黄鬼’！”他这时叫道，试图解救老申头。
　　“把他也抓了。”另一个戴黑色面具的人此时叫道。
　　这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帮子人把他摁住了。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他大声地呵斥，“没有王法了吗？敢随便抓人？”
　　“什么王法不王法？你是奸细！”抓他的人中有人高声回答他。
　　“我‘奸细’什么？”他真的不知为什么要称他为奸细？他这时看清抓他的人也戴着巨大的面具，这时又发现他们已在上学的学校大门口了。
　　“你们放开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学校，他仿佛有恃无恐地叫起来。
　　“你们已是俘虏，你们是来自投罗网的。”有人用木棍在他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道。
　　“你打人啊？”他更接受不了了，斥责道，“你们凭什么打人？”他想到那天父亲可能也被这样打过，才使父亲感到屈辱难忍，决定以死抗争的。因此，带着强烈的愤恨道，“我要去告你们这些人！”
　　许多人却笑了，有人又在头颈上重重地打了一下道：“我让你去告，你去向谁告？”还嘲笑地道，“还说‘王法’哩！”
　　“我们不是一起的，你们看，他连袖章也没有，你们放了他吧！”老申头这时替他恳求起来。
　　“他不戴袖章就不是了？做奸细当然不戴袖章！”打过他头颈的那个人道。
　　“那我是带着的。”老申头道，这无异于是在指责人家说话不合逻辑。
　　“不许你说话！”果然此人恼羞成怒地呵斥着老申头，仿佛这是一个胜利者对“俘虏”的傲慢和特权。
　　这时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身背后插着四面三角形的靠旗，显然是一个头目。在场的人都称他为什么将军。“还不把这黄鬼押去阎罗殿受审问斩？”将军一声令下，把挣扎着的老申头押走了。将军没等他开口求情，也骑着马走了。
　　“你们去叫我班上同学来吧！”他记得班上也有同学是参加了这戴面具的组织的。
　　
　　“是你啊！”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来了，也戴着面具，但从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是他的同班同学。
　　“还有老申头，”他马上道，“他被当作‘黄鬼’押走了！可你是知道的，他不是。”
　　“你管好自己吧！”他同学不客气地教训他，“你敢担保老申头不是‘黄鬼’，你担保人也要问罪的！”
　　“孙参谋，把他也送阎王殿去受审吧！”有人建议道。
　　“他不是黄鬼队的。”他同学道，“但他是反革命子女，他父亲刚自绝于人民。让他去打扫‘战场’吧！”
　　刚才看着老申头被人押走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此刻听到又要自己去打扫“战场”，更不满地起来想，开战是你们双方的事，与我半点关系也没有的。“你们凭什么叫我去？”他责问起自己的那个同班同学，“我不想参与你们之间的事，可以不可以？”
　　“你是在装傻吗？”他的同班同学反问他，“我们是胜利者，你不知道吗？”
　　“胜利者可以不讲道理吗？”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期，问出的话让他的这位同学及在场的所谓战友，感到非常可笑。
　　“对你采取革命行动，让你去打扫‘战场’，就是在给你讲道理。”他的同学用在他看来是最不讲道理的霸道态度对他讲了这道理，“让你看看什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流血，要死人的！”
　　“死了人？”他感到震撼，又很吃惊地问，“有……有我们班里……班里的同学吗？”他变得口吃起来。
　　“还正在打扫‘战场’，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位同学又道，“让你去打扫‘战场’，就是让你们这些躲在家里的‘观潮派’，也看看革命斗争残酷性。”
　　他皱了一下眉，他本来有满腔怒火，此刻他怀疑起自己思想起来：我理解的革命思想怎么总与他们的不一样？又错了吗？又落后了吗？
　　
　　当两个他戴着绿色面具的人，押送着他走进了满目疮痍的校园时，仿佛走进了冷兵器时代的一场大战后的战场。在通往教学大楼的路两旁，两排长长的宣传栏东倒西歪着，其中几只带玻璃的宣传窗更是支离破碎的，也没有一块玻璃是完好的。他也看到满地是半干涸的血迹和被丢弃的棍棒。
　　再往前走了几步，他看见教学大楼的门口也有被大火烧过的痕迹。四扇玻璃门的门框，不同程度地被烧焦了，玻璃也碎了一地。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又想不通起来。
　　他正在思索之际，从大门口里有人搬着两具尸体出来。每具尸体分别由四个人拉着手与脚，尸体显得十分沉重，臀部几乎要擦着地皮。
　　想到自己也要去抬死尸，他不仅心里害怕，两条腿也软得有点不听使唤起来。当与抬尸者擦肩而过时，他也忍不住地去看了一眼，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班上的同学？
　　当他看清了其中一具尸体的血肉模糊的脸时，他心里一阵难过，心里念念有词地道着“这又为什么？又为了什么”，身子摇晃了几下，倒了下去，失去了意识。但又很快迷迷糊糊听到了仿佛很轻的声音，像隔着一堵墙似的。有人叫着“他醒了”，也有人骂着“上海佬”，胆子都被狗吃了等等的话。当他完全清醒过来时，发觉那个对他采取“革命行动”的同班同学已把他抱在怀里，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看一看。他想到能这样离开学校也好，忙点头同意了。但他担心老申头的安危，当那位同学扶着他走出校门，向车站走去时，他问了这位同学：“你们抓了老申头，会把他怎么样？他可不是什么‘黄鬼’。”
　　他的这位同摘下了头上面具，对他莫明其妙地一笑道:“你关心你自己吧！我也不知道会把他怎样处理。我想，只要他听话，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他与我一样，都不过是各自组织里的小角色，太为难他也没意思。要他交代核心机密，他也交代不出来的。”
　　“会不会一定要他交代呢？”他担心地问。
　　“这要看碰到谁负责处理了。”他同学像叹了口气道，“要是碰到像我这样的人，算他额角头（高）。”
　　他完全相信这位同学的话，尽管这位同学过去在班上一直默默无闻的，他对之了解甚少，甚至连名字也搞大不清。不知他叫孙关兴，还是另一个与其长得有点相像的同学叫孙关兴？快走到车站时，他大着胆问这个可能叫孙关兴的同学：“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问吧，出了学校都是同学。”言下之意，在学校只能把他当“敌人”“奸细”。
　　“你的名字是叫孙关兴吗？”他终于问道。
　　“你连我名字也不知道！也难怪，你是插班生。我是叫孙关兴。”孙关兴道。
　　“校门口的那几个人，都叫你‘孙参谋’。”他狐疑地道。
　　“他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孙关兴道，“是随便叫叫的。你知道，人家叫老申头什么？人家也叫他‘狗头军师’的。”
　　“这我有点知道。”他道。
　　“他在他们的那个鬼组织里，也是没戏的。”孙关兴道，“他为陈大司令出过主意，但陈大司令是不大听他的。”
　　“陈大司令是谁？”他问，“也是我们班上的吗？”
　　“你连陈大司令也不知道？”孙关兴道，“班上的陈红兵，你现在知道了吗？”
　　他对陈红兵也是很无感的，只是听到老申头提起过陈红兵，但也没有主动打听过什么。现在听了孙关兴这样介绍老申头与陈红兵的关系，有点为老申头感到悲哀。凭老申头过去的学习成绩，又曾经是班里的体育委员，为什么要去讨好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陈红兵过去在班里是很一般性的，没有担承过班上任何职务，学习成绩也是平平的。
　　“老申头从不叫他大司令的，”他道，“我现在刚知道有‘大司令’的叫法。你们的头也叫‘大司令’吗？你们的头，好像还是一个初中生。你们紧跟的这样的‘大司令’，你们都甘心情愿的吗？”
　　“你说的是郑卫东？”孙关兴道，“他是我们学校总部的头，今天不是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吗？在动手方面，这些初中生比我们狠，比我们行。”
　　“我看到了，把人也打死了！不怕公安局会来抓人吗？”他问道。
　　“抓谁啊？”孙关兴道，“双方都动手了，不知是谁把人打死的？”
　　“也不受良心责备吗？”他进一步问道。
　　“良心几个钱一斤？”孙关兴道，“只有你一个人还在讲良心、王法这些东西，这种资产阶级、老封建的东西，你以后也少讲讲，不然对你没有好处。”
　　“我知道了。”他意识到自己又说漏嘴了。当时，“良心”“人道主义”这些都被归为资产阶级范畴的，而无产阶级是只讲阶级性、讲阶级情谊的。他又想了想发问道，“你们与他们不是大方向是一致吗？为什么要你死我活？”
　　“你连这点也不明白？”孙关兴显得很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不敢苟同。”他道，“他们也可以这样说你们的。”
　　“可我们已把他们打败了！”孙关兴道。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有点吞吞吐吐地道，“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孙关兴也警觉地道，“不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写的历史。”
　　他觉得这话有点熟，但他想到“胜利者也不一定永远是胜利者”，因此想说些什么，车站却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