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任职主任（二）

　　1、假期很快结束，初七上班第一天，大家各各拜年，社里领导也到各科室看望，并给每位员工200元红包，一时间整个14楼一片欢腾热闹。或许大家心情愉快，一次在电梯口遇到一位同事，她对我说，节后人事又要变动了，看来出版部非你主持工作不可了，众望所归呀。她的一句戏言或问候，却正点到我的心事了。
　　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矛盾的，做一名副职，当然稳定而且轻松，而且一直做到退休，但也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始终为配角作别人之嫁衣。但若为部门正职或主持工作那就不一样了，部门主任可以参与社内的会议与一些决策议程，可以对内有考核评定之权，对外独立承担权职，最关键的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管理上的想法，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存在的意义当然不一样了，所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大约也就这个意思。然而，作为主任，承担的压力与风险是巨大的，倘若没有过硬的背景支撑，要想稳妥地做好工作，或没有为领导背锅代过的心理准备，或不能圆通委曲求全，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很快，三月份到了，出版部仍由我顶着主任的位置。一次，我正要出门办事，办公室主任突然找到我，说社长找我谈话。于是，我来到社长办公室。社长姓汤，年龄与我差不多，50多岁，从集团公司业务部门调到我所在的出版社的。他微胖，但儒雅平和，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样，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彼此心理舒服，没有隔阂。有时，人与人之间，就这么奇怪，初次见面就定下了好坏印象，如还在一起工作，那便直接影响着今后相处的状况。汤社长让我坐下，说我在集团的几次征文比赛中，均获得头奖，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后转入正题，他说我这一阶段做的不错，顺利完成社里教辅印制工作，其它事项也圆满完成，经过社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出版科由我正式作为部门负责人，担当起全部责任与行使权利来，全面主持工作。待遇仍暂时享受副科待遇，以后再调整。这一决定，似乎在预料之中，但也有些意外。预料之中，是因为我提为副科长后，所做的工作有目共睹，可谓水到渠成；但意外的是，待遇仍是副职，稳定性差。当然，既然是社委会的决定，我只好同意并表态以后一定把工作做好，请领导多批评指教，等等。社长非常满意，说今后还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共同提高社里的双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多努力。
　　
　　2、谈话后，我以出版部主任的角色，正式成为出版部的头儿，参与社里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大都代表本部门，及少部门代表本出版社对外活动。比如，可代表出版社出席一些省局或政府召开的会议。同时也代表本部门参加了每周一次的中层干部会议，将本周来的工作向大家汇报，同时听取其它部门对本部门提出的各项意见。总之，一时事务繁杂起来，方方面面均要考虑到，有时要履行管理之职，有时要做好服务。参加了几次会议后，我感觉到大家对社里绩效考核方式方法不太满意，社长也想依此作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社里的管理水平，急需要重新制定绩效考核方案，等条件成熟后通过施行。
　　于是，社里准备出台一套完整的考核指标，以适应性新的考核要求，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然而，要出台这样一套完整的考核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样类似出版社的考核指标，没有完整的参照体系，只能靠自己制定。社长召开社委会，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专门拟定新的绩效考核体系。小组长由社长和副社长领导，成员由办公室、财务部和出版部三个管理部门组成。我由于经历与文字还可以，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很大一部分工作，特别是起草方案与文字的最后拟定。
　　小组召开了几次会议，专门讨论这方面的事项。但由于这是一项新工作，最关键的还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涉及到各位员工的奖金与福利，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而烦躁。全社员工特别是几个编辑部门，几乎眼睛全盯着这一事项。另外，绩效考核本身非量化的部分，也是最困难的，但若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量化考核，则这个考核体系显然是不完全的，操作性也不强。小组讨论了多次，最后还是由我来设计出一套行政管理部门等非量化考核部分的方案。我经过思考，收集了相关性资料，结合本社情况通过对绩、效、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多层次与级别的（本部门、全员与社领导）打分，并根据相应的权重平衡后，就会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指标来。只要认真地按表上项目打分，则很快在一个通用的软件上迅速地被统计出来。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一套涉及各部门、各方面的绩效考核方案终于出来了。汤社长为了保证方案的充分性，准备征求全社员工意见与建议。这本身出发点其实是好的，但这样一来，便必然产生众口难调，莫衷一是的局面。特别是，有一两个编辑部门，早就想着要推翻方案以按他们自己的设想来制定，而分管编辑的领导对此沉默不语，甚至暗中支持。结果是，征求意见变成了一场闹剧，变成了攻击与惩罚的靶子。汤社长感觉到，再这样下去，非但不能形成最终的考核体系，反而成了社里一个动荡不安的因素。有一次，我对汤社长说，与其这样，不如暂时放一放，让大家冷静地再想想。汤社长无可奈何地说，也只好这样了。但如此一来，一个比较完好的考核方法胎死腹中，这套方案的电子版至今还存于我的电脑中。有时我想，在中国，一些决策不能完全搞民主式的过程，这也许既是人性方面的限制，也是事物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果非要搞一些民主程序，那么必须要有强力的集中才行。否则，宁可不要搞这样的程序，小范围的决定后即行颁布。
　　
　　3、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19年的下半年。国庆节过后，集团突然宣布汤社长仍回集团公司，出版社来了一位从北京调回（集团公司在北京设立的一家出版公司）的新社长。新社长姓汪，面容瘦削，嘴唇歪到右上角，眼小但放着狠光，头脑比嘴快，霸气十足。
　　此时突然宣布，汤社长对此虽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那天，由全员参加、集团领导参加的宣布的大会上，新来的社长，滔滔不绝地做了一番宣言表态，最后汤社长也作临别讲活。汤社长说，这两年来，我对得起出版社，也问心无愧。集团一把手（后来被逮捕）当然也表示欢迎与理解等等。
　　汪社长上任后，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有巴结好事者，早就与汪打得火热。一天，汪社长找我谈话，忽然问道：“你知道某一特种纸的目前价格吗？”“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回答道。他又说：“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心想，特种纸有成千上万个，倘若我也随意问他一个特种纸的价格，他敢说他知道么？
　　其实，新社长是想直接给我一个下马威，只是这种方式令我恶心。同时，社长还说，我目前掌管的部门，问题很多，其它部门反映不好，需要整改。事后，我打听到，一些对我不满的部门，特别是那位报复心很强的女副社长，平时因一个利益没有满足，或在她看来侵害了她的利益时，就会怀恨在心，新旧转换之际时，当然要打击一回的，对我是想当萧何了。其实，新来的社长不光对我不满意，对财务科与办公室也不满意。他说财务科基础数据不准确，历年问题不解决，ERP就是一个“P”等等。
　　财务科长是一位40岁不到的男人，工作上的起步与新社长差不多，他岂能受得了新社长如此羞辱，加之他得了肺癌两年才刚有所恢复，这一气可是要了他的命。一年后，财务科长病情加重，便去逝了。他的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但其背后原因复杂，而使他特别生气的王社长，是否有一定的愧疚与责任呢？办公室主任，是一位老出版人员了，在社里一向受人尊敬，但经过新社长的一顿批评，作为一名女同志更是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于是，她找了人，调到集团公司档案管理室了。一时，出版社里被新社长搞得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大家在私底下都骂新来的社长是“汪蛋”。但让人憋气与屈辱的，还是后面。
　　
　　4、自汤社长走后，社里的绩效考核工作重新被提起。这时，刚好从出版部上调到集团公司的那位女孩，又被集团公司劝回到出版社，做了办公室的主任。于是，汪社长与她私下大约参照了他的原出版社的有关资料，直接拟定方案，并没有结合本社的实际情况，直接公布施行。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案在以后的执行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还闹出已发了年终奖又被退回的可笑剧。当然，另一方面，这一过程，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的民主讨论，有些在汤社长主持工作时的一两个霸道的编辑部门，此时也想霸道一回，但均不敢吱声，只好把憋屈放到肚子里了，这实在是一种讽刺。有时，霸道只有用霸道来治理，而强力集中，却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汤社长温文尔雅，尊重民主，却无法完成事务；汪社长专横霸道，我行我素，却把事情做完，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无论对错。二者很难说谁可行谁不可行，只应在什么条件与情况之下评判了。
　　我虽几次被“汪蛋”找麻烦，但仍坚守在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尽量协调与汪的关系。我与财务科长及办公室主任不同，我虽有糖尿病，但还不至于病重而去，这是一个慢性病，况且我沉浮于几十年的风浪中，早就看秀职场的跳梁小丑，生大气只能是一种变相的自杀。另外，我也不像办公室主任那样，在集团有好的关系，门路多，可离开烦心之地。我只有尽量地适应恶劣的环境，坚守自已的底线。2019年底，二哥在外地羁绊几年已经回家，后在二哥与嫂子的周园下，与王社长的关系稍有缓和，尚能相容一阶段了。然而，“王八蛋”毕竟是一小人，在那位女副社长及其它人的挑拨离间下，在教辅印制上不断地挑毛病，一些不安定因素始终如影随形，似乎随时可以暴雷的。
　　2021年底，教辅印制工作正紧张地进行着。由于一组9个品种的教辅租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书号，印制文件迟迟不下发，因而延迟了印制时间。女副社长（那时她在出版社分管教材营销部门）于是大做文章，以各地拒收产品为由向王汇报，于是“汪蛋”大发雷霆，尽管我一再说明情况并不断地催要文件，但矛盾仍然激化。加之，社里的图书信息历年来均上传不及时，累积因素导致下年书号使用受到影响。这一工作实际上是总编辑办公室应完成的，但他们却用种种原因甩锅到出版部，说出版部未能及时调取样书等，因此“王八蛋”责令出版科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事项。这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因为出版部应该调取的样书早已完成，再调样已经没有对应的书了，这就需要各部门全力完成。于是，我对“汪蛋”说，这项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但他毫不理会，固守已见，实际上想借此打击排除而已。这如同排斥打压原财务科长与原办公室主任的样式如出一辙。但我还是按规定时间里，发动全科室人员从样书库中摸排查找，竟然也找出一部分给了总编办。最后经全社人员共同查找，基本完成此一事项。然而，经过这一矛盾与波折，与“汪蛋”的关系已经恶化，无法挽回了。
　　
　　5、2022年春节过后，我向社长提出调换一个部门的要求，但“汪蛋”只是说那你回到财务科去。几天后，他又返悔不同意我去财务科了，说不好办。我说去办公室也可以，他说这也不好办，但又补充道，到其它部门是可以的，职务待遇不能享受。然如果真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我干脆提出书面辞去部门职务请求，“汪蛋”表面惊讶，模棱两可，实际上可能正中下怀。
　　一个月后，我正式去出版部的职务，仍留在本部门内，专做咨询或顾问，辅助新上的副职。此时，我已59岁，距退休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四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为了平衡各方，我虽然殚精竭虑，内安人员，握发吐哺；外协各厂，旰食宵衣。然忙忙碌碌，时间又很快过去，矛盾也逐渐累积，特别是对一些相关的利益没有顺从好，直接受到特别人的特别“关照”。自然，若你一旦被人“关照”上，那恶运便难逃了。更糟糕的是，与我相惜的汤社长——一位重情重义的学者型领导，莫名其妙地被排齐出局。矛盾继续发酵，加之快到退休年龄，身体沉疴难愈，常常力不从心，于是挂印封金，“一念绝尘去”。舍去之后，感觉从没有过那样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