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梦魇（三）

　　此刻，大炕对面的板铺上,坐着摇头晃脑的西院眯眯眼峁儿佬。他年轻时熏洋烟,败了不少家产,好几幢院子都被他卖得净光,连自家住的两间房子,都是先典赁给人家后再租回来自住。据说有一次他偷捆上家里的羊从围墙上扔出去，准备去换大烟抽,不料被他父亲逮了个正着。他父亲把他捆成个粽子,吊在树上用蘸了水的皮鞭抽打,十人九马都拉不开。这峁儿佬就朝天喊:“王良哥,救救来!王良哥,救救来!”直到喊来了爷爷,才被放下树来。解放后,峁儿佬最自鸣得意的事情,就是幸亏他年轻时熏洋烟败光了家业,吃饭都成了问题，两个女儿就上南山里当了八路军,小儿子也成了“公家人”,要不被划成地主每天扫街道的肯定少不了他。他每次乐滋滋地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儿愧悔的神色,而且还有一种看似得意的味道,似乎这一切的结果都是由于他有先见之明才造成的。人们每逢背后说起他,总是感叹世事实在没法儿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柴箱上盘腿而坐并抽着长烟袋的,是南院的老光棍喜成伯,出了名的毛病人,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碰女人，而且最忌讳在凉着女人衣服的绳索下走路,说那样会走败运。记得二姑有次开玩笑时讥讽他:“不碰女人的东西,果然能成了他娘的气候来也算!”喜成伯不服气的回应道：“什么就叫成了气候？秦始皇的气候大不大？连万里长城都修下了，可他人呢？去了哪儿？”不过，别看喜成伯说话倔倔的，其实是个热心人，爱帮助人。在我的记忆里,我曽经两次跟着奶奶去十五里外她的娘家看望她的姐姐弟弟,都是这个喜成伯拉着平车,车上载着小脚的奶奶和我,还有大大小小堆得前拥后塞的东西包袱。
　　唯有庄儿妈不待见喜成伯，偶尔还会咬牙切齿地骂他一句：“你这个屈死鬼！”喜成伯自知理亏地翻着白眼为自己辩解：“那种要命的时刻——”原来，早年间喜成伯被两个撞进村里的日本兵逮住了，日本兵用刺刀抵着喜成伯的胸膛，逼着他给他们找手表。当时全石桥巷里只有庄儿妈出嫁时陪嫁来一块镀金的手表，于是脊背后面顶着刺刀的喜成伯，就领着日本兵来到庄儿妈的面前，话不成句地说：“快，快！快快，给，给给他们吧！”庄儿妈的手表就被日本兵抢走了。
　　门边的椅子上,还坐着年纪轻轻就死了老婆,光棍一人扶养着三个幼小儿子的北院留根大爷。他是二牛奶奶的小儿子,二牛奶奶也曾是奶奶的知交。二牛奶奶的大儿子留成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常备兵,有一年他戴着大盖帽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个马弁回到家里来,还专程过来看望奶奶,并和奶奶打趣说:“根柱婶婶，他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我这一去就占了西三省,像卷席子一样从西往东卷,把他狗日的日本人卷进东洋大海里去。”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连马革裹尸的机会都没有留下。二牛奶奶为此哭瞎了眼睛,没等到日本投降就去世了。留根大爷自从老婆死后,就常常帮着这家那家干些体力活计,以換取别家的女人们为他三个幼小的儿子做些针线活。但这也是一个很有血性的男人,从来不叫苦,也从来不喊难,顶多苦笑着说上一句:“命么,该是什么命,就得受什么罪。”
　　看看,在这么一个虽然贫困苦难但却热络和睦的大家庭里,包括这些似乎前世就有缘今世像亲人的老邻居们,人们都安祥守分地过着平凡的日子,守护着各自的亲情与快乐。只有我,在看似嘻天哈地的玩乐中,那种魂魄无依的落寞和恐惧,如影随形;一种被人碰碰就想掉泪的危险,挥之不去,时不时地干扰着我的心神；又因为头顶悬着一把“看气着你奶奶”的利剑而无处言说,以至常常独自发怔,也总是因为听不清别人的问话而答非所问。
　　渐渐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奶奶疑虑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我渐渐枯萎渐渐失去笑容的脸上。她有时也会说:“刚去时人家也还喜欢过你,还给你做过新衣服,怎么现在……是你不招人待见?还是……”但她也没有责备我,大概是从我零乱的发辫和脏旧的衣服以及抑郁的眼神中,瞧出了端倪,她便常常无声地叹气,偶尔也会和财奶奶悄悄私语:“看来是,羊毛终归贴不到猪身上。这小孩子么,交到不亲的人的手里可就遭罪了,果然还是应了那句话……”再后来,我每个星期日晚上回到城里后,总能在衣服的口袋里发现奶奶偷偷装上的一角钱。
　　其实,我后来已经感觉到,有些事情是瞒不过我奶奶的眼睛的。也许,她根本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始终是失望而不绝望地怀揣着那点儿可怜的梦想难以放弃。更也许是,她在自欺欺人地充当着一个裱糊匠的角色,徒劳无益地东抹一下西抹一下,小心翼翼地修补着她头顶上这片百孔千疮的“天”,不到万不得已时,实在不想打破这种亲手粉饰下的太平景象。大约,人生在世,谁都有各自不能诉诸于人的一种不得已吧。奶奶这么一个在封建礼教残酷挤怼下艰难度日的经年寡妇,脑海中的忧患意识，也许比常人更为深重更为绵长。
　　说起来,在刚进城的那一两个月当中,我除了感到陌生外并不太孤单,还意外地有了一件村里孩子做梦也梦不到的“棉㺅”,还被爸爸领着去国营饭店吃过两次西红柿杂面“擦圪蚪”。爸爸领着我,认识了他的几个铁杆朋友,如在饭店做饭的炳才大爷,卖猪肉的板脸大爷,蹬三轮车的振邦大叔等,倒很有点儿像是四处显宝似的,并获得了这个一角那个一角的见面钱。还有一次,我居然被打扮起来,眉心点了个大红点,脖子上缠了条粉红色的拉毛围巾,被妈领进了医院里,让一群穿着白衣服的人围着,就听这个说:“呦,宋大夫的闺女都这么大了?”那个说:“这闺女长得还挺漂亮的嘛。”她撇起嘴哂笑着说:“倒是不丑,就是太黑了,整个一个黑面蛋。”不过,这是我十年县城生活中仅有的一次。
　　有哲人说:婚姻是一条船,孩子则是船中的重物,起着压舱石的作用。这两个虽然年过不惑或年近不惑的人,都经历了两次婚姻,却谁都没有生育抚养孩子的经历,根本不知道生育抚养孩子是怎样一件繁琐和负重的事情,以为孩子是地里任意栽种的一棵树木,自然而然就会到了结果收获的那一天。当爸爸的，轻松得跟个小伙子似的,除了早午两顿饭要做之外,下午一下班直接就去了在城隍庙街的工人文化宫里,打扑克牌常常要打到深更半夜才回来，从来不惦记家里还有一个没有晚饭可吃的孩子。当妈的，则轻松得跟个大姑娘似的，两手不沾阳春水，就像家里的一个影子一样,三天五日都见不到一回面;就是偶尔见到了,她对我的存在,也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
　　每天晚上,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黑黢黢的没有人气,鍋灶是冷的,被褥是冷的,只有我自已的身影被忽忽闪动的煤油灯映照着,在房顶和窗纸上跳跃着。外面的虫鸣声,斜风掠过窗纸的沙沙声,格外地清晰凄凉。每每在这种时候,老巢里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景象,会伴着我腮边的泪水,抚慰着孤独恐惧的心灵进入梦乡。有时,一种无名的恐惧伴随着饥饿,不知为什么会突然裹胁全身,浑身肌肉紧绷绷地不敢入睡。辗转反侧之间,我也会以那个年龄的心态,捉摸和思量这一双原本就很生疏隔膜的父母。
　　对于爸爸的印象,我最初是从一张解放前的黑白照片中认识的:中分的平头很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汉奸头,一双豆眼,一个沉重的大鼻子,大笑的嘴里露着一枚金牙;中式黑绸大褂底下垂着一拃长的红裤带。据说,这是那个年代公子少爷们最时髦的装扮。他小时候进过几天私塾,学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会念叼“赵钱孙李,周武郑王”,识字不多,但字倒写得端方周正。他是奶奶的掌中之宝,从小就被周围的人捧着哄着逗着,很是养成了一些老小孩的毛病,十九岁娶上第一房媳妇时,还一本正经地问奶奶:“妈,我真的是俺二牛大娘生下的?!”被奶奶用指头戳住鼻梁骨啐了一口。
　　然而,他除了在婚姻大事上和奶奶拗逆了几十年外,在其它方面还真能算得上是一个孝子,每月四十元工资会交给奶奶十元。在我的记忆中,他那四十元工资挣了一辈子,反正我小时候是那个数,等他退休的时候还是那个数;从六零年起到七七年止,前后十八年不升工资的时期全让他给赶上了。平日里,他只要不犯“二老道”脾气的时候,奶奶吩咐的事儿基本都能照办。有一年腊月二十几了,奶奶很为难地对回来送年货的爸爸说:“鲁小,你财大娘和你庄儿大嫂过不起年,你看你能不能给他们弄些儿白面回来?”爸爸很慷慨地一拍胸脯:“不怕!交给我吧。你们等的就是了。”家里边左等右等,一直等到腊月三十的傍晚天暗下来时,终于等回来了毛头黑脸而且流着汗水的爸爸。他用自行车驮回来一整袋子白面,用刀子从面口袋中间一划,一半交给了财奶奶,一半交给了庄儿妈。对于奶奶收揽偌许多闺女外孙住在家里,他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而且见了几个大一点的曾经在一个锅里搅过饭勺的外甥们,没大没小,非常亲热,用奶奶的话说就是:“笑得像没眼眼珍珠一样”。
　　等我对这个爸爸有了明确印象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了,面容已比照片上苍老了许多,大金牙也不见了;身高仅有一米六吧,滚圆的肚子,眉头上常常拧着个疙瘩,有着秤锤似的鼻子;一双豆眼,有理时瞪着人一眨不眨,理屈时低下头老鼠眼看人;闭不拢的嘴里露着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常会讲一些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的死硬道理,没人听时就瘆着鼻子反复说。他还非常爱钱,爱用手指头攒着唾沫,“呸”、“呸”地数那些脏乱的毛钱,沾上点儿小便宜时会高兴得鼻尖上冒汗。
　　爸爸的几个大外甥,比如大丑哥,比如我姐姐,对他们这个舅舅的评价是很高的。尤其是我姐姐,在听到我关于对她舅舅不好的评价时,认为简直就是污蔑,说我歪曲了他们舅舅的形象;还坚持说,他们的舅舅原本是一个没大没小和他们嘻天哈地地玩耍的人,经常钻进齐人高的高粱地里和他们捉迷藏;还说他们的舅舅其实和奶奶一样,也具有急公好义怜贫惜老等优秀品质。
　　但对于这一点,我不能苟同,因为人是会变化的。
　　也许,他们碰到的,是他最好的年龄段和日子最顺心的时候。那个时期,他吃着老家的喝着老家的,挣下的钱却自已攒起来。而我碰到的,恰恰是他最不好的年龄段和日子最糟糕的时候。农业合作化后老家土地交公断了对他的供养,他还要拿出钱来供养老家。关键是,环境才是最能影响人的因素。他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他十几二十岁,家里给娶的媳妇才十六岁,也是一个贤良温顺的女子。一家人在奶奶的调配下和睦相处,不愁柴米油盐,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公子哥儿一般的生活。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他和他现在的老婆在一起的时候。常年听着那样邪祟的挑拨和敎唆,有几个人会能始终如一的坚守不变?更不用说他这样一个怕老婆的人了。对于他的这个老婆,他们不是同样也没有好的评语吗?大丑哥每每说起跟着舅舅学修自行车时受她的磕打来,恨恨连声。而且他们也承认:他们的舅舅确实是在娶上这个老婆之后,就和老家的人离心离德起来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冬天总戴着一顶毛色乌杂的狗皮帽子,帽耳朵一个朝上一个朝下,油腻的劳动布工作服鼓鼓囊囊,骑一辆没有刮泥板只有红外胎的“铁森茂”日本自行车,常被摩登老婆责骂为“泥猪贱狗”。不过,他也常有神来之举,会在夏天的某个星期日,突然就把头发梳洗的溜光,穿着背上印着红色8字的白色府绸短袖套头衫,驼色的凡尔丁裤子用皮带扎在外面,蹬上黑色的皮带凉鞋,像模像样的走出门去，见了人就主动寒喧，嘴巴笑得像个野鹊子窩一样。
　　至于妈,则像是个不敢碰触的符号一样,存在我的脑子里。当时的广播匣子里,常常播放着一首歌,其中有一段那个年代的人都耳熟能详的歌词:“我家来了个阔嫂嫂,烫的头发带的表,下地她怕鞋沾土,干活儿她怕扭着腰……”奶奶听到后苦笑,说:“这就像说的是俺家的媳妇妇……”印象中,她有着羊羔羔一样的脸型,而且像羊羔羔一样的白净,却没有羊羔羔那般和善的眼眉;但凡开口,眉毛一立,目露戾光。我十一岁进城见到她的时候,她烫着飞机头,戴着金色的坤表,穿着人群中见不到的时新花衣裳,裤中线笔直,半高跟皮鞋的“哒哒”声别具一格。这在当时众多妇女尚没有工作的时期,显得是那样的鹤立鸡群。她也确实与凡人不搭闲话,等闲妇女在她眼中视如无物,行事作风也是自己尊若菩薩视他人犹如粪土。她在县城的这座小医院里干了一辈子,当过妇产科医生,还搞过化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