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2

　　大家都认为离冯程华的死亡日期很近，他已经有一天没一天了，根达也是这样想的。但根达想不到，先死的居然是他。
　　根达去马场给鸡送饲料的路上出了车祸，被突然变向的面包车撞了个人仰马翻，路旁谁家菜地的栅栏被撞得四零八散，其中一根竹子插进了根达的胸口，正好戳断了他心脏上搭的那架桥。
　　菜地的女主人出来看到辛苦搭好的栅栏被破坏成这副光景，以为是哪个小孩捣蛋，破口大骂：又是哪个憋王八干的？找打是不是？
　　当女主人注意到地上流动的血液和被贯穿胸口的根达后，吓得脸色惨白，颤颤巍巍的拨打急救电话。
　　救护车的及时到来对根达生命的流逝无能为力，根达在没有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急救室里死而复生的奇迹没有出现在根达身上，奇迹永远不会出现在他这种小老百姓身上。
　　
　　根达死后，鸡并没有因为他没送来饲料饿死，马场也迎来了重新开业。
　　在此之前，鸡没有因为根达按时送来饲料对他说句谢谢。鸡不知道，根达是为它们而死。
　　而马场养了大量的鸡却之所以叫马场，是因为这是一处景点，游客听闻有一匹马便前来参观，但不会专程来观鸡。
　　马场一方面通过景点效应赚取收入，另一方面，马场老板以每年每亩两千元的价格收买了附近村民的地，用来植树造林。等长成参天大树的那天，就是他卖个好价钱的开始。
　　植树造林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于是附近村子里的留守老人便都有了去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老人们的思想也因此发生改变，从原本只会为儿女添负担、混吃等死的大爷大娘变成了辛勤致富的园林小工。
　　老板以男女分割工资，男人干的活比女人稍重，一天九十块钱。女人干灌溉锄草之类的轻活，一天五十块钱。
　　在我看来，这样的价钱完全不足以让我为此辛劳，我对其嗤之以鼻。但四面村子，人们抢着干活。
　　
　　自从招人干活开始，南头那个经常来我家串门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婆婆来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她偶尔来找我奶奶，给我奶奶送点儿菜，坐一会儿便开开心心的上工去了。
　　每当此时，此文的作者，我总会由衷的替她感到悲哀，也是替我悲哀。我经常感慨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人一天就能挣她这样的人一辈子才能挣到的钱，那些人还野心勃勃，而她却因为一天五十元工钱感到无比喜悦，生活也有了盼头。如果她的认知里不是一个月一万块钱工资就算超级多的话，如果我告诉她很多无能的戏子拍个广告就够她从唐朝开始干活了，她会不会因为和别人不可逾越的差异感到悲伤？
　　我也确实告诉过她，她不相信，她让我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牢记于心。
　　
　　后来园林老板开始招人种菜，打算同时开展菜蔬批发生意。于是从那年起，村民再也没有买过菜，还给娘家各个亲戚送菜，甚至有些人闲暇时间推着车子去外地卖菜。进货源正是老板家的菜地。
　　那年我们小孩也看到了商机，不仅大人们在偷菜，我们小孩也偷，带到集会上卖。大人把他们美其名曰为“拿菜”，但没有人为我们正名，所以只有我们小孩才是真正的小偷。
　　虽然我们是小孩，虽然我们的菜没有成本，但是我明白不能比市场价低的离谱，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各个领域都有地头蛇。
　　正是因为这份早熟的忧虑，使我们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来往的顾客见我们价钱只比别人略低一点，可摊主却是三个不靠谱的小毛孩，不禁怀疑起菜的质量问题。他们问菜从哪批发的，我们心知肚明当然不能告诉他们从地里偷的，但一时想不出任何一个批发市场的名称，不由自主的支支吾吾。
　　顾客见状，基本百分百确定菜不干净，于是转身离开。他们想的不干净不是来源的不干净，而是形容质量有问题。
　　或许那年，我们把价钱调到特别低，低到任何顾客一听都要留步买几颗的地步。薄利多销，也该赚的满盆钵体吧。反正地里的货多得是。
　　如果真那样做了，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指不定动了地头蛇的蛋糕，会遭人毒打一顿。这些事谁说得准呢。
　　
　　种种原因，马场由于资金周转不利导致歇业。关门大吉的最根本因素，是村民。马场后期连承诺村民每亩地每年的两千块钱都一拖再拖，村民实在忍无可忍，将马场的大门用电焊焊死。老板不懂电焊，在这穷乡僻壤，一时也调不到懂电焊的技师，门便一直没被打开。后来老板找了一个会电焊的伙计来打开了门，第二天，村民中的电焊工又将门焊死。这次任凭老板的伙计怎么研究都束手无策。
　　天底下没有比以电焊为生的村民更懂电焊的人了。
　　这个伟大的电焊工毫不谦逊：我玩电焊四十七年了，我家炸麻花都是我用焊条炸的，普天之下压根没有比我更会电焊的人。
　　他说着说着突然哀伤起来：可是电焊玩这么好顶个屁用，我依旧一无所有。
　　
　　老板这次不知从哪儿拉来投资，不仅还清了欠村民的债务，同时宣告马场重新开业。四周村民闻讯很是高兴，他们又将从只会为儿女添负担、混吃等死的大爷大娘变成辛勤致富的园林小工。村民重新变回了园丁，村民也知道园丁还用来形容教育工作者。老板的归来，让他们又一次开始和教师在园丁这个词上争宠。
　　不开心的只有根达一家，根达的妻子难以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整日以泪掩面。
　　执笔此文的作者，我那年还只是一个不懂爱恨煎熬的黄毛小子。黄毛小子这个词古人造得极好，用来形容我最为贴切，我当时的确是一个染着黄毛的小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根达妻子总念叨她难过的要死却不随根达一块离去，不如一死百了，何必整日哭哭啼啼。我那时连她的死法都替她构思好了，想壮烈一点，就抹脖子，想温婉一点，那就割腕，怕疼，那就喝药……
　　十五年后，我终日忙碌在大学城校门口看着学生跑过来找我买炸串，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悲哀的生活我一直在继续？那时我才大抵明白了根达妻子。
　　
　　根达的葬礼定在月底，来客不多不少。夜色傍晚，突然走进来三张陌生面孔。根达死后，根达妻子成为家里名副其实的掌柜。妻子见状，起身询问来人。
　　站在最前边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他自称台湾人，操着一口油嘴滑舌的普通话说美国人靠不住，台湾马上要解放了，他提前过来了解大陆。
　　男人问根达妻子有没有吃的，能不能施舍他们一点。
　　根达妻子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三个人，真不愧常年接受美国人的洗脑，做事的鲁莽程度简直比美国人还要鲁莽。根达家今晚分明是灵堂，外面那么大的“奠”字，按理说，识时务的人是不会今晚到根达家要饭的。
　　根达妻子劝慰自己：算了，要怪只怪蔡英文亲近美国人，招引来了糟粕文化，让我们的台湾同胞跟着倒霉。
　　我在十五年后的烤串生涯里逐渐顿悟，越是位卑的人，心中越感激政府。烤串的三十年里，我已经不像大学那样意气风发，我已经对未来没有了幻想，我彻底将自己的身份定格成了一位底层人民。我只要能把今晚的串烤好，让顾客满意付钱，就行了。我不再需要有太大的追求，政府偶尔兴致勃发给点福利，我会夸他们一辈子的好。
　　
　　冯程华的病情又加重了，严重到已经无法下地走路。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天，他到死也没有去长安的医院，就连县城的小医院也懒得去了。他彻底放弃自己了。
　　奶奶说冯程华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最后到了了，想着给家里省一笔钱。
　　木喜不认同。冯程华那种苟且偷生的人哪是想给家里省钱，他是真没钱。倘若冯玉华能给点儿，冯军华能再多给点儿，十里八亲到处凑凑，但凡筹个两万块钱，他就去长安把病治了。
　　木喜说“筹个”和“两万”之间稍有停顿，我满怀期待的想听木喜说筹多少钱，我以为会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结果竟然是小小的两万块钱。
　　冯程华被两万块钱打败了？
　　我想给冯程华掏这笔钱，可我只是一个在读大学生，拿不出两万块钱。但是我总感觉，两万是特别渺小的一笔钱。在我奢靡的思想里，我对外吹牛的起步价，已经是这个数目的十倍。
　　很庆幸我没有将这种思想带入现实，我很会装模做样，见什么人做什么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尤其在糊弄长辈这方面，我很在行。我的一切行为都表现出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事实上，村民也的确是这样夸我的。
　　只有爷爷奶奶，即使我表现的再好，他们还是劝我不要铺张。我很费解，为什么我的伪装不能瞒过他们的老花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