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锲而不舍的追问

　　9月13日，星期一。从省城上访回来又有一段时间了，上访批文也于当天下午送到区信访局，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应该去区政府讨个说法。我和新生商量了一下，并电话联系学明，学明声称有事，于是我和新生去了一趟。
　　我们上三楼找刘宁波副区长，办公室的门紧锁着，他还没来上班。我打电话问他既然派人把我们接回来，对我上访诉求的事现在有什么安排，刘宁波却说：“是我派人接你们回来了吗？我在外面学习，出去有一个礼拜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真不愧为政客啊，只一句话竟然就把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但我只能就着他的说法请他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我们的事情。
　　刘宁波问：“你在哪里？”
　　“我就在你办公室外面。”
　　“哦，这样吧，你去找管区长，他也是一样的，也是区长嘛，你和他详细谈一谈，好吧？他在北楼六楼。我告诉他一声，你们去找他吧。”
　　我和新生去北楼六楼，经人指点，敲开一间办公室的房门，果然是管副区长在里面。打过招呼后我说明了今天的来意，管副区长让座，我们便坐下细谈。我把有关问题逐一和管区长谈了一遍，他以推心置腹的姿态说：“我们也想帮老百姓一把，但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哪个条件成熟了就先解决哪一个，不能靠着屁股打马桶呀！另外，我也有难处的，你想一想，能够搞下几个亿的工程的人怎么会没有硬后台呢？有些话我不好和你们讲。电站的老板只要搞定几个主要人物就可以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他是没看在眼里的。只要大人物开了口我们只得照办，所以我们也有难处。另外，他那个赔偿标准你说不合理，但它是省政府批准的，我们要推翻它首先得推翻省政府的批文。这个就比较难了。”
　　循着管副区长的描述，我仿佛看见青幽幽的月光下隐约延伸着一条坚挺的关系利益的链条，这个链条架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有的贪腐最终要老百姓买单。当现代资本和权势结合以后，老百姓只有被宰割的命运了。
　　管副区长接着说：“但是，只要你理由十分充分，我们还是能为你们争取的。因为湘桂复线湘江大桥建设，十月份河道会降水，那时将你们的水能泵工程和遗漏项目一起实测，予以赔偿。”
　　当最后谈到后期扶持款被村干部挪用私吞的情况。管副区长说：“这个我告诉你两点：第一，款子必须以组为单位划拨。第二，搞项目必须各组申报，谁受益谁出钱，但是如果是村里公共的建设，大家受益的，你们也要分担应该承担的部分。”
　　我说：“如果有公共事业建设，我们不会耍赖的，现实的情况是我们那儿没有公共建设。比如村干部申报的项目是修路，我们村各组之间比较散分，根本不存在共同的道路。而且，十余年了，村务从来没有公开，每年上面来些救灾抚贫款大部分被村干部吃掉，他们就像大鲶鱼一样贪心极足，随意贪污挥霍惯了，因此，上面不敢乱动的后扶款，他们竟然也敢侵吞。”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赶快去查他的帐，不然，时间一长，他不干了，你杀了他无血，煮了他无汤。”
　　“那么请管区长写个条子给我们吧，我们好回去要求镇政府马上查他的帐。群众都知道，镇政府干部有些护着他，我们就怕他们丢开政策规定，胡乱把帐做平了应付老百姓。”
　　“你们得先查，查出问题来我们才能表态，要不，他把钱补上了呢？岂不是说你冤枉人家？人家不会说我太没水平了吗？”
　　“那好吧，你把电话号码给我吧，到时候如果他们乱来我就向你汇报，你给指导指导。”
　　管区长给了我电话号码。这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他，原来是丛木塘的人来了，一同而来的还有他们的村干部。重新会面，大家嘻笑一番。我说：“既然没地方坐了，我们让座位吧——我们走了。”
　　管副区长立刻说：“别走！别走！你们两个村组的都来了，难得一个机会，我们也好找个理由沾你们的光吃一餐嘛！”
　　管副区长的幽默让大家会心一笑，我们就坐下了。大家继续聊征地赔偿及两组之间有牵扯的修建行人桥的事。
　　渐渐晌午了，管区长请大家去吃饭。我们起身出门乘电梯下楼。楼后大门外早已有小车等候，大家上车朝预订的饭店而去。
　　饭店就在区政府侧面不远处。菜肴颇丰。一同吃饭的还有区信访局和区移民局的四名官员。席间自然免不了喝酒的俗套，我是不会饮的，也不懂酒场规矩，一上来就喝，当然没忘记先敬管副区长一杯，以为这样就可以免除后来的逼酒之苦了。结果尽管苦苦表明不会喝，还是被逼不过破了禁忌，多喝了几杯。
　　管副区长善饮，话题自然回到了喝酒上来。据说他在高溪市镇当了五年镇委书记，把整个镇里领导干部的喝酒水平提到了超量的高度，以至于高溪市镇政府喝酒厉害在永州出了名气。
　　大家表示惊讶，管副区长说：“不是我们那儿的人天生会饮，是被逼出来的。”
　　“这话怎讲啊？”大伙不解地问。
　　“我们高溪市镇是个穷地方，为了减少财政开资，只有把上面来的领导喝怕了才不敢在我们这儿吃饭。我们这个方法还真管用，喝了几次猛的，把上面的人喝怕了，再不敢在我们这儿喝酒，只是把黄阳司镇政府害苦了。上面的人来了，怕在我们这里吃饭，赶紧把事办好。我说‘在这里吃中饭了。’领导说‘不了，我们到黄阳司去吃！’”
　　酒桌上笑声朗朗，原来喝酒还有这么深的学问啊！
　　下午，我给潭镇长打了一个电话，要求镇里主持清查车站村的财务，追查我组后期扶持款的下落。我说了刘区长和管区长的态度，希望镇政府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潭镇长迫于无奈，只好说他去催一下，并要我们到镇纪委去反映一下。通话结束，我知道潭镇长一定会马上打电话给满宝。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会立刻活动起来。
　　次日清晨，我打电话给祚军，让他带几个人到镇政府纪委去反映情况。祚军依言去了，镇政府表面上答应，但之后就如石沉大海一般再没声讯。
　　10月11日，我召集新生，学明、学武，再次找到区政府。这段时间，主管领导刘宁波脑溢血突然病故，我们只好直接去找管文明。我责问他为什么答应逐步解决的事久拖不办；同时要求他给黄阳司镇打个电话，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尽快把村干部侵吞的后期扶持款追回来。在此同时，我已经让祚军带领村里的老弱残兵去镇政府了，两边同时行动。
　　不久祚军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镇政府，要求我请管副区长给黄阳司镇镇长周芳武打个电话催促一下。我已经对管文明提出这个请求，他说唐祥义已经到了黄阳司，先和他说说。我说：“镇里是在你们区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你给他打个电话又有什么关系呢？”管文明不得已，只好给周芳武打了一个电话。我责问区政府的行政效率为什么这样低，几乎每件事都要拖延许久不得解决。管文明承认确实是这样，现在的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是不高，并解释说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现在主管领导刘宁波副区长突然去世，许多工作断了头绪，得重新衍接……为了表明他的工作是积极负责的，也因为他在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接了电站老总的一个电话，老总约他次日下午去讨论有关征地遗漏事项，他决定次日上午同我们一起去荷叶塘组实地察看，逐一核实。这样的答复，我们不得不满意的，尽管类似的美满的答复我们已经得到过无数次，就是没解决问题，但还是再相信管副区长一次吧！
　　
　　10月12日早晨8点半，我和新生准时赶到区政府移民局门口，不久，管区长和唐祥义来了，司机也把车开了过来，我们一行上车向黄阳司赶去。
　　到八亩丘涵洞时，我让车停下来，和管区长说了涵洞路段改造的可行性方案，又遥指南涧石桥给管区长看。到了村里，会合区移民局新来的张龙局长及黄阳司镇有关领导，到村中打井的选址看了看，再到村后看了被淹水能泵、柳树、竹林，渠道、桥梁等，重新回到祚军的家里，重点讨论后期扶持款的问题。
　　我责问黄阳司镇政府久拖不决，不安排村里清查后期扶持款的事。新来的张龙局长抢出来说：“关于后期扶持款，区政府有一个政策的，因为我们这次的库区移民与后扶指标不一致，不能落实到人，必须搞项目扶持。搞项目扶持是以村为单位的，因此，车站村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口口声声强调区政府的政策，我怒斥：“区政府比中央还大吗？只要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同样是错误的！面对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用虚假报告骗取后期扶持款肆意挥霍的行为，做为移民局局长，你不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歪曲政策为贪官辩护，真不知你居心何在！”
　　镇政府干事刘如国提出一个非常巧妙的足以掩盖村干部罪恶的折中方案：这三年挪用了你们的，以后再把他们组的挪给你们搞项目就可以了。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挪用我组后扶资金的组根本就没有后扶指标。
　　
　　晚上归来，我上网进一步查找有关后期扶持款的政策法规，终于找到了详细细的法律依据，对于张龙局长的教条主义工作作风感到非常气愤。
　　13日早晨起来，我准备找到张龙局长和他辩论一番，但我知道不能去他的衙门找他，以他居官的傲慢肯定不会待见让你尴尬着，只有让市里的人把他叫到市信访局来，他才会收敛架子说话。我打电话给新生和学明，约他们一起到市信访局去。
　　我们照例到市信访局登记，找到一间办公室，接访的又是那个说普通话的北方胖子。他一听是有关浯溪电站库区的事，就像摸着了烫手的开水壶：“现在水淹区的案子我们不受理了。市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以副市长当组长承头搞这个事的，你们找他去！”说着把我们的诉求书丢到一边。
　　胖子生硬的态度让我们面面相觑。学明说：“我们去市委！”大家一起出门向市委走去。到了临街的大门口。两个保安挡住去路，问我们干什么的，并要求亮出身份证。我说：“身份证就没有带了，在家门口，谁带身份证呢？我们是浯溪电站水淹区的移民代表，到这里上访多次了。”
　　保安说：“上访去信访局啊！”
　　我说：“刚才我们去了信访局，是信访局的干部叫我们到这里来的。我们也不为难你，登记一下吧。”
　　坐在桌前的保安默许了，守在门口的小个子似乎还有些尴尬，我说：“老弟，我们都是底层的兄弟，你的工作我也能理解，但我们找领导反映问题是不会错的。我们按规定登记，不使你为难就可以了。”
　　小个子听我这样说就不言语了。坐在桌前的保安说：“是啊，现在反映一点问题好难！我家就在城郊，也是被征地农民，我们那儿的村干部把征地款都吃了，村里有些人不服气，和他们闹，他们竟然喊黑社会的人来威吓。村里人不团结，斗不过村干部，只好任他们胡作非为。”
　　我一边登记一边搭话：“我们村里的人团结得很，大家说了，就是把征地款拿来告状，也要把这场官司打下来！”
　　保安便很羡慕地望着我。登记罢，我们三人进入市委大院。办公大楼门前，我们和门口的保安说了情况，如预料的一样，不许进去。我们于是大着嗓子和他们理论。保安说：“兄弟，你上访是为了吃饭，我站在这里也是为了吃饭，你要我理解你，你也要理解我啊！”吵吵闹闹中，一个小个子女干部走拢来，她听了情况便要我们去信访局。我们愤怒地说刚从信访局过来，要去找王天锡书记。女干部就急了，头摇得像拨浪鼓。
　　我责问她：“你守在这里干什么的？”
　　她说：“我守在这里吃饭的。”
　　我说：“可是我们没有饭吃了，我们要去找书记！”
　　她见我们难对付，就说：“把材料给我看看。”说着从学明手中拿了材料去看。
　　我说：“给她看什么？她说她在这里吃饭的！”
　　门口挺立的一男一女两个保安吃吃笑起来。女干部默默看完报告，就掏手机打电话，不久出来一个男的，看来权力大要一些，他看了报告也打电话，之后就来了信访局姓唐的女副局长。她安慰着同我们重回信访局，那里已经有人等着我们了。根据我们的意思，唐副局长把管区长和张局长叫了过来——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同时到来的还有市移民局的一个专门管后扶工作的唐科长。
　　管、张两人一进来，见了我们有些惊诧，立刻显出不快的神色。张龙说：“我以为是谁呢，又是你们啊！你们也太对不起弟兄们了！昨天那样和你说清楚了，今天又到这里来闹。”学明便和他吼起来，张寸步不让。过了一阵，两人都克制着不再争吵，于是接访会议按程序再次开始。
　　我根据政策和张龙力争，坚持张龙说的后扶款要由村里统一搞项目是错误的。唐科长插入说：“这个没有错，你们那是淹地不淹房的，不能发现金，只能搞项目扶持，但是项目要由组里申报，资金不能用到没有指标的村组。至于你们反映的问题，现在村里的帐还没有算出来，怎么好肯定呢？”
　　管副区长接过话头说还是要等查帐结束再说。
　　唐科长接着祥细介绍了后扶指标的计算方法：按被淹田亩数除以征地前人均田亩数得出扶持指标。他肯定了荷叶塘组118个指标是符合政策规定的。经过进一步的争论，管副区长重申村里统筹调配的说法，这个说法和他以前给我的明确答复有了质的区别，并肯定了保持每个小组应有的资金总量不变这个前提。至此，争论无法进一步展开，散会。
　　就在这天下午，祚军突然来电话，要我明天回乡参加村级财务清算工作。我的眼前蓦然一亮，仿佛浓厚的乌云中透出一抹艳丽的霞光，让人看到了点点希望。然而，这一丝希望来得多么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