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村务清查

　　　　　　　　　　
　　10月13日下午，祚军电话通知我明天回村里去算账，每个组两个代表，我们组由他和我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镇政府抵不住压力，终于答应我的要求了。我知道我必须从背后走向前台，与村里那帮混蛋正面接触。一种初步胜利的快感和挑战邪恶的勇毅同时激荡着我的胸怀。
　　晚上，祚军再次来电话，说明天的村会要下午才能举行，要我中午回乡去，并在他家吃中饭。我说吃中饭就不必了，我吃过中饭就回来。祚军说也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想反正这是坛子里的乌龟跑不脱的，没有深究为什么要改为下午开会。
　　14日下午，我准备好资料，骑摩托车回黄阳司去。天空布满了乌云，渐渐阴晦了，于是我带了雨衣前行。过了高溪市境内，祚军来电话催问。不久，满宝也来电话问候，我告诉他马上就到。满宝热情地说到了罗科塘直接上小路到他家里来。
　　十多分钟后，我终于到了满宝家门前。近门细看，堂屋里正聚集了一些人在打牌。满宝和潭镇长以及另一个不认识的镇干部正在院子里聊着。我停下车，拿了资料袋走向门口，笑对院落里这几个人打招呼：“领导们好！”
　　满宝显得很热情的样子：“你来了？”看到我手中的袋子，诧异道：“那是什么？”我说：“来的时候下了雨，这是装雨衣的袋子。”
　　潭镇长见我走得从容，笑道：“你摆那么摆，干什么事啊，大老板！”并伸出手来戏谑地和我一握。这个动作表露的是一种半是欣赏半是头疼的复杂心情。我以同样的戏谑掩饰到这儿来的行为隐含的严肃意义，我和他握了手，笑道：“什么大老板哦，在外面讨米，没有领导您舒服啊！”
　　老支书金元站在台阶上接话，算是和我打招呼：“讨米也有各种各样的讨法，只要是轻松弄得饭吃的就是好样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父亲任车站大队支书，金元任副支书，后来他接任村支书。他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搭档，因此我叫他老支书，并叫他老叔，热情地和他握了手；同时见了老村长学定、老秘书宋北生、老党员宋祚义等，我一一向他们点头示意。
　　大家进了屋，我找一张桌前方凳坐了，正好坐在老支书金元身边。过了一会，满宝叫打牌的收场，宣布开会。他要君华先把村里这几年来的开支向大家报一下。君华从文件袋里拿出材料开始宣读：“这三年来村里的各项开支是这样的：报刊费四千七百元、村里零星开支XX元、招待费一万八千XX元、合作医疗费XX万元、修路XX万元（具体数目当时未祥细记下来）。数目骇人听闻，不用查帐目也能知道帐面已经作平了。
　　老村长学定一听就急了：“报刊费哪里要得那么多？”
君华立刻反击：“谁当村干部不订报刊？你们当村干部的时候没有订报刊吗？”
　　有人说算了算了，说别的吧。这个问题就搁了下来。满宝接下来说：“我来把这几年村里修路的数目报一下。”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说——这也许才是此次会议的核心问题。
　　满宝说了好几个工程，其中说到镇中心这条马路，大家反对起来。满宝又报了通往新街的那条路用了多少钱，有人反对。
他答非所问：“那条路又加宽了一米啊。”
反对者说：“加不加关你什么事？那条路又不是我们村里的！”
　　争论没有结果，群众普遍对满宝把他门前这段路报成村里的项目有意见。这条路基本上是一条城镇道路，做村道处理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这个工程除了方便满宝自己和另外几户外地人及两个企业和镇中学外，和本村任何组都没有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工程又是在后期扶持款拨付之前动工的，怎么可以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呢？并且一报就是十多万元。大家纷纷走出门外，到马路上去看，满宝和镇领导也一起出去了。大家在门外站着议论了一番，不久又被满宝以某个理由哄了回来。
　　大家重新落座，满宝马上搬出潭镇长压阵：“现在请潭镇长做一下总结吧。”
　　潭镇长指着坐在我们同一张桌边的那个干部说：“先请唐主任说说吧。”于是唐主任官僚起来，说了过场白，又说一堆没用的废话。等他一结束，我说：“后期扶持款的用法是有政策规定的，你们报的这些项目经过了哪些程序？这三年的后期扶持款你们是怎样决定使用的？”
　　君华拿出一份资料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事情是这样的：07年我们专门开了一个组长党员会，讨论这笔款子的用法。会议一致通过，这笔款子七个组平均分配，每个组每年可分得两万五千元指标。
　　我表示反对，但会场支持的声音不大。君华就说：“这五个队都准了，你不准也没有用，这是党员组长会上通过的，谁也悔改不了！”
　　我说：“后期扶持款如何拨付使用，国家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严禁截留挪用，就算搞项目扶持，也要由有移民资金的移民组自己申报到村，再到镇再到区。你现在的做法改变了项目申报的程序，又把资金挪用到没有后扶指标的组，这两样都不符合国家政策，我不认可！”
　　君华说：“别的五个组都同意了，你冬林不认可？那只是你个人的意见，你也可以去告，但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拍着桌子说：“我代表荷叶塘全组一百五十八个人！坚决要求追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二十一万余元！”
　　这期间，会场又有杂音：“前三年的已经用掉了就算了！讲以后的吧。”
　　我一看那人是满宝组的，便不客气地说：“把我们的资金挪用到你们组了，你当然算了！你们有什么钱？只淹没了十五亩地，连指标都没分到，有个大鸡巴！”
　　满宝说：“我们修门口这条马路是多用了一点，但我们可以向峦山岭组借嘛！把我们组以后的钱用到他们那儿不是一样的？这件事就这样决定吧，现在请我们潭镇长做个总结。”
　　“大家安静一下！听领导说！”君华吼道。场面安静下来。
　　潭镇长坐在大门一侧的方凳上开始发言：“刚才同志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两位村干部也做了工作汇报。我现在总结一下。总的来说，同志们的发言各有各的道理，冬林说的也有部分道理。这个后期扶持款的用法应该是这样的：村里可以统筹使用，但必须用在有移民资金的村组。刚才村支书说了，他们组可能多用了一些，他也提出来了，把他们组以后的资金还给别的组搞建设，这个办法也是可行的；另外，君华提出的这个后扶款的用法问题，你们组开了党员组长会，成形了一个决议，那么这个决议也是有效力的。”
　　潭镇长又重复了一些刚才说过的一些话。在他说话期间，我已经把资料从袋里拿了出来，在桌上展开，只等发言。看看他要结束了，我举起手来：“潭镇长说完了吧？我想就你的总结做三个方面的答辩。”
　　一个声音从一边响起：“让镇长说完再插嘴！”我侧头一看，是那个胖胖的司智塘的代表。在这次会上，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他总是打断我，这样的喝禁在君华发言时也对我吼过一次。我忽然悟到建立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的重要。要不自己人乱了阵脚了。他说的虽然不无道理，起码从尊重人这方面来说如此，但在历次上访的过程中我得出一个经验，你如果这样循规蹈矩的话，对方就会视你为空气，很巧妙地删节你讲话的权力，草草结束会议，你只有冒着被指责的风险在恰当的时候说出你要表达的意思才最重要。这种角逐就如战场，取胜是唯一的原则和终极目标，规矩可以用来压制敌人，但不能束缚自己。
　　我侧目看了胖子一眼，没有理他，坚持说：“首先，第一点，镇长说他们做出的决议是有效力的，那好，现在请村干部把那个决议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短暂的沉默。君华举起那份用欺骗手段让各组签许的修路合同说：“没有决议，这就是决议！”
　　我说：“那算什么决议？既然是决议，一定要有文字根据，否则谁认可呢？莫说你拿不出决议，就算你有，违反政策法规，采用欺骗的手段哄着群众签许的决议也是没有效力的！”
　　君华和满宝群起而攻：“五个组都准了，你不准？真是怪事？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这事就这样决定了，谁也改变不了！”
　　我愤然而起，吼道：“不按法律程序办就是不行，我们荷叶塘不认可！”
　　君华的父亲宋北生见儿子抵挡不住，站出来说：“我们也淹了几十亩地，为什么没有后扶指标？这样吧，明朝我们也去市里区里闹，如果我们的指标能补上，你们的钱我们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们；如果补不上，前三年的就对不起了，用掉了就用掉了。”
　　群众也嗡嗡起来，是对满宝和君华不满的，但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满宝说：“我向峦山岭组借还不行吗？以后还给他们就是了。”
　　一些群众说：“你以后还有个大鸡巴，永远没得了，你们组只淹了那么一点地（十五亩），能得多少钱？”
　　我继续说：“我们组二十一万块钱在你们手里，最需要修的一条路却不给我们修，就是那样砌了少量护坡就搞去我们四万二千块钱！说好了路面铺沙子的也没铺，以至于那样难走。现在都两年了，组织验收了吗？”
　　君华说：“不是四万二，已经超支了，六万五。”
　　满宝说：“哪里是我们搞的？你们和人家民工队签了合同的！是六万五，我已经付款了。”
　　我愤然说：“说是你们搞的你就说是民工搞的；你不经过我们同意，不组织验收就代我们付了款了，谁给你的权力？你说六万五，怎么不说成六十五万？谁认可呢？就那样胡乱砌了一下，偷工减料的，花了一万块钱么？钱你放肆地吞，事却不给我们干，至今不给硬化路面！”
　　满宝说：“你们那条路硬化不行能怪我们吗？铁路上不允许，我们有什么办法？这事还怪你爸爸呢！他当那么多年支书，看着铁路上把电缆埋在马路下面也不吱声，还怪我们啦？”
　　君华接腔：“为了你们这条马路，我们陪铁路上的人吃了好多饭呢，花了好多招待费也没搞成。”
　　有人打岔：“请人吃喝，组里去人了吗？如果组里没有去人，我们不认可的哦！”
　　满宝依然喋喋不休。我大声说：“那电缆线是哪一年埋的？我老子十多年前就没当支书的了，那时不是你在当支书吗？我老子零四年就去世了，你还在这里扯他讲什么？！他一生光明磊落，有什么可以给你讲的？！”
　　有人打圆场说：“算了，算了。”
　　于是满宝噤声。
　　看看争不出一个所以然，有人拍拍屁股站了起来，我也收拾起材料踱出门外。人群犹嗡嗡议论着，找不到恰当的措辞反驳村干部的谬论。我忽然明白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只有让群众掌握有关法规政策，让大家明白是非的依据和准绳，才能据理力争。当年的共产党不就是这样干的吗？没想到今天我也想到了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共产党中的败类。
　　我把材料再次拿出来，但没做充分的准备，只有手写的一些法规摘抄是我自己用来答辩的，字迹了草，不适示人。但那份村干部领款上报的假报告可以给群众看的，我拣出来对群众说：“就凭这样一份虚假的报告竟然骗了五十多万出来！”身边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要看，我给了他。他看了看，立刻神情严肃起来，交给那个胖子看，胖子一看就叫起来：“什么？宋祚来？我什么时候签过名的？”
　　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人围观，堂屋里一时冷场。大家站在门口议论纷纷。小伙子也对我刮目相看了，说：“你还有哪些资料，明朝复印一份给我吧！”又要我的电话号码，我问了他的姓名。他叫唐建民，算是认识了一个朋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文件在众人手里传了一遍。宋祚来，那个对我吼了两次的胖子恭敬地把材料交还给我：“东林，你保管好，这是重要的证据！”
　　满宝从里屋拿出两条烟来，连声叫大家进屋里坐。
大家进屋后他说：“现在已经到五点多了，算账算不成了，散会吧，等割了晚稻大家继续算。今天开会发多少工资？大家说吧。五十？一百？大家说了算。本来打算吃饭的，有些同志还有一些事，饭就不吃了，每人发一包烟算了。”说着把烟交给君华分发。这时我进堂屋去躺在后面的躺椅上。君华撕开烟盒，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还是选择第一个从我开始发放香烟。我坦然地面对着他，就那么躺着接了香烟。目光对视的一瞬，彼此心里都明白我们目前已经成为斗争的对象。
　　智者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做人不要锋芒毕露。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现在已经和邪恶叫板，除了勇敢地上，别无退路。
　　香烟发放后，大家站起来出门。我困惑地说了一句：“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伙了？”心里忽然明白了村干部为什么要安排下午开会，原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如果场面对他们不利而他们又抵挡不住的时候随时可以散场，因为天色已晚。
　　唐建民小声地说：“莫急，我们慢点和他们搞！”
　　出了满宝家院子的铁门，群众散了。满宝要和镇领导去镇里的馆子吃饭——他们历来如此。满宝热情地邀我一起去吃；君华父子也一起跑过来套近乎。
　　“我没得罪你吧！”君华说。
我笑道：“我对你君华本人没意见。我们只对工作不对人，是吧？工作讲工作，我们还是弟兄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他的父亲宋北生是我父亲一手提拨出来的大队秘书，因此，我们似乎是可以称做兄弟的。
　　镇领导也拍着我的肩膀笑着打招呼。满宝凑过来说：“我和东林的关系蛮好的！”并极力邀我去吃饭。
我说：“吃饭就不去了，我还得赶回冷水滩去——我还有一些小生意要照顾啊！再说，我这车子的电瓶没电，晚上没有灯光不好走，因此就不陪你们了。”
满宝知道不能勉强，只好说：“电瓶没电就算了吧，那你好走哦。”
　　我和大家招呼一声，发动摩托车向冷水滩赶去。
　　回程，又是三十公里。群山逶迤，北风啸啸，天空更阴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