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嘴臭之人讲出来的话未必全是对的，但倘若细细咀嚼，总是能品出些道理来，这也正是我喜欢听嘴臭之人讲话，而讨厌文质彬彬、大谈特谈催人奋进的鸡汤文的家伙。诚然，不可否认，嘴臭之人讲出来的话往往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仅是所讲之言吐沫横飞、粗口成堆，而是表现在言语中的或颓废，或迷惘，或偏执，或疯狂，总会看不惯许许多多东西，许许多多事物，许许多多的人。你若无法正确吸收，必定会被他带进沟里，成为你思想中的负担和重压，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恨不得立即趴在道路上，静待哪个司机开着车从你的身上碾压过去。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鸡汤文的，特别是那种饱含鼓励、欣赏，跟你说你身上的优点很多很多，就只差机遇了，等到机遇来了，你的前途也就来了。其实要我说呀，无非是不能够正视自己，怕被骂，怕被说，怕被小觑，怕被瞧不起，怕自己那根本就改不掉的缺点或陋习被人反复不停地揭露、戳穿，故而沉醉于鸡汤文的温暖和所谓信念之中，或者可以直言不讳地称之为是鼓励和宽慰，只有这样，才能自我感觉异常之良好。
　　哎，人啊，大多如此，即便被骂，也不喜欢一上来就被骂，而是相对喜欢婉转的，含蓄地骂，在对方一通儿夸奖之后，以“但是”、“可是”的反转，悄悄然接受批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令自己心安些，不致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一无是处。
　　我、母亲、方晓大爷再不相互瞧看，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默持续了大概十分钟，而在这将近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和方晓大爷每人抽了至少两根烟。方晓大爷抽烟的时候会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正前方挡风玻璃外的景致，油亮的马路，路上不断穿行的机动车，还有泛黄的枯叶，以及远方的蓝天，以及蓝天之上稍加点缀的那几朵形状各异的白云。
　　我呢，眼神显然没有方晓大爷那么深邃，那么阴沉，我只是在吞云吐雾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晓得他看到的景象和心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有明显反差的，从他那种阴郁的侧脸，我能很清楚地猜到他的心事很重，真的很重，他在想他自己，他在想他那两个儿子，他在想他们一家子的未来。作为父亲，他是伟大的，开着大货车不分昼夜，辛苦挣钱，并且还要抚养两个儿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父亲，他又是渺小的，可怜的，他并没有把他始终秉承的思想和价值观灌输给两个儿子，可能灌了，但两个儿子并不领情，没喝下去，全都给吐出来了，甚至认为他的想法老旧了，陈腐了，与时代脱节了。
　　我敬佩他，敬佩他的为人，也敬佩他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他曾几何时跟我讲过这么一句话，“人，要像轮胎一样，贴在路面跑，脚踏实地，靠本事挣钱，才是最正确的。飘，不行；飞，更不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作为一个人，还是要一老本实地干活挣钱，才会心里踏实，才会无惧无怕。”
　　可能正是因为方晓大爷的这种观点、认知和亲身经历，才会令他心生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是寄生虫的时代。
　　我不想为自己，为同自己身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予以激烈的反驳，因为我做的还不够，或者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就跟方晓大爷说的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寄生虫。然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啃食的只是父母，还不至于像其他人那样，伤害别人，伤害社会。不过，伤害仅仅的是父母，就是身为子女应该做的吗？当然不是，所以我才要寻求改变。
　　诚然，我相信跟我同一个时代的人，像我这样的并不多，否则的话，正如方晓大爷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还真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和意义了。
　　身材魁梧的袁舅打破了我们片刻的沉默和宁静，他先是给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母亲已经到路口了。母亲甚喜，说路边有一个面包车，上车就行。
　　就这么地，袁舅上车了，跟我们三个分别打了声招呼。至此，我们三个的脸上总算是露出了一抹微笑，不再似之前那般深沉。管这抹微笑是对袁舅的欢迎，还是对感伤的抛弃，能笑出来，总归是好的。
　　车速不是很快，可能跟面包车的质量有关，也可能跟方晓大爷经常开大挂车的工作经历有关，平稳为上，安全第一。
　　途中，善谈的袁舅也不客气，开门见山就问我，“咋了，大鹤，你不是不喜欢我那儿的环境吗？怎么还要去我那儿啊。”
　　我笑了笑，说：“喂，袁舅，可别这么说啊，看不惯你那儿地方的环境的人可不是我，是我们家老太太。你要有什么想问的，尽管找我们家老太太去，可别找我麻烦。”
　　“我不找你找谁呀，你老妈同不同意那是她的事，干不干活那是你的事，你既然想干，你妈肯定不能拦着。你要是不想干的话，你妈也拿你没办法，你说是不。”袁舅笑嘻嘻地说，还不忘给我和方晓大爷一人一根烟抽。
　　我拿过烟，还没等点着呢，方晓大爷已经吐出烟雾了，并且说了一句风凉话，令我很不舒服的风凉话。
　　“他呀，想干。不过呢，能不能干长，就另说喽。”
　　“不是，你说话咋那么气人呢？”我气恼地回了句。
　　“气人？我没觉得。小子，咱不如这么地，打个赌，你要是能坚持一个月，就一个月，回抚顺我请你吃饭，地方随你挑。你要是坚持不到一个月，我也不用你请我吃饭，你就承认你的懒，你的寄生虫的本质就行。你看怎么样？”方晓大爷说。
　　“好，一言为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而也应承了这场看上去对我甚为有利的赌约。
　　“一个月？嘿，坚持一个月还不容易吗？我在新钢可是干了八年呢，八年，什么概念。短短一个月，不在话下。”
　　我心里面叨咕着，并且也下定了决心，为自己好好争一回脸面，别总是让人瞧不起，以至于连自己都快瞧不起自己了。
　　从抚顺到沈阳，一路驶来，窗外的风景，偶尔的冷风，那枯萎沉寂的树，那栉比鳞次的高楼，那波涛翻滚的浑河……尽收眼底，却又无法在我心里激起哪怕一滴涟漪。我始终在想，想我自己，总感觉那些风景本不该如此颓废或愤怒，或许正是因为它们见到了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而我，貌似就是世间一些陋习的根源。
　　母亲和袁舅在车上可是没少聊关于同学会的事，虽然母亲没去，但是母亲对那些同学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之所以母亲没有去，是因为看不惯其中一些同学的做派。同学会，讲道理更像是一种社交习俗的幌子，破鞋会也好，吹嘘会也罢，母亲最最看不上的就是同学会上这两个最突出的特点。母亲甚至还批评了一两个老同学，说他们就是嘴上会说，实际上狗屁不是，连做人的基本的担当和素质都没有。
　　细一听，我才了然，敢情是张罗得最欢的人，又请这又请那的，结果去了之后，疯狂之后，到了该掏钱结账的时候，立马就瘪了，连个声都不敢吭。吹得毫无底线，仿佛自己比比尔·盖茨混得都好，都有钱。可一到付账的环节，囊中羞涩的羞愧样、视财如命的可怜相，却狠狠地把自己敞亮、讲究，粉饰得俊俏靓丽的脸打得是又青又紫，若非脸皮厚重与城墙仿若，怕是要面目全非，烂成泥巴了。
　　一阵冥想，一阵聆听，未有困意的我，再一次来到熟悉的沈阳，熟悉的张士。对沈阳的熟悉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对张士的熟悉，则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破败的地方，而且是在沈阳市里。
　　面包车驶过凹凸不平、坑洼泥泞的土道，颠得我险些恶心到呕吐，再加上我的身高，脑袋一连撞了好几下车顶。得亏这段路并不长，否则的话，我的脑袋八成要成为经典八六版《西游记》里的如来佛一般的脑袋了。
　　到了袁舅所租的房子的大门口，我们几人纷纷下车，三个大老爷们把我的行李搬进屋去，而后又都出来了，因为母亲并未进去。
　　“咋地，不进来坐坐呀？”袁舅问母亲。
　　“坐啥呀，我得回去了，家里面还有不少事儿呢。”母亲说，“再说了，上一次不都来过了嘛，都看过了，也没啥好看的。”
　　“好吧。”袁舅打开手机，看看了时间，“这么地吧，我请吃饭，走。”
　　“不了，不吃。”方晓大爷忙说。
　　“不吃能行吗，既然都来了，我务必得做东，都别客气啊。”袁舅说。
　　“谁跟你客气呀，真不吃。”母亲说，“我家那边真有事儿，得我回去忙活，他爸……哎，根本就不行，狗屁不是。”
　　“啥事儿有你儿子重要啊。别废话，走，咱吃饭去。”
　　母亲和方晓大爷对视一眼，晓得拗不过袁舅，也就听从袁舅的安排，开车去了饭店。
　　还是那家普通的，简陋的道边小店，袁舅和母亲一共点了四样菜，两荤两素，唯有袁舅喝了两杯白酒，方晓大爷由于一会儿得开车回抚顺，不能喝。母亲也直言不喝。我呢，也不想喝酒，长时间坐车，胃都不舒服了，只想吃点儿饭菜，填饱似已空空如也的肚皮。
　　吃饭期间的话题很多，聊得也不少，但总结下来就一句话，母亲把我交给袁舅了，让袁舅对我好生看管，是打是骂，悉听尊便，不必客气。
　　我想，但凡嘱托，皆是如此吧。
　　袁舅自然得同母亲讲一些诸如“哎呀，没事”、“我对大鹤就跟对自己家孩子一样”、“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之类的客套话。
　　最后，袁舅还不忘正儿八经地，又略带调侃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你小子等着啊，用不上一个月，我就让你掉二十斤，至少二十斤。”
　　听了这话，我不晓得是该感激呢，还是该悔恨呢。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干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