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心（10）

　　金善水去了省城之后，孟高君就找了他的堂弟孟高成，接了青龙岗的村支书。他接了村支书，村民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说实话，孟高君上台确实没赶上好时候，他在位那几年，正是县政府、镇政府资金最困难的几年。自从九四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各地方每年的增值税大部分都被中央收走了，而下面所有的事务还都得由地方政府治理，而中央每年向地方拨付的费用又远远不足，这样就造成各级政府向下面征收的费用逐年增加，并胡乱摊派各种名目的费用，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最底层的农民了。
　　就拿俺们青龙岗来说，孟高君刚上台时，每亩地征一百斤公粮，后来涨到了一百二十斤、一百五十斤；超生款从每孩每年五百多涨到一年八百多；三提五统从每人每年一百多，涨到一年二百多。这还不算，又陆陆续续增加了教育附加费、乡村基本建设费、治安联防费、挖河款、公务费等各种名目的摊派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有时比一家人全年的收入还要高。可农民总还是要生活的啊，总还要留下些粮食吃饭呀，总还得留下些钱给孩子交学费、买油盐酱醋或给家里的病人抓药呀，总还得留下些钱买种子、农药、肥料呀，要不明年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呀！这样一来，上面征收、摊派的费用就交不齐了，刚开始是一部分人交不齐，后来就是大部分人都交不齐了，这样一来村民和村干部、乡镇领导的矛盾就激化了！
　　要说农民的日子苦，镇政府领导、村干部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向群众催粮收款，镇党委和各部门一次次地开会，想尽各种办法。后来实在征收不齐，镇里的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成立了由派出所民警为主力、各级部门参与的催粮队、清欠队，实施任务划片包干，包村包队，责任到人。这样一来镇政府里的人手就不够了，为了完成征收任务，镇政府各部门就特招了一批人。
　　特别是派出所，三四年里增加了二十多人，而招来的都是各个村子里家中有权势的后生们，只有招他们进来，各村的欠款才好追要。此外，为了激励行动组人员完成征收任务，镇政府还制定了明确的奖励措施。平阳镇当时就规定了，凡是清欠任务完成的，镇政府就给行动组提取百分之二十作为奖励，用于工作费用。实际这些费用，就是让行动组人员吃喝或分给他们做了奖赏。
　　那时，镇里每次组织催粮、清欠行动下村，动辄就是十几人、二十几人。那些被招来的民警们本来就是各村子的权势，又有镇领导撑腰，完成任务还有奖赏激励，一进村子可就了不得了，一个个要吃人的样子，群众见到他们一进村子就不由得心惊胆战了。胆子小的立刻望风而逃了，男人带着女人孩子躲到庄稼地里去了，一直等他们走后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但回到家里一看，家中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猪圈里的猪不见了，牛棚里的牛不见了，院子里的山羊也不见了；堂屋的门锁也被砸掉了，粮囤里的小麦、玉米都被清得干干净净，有的家中的电视机、缝纫机、收音机、座钟、衣柜也都不见了。面对空荡而凌乱的屋院，男人们破口大骂，女人抱着孩子就哭起来了。也有一些血气方刚不怕事的男人，站在门外手里拿着铁锹、锄头欲阻拦他们进家，但最终都被一群人扑上去拳打脚踢狠狠揍了一顿，如有还手的则被铐起来拉到派出所里关押起来了。
　　面对镇政府的强行逼款，明拉明抢，各村的村民是既胆怯又憎恨，后来我们镇上就流传开了这样的顺口溜：“辛辛苦苦忙一年，七征八扣不见钱；千只手，万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农民苦，农民累，就怕干部来收税；交了这税来那税，掏干掏尽还有罪；这改革，那达标，都向农民掏腰包，这共建，那大办，都是农民的血和汗。”也不知这段顺口溜是谁编出来的，一时间传得所有的村子都在唱了。尤其是那些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见了那群行动组的人就蹦蹦跳跳地唱了起来。后来听说平阳镇的党书记张海亮，还专门让派出所追查过编造这段顺口溜的人，准备查到之后把他关押起来，但最终也没查出个结果。
　　孟高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上了台。他上台之前，金善水在位的时，俺们村子的酒厂还能多少盈利，龙湖的渔场及河岸的果园每年也都挣些钱，那两年每家还多少有点分红，村委里也还是有些钱的。所以当时村里有困难户交不上各项税款的，村委也就先把税款给他们垫付了，等他们家里卖了粮食或卖了牲畜有了钱再还上。但是孟高君上台之后，一是因为酒厂的生意越来越差，一年后竟出现了亏损，渔场和果园的效益也是日益不景气，上面的各种税费又不断增加，村里的困难户也就越来越多了。
　　头一年孟高君还好说话，交不上的人家，村委能垫付的也就垫付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就不成了，村委没有钱了，困难户又增了不少，村委就无能为力了，往年困难户的税款村委给垫付惯了，现在垫不上了，困难户就有了意见。孟高君带着几个村干部多次到家里征收税款，就是征收不上来，村民们还埋怨他说：“你上来了，俺们的日子咋就越来越难过了呀！”
　　下面的人埋怨他，到了镇政府领导们又多次批评他，批他对上面交代的征税任务不够重视，不够积极。以前孟德武和金善水在位的时候，龙岗村都是镇上的先进村子，现在他一上来就一下子垫底了。书记这一通话说得他没脸没皮的，后来他就愤怒了，一愤怒他的手腕也就开始强硬了。
　　那天，他开了一次全员大会，在大会上，他骂了人。他说：“日他娘的，这上面批下面怨的，老子成你们的出气筒了！”接着他拍着桌子说，“从今往后，凡是上面征收的各种税款，所有人家必须按时上交，交不上的，就别怪我孟高君不讲情面了。其他村子对于交不上的，镇上的行动组就下来催款，咱们村以后也会来行动组，到时候不交钱的，那就牵牛牵羊，扒房拉粮。这可不是我孟高君逼大家，所有的村子都一个球样！你们怪不得我！”
　　那天他骂了之后，好多怕事的人第二天真就把欠款交了；还有一些不交的，孟高君就到镇上请来了清欠小组，拉了几户人家的家当。那天还把我品刚哥给抓走了，那些民警要我品刚哥交税款，品刚哥说：“没有。”一个民警说：“没有就拉他家的东西。”品刚哥抓了一把铁锹对着那群民警喊：“谁敢动我家的东西，我就砍了他！”后来几个民警就抡着铁锹扑上去了。品阳哥被摁倒在地上，双手被铐了起来，嘴里还喊着：“狗日的，要血一小盆，要骨头一小堆，要钱老子一分没有！”后来品刚哥家里的东西都被拉走了，人也被带到派出所关了起来，后来我三叔找了孟高成才把他放了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鼻青脸肿的，身上也满是淤血。我大伯看了，含了泪骂道：“狗日的，不让人活了呀！”
　　那一年的夏天，孟高君组织村干部开会，说：“现在的酒厂开始亏钱了，渔场和果园也不景气，村里人还都埋怨咱们干部无能，害得群众一年分不到钱，日子更加难过了。既然这样，我建议不如把酒厂、渔场和果园子都承包了吧，这样每年承包户还可以给村委缴纳承包款，多少也可以给大伙分些，起码不至于一年到头两手空啊！”几个干部也都同意。会后两天，孟高君就在老戏台钱开了全体会议，把酒厂、渔场和果园承包的想法跟大伙说了，并说了每年的承包费用。他说收来的承包费每年给村民均分，谁想承包的就准备好承包金，到村委来签订承包合同。
　　那时村子里有钱的人家不多，除了几个村干部可以贷款，谁也不好贷款啊，所以最后，酒厂被田俭粮给承包了，渔场被金善堂、金善原兄弟俩给承包了，果园被孟高君自个给承包了。酒厂、渔场、果园一一承包之后，青龙岗就再不存在集体资产了。孟德武得知后叹着气说：“完了，这下青龙岗这个集体就算彻底散伙了！”他说的也是，换了两届村支书，把他一手创建起来的集体企业资产都给折腾没了。从此，村民的心也就彻底散了……
　　拿了承包款，孟高君先把村里的亏空抹平了；而后又将剩余的钱按各户人口平均分给了村民，已经交齐各项费用的给了钱，没有交齐的就直接把钱给扣下来，补交到镇上去了。对于那些仍未补齐费用的钉子户，孟高君就一个个给了警告，说一个月之内，不把所欠的费用补交上来，他就让清欠组的人来拉东西抓人了。他这么一说，村民们就骂起他了。有人骂他：“他狗日的咋就这么狠心呀，不讲半点人情了！”也有人说：“当年他闹红卫兵就是这个德行，三十年过去了，还娘的一个球样，咱们就毁在他手里了。”还有人说：“你们不知道啊，他就是个官迷，他对咱狠点不就为了做点成绩出来，今后好被提拔到镇政府当官吗？”我品刚哥曾在大街上跟一群人讲：“他孟高君就是个狗腿子，一天到晚就知道添那些领导的腚沟子。”
　　开始清欠组一年半载才来一次，后来村里的欠款越来越多，从县里到乡镇资金越加紧张，乡镇干部和中小学老师的工资都发不成了。县里就一遍一遍地催着乡镇干部收款，清欠组就每隔一两个月下来一次，并且有些镇干部就常住在村子里，每天盯着村干部收款。那几年，对于清欠组下村牵牛牵羊、拉粮扒房的事情，大伙都司空见惯了。后来几个村庄陆陆续续闹出了事，有的是一族人跟清欠组的人打起来了，张庄的还打死了一个民警；后来一族几十个男人都被抓了起来，最后张家族里有个在市里当局长的，经那局长出面，张家一族出了些钱就把这事给了结了。
　　几个月后，王家庄又出了一起打死人的事。这一次不是民众打死了民警，而是民警打死了一个带头闹事的村民。打死人之后，全村人一下都恼怒了，几百口都提着家伙要跟清欠组的人拼命。清欠组的人一见那阵势，一个个撒腿就跑了。他们跑回镇政府，王庄村几百口人就追到镇政府，把镇政府的大门给堵了。书记、镇长都出来好言安抚村民，却被村民一阵砖头打回屋里不敢出来了，后来派出所所长高卫军在院子里鸣了枪，村民们才平静下来。镇政府说要赔钱了事，王庄村的人不同意，非要让那个打死人的民警抵命，镇里哪能答应啊。他们不答应，王庄村的人就把死者的尸体放在了镇政府大门口，在那儿堵了整整两天。后来还是县里的公安开着车来了，赔了死者家属两万块才算完事。
　　这是有钱有势的族户，没有权势的族户就只得忍受了。忍受了的骂了几句也就完了，忍受不了的就想不开了，好些个女人都是因为家被拉空了或是房子被扒了，最后喝药、上吊寻死了。家里的女人寻死了，也有族人去镇政府去闹事的，镇上的干部就把自己的责任甩得一干二净，说人又不是我们打死的，她自个想不开能怪谁呢！在俺们青龙岗，那两三年因为这些事就先后死了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寡妇王桂红。
　　自从田治聪被电死之后，王桂红就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上面照顾着卧床不起的婆婆，下面养育了四个闺女，也确实是村里的困难户。村委知道她家里困难，所以前几年不管是孟德武还是金善水在位的时候，她家里所有的税费都是免征的，那时村委里都给她家里垫出来了。但是孟高君上台后的第二年，村委就不再给她家里垫付了。为此，她跑到孟高君家里去闹过，她说：“当年我男人死的时候，老支书是亲口承诺过的，今后我们家的所有费用都由村委来出。老支书在的时候俺家没交过，金善水在位的时候，俺家也没交过，咋就你一上台，就要让俺交了呢？”孟高君说：“当时村委里有钱，现在村委没钱了，还咋给你垫付啊！总不能让我给你垫上吧！我说你就知足了吧，前几年已经给你免的不少了。你还提啥意见？你说现在谁家的日子好过呀？回吧，回吧……”最后孟高君把她赶出去了。后来她又去找孟德武，孟德武说：“我去跟高君说说，你家里的情况我清楚，能免的还是要免的。”
　　不料，孟德武找孟高君也没说成，因为村委里确实没钱。后来孟德武就私下给王桂红送了五百块钱。那年七月七，清欠组就跑到她家里要钱了。她说没钱，清欠组的人说没钱就拉东西，她说：“你们要敢拉俺家的东西，我就死给你们看。”一个民警说：“你别拿这威胁人，说这话的人多了去了。实话对你说吧，现在对于你们这种人，我们是喝药给瓶，上吊给绳！想死呀随便，威胁我们没用！”结果他们下午拉走了她家的东西，夜里她就在村口的一棵大榆树上上吊自杀了。
　　王桂红一死，她的家可就呼啦了，老人孩子没人养了啊，田治宏就领着几十口田家的人去堵镇政府了。他们去的时候，把王桂红的尸首也抬了去，在哪儿堵了一天一夜；后来镇委书记就亲自出来调解，承诺从今往后免去她们一家的所有费用，并给了两千元的抚恤金。田治宏等人拿了抚恤金抬着王桂红回来了，给她草草办了丧事。王桂红一死，她的婆婆和四个孩子可就苦了，原本大妞、二妞都上初中了，母亲一死，两个孩子都辍学了。回到家里既要学种庄稼，洗衣做饭，又要照顾祖母和两个妹妹，看了实在令人心酸。
　　王桂红死后不几天，孟高君就遭了报复。也不知是谁半夜里干的，把他家院门上、厨房里、大铁锅里都抹了粪便。第二早孟高君的老婆高凤英一起来，满院子的臭屎味，走到厨房里一看，立刻捂着嘴跑出来了，扶着院子里的一颗枣树呕吐起来。她吐了一阵就在院子里喊孟高君，孟高君出来一看，立刻就跳起来了。那天早上，高凤英从南街骂道北街，又从西街骂道东街，但始终没人站出来承认。当他家门前围满了人，孟高君冲着人群摔了手里的瓷缸子，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谁他娘的干的，有种的给老子站出来。只要你给我磕头认错，老子就放了你；但如果没人站出来承认，老子就追查到底，一旦让我查到了，我非弄死他不可！”结果等了一整天，也没人站出来承认这事。
　　第二天，孟高君也不知听谁说了个办法，说在院子里放个大水缸，缸里倒满清水，然后在水缸里丢七个铜钱，到了傍晚的时候，让五六岁的孩子站在水缸旁盯着看，这样孩子们就能在水缸里看到那个抹屎的人了。那日傍晚，孟高君果然照办了，他找了十几个孩子排着队看那水缸，但最终也没有瞧出来是谁。这事过了一段日子，孟高追查无果也就慢慢放下了，但从此这件事却成为人们嘴里的笑料了。
　　孟高君上台后的第二年，人们迫于生活压力，农忙之后，很多青壮年都纷纷进城打工去了，那两三年间，全村陆陆续续走了一二百人。其中，年轻小伙子大多到了南方的广州、深圳，都说那儿是年轻人的淘金天堂，只要有能耐肯吃苦，不几年就能发了家。而成年人却大多去了周边几省的大城市了，主要是郑州、西安、武汉和济南，也有去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这些人出去干啥的都有，年轻人多数进了南方的工厂，服装厂、电子厂、机械厂等等；也有出去学手艺的，学理发的，学修车的，学厨师的，学裁缝的等等。成年人则主要是到建筑工地上出苦力，也有的到城里收破烂或当垃圾拉运工。这些人一出去就很长时间不再回来，年轻人多是到了年底才回，成年人则是一到农忙就赶回来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青龙岗是一年比一年凋弊了。此后，人是越走越多，心是越走越远，人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鱼儿，从之前封闭的青龙岗逐步游向五湖四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