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一边是远在北京的杨姨，一边是近在沈阳的袁舅，这俩人令母亲好不苦恼纠结，老太太也不晓得我该选择哪个工作干才好。不过按照母亲的心思，怕是不想让我离家太远吧，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都不希望孩子离自己太远。
　　另外，从侧面讲，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能耐，不过仅就为人处世这一块，还是挺令人怀念的，这可能也是为数不多值得我自傲的优点吧。
　　优点归优点，但这个所谓的优点并不能够决定我的人生，就像纯粹的好人并不能够溶于这个社会是一个道理。我呢，也得为自己做些什么了，总不能就这么游手好闲地混日子吧。为此，我征询了母亲的意见，让她为我出谋划策，是远赴北京，还是赶赴沈阳，抑或是在抚顺本地找个交五险一金的企业干它一辈子。
　　显然，母亲了解我的心性，无需我多言，就把我给定性了，“在抚顺找一个叫五险一金的工作干一辈子？我倒是想了，可你小子根本就干不了。时间短些倒还可以，一辈子？你相信你能坚持下来吗？反正啊，我是不相信。”
　　我长舒一口气，面色复杂地笑了笑，也不知是在乐，还是在哭，应该是在乐，只是我乐起来还不如哭呢，原本丑陋的脸变得愈发丑陋了。
　　“还当妈的呢，就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啊。”我颇不高兴地说。
　　“我儿子我比谁都清楚，他要是个能吃得了苦，能受得了累的人，新钢的工作就不会辞掉了。是不是拥有得多了，就不懂得珍惜了，就会不自觉地挥霍了呢？可能是吧。你可要知道，就你新钢那份工作，有多少人花十万块钱，想进还进不去呢。”
　　“十万？”我若说我不吃惊，恐怕自己都不信。“我说老太太，你这价格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听谁说的？”
　　“你先别管我是听谁说的，你只管告诉我，你知不知道现在找份工作有多难，况且还是给交保险的铁饭碗，那就更不好找了。”
　　不用母亲说，自从离开新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经历证实了母亲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危言耸听，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就业本就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是像我这样没什么技术的人，其困难程度，也便可想而知了。我可以讲出一大堆责怪社会、责怪政策的话来，但那都无济于事，我最该责怪的其实就是自己，谁让自己一无是处呢。
　　随后，母亲又跟我聊到邻居家的哥们，他比我大几岁，一直在新钢干吊包工，吊包工是临时工，就在我们车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个橫班，我每天都能看到他。母亲跟我说，他特别羡慕我，因为我是合同工，也就是所谓的全民工。他呢，除了工资和传统的“三险”，养老、意外、医疗之外，再无其它。我呢，除了工资，还有奖金，还有季度分红和年终分红，他呢，除了拿血汗换来的基本工资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想，他羡慕的是我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这是作为临时工迫切希望得到的。曾经，作为临时工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也有这样的希望，可当得到了，并发觉为稳定而不得不做出的付出和奉献也是极大的，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认为并不值得，所以才会选择放弃。
　　“我没有后悔，可你却为我感到后悔。”我点起根烟，若有所思地说。
　　“废话！我是你妈，我当然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啦。”母亲说。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想过没有，我要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
　　“我知道，你想靠写文章挣钱，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可你有想没想过，你的想法现实吗？咱且不说现在这个时代，写东西的人有多少个，这么多人，你写的东西能脱颖而出，得到重视吗？另外还得多说一句，你有关系吗？咱家没背景，也没关系，你爸你妈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也帮不了你什么。报社你不是去过吗，发表了两篇东西，可后来你不也知道那里面水有多深了嘛。”母亲曲尽其妙，又深表歉意地对我说。
　　我突然感觉心胸异常之沉闷，险些喘不过气来。倒不是因为我深知文化领域的腌臜与污秽，而是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母亲脸上流露出来的对我气恨、担忧和失望。这是令我最最痛心疾首的，我从未想过自己要做一个开开心心、安于现状、彻头彻尾的啃老族，从未，但我现在的状态，又与啃老族有何异呢？总不该是见惯了世俗中的卑劣，从而导致自己厌恶了世俗，企图逃避世俗吧。倘真如此，我这辈子可就完蛋了。
　　就拿报社来说，我认识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员工，他是那里面最卑微的存在，只是文学板块的排版，他就跟我聊过关于报纸上的文学板块的内幕。
　　“除非大家的手笔，再不就是报社向当地作家协会的优秀作者的约稿，其它情况下，文学板块上的文章很难面向你这样的文学爱好者的。”他跟我说。
　　“你的意思是说，大家和优秀作者的文章全都把文学板块给占了？”我问。
　　“怎么可能，怎么也要留下一些空间给报社自己人使用啊。”
　　“你的意思是说，内部消化了？”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什么都没说。”
　　“少扯没用的，敢情那点儿稿费你们也惦记呀。”
　　“这话说的，地上有一百块钱，你不哈腰捡啊？我咋就不信呢。”说着，他递给我一根香烟，自己也抽了一根。
　　我拿着他递过来的香烟，转了转，捏了捏，烟丝挺松软的，再看看过滤嘴往上一点的牌子，嚯，还挺不错，起码比我抽的档次要高很多。
　　吞云吐雾间，他又跟我说：“我看了一些你写的文章，语言还是不够精细、凝练，太过随性了，未免显得杂乱，而且刻画不深，过分讲究真实，浑忘了文学的根本意义是让读者瞧着舒服，给予文章以美、以味的调和。这就跟做菜是一个道理，味道务必要适中，不能太酸，不能太甜，不能太辣，也不能太咸，始终要让文章保持它那柔和丰富的口感才行。可你写的呢，就一个味，苦，无论真实的骂，还是无奈的笑，抑或悲愤的哭，都是在发泄、宣扬你想表达的苦。”
　　“你说完了？”我冷冷地回了句。
　　“怎么？不高兴了？”他微笑着说。
　　“嗯，有点儿。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你说得很对，这也正是我文章的风格。”
　　“既然我说得对，你咋还不高兴了呢？”
　　“我不是在针对你，我是在针对时代。”
　　“时代？”
　　“没错，时代。”
　　“哼，哈哈哈哈，你这个人啊，时代针对你，你就要针对时代。从你的文章不难看出，你在模仿……不，你在继承谁的文风。然而，你应该很清楚，他们所处的时代跟你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这个时代可以写真，但不能写得太真，劣根性的问题是亘古就存在的，无论在人类社会之前，还是在人类社会之间，世间万物任何物种，都有劣根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你又何必费心劳神呢？再者说了，作为一个人，他这辈子吃的苦已经够多了，谁还愿意去读苦的东西，去品苦的东西呢？”
　　“照你的意思，我写的东西是多余的喽？”
　　“也不能这么说，仅以生存的角度出发，什么东西又不是多余的呢？所以说，你写的东西还没那么多余，只是，你还不是大家，你的文章只能被埋没，要不改头换面，尽量去迎合时代，要不就持之以恒，继续你苦涩文章的本质。然而，‘大家’这称谓，怕是你没资格获得了，因为所谓‘大家’，可以是当代的，也可以是古代的。”
　　“你的意思，等我作古了，就成大家了？”
　　“这样的大家，还不在少数嘞。”说话间，他冲我欣然一笑，不乏对我之坚持的肯定，也不乏对我善意的讥笑。稍作停顿，他又一次掏出香烟，与我一根，自己抽一根。
　　“我说，你烟挺勤啊。”我点燃香烟，说。
　　“你不勤，别抽啊。”他冷冷地看着我，说。
　　相视一笑，曾经的一段谈话也便结束了。很难想象，数年前的一次对话，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虽然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可该清楚的我是一点儿也没忘，没错，就是他对我之文章的那一段精彩纷呈、绝妙不凡的评价。
　　说实话，我们俩的关系不可谓好，也不可谓不好，只是我们两个都比较真诚，无论谈话，还是办事。所以呢，我混得并不如意。他呢，混得也并不如意。只是他的工作要比我好，虽然忙叨些，但是稳定，而且环境不错，收入也不错，好歹是记者。我呢，跟他一比，就差太多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辞掉原有的工作，而他呢，仍在苦苦坚守，毕竟有了妻子，有了孩子，而且在放宽二胎政策之后，他又要了二胎，那么他的坚守也是应该应尽的。在生存的路上，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血泪史。
　　我们的相识是因为我的文章，那时候还流行软盘呢，我就把我写的随笔装进软盘里，交到他手上。他问我写的是啥，我说是散文。可当他看过之后，带着对我无知的嘲谑说了这么一句，“你这不是散文，是杂文，这么多文章里，就只有三四篇散文。”
　　就在那时，我才晓得杂文和散文的区别。也就在那时，我们的关系才算建立起来。他并不欣赏我的文章，这一点我很清楚，他也不讨厌我的文章，这一点我同样很清楚。只是他却无法为了我的文章做更多，我指的是占用板块的事。我能理解，我的文章太苦，苦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多，而甜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又太少，所以甜的东西更适合被宣扬，被提倡，一来不会使挑拣者猛地患上选择性强迫症，因为就那么几款甜的，不必挑哪个更甜。二来嘛，也可以让读者望甜止苦，以免苦上加苦，那么势必会滋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苦大的时代，恰是兀臬的时代，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不懂。
　　而我，只能一边活在平整而又扭曲的现实世界中，一边则活在极端而又自我的精神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