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一粒米也要用显微镜分着吃

　　1944年的11月初，父亲随同西迁的队伍走到了湖北的郧阳。
　　“郧阳当时叫郧县。在这座小县城，山东教育界的成武三杰，一位死去，一位离去，一位在哭泣。”当时的郧县县城，巴掌大的地方，可留给父亲的记忆却是满满的。
　　父亲说的“成武三杰”，在郧县死去的是宋还吾，离去的是杨传云，哭泣的是孙东生。他们是山东成武县的同乡，也是山东第一批流亡学生西迁的领导者。
　　宋还吾原名宋锡珠，1922年北京大学毕后到抗战前，先后担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青岛铁路中学校长业和山东省高级中学校长，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
　　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宋还吾就参加了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亲身经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1926年春，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他，受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感召，毅然率一部分学生奔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宋还吾的名气是因“子见南子”一案。
　　1928年，山东省国民政府成立后，宋还吾应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邀请，出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早在1925年，这所学校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有“红二师”之称。宋还吾上任后，大力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支持进步师生，宣传新文化，并成立新的学生会和剧团等先进团体，原被打压下去的中共地下组织又重新抬起头来。
　　省立第二师范校址所在地曲阜，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
　　《论语•雍也》中，记述了孔子的一段经历：孔子去拜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就指天发誓，假如我做了不正当的事的话，老天爷责备我吧！老天爷责备我吧！
　　1928年，林语堂据此创作了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并发表在当年10月份的《奔流》（创办人鲁迅）月刊上。林语堂的原剧中虽有反封建思想，但战斗性不强。经宋还吾校长批准，新成立的学生会剧团采纳了学生马宗俊的（中共党员）建议，改编排练了《子见南子》，使其既有反对旧礼教的战斗性，又具有讽刺孔子旧礼教的喜剧性。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在省立第二师范礼堂正式公演。
　　演出前，剧团做了充分的宣传准备工作，不仅在曲阜城大街小巷遍贴海报，也特意给孔府和孔氏大家地主家送了票。为了演出形象逼真，还特向孔府借用了服饰、器用等道具，不知底细的孔氏族人们欣然前来观看演出。当看到剧中孔子“为南子的娇艳美色所动，魂不守舍”等滑稽讽刺情节时，台下的孔氏族人，由羞而恼，由恼而怒，甚至大声喊叫起来。
　　事后，他们以孔氏60户族人名义以该剧侮辱了先祖孔子的罪名，写控告书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通过孔祥熙转呈给蒋介石，状告宋还吾校长和学生会。
　　此时，正逢日本前首相犬养毅来曲阜参观拜孔。孔氏族人就利用特权，安排犬养毅和陪同的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张继去省立第二师范讲演。他们自然心领神会，训诫师生要安分守己，不要反对旧礼教，口气充满威胁。
　　以宋还吾为首的进步师生，毫不畏惧退缩。他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犬养毅”“打倒西山会议分子张继”等口号，最终将二人轰出了校门。
　　面对，对孔氏族人的恶意控告，宋还吾给予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还击。7月8日，他亲笔撰写发表了《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一文，详细披露了事件真相。学校学生会则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人士给予声援。一时间，“子见南子”一案，轰动全国。
　　蒋介石接到控告书后，立命教育部“严办”。这年的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在火车站召见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不仅当面训斥，还令其“严究”。迫于上层压力，何思源将宋还吾“调厅”（调离曲阜到山东省教育厅任职），以“另有任用”为由变相保护了起来。
　　在“子见南子”一案，真正保护宋还吾的是何思源。而为宋还吾呐喊助威的人也大有人在，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曾发表评论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鲁迅在其《〈奔流〉编校后记》中也曾提及“子见南子”一案，并将有关文件连同自己的评论，以《关于〈子见南子〉》为题，在《语丝》上发表，支持宋还吾和师生，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鲁迅在日记（1930年3月4日）中有记载：“下午侍桁赠青岛牛舌干两枚。”日记中的“侍桁”是当时的“左联”作家韩侍桁，和宋还吾是故交。“牛舌干”也并非牛的舌头，而是一种学名叫舌鳎鱼的咸鱼，因其体形扁平，状如牛舌，俗称“舌头鱼”。
　　原来，1930年春，宋还吾从青岛来上海办事，送好友韩侍桁两条“牛舌干”，嘱托他将其中一条转赠鲁迅，而他干脆把两条“牛舌干”都送给了鲁迅。宋还吾选择“牛舌干”作礼物送鲁迅，显然是有感谢鲁迅为他“牛舌呐喊”的意思。
　　何思源与宋还吾是曹州（今山东菏泽）同乡，还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何思源提携“六中”和“北大”北京的人，向来不遗余力，况且，宋还吾的省立第二师范校长职务还是他亲自委任的。于是，“子见南子”一案的第二年，就派宋还吾去青岛任铁路中学校长，1932年又将其调回济南任山东省高级中学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济南一度成了华北抗战的中心。这一年的9月26日，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李公朴来到泉城，了解前方的战况，动员民众投身抗战。
　　第二天，宋还吾就邀请李公朴到省立高级中学做演讲。当时，宋还吾领导下的省立高级中学，抗战情绪高涨，老师在课堂上除讲课外还经常分析抗战形势，学生则出版抗日救亡墙报，组织唱歌队到医院慰问伤兵，赠送开赴前线部队“还我河山”锦旗，走上街头和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是走在山东抗日救亡运动前列的学校之一。
　　在宋还吾的陪同下，李公朴于学校大操场上做了一场名扬泉城的演讲，他说：
　　“同学们，说实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挺起腰来做硬骨头，要么，俯首帖耳去当亡国奴。你们说，该走哪条路？（宋还吾和全体学生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对，当亡国奴是可耻的。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是青年的历史任务和应走的道路。现在我们需要抗战教育，需要唱一曲歌，演一幕戏，说一句话，走一步路，都不失抗战的意义。人生就是战斗。敌人侵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在什么地方给它一个严重的打击。一直打到最后一天！”
　　南下流亡后，宋还吾带领学生跋山涉水，一路南下湖北郧阳，并升任“国立湖北中学”的校长。
　　1938年9月，担任校长仅仅6天的宋还吾，因积劳体弱，突发斑疹伤寒，经救治无效病故，长眠于郧阳山城附近的山岗上。同为“成武三杰”之一，孙东生望着殒年44岁的宋还吾的坟墓，禁不住失声痛哭。
　　在郧阳离去的杨展云，是“成武三杰”中唯一拥有“六中，北大，哥伦比亚”背景的一位。
　　何思源主持山东教育时，杨展云是省教育厅中教科科长，帮助何思源制定中学教育法规，整顿教育机构，扩大教育规模，实施新的教育方针，不遗余力。
　　1938年春，山东省立高中、省立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中（时日寇倘未侵占八中、九中所在的胶东地区）和育英中学、济南女中，以及济南、曲阜、菏泽师范等流亡学校云集河南南阳，山东省教育厅将这十几所学校命名为“山东联合中学”，选派杨展云任校长。
　　这年的夏天，“山东联合中学”奉命南下湖北郧阳。途中，校方安排女生看护着学校的图书教具等辎重物资，乘木船逆汉江而上。这本是学校的善意之举，可不幸就在于此。当船行到均县白沙坡（丹江口市均县镇，南水北调后迁移）一个叫石灰窑的险滩时发生沉船，22名女生溺水身亡。
　　噩耗传出，令世人震惊。国民政府教育部闻讯后，严厉问责，到达湖北郧阳不久，杨展云就被免去“山东联合中学”校长职务。被免职不久，杨展云只身去了陕西的西安，担任省教育厅主任秘书。
　　至此，闻名山东教育界的“成武三杰”就剩下孙东生孤身一人了。
　　十二月深夜里别了泰山，
　　十二月深夜里又渡过了汉江。
　　我们三百人一个微笑──
　　对着，
　　凶险的波涛，
　　无情的风霜。
　　十二月深夜里逃出了泰安，
　　十二月深夜里离开了郧阳。
　　我们五千里一个步伐──
　　跋涉，
　　在黑暗里挣扎，
　　向着自由，向着光明。
　　这是孙东生离开郧阳后的诗作。
　　今夜月团圆，故国是仲秋。
　　光明无限界，也应照中州。
　　这是孙东生的另一首诗作。1933年，山东教育厅组织人员出国考察欧美教育，时任山东省立一中校长孙东生就在其中。途径苏联时，适逢中国传统的仲秋节，孙东生欣然提写下这首洋溢着家国情怀的诗歌。
　　当年，19岁的孙东生自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菏泽）毕业，随即考入了北京大学文学院，是校长蔡元培的得意门生。北大毕业后，孙东生应何思源邀请，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国文教员。
　　“六中，北大，哥伦比亚”。这是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厅长时一条不成文的用人标准。
　　“六中”说的是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菏泽），民国初年何思源在此读书；“北大”讲的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何思源1915年就读的京师大学堂是这两所学校的前身；“哥伦比亚”指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是何思源留学美国的第一所大学。
　　1930年，有“六中”和“北大”背景的孙东生，刚满30岁就升任山东省立一中初中部的校长，自此名列山东闻名遐迩的“成武三杰”其中。
　　孙东生执掌山东省立一中后，其用人标准则更为开放。他兼容并包，既重用“六中，北大，哥伦比亚”背景的人，也广纳毕业于其他学校奋发向上的青年教师，不拘一格，广罗人才，国立北平艺专毕业的桑子中是其中的一位。
　　1929年，桑子中被孙东生聘为山东省立一中图画教员。就是这位“个子矮矮，脸庞瘦黑，头发短短，手指粗粗，活像农民”的农家子弟，经过几年的努力，在辛勤教学之余，不仅创办了济南海岱美术馆（大明湖铁公祠），还成为山东民国日报《海岱画刊》的主编，在与著名画家李苦禅组织成立的山东艺术学会里，他担任绘画组组长。
　　当时，任教济南齐鲁大学的文学大家老舍成婚不久，乔迁南新街54号，粉饰一新的婚房客厅挂着“一字二画”，“一字”是名重京城的北京师大校长方还先生所题，“二画”有老舍同学颜伯龙的《牧豕图》，另一幅就是桑子中创作的《大明湖之秋》。
　　1934年5月，桑子中的画集出版，老舍亲笔为《桑子中画集》（济南永记华洋印书局出版）作序，称赞桑子中的画：“投色是以淡藏浓，他的笔道是更可怕——厉害得可怕，雄浑得可怕。”（新中国成立后，桑子中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90年代初病逝于重庆，曾发表《我记忆中的朋友老舍先生》等文章。）
　　孙东生手下的一门付课教员都有如此高的成就，其他正课教员就更不在话下了。一时间，省立一中俊彦云集，成为山东中等教育的第一名校。
　　人们尤其称颂的是孙东生“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就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也对其赞赏有加。
　　作为一所名校，省立一中入学考试非常严格，一般录取率在5%左右。招生期间，不论是达官显贵的后人，还是贫民苦力的子弟，孙东生都坚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面对故交老新识纷至沓来的信函，他一律束之高阁，概不拆封，直到张榜之后，再一一作出回复。
　　有一年，韩复榘的公子以一分之差被挡在校门之外，韩复榘的秘书曾几次致函要求通融，孙东生校长坚持不破自己的规矩，推荐韩家公子去了私立齐鲁中学就读。后来，在一次公干场合，韩复榘当着何思源厅长的面，对孙东生的行为大加赞扬。
　　孙东生是一位极具历史眼光的校长。他担任山东省立一中校长之初，就有了创作校歌的打算，并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过：“一所好的学校，应该有一首经住历史考验的校歌，让歌声成为学校的号角，激发学生的热情，凝聚老师的力量。”
　　1936年暑假前，在一次校务会议上，孙东生发号司令：“创作校歌的事情就劳烦（李）广田、（瞿）亚先二位老师了，你们一定要在暑假里完成，开学就让同学们唱上校歌。”
　　校长一锤定音，李广田和瞿亚先二位老师欣然领命，暑假过半就写成了校歌《少年人》：
　　“我们是紫色的一群∕我们是早晨的太阳∕我们是迎日的朝云∕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
　　孙东生校长规定紫色为省立一中的“校色”，学生一律身着米黄色哔叽校服，系清一色的紫色领带，所以校歌中的第一句就是“我们是紫色的一群”。
　　对此，孙东生曾有这样的诠释：“紫色是铁与血交融的象征，我们省立一中的学生，要襟怀刚强，做铁血健儿，抵抗外辱，兴我中华！”
　　校歌《少年人》定稿后，孙东生请桑子中老师精心设计了彩色封面和插图，印制了数百份校歌册页，除了分发给全体师生外，还作为省立一中的纪念礼品，馈赠与兄弟学校和社会各界友人。
　　抗战前的省立一中，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惯例，就是每个周一的清晨全体师生在大操场上列队集会，由孙东生进行训话。他的讲话极少提到教学业务，大都是爱国励志的内容。他讲济南“五三惨案”，讲“九•一八”和东北的美丽富饶，讲“一•二八”和“八百壮士”的英勇……有时竟情不能禁，带领全体师生振臂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在《山东（省立）一中九级同学录》的首页，孙东生校长曾亲笔写下了这样的序言：
　　我人生于斯，长于斯，关于齐鲁文化之发扬，责无旁贷矣。余数年来，认清发扬中国文化，需从教育著手，固抱定教育建国，以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孜孜自勉，誓言靡懈。
　　序言的最后落款为“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呵冻作”。
　　“呵冻作”，即是孙东生呵着冻僵了的双手写就了序言，可见他教育建国思想的坚定。
　　孙东生读北大时的校长蔡元培有一句名言：大学非大楼也。孙东生办中学也有闻名泉城的“严”“高”“宽”三个字，其中的“宽”是指学生的知识面。
　　他曾公开讲：“但凡一中的学生，孔孟之道要讲，马克思也要学，同学们要自由地学习。在中学阶段自由寻找学习兴趣，奠定自己未来求学的方向，因为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
　　身为国民政府的一所中学校长，能讲出这番话，不仅需要远见与卓识，更需要胆魄与勇气。但这也为孙东生的未来埋下了“祸根”，此为后话。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的飞机不时飞临济南上空侦察，泉城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许多，大街小巷里议论纷纷，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孙东生命学校上午照常上课，下午全体师生列队到市郊南的山沟里搬运石头，加固学校院内的防空洞洞顶，以防不测。
　　这时，有十几位德州中学的学生投奔到了省立一中，原来德州已经沦陷，日寇正在逼近黄河北岸。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孙东生临危不惧，经请示省教育厅立即做出决定：“学校暂时停课，教职员工集中学校，学生回家听命，随时准备迁校，目的地是泰山脚下的泰安城。”
　　省立一中的学生血气方刚，思想态度也十分明确：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紧跟学校，追随师长，延续学业，学好本领，效民报国，抗日救亡，誓死不当亡国奴！
　　山东省立一中有“三驾马车”，校长孙东生自然是中流砥柱，他的“左膀”是事务主任胡干卿，学生们亲切喊他“胡老干”；“右臂”是教务主任丁履观，人称“丁大皮鞋”。在这“三驾马车”的引领下，1937年10月下旬一个傍晚的七时整，省立一中全体师生在济南火车站集合，准备乘火车南下泰安。
　　孙东生的两位“爱将”瞿亚先和李广田，也加入了组织行列。瞿亚先在火车站的货车门口帮着学生传递行李，李广田站在路旁照顾着学生：“大家不要慌，还有时间！”他对一个手夹着黑布棉大衣学生说：“穿上大衣，晚上天冷！”
　　这个学生名叫孙跃冬，当时读初二级，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新华社四川分社的高级记者。20世纪90年代，离休后的孙跃冬撰写了《（山东省立）济南一中迁校泰安记》，其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离开济南去泰安的情节。
　　由于战事紧张，津浦铁路时有误点，直到深夜十二点，省立一中的师生们才坐上一趟闷罐货车奔赴泰安。
　　闷罐货车不仅密封严实，而且还没有灯，大家摸黑坐在各自的行李上，一时间，空气凝固、氛围沉闷。
　　漆黑的车厢里，响起孙东生声音：“同学们！我们这不是流亡，而是迁校，是为了赶走日寇，重新返校。我们现在迁徙，好比把拳头缩回来，再狠狠地打出去！有人说你们是跟我出来的，其实我是跟你们出来的，想想看，没有学生哪来的我这个校长啊！”
　　省教育厅原本将省立一中安排在已经停课的泰安中学，不料这里已经被临时伤兵医院占了。无奈，省立一中只好暂住在泰安东门外的几家骡马大车店。
　　就是这样，孙东生也毅然宣布：“立即上课，学生们的学习耽误不起！”一所闻名齐鲁的省立中学，竟然在大车店里开堂上课，即便是战争年代，这在古城泰安也算是一道“风景”！
　　针对突发战乱，孙东生及时调整了课程，他首先安排生理卫生教员张揆一专门为学生讲授《细菌战》课。同时，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战时训练，学习针线缝补和一般外伤包扎技能，这对学生以后的流亡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在黄河以北，韩复榘的部队没能抵挡住势头正盛的日寇，日军步步紧逼济南，泰安也危在旦夕，古城频频响起防空警报。日寇的飞机最初的轰炸目标是泰安火车站和大汶口铁桥，后来竟向城内的民用目标狂轰乱炸。
　　1937年12月24日黄昏，日寇的9架重型轰炸机飞临泰安上空。剧烈的爆炸声后，城里一片火海，随即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哭声。这时，一颗重型炸弹将校门口（后经交涉，当局把泰安中学校舍的大部划给省立一中）炸出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校舍被震得门窗跌落，玻璃粉碎，一片狼藉。
　　混乱中，孙东生手擎一盏马灯，在操场边大声呼喊：“各班集合！清点人数！”幸好学校里没有人员伤亡。
　　借着马灯昏暗的灯光，孙东生穿梭在各班级队伍之间，心疼地看着同学们一张张惊恐的脸庞。他恨的咬牙切齿，双手颤抖：“万恶的东洋鬼子，齐鲁之大，竟不能给我的学生们一张安稳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