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含着妈妈瘪瘪的奶头死去

　　1944年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由我国经越南到南洋各地的“大陆交通线”。
　　在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用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汤恩伯指挥的数十万国军部队，豫中30多个县城沦陷，纵贯南北的平汉铁路也被日军占领。国立二十二中所在的安徽阜阳地区陷于四面被围的境地。
　　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师生的生命安全，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二十二中奉命向陕西的安康、汉阴一带迁移。
　　“阜阳一粒粟，壮士万金躯。临歧不忍去，来作登山呼”。1944年9月11日，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再一次踏上了向内地流亡的征途。
　　平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起于北京的卢沟桥，止于湖北的汉口，因民国政府时期称北京为北平，所以又叫平汉铁路。平汉铁路是国立二十二中西迁途中跨越的第一道屏障。
　　河南的确山县，是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乡。国立二十二中西迁夜闯平汉铁路的位置就定在确山以北至驻马店之间。之所以将夜闯平汉铁路的地点定在驻马店与确山之间，是因为驻守这一带的伪军庞炳勋部和铁路以东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及铁路以西高八级一位叫高国武同学的家人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经过李仙洲将军做工作，都答应对过路师生给予关照和帮助。
　　按照事前制定的西迁计划，自安徽的阜阳到河南的内乡为第一段行程，由内乡至陕南为第二段行程。从阜阳到内乡有1100多华里的路程，这段路最危险的是只能在夜间偷渡的平汉铁路和铁路两侧约100华里的地带。
　　国立二十二中在阜阳至内乡的路途中设立了5个联络站，设在平汉铁路东侧的韩庄联络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
　　韩庄是河南省汝南县西南方的一个小镇。当时的韩庄，只有南北一条街，有南北两个寨门。南门外是一片长着树林的开阔地，韩庄的集市就设在这里。北门外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韩溪河，对着寨门的河面上有一座小桥，过桥后南北大路的西侧有一座名叫清凉寺的古庙。
　　1944年9月17日，经过7天的行军，父亲随行的一分校400多人的西迁队伍到达了韩庄。
　　这一天的韩庄逢集，南门外赶集的人很多。父亲和同学们到指定的农户和小客店里吃饭、休息，准备夜间冲过平汉铁路。
　　忽然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同学们仓皇奔出房屋，和赶集的老乡一起向北门外跑去。日寇追到北门外，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一些同学当即倒在血泊中。父亲的同班同学褚光铮跨过小桥，沿着韩溪河跑出没几米，就中弹身亡。
　　鬼子们将受伤和趴在地上躲避弹雨被俘的五六十名师生，集中赶到北门外的场地上，端着带血的刺刀狼嚎般地吼叫着。
　　这时，有个鬼子在一位遇难同学身边的包袱里发现了一只手枪，他高声吼叫着：“谁的！八路的干活，不说统统地死啦死啦的！”旁边的鬼子也闻声跑过来，端着抢对着大家，形势十分紧张。
　　原来学校联络员郭荃逢携带的这把手枪，是学校送给铁路西一位抗日游击司令的见面礼。郭荃逢被俘后，就趁鬼子不注意，把包枪的包袱扔在了遇难同学的身边。
　　在这危急关头，郭荃逢正想站出来解脱大家的危难，女生指导员段开秀挺身而出。她用日语向鬼子说：“我们都是学生，学生哪来的枪？一定是外人混进来了！”
　　外号叫“小活宝”女生姜琳英，也急中生智地指着那位已经死去的同学说：“我看见了，是他带的。”鬼子见姜琳英是一个小女孩，便信以为真。
　　到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远处不时传来枪声，鬼子们害怕被包围，就喝问人群：“谁是老师？”化学老师张荫轩和王光亭、孟幕寒老师随即勇敢地站了出来。
　　鬼子将他们捆绑后，押着他们和从集市上抢来的布匹、白糖向确山方向撤走了。所幸的是当西迁至内乡时，三位老师已经被营救出来。
　　惨案发生时，西迁队伍跑散了。有的顺着韩溪河往西越过平汉铁路逃荒要饭到了南阳，有的跑到庄稼地里躲了起来，而大多数女同学则被鬼子堵在了老乡家。
　　在一家店主叫王世清的店里，有十几位女同学被鬼子堵在了店里，多亏店主人的妻子把她们藏在一间小西屋里，用烂柴破衣将门堵上，才没被鬼子发现。
　　有一个女同学吓懵了，别人向北跑，她却向南跑，被一位镇上的妇女拉到家里藏起来，还叮嘱说：“如果被鬼子发现了，你就说是我的家人。”为了不露破绽，这位妇女用洗碗布把小同学的脸擦得又黑又脏。
　　韩庄惨案，有１１位同学被日寇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捅死。他们是１４岁的祁恒雨，１５岁的张猛、申景琦、刘玉栋、朱日庠；１６岁的燕世华、陈永伦、褚光铮、田义兴，１７岁粟福真、宋育寅。
　　第二天，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同学们买了棺材，依次将他们安葬在清凉寺的东侧一个长长的墓坑里。在墓前，同学们献上一束束黄色和白色的野花和一幅幅流泪泣血的挽联：
　　恨日寇，人面兽心，杀我同胞，多好友生命，今日竟成永诀。
　　忆往昔，寒窗共度，切磋琢磨，创锦绣前程，此刻哭断肝肠。
　　白发爹娘依闾望，关山万里，骨肉儿女今何处？
　　兄弟姐妹盼团圆，天涯海角，手足同胞在梦中。
　　9月19日深夜，劫后余生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胜利穿越了日伪控制的平汉铁路，奔往西迁中转地的南阳和内乡方向。
　　父亲随国立二十二中徒步西迁，途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四省，漫漫征程，如同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调查课。
　　尤其是天灾战祸交相煎迫、苦难深重的中原大地，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时的河南有一首民谣，叫“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沿途老百姓极度穷苦，有的一家几口人男女赤身裸体，在土炕上合披一床破被子，死者不计其数，路边倒着露天尸骨，有些村庄竟发生吃死人的事情。
　　汤恩伯主政河南期间，所属部队军纪败坏，欺压地方，鱼肉乡民，河南百姓生不如死。有的人被逼无奈，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几岁的女儿，驮到驴上到漯河、界首贩人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当地的老百姓说，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实在是人祸。
　　西迁的队伍走到河南泌阳县大河屯镇，父亲所在的小分队在大街上休息时，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情景：
　　一个衣着破烂的农村妇女，头靠在街边的土墙上，双臂松松垮垮的拦着自己的女儿。小女孩俯身贴在妈妈敞开的怀里，那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还含着妈妈瘪瘪的乳头。母女两人的绵软与安静，像是一堆沙塑。看到这让人心碎的情景，女同学都掩面哭着背过身去。几个男同学，将这一对母女的身体平放在墙边的地上，头也不回的默默走开了。
　　这样的情景，也频频出现在1943年3月22日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的新闻报道《等待收成》里。新闻的作者叫白修德，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通讯记者。
　　1943年2月底，经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一行来到了河南灾区：
　　“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
　　但是，当白修德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
　　而实际上，“收税的野蛮和侮辱”比饥饿更伤心惨目。
　　白修德在《等待收成》中写道：
　　“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这报告书说，全县15万人中，11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700，死掉的人每天也有700左右。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20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15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13斤。”
　　白修德一行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语：“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因为，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演讲、商讨贷款的关键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
　　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白修德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起初，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但当看到白修德拍摄的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
　　蒋介石向白修德问了这些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做了记录。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
　　之后，国民政府开始放粮赈灾，也“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但这其中包括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当时的河南，遭遇水、旱、蝗灾是事实，但粮库并非空空如也，驻防河南的国军部队的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
　　当白修德质问为什么不拿出一些粮食来赈灾时，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日军占领了中原大地之后，令当地军政要员没有想到的是，日军竟然从粮库中拿出军粮“赈济”当地的灾民。国军的溃败，日寇的“安抚”，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唾弃。
　　令国人欷歔不已的“历史性一幕”发生了：河南西部山区由农民、土匪组成的民团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国军溃败的散兵游勇，缴获他们的武器、弹药，甚至枪杀、活埋曾与日寇刺刀见血的抗战官兵。
　　对此，河南的军政官员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其实，这不是一件新鲜事。
　　《剑桥中国史》中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还是白修德一语中的：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抗战结束后，在中国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与蒋介石谈过话、和周恩来喝过酒的白修德回到美国。1946年，他与贾安娜合著出版了《中国的雷声》一书。
　　在《中国的雷声》的序言中，白修德这样写到：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国民党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