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他们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孩子

　　“泰安这地方，是不能呆了，我们走，马上走，今天夜里就出发！你们是单身一个，我也是单身一个，老婆孩子我都不带，我们就是一家人。只要有我吃的，就有大家吃的，哪怕只有一粒米，我们大家也要用显微镜分着吃。我孙东生说话算数，可以向大家保证……孩子们，我们走，马上走，今天夜里就出发！”
　　站在操场检阅台上，孙东生对全校师生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
　　孙东生手提马灯光，指挥大家捆扎好行李，列队点名，疾步向泰安火车站奔去。可到了泰安火车站，这里的一列列火车静静地趴在铁轨上。
　　原来，由于鬼子的飞机轰炸和低空扫射，这里已经没有了正常通行的列车。此时已过午夜，孙东生担心天亮后再遭日机空袭，他果断下令：“步行前进，尽快离开泰安！”
　　身着行囊夜行军，是省立一中这些懵懂少年不曾有过的经历，于是怕、困、累、饿一件件麻烦找上门来。为了鼓励学生，老师们背起了年小同学的行李，一边又一遍地大声喊着：“跟上！跟上！快跟上！”事务主任胡干卿，年纪最大，却跑在队伍最前面“打前站”，联系休息地点、购买食物、确定前进方向。
　　离开泰安后的一段时间，大家吃的最多的是生地瓜。一来生地瓜好买，二来吃生地瓜不耽误行军。
　　孙东生一面边走边啃着地瓜，一面夸张地“呱嗒呱嗒”嘴说：“西欧的大酒店我住过，济南的‘石泰岩’（济南著名西餐馆）我也吃过，现在睡屋檐下，喝棒子面粘粥，啃凉地瓜，也颇有味道呢！”幽默的话语，令同行的学生忍俊不止。
　　1938年的第一天，省立一中的师生来到金乡县城。有消息传来，济南已于1937年12月27日沦陷，日寇铁蹄踏进了美丽的泉城。顿时，广大师生个个神情黯然。
　　这时，孙东生又站了出来：“大家要打起精神，挺直腰板，早晚有一天，我们定要打回老家！”
　　为了安抚师生的情绪，孙东生决定在金乡休整三天，并安排事务主任胡干卿组织全体学生轮流在当地一家大澡堂洗了个热水澡，以示庆祝1938年的元旦新年。
　　这时，国文教员李广田领着一位少年来拜见孙东生校长。这位恳切请求跟随西迁流亡求学的少年叫张圣时，后来成为国画大师傅抱石唯一的入室弟子，被著名文学家李广田誉为“少年果戈理”。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俄国的散文之父，能被称为“少年果戈理”，张圣时的才气可想而知。
　　多年后，与张圣时一起流亡的隗之广老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调侃地说：“李广田老师慧眼识珠，孙东生校长路边拾遗。”
　　在金乡稍作休整，孙东生带领省立一中师生经单县到达了河南的商丘。人刚到商丘火车站，接到山东省教育厅的紧急通知：到河南许昌集结待命。
　　陇海铁路是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全面抗战爆发后就更为繁忙，而商丘火车站是陇海铁路能通火车的最东边的一个站。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的难民，令商丘火车站一度失去了控制。客车一到，难民便蜂拥而上，就连火车顶都爬满了人，场面十分混乱。
　　在商丘火车站，心中已有预案的孙东生临时召集学校骨干会议，他的声音再次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眼下，以队伍成行已成为泡影，只有分散出发。给每名学生发放盘缠，老师分班带队，借机登车。告诉同学们，要牢牢记住河南许昌火车站这个地名。他们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
　　先期到达许昌火车站的孙东生和几位学校领导，连续几天冒着大雪在车站迎接学生，心底可谓望眼欲穿。数天后，省立一中的几百名学生悉数汇集许昌，一个不少，这该是一个奇迹！
　　而孙东生和他的学生却浑然不知，许昌也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
　　抗战爆发后，日寇的侵华铁蹄之快超出了国人的预料。自1938年春节过后，根据山东教育厅的指令，孙东生领导的山东省立一中不断变化迁校路线。先是到达河南南阳的赊旗镇，再奔赴湖北的郧阳，四个月后又进军四川的川北。
　　在漫漫的西迁路途中，湖北的郧阳是令孙东生最为伤心的地方。地处鄂豫陕三省边缘的郧阳，滨临汉江北岸，是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城。
　　1938年，省立一中到达郧阳时，正值盛夏，潮湿、炎热、多雨的天气，再加吃当地的糙米和菜籽油，导致水土不服，消化不良，许多人患上了疟疾。因郧阳闭塞落后，缺医少药，有十几位同行的师生在郧阳病逝。这其中就有孙东生的学生齐志化。
　　齐志化是省立一中的学生，在流亡途中兼任事务员，是事务主任胡干卿的得力助手。他掌管大量的财务，却因营养不良和辛劳过度病逝，孙东生唉声长叹，胡干卿主任则抚摸着他的坟头，泪水横流。
　　小小的郧县县城，简直成了一代教育家的魂断之地。
　　1938年的12月，孙东生带领师生继续西迁。离开郧阳时，他们高唱抗战歌曲，整齐列队出城。郧阳的市民闻讯自发沿街相送，有的老人、妇女看到这些山东的孩子又要远征，想到他们长途跋涉的艰辛，眼眶里浸满了泪水。
　　孙东生喜欢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鼓励学生，并不时提醒大家：“知识是光，无知是暗”。于是，夜间打地铺的殿庙，白天就成了读书的课堂。天气好的日子，碰上一方河滩、一片树林、一块草地，同学们席地而坐，老师就站着讲起课来。
　　牵挂难表，唯有归来时。1939年1月，孙东生一行到达四川的罗江，五千余里的西迁宣告结束，而他却牵挂起自己的学生瞿亚先带领的“狂飙剧团”。直到瞿亚先率队归来，他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四川罗江时期，作为国立六中四分校的校长，孙东生延续了在济南时的治学思想，大力弘扬民主、自由的精神，主张学生自由学习，自由选择思想信仰。
　　早在郧阳时期，学校的数学教员宓仁甫和孙冠文（孙东生的儿子）及刘桂华﹑刘振赢﹑俞新民等多名学生就离队去了延安，孙东生不但没有阻拦，反而令人发送了路费。在他的倡导下，国立六中四分校成了一个民主、自治、自由的大家庭，一度被人誉为“川北小延安”。
　　这个“川北小延安”的称号可不是空穴来风。早在迁校四川罗江的当年夏天，国立六中四分校就引起了中共成都市委和川康特委的关注。这源于孙东生手下的两名教员李广田和陈翔鹤。
　　1939年4月17日，经李广田介绍，陈翔鹤被孙东生聘为国立六中四分校的国文教员。李广田还在山东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因组织书报介绍社介绍鲁迅、郭沫若的书籍及苏联作品被捕入狱，直到北伐军打到济南后才被释放。陈翔鹤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济南任教，抗战爆发后回到故乡四川，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来罗江时组织关系仍在中共成都市委。
　　十天后，李广田就在1939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得读（陈）翔鹤新稿。关于此间的报告，觉得颇好。”
　　所谓“新稿”，就是陈翔鹤到罗江教书不久，发现经过流亡生活磨练的国立六中四分校学生，具有一中特殊的气质，与当地和平舒适的环境下的青少年大不一样，于是写了一篇通讯《一个新环境的展望》，发表在成都的《笔阵》（成立于1937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时任主笔李劼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和实业家）第五期上。而日记中的“报告”，是说陈翔鹤将学校的情况向中共成都市委和川康特委写一份书面汇报。
　　因时常得到有中共成都市委和川康特委的指示，李广田和陈翔鹤珠联璧合，“好戏不断”。
　　1939年4月，他们筹划创办了发表青年学生文艺习作的刊物《锻冶厂》，作为主编陈翔鹤和负责日常编辑的李广田，其用稿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爱过抗日”。《锻冶厂》每月一期，分发社会各界，仅1939年就出了7期，1940年7月被当局查封停刊。
　　同年的5月，陈翔鹤和李广田发起组织学生写由山东到四川的流亡实录，拟定计划是以6万字为限，最后收录17人的回忆达10余万字，并将编辑成为《在风沙中挺进》一书。
　　陈翔鹤亲笔写下序言：
　　“他们每个人都几乎从这里面生长起来，起初是敌人的炮火、飞机和炸弹，再其次便是他们在饥渴劳顿中所跨越过的鲁豫鄂陕等省区已行破产而且落后的一座座大小城镇和农村。
　　“将这本小书谨献给一般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一切人的眼前。而同时，我更不会忘记，想借这本书的力量，聊当作一个耳光，来重重的打在一切冀借盲目‘复古’之力，打算将中国全体青年闷杀，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之道的猪狗们肥胖的脸上。”
　　李广田从山东南下流亡时，新婚不久已怀孕的妻子留在了济南。在罗江，孤身一人的李广田，晚饭经常在陈翔鹤家吃。饭后，两人常去离学校不远的金雁桥畔或落风坡散步。
　　一次，李广田指着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对的同行陈翔鹤和夫人王迪若说：“多美啊！金灿灿的油菜花，令我思念山东平原的麦色青青。”突然，他把右手捏成拳头向前猛击一下，大笑一声说：“打回老家去!”
　　李广田不止一次地向陈翔鹤和王迪若夫妇说过：“在这里（国立六中四分校），我感觉心里有点‘闷’，很向往延安，能像何其芳（同为‘汉园三诗人’之一）一样去延安就好了，可以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陈翔鹤和李广田形影相随，办刊物、出回忆录、发表激进言论，就在校长孙东生的眼皮底下。而孙东生却置若罔闻，不加干涉。
　　陈翔鹤和李广田在教育界是名师大家，他们对学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后来，国立六中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疏散离校，冯鸿珊、李仲达、陈河镇、石作圣等四人准备经三峡去解放区，当途经重庆磁器口镇时，误入军事禁区被军统逮捕，先后被辗转关押于贵州息烽监狱、重庆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他们与后期被捕的国立六中毕业的张现华（时读重庆大学），一同牺牲于歌乐山的渣滓洞监狱，成为天下闻名的“红岩烈士”。
　　厄运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孙东生。1939年9月，当局以“纵容左翼师生”为名，将他调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审查。后经全体师生多次向教育部抗议交涉，才于当年12月1日平安回校。为此，全校师生举行了名为“孙校长受训毕业返校欢迎大会”。
　　在大会在最后的余兴节目中，李广田老师即兴作词，瞿亚先老师即兴谱曲，引吭领唱：
　　第四分校，一、二、一!
　　永远前进，一、二、一！
　　一个步伐，一、二、一！
　　一个意志，一、二、一！
　　向着自由，一、二、一！
　　向着光明，一、二、一！
　　前进！前进！一！二！一！
　　孙东生分明听得出来，“向着自由，向着光明”是自己诗歌中的两句，没想到，他当时用来鼓励与感召学生的诗句，反倒成了学生安慰自己的歌声。念及此处，一向具有学者风骨的孙东生，禁不住声泪俱下。
　　此后，孙东生的人生履历看是简单，但却充满变数。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宣教三民主义不利”和“有通共之嫌”，被教育部撤销了国立六中四分校校长职务，调往偏远的宁夏地区办学。
　　1942年，返回四川，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等校任教。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何思源派回济南，出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到济南一中（原山东省立一中）任教，不久调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古籍。
　　1956年，任山东省政协委员。
　　1959年，在“反右”运动中，被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罪逮捕，判刑入狱。
　　1960年12月的一个冬夜，孙东生孙东生病饿交加，全身浮肿，惨死在山东潍北农场劳改队。
　　关于晚年的孙东生，他的高足瞿亚先的长子瞿雷先生有着这样的回忆：
　　50年代中期，孙先生在大明湖南岸省图书馆上班，距我家居的府东大街很近，他常来我家与家父畅谈，有时我母亲还炒上两碟小菜，师生二人对坐小酌。孙先生身材高大魁伟，身穿一身稍显宽大的浅灰中山装，一双尖口青布鞋，左上衣口袋总是插着两只钢笔。我当年好奇地问：“孙伯伯，您为什么带两枝钢笔啊？”他笑而不语，只是疼爱地抚摸着我的光头。父亲在一旁告诉我：“孙伯伯整理古籍，要用红蓝两种颜色的墨水写字。”
　　孙先生耿直率真，大嗓门，一口终生难改的鲁西南乡音，他往往一进院落就高声呼喊我父母的名字，惊得邻居们从自家窗口探出头来观望。他们一说起话来就是大半天，至于谈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得而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个个胆颤心惊。父亲倒是坦然，他说：“我是打破头不怕扇子扇了！”1968年春“清理阶级队伍”，全国普遍进行“内查外调”。因为父亲经历过多次的世事变化，旧识较多，所以这场“调查风暴”必然殃及我家，一时家中陋室热闹起来，有时一天连来好几拨，搞得父亲身心疲惫，疲于应对。
　　记得一天临近中午，有两名身着军装的外调人员来访，外调内容里有孙东生的蛛丝马迹，父亲看这二位“外调”面善，便斗胆打听起他恩师的情况（这在当年可是大忌）。不问则罢，问后父亲一言未发，竟然一头扎进了里间屋，并放下了门帘，很长时间不见动静。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母亲见人家二位“外调”还在等待，便示意让我进里屋请出父亲。
　　我掀开门帘进了里屋，见父亲蜷身正坐在床边低头大口吸烟，地上有了四五个被踩扁的烟蒂。他眼含泪水，一脸痛苦的表情，好像顿时又苍老了许多。父亲踉踉跄跄地走出里间，对着“外调”致歉：“对不起，失态了！八年前逝世的孙东生先生是我的老师。”见此场景，二位“外调”军人也为之动容。
　　瞿亚先更不知，四个月后曾与他一起流亡、琴瑟和鸣的李广田也被迫害致死。
　　原来，1941年孙东生被当局免去校长职务后，李广田和陈翔鹤等进步教员也遭到无理解聘。后经老友卞之琳（“汉园三诗人”之一）介绍，进入西南联大任教，此后应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邀请赴京任教，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广田自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任上调至云南大学校长。在“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后的更是惨遭厄运。1968年11月2日的夜里，“头部被击伤、满脸是血、脖子有勒痕”的李广田，直挺挺地死在昆明市郊外的一个莲花池内。
　　人说李广田，这叫“死而不倒，昂首问天”。李广田去世当天，有人在云南大学贴出了“李广田好”的大字标语。
　　粉碎“四帮人”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1981年1月23日）中，特别列举了被迫害致死的全国9个著名教授的名字，李广田就是名列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之后的第六位。1978年，中共代表人民为“大地之子”李广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20世纪80代初，刚刚恢复了正常的身份的瞿亚先，立即赶写了多份书面材料，四处投递，为他的恩师孙东生鸣冤叫屈；山东师范学院的李长楫教授（孙东生的学生，著名生物学家）也出具书面材料铁证。1983年，孙东生得到了平反昭雪。而此时，一代教育名家已撒手人间23个年头。
　　1942年，国立六中四分校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撤办，合并于1901年成立的四川罗江中学。2011年，罗江中学110华诞之际，有叫魏德的人作《罗中赋》：
　　三国故地，罗纹江畔。遥想当年……维岳教授临危受命，揽名师，纳群贤，志士频出，时誉“小延安”。慷慨激昂，敬之美妙之诗篇；独站鳌头，宗涛笑傲于燕园。章署巧翻三寸舌，祖光力铸千丈剑。一时间，声名鹊起，虎距龙盘……。
　　文中的“维岳教授”指的就是孙东生，“小延安”是指孙东生任校长的国立六中四分校，“敬之”是指孙东生的学生、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章署”也是指孙东生的学生、曾任中国驻外大使的章署，“祖光”说的还是孙东生的学生、中国著名激光专家马祖光。
　　在流亡办学的途中，孙东生最喜欢诵读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而他的一生也正如杜甫的诗歌所言：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