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竖起两根硬骨头

　　国难当头，军人的使命是效命疆场，而教师的使命就是把学校办下去，保全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祖国的重建和复兴积蓄力量。这个使命，并不比战场上与日寇浴血拼杀的军人轻松。
　　国立二十二中的老师们大多是抗战前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朝阳、山大、齐鲁等当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具有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悉心执教的毅力。他们自行决定开设课程，自己动手编写教材，除了教授专业知识外，对学生进行的唯一思想教育就是爱国抗日。
　　祖籍寿张（今阳谷县）的国文老师杨沛如，毕业于当时中国法学最高学府——北京朝阳大学，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济南市学生会中学分部的负责人。
　　１９３５年，杨沛如和中共新闻战线上的著名人物李竹如在济南创办了《新亚日报》，宣传新思想。抗战爆发初期，他曾任山东国民政府秘书长。1938年8月15日，中共领导的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召开成立大会，他是唯一到会的山东国民政府高级官员。
　　杨沛如作为老牌的国民党党员，讲课联系实际，暴露黑暗，抨击时政，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要关心抗战、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反对死读书。他不但服膺三民主义，倾心辩证唯物论，并以极大的勇气坦然表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主张，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国文老师牛多安老师，来自山东单县。那个时候，他就提倡用“拟人”方法写作文，要求学生“把死的东西写活，把不动的当成能动的，把没有思想的写成有思想的”。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他课堂上举的例子：“红杏枝头春意闹，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个闹字、一个明字，把春天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
　　山东聊城的张箸生老师，也是教国文的。他批改作业十分严格，有的同学的作文竟被他删掉四分之三，以培养学生“能用一句说清楚，绝不用两句”的简练文风。“字字有讲，句句不通”。至今，人们仍记得他这段著名的作文批语。
　　老家泰安、毕业于北师大外文系的女高才生吴惠波老师，年约五十，端庄文雅，和蔼可亲。每堂课开始，她都要领着学生大声朗读:“WeareChinese,weloveChina,longliveChina！”(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万岁！)
　　在讲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时，她以特有的母性的声音，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对日寇侵略者怒不可遏的义愤。下课时，她刚迈出门槛，教室里的同学们就高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函数是初中数学课里最难的一章。来自单县的田迪安老师讲函数时举例说：“一个人做知县，他的妻子是知县夫人，他升为知府，他的妻子也就成了知府夫人了。妻子的地位因丈夫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妻子就成了丈夫的函数了。”
　　在讲到函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时，老家冠县的王自强老师更是妙趣横生，他说：“有一个男人患妻管严，妻子说东他不敢说西，说西他则不敢说东。妻子就是自变量，随妻子的变化而变化的男人是因变量，就是妻子的函数。”
　　化学老师张荫轩在讲水分子一节时说：“当你逃离沦陷区奔来大后方时，你的母亲流下的那一滴眼泪，就是水的分子组成的。与泪水同时存在的还有感情。水分子是物质，感情是精神，泪水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
　　用母亲送儿女抗日离家时的泪水来说明水的物质构成以及与精神的结合，这岂止是一堂化学课，分明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课老师单汀秋，讲课时脸部少有表情，令人觉得他胸中压抑着许多难以言状的东西。据说，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日本兵杀害了。
　　一次他讲南宋名将刘锜在顺昌（现在的阜阳）抗击金兵，声音悠悠然、苍苍然地叙述南宋委屈求和、金人毁约南下烧杀抢掠，别有一番悲愤之情，讲得同学们的脊梁骨都挺了起来。当讲到刘派锜敢死队偷袭金兵杀敌时，许多男同学不觉挥手做刀劈状。
　　课堂上，老师口里说的是金兵，心里想的却是日本鬼子；父亲和同学们耳朵里听的是顺昌，心里想的是淞沪、台儿庄和长沙会战。
　　肖建洲是胶东人，担任博物课（现在的生物和生理卫生）老师。博物课的最后一节是《人》，他开篇就引用马克思的话讲：“人是动物学最后一个名词。”并引申说：“除了动物学的人，还有伦理学里的人、社会学里的人。”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思路。肖建洲老师不仅善于言谈，而且知识渊博，他曾公开指责蒋介石亲笔题写的“礼义廉耻”四个字有三个错别字。
　　国立二十二中提倡“学校家庭化，老师父兄化，学生子弟化。”有一段时间，阜阳地区流行瘟疫，李仙洲将军轻车简从，下车伊始，就先看厕所后看厨房，并嘱咐炊事班长：“别让那些孩子们喝生水，开水一定要管够，水缸不许见底！”
　　二分校学生因不满食堂伙食派代表到九十二军军部请愿，李仙洲将军当即要求校方彻底改善伙食，并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代表说：“你们回去吧，要好好念书，不可再闹事。”
　　第二天，李仙洲将军就驱车赶到阜阳城西的打蛋厂，与二分校的领导谈话：“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弟。子弟走偏了，要把他拉过来，而不是把他推出去。”
　　事后，虽然名义上开除了一名带头请愿的学生代表，而背后却是开具证明、发给路费，令其转到了远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继续上学读书。
　　李仙洲将军常常鼓励国立二十二中的学生：“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反攻阶段，不久就要反攻山东。建设山东，你们是先锋和柱石。”他还专门对师范部的学生讲，“将来，山东的教育就靠你们了！”
　　教务主任张敏之老师，既关心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又关心学生的品德修养。针对学校缺医少药而学生经济困难的情况，他耐心地向同学们介绍一些不花钱能治病的偏方，如嚼白萝卜出汗可治感冒，吃大蒜可治泻肚、痢疾，小块肥皂塞入肛门可治便秘等。
　　而对少数富家子弟生活奢侈的现象，这位老牌的国民党员则公开严厉训导：“你老子当顺民，当汉奸，刮地皮，搜民膏，取不义之财，让你们挥霍浪费。在国难当头的今天，你们不配做国立中学的学生。”
　　王明伦老师的老家在山东德平县（今临邑县德平镇）。抗战前，王明伦清华大学毕业，在济南山东省立一中初中部任训育主任兼史地课教员，来国立二十二中后专任训育主任。他特别注意学生的仪表，要求学生穿着整齐，走路昂头挺胸，有革命青年的气概。“竖起两根硬骨头，打下牙来和血吞”，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
　　看见有的学生精神萎靡不振，王明伦老师喜欢用汉英间杂的尖刻语言进行敲打：“要注意manner（姿态）！现在还只是cool（凉），而不是cold（冷），不要缩着脖子萎靡不振的样子！”学生们背地里叫他王manner（姿态）。
　　在国立二十二中，一贫如洗的父亲，连姑姑送他的那件夹袄也卖掉了。一位同乡老师，借给了父亲可以买一块（莱西民间计量单位，相当于１８０市斤）麦子的钱。有了这笔钱，父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父亲至死也没有还上老师的这笔“物质加精神”的债务。
　　母亲只记得，这位老师是莱阳（今莱西）北栾家寨村人，而姓甚名谁已无处查找了。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帮，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在阜阳的国立二十二中，父亲第一次读到了李大钊的名篇《青春》。
　　青春，春天也。《楚辞•大招》里讲：“青春受谢，白日昭只。”
　　青春，又指年纪轻。西晋文学家潘尼在《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中感慨：“予涉素秋，子登青春。”
　　青春，是一种酒名。明朝徐渭的《挽陈君之配蒋》为证：“陈君辖我饮青春，焦革贤闺酿绝伦。”
　　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有一句诠释青春的经典话语，叫“黄金是宝贵的，但比黄金更为宝贵的是人生的黄金时代”。
　　春天、年轻也好，美酒、黄金也罢。而这一切，与正值青春年华的父辈们无关。纵然抗战岁月的春天，依然万物复苏，一片青青的葱色。
　　日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父辈们原本美好的青春岁月。每餐每人一个杠子馍和一碗油花青菜的生活，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忧虑国家命运的情愫，思念家乡亲人的心结，孕育了父亲这一代人特有的忧国思乡、激情悲愤和渴望关爱的青春心理。
　　在菡萏待放的季节，
　　我离开了第二故乡。
　　胸怀凌云壮志，
　　张开了翱翔的翅膀。
　　希望的种子萌芽了，
　　散出芝兰的幽香。
　　一颗闪亮的心，
　　温暖着另一个心房。
　　这首无题诗歌，是我读到的父辈们当年留下的唯一描述青春与爱情的诗歌。
　　父亲远在美国的同学王鼎钧告知我：“诗是程明光同学写的，《怒目少年》有交代。”
　　《怒目少年》是王鼎钧回忆路四部曲之一。多年前，书在台湾出版，大陆买不到，我至今也没机会拜读。经王鼎均老先生的点拨，我才知道，诗中“散出芝兰的幽香”的“兰”，是指他的女同学、国立二十二中才艺双馨的校花于允兰。
　　于允兰，是于学忠将军的千金，在国立二十二中就读于高十一级二班。这首诗，是同为国立二十二中学生的程明光写给于允兰的。程、于之恋，自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别，天各一方，于允兰去了台湾，程明光辗转定居武汉。
　　八十年代末，经王鼎钧多方努力搭桥，于允兰由台湾赴武汉，有情人终于相见，只是白了少年头。
　　王鼎钧是定居美国的世界华文著名散文大家，他的作品大都以青少年时代在大陆的经历为背景，对故乡有着极深的感情。
　　“还乡，我在梦中作过一千次，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
　　故乡离得越远,离得越久,寻根的渴望越是激烈,浓得化不开。远在大洋彼岸的王鼎钧，故乡情结格外浓厚。他的乡愁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浅尝一口已是微醺，第二口便醉了，再饮就要入梦。
　　有人问王鼎钧：“有没有回过故乡?”
　　他回答道：“没有。因为亲人都已不在了。可一个人，赤条条来，易；赤条条去，难。”
　　在流亡学生的心目中，故乡成了一棵没了根的菡萏花，是天地间的一瓢水。所以，王鼎钧只能在梦里“怀想年轻，怀想年轻时所踏过的土地”。
　　“台湾是回不去的家,大陆是醒了的梦,美国呢,美国是打不胜的战场。”
　　王鼎钧出过一本散文集，名字叫《左心房漩涡》。
　　医学上讲，人的心房由心脏内部上面的两个空腔组成，左边的叫左心房，右边的叫右心房。左心房接受从肺部回来的血，右心房接受从全身其他部位回来的血。心房与心室之间有带瓣膜的通路，心房收缩时血从通路流入心室。心房的部位很神奇，如果只是用尖锐的东西刺进去，不会造成生命危险，这叫不死结，但要在血流干之前。
　　凶残血腥的日寇，不仅破坏了一切有形的珍贵东西，还让人心荒芜、残酷、黑暗，人命变得不值钱，道德和价值也变得可笑而且危险，更何况青春与故乡呢？
　　父亲曾对我讲起中国第一位抗日烈士蔡公时的故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与日本军队和浪人发生冲突。
　　5月3日，时任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员交涉员的蔡公时，率外交人员到济南与日军交涉。
　　即日晚，日本兵闯进交涉署，宣读日军屠杀外交人员的命令。蔡公时对大家说：“日本兵要枪杀我们。没办法，赴死可也。”
　　日本兵，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又将其鼻子割下，剜掉双目。
　　在极度痛苦中，蔡公时悲愤冲天：“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
　　日本兵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将刺刀捅入他的嘴里，将其舌头剜掉。是夜，蔡公时壮烈殉国。
　　5月11日，济南失陷，日军屠杀中国军民近8000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济南惨案”。
　　“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烈士的殉国遗言，至今读来仍令人垂首、顿足、怒目、落泪、无语。
　　我第一次读李大钊的《青春》，是在故乡莱西读高一时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原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当记者，文革期间被赶回家乡。
　　放学回家，我提及李大钊的《青春》，父亲竟依然脱口而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抗战流亡的青春岁月，一直温暖着父亲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