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借着月光读书

　　一寸光阴一寸金。学校开设了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军训、体育、音乐、美术等十多门课程。大家学习起来，如饥似渴，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1942年9月到1944年8月，父亲在后湖的倪氏庄园度过了近两年极其宝贵的抗战中学时光。
　　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候，大后方人民的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处在抗日后方前哨的阜阳，老百姓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
　　为了救助流亡学生，教育部只好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每日三餐，两稀一干，实在难以果腹。那个时候，流亡学生普遍有一种饥饿感，许多人的理想是打败日本鬼子，吃一顿饱饭。
　　学校食堂供给的是一箩到底的粗面粉和高粱面做成的杠子馍，每人每餐一个，每个重约十二两（十六两秤），而大多数时候，只能吃糙米混合着稗子、稻壳、小石子、稻谷、老鼠屎等杂物的混合米，同学们戏称是“抗战八宝饭”。
　　副食更是有名无实，菜盘里“三峡星河影动摇，米盆热水几滴油”。许多学生，多半是弄一撮盐撒在饭上佐餐，可谓“走遍天下娘好，吃遍天下盐好”。
　　饭量少的女同学尚可饱腹，饭量大的男同学到了上午第四节课已是饥肠辘辘。父亲和许多男同学一样，就以槐花、榆叶、田螺、麻雀、鳝鱼、蚕蛹、野蒜和野韭菜充饥。实在饿极了，有时就到附近田里偷吃老乡的花生、向日葵、玉米。
　　“拔老乡的长果（花生），只是握住花生叶子向上提一提，摘几个成熟的再按下去；掰葵花子的时候，每只只掰十几粒；剥苞米（玉米）棒子，只取米，苞皮仍放在苞米杆上。其实老乡到了第二天就知道自己的庄稼被偷了，但很少有人声张。掩耳盗铃啊。”父亲的忆述，该是对成语“掩耳盗铃”最生动的解析。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学校疾病流行。虽然是炎炎的夏天，有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瘙痒不止，这是在生疥疮；有的消瘦、苍白、乏力，脸庞泛红而且咳嗽不止，这是患了痨病（肺结核）；还有的每到夜晚，经常碰得头青脸肿，那是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
　　尤其是疥疮，成了学生们的头号“敌人”。“疥是一条龙，先在手背上行，腰里转三圈，腿弯里扎老营”，就连女生也不例外。
　　得了疥疮，浑身奇痒，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水疱，伸手去挠，水泡挠破后黏液就流出来，黏液流到哪里，身上就溃烂到哪里。结疤的时候，形成片片鱼鳞状，令人十分的恶心。
　　“疥上脸，用席卷。”疥疮严重时无药可救，可以致人死命，只有等着用草席裹尸。据当地人讲，蝌蚪性凉，疥疮性热，以凉祛热，生吞蝌蚪对治疥疮有疗效。于是，胆大的同学就生吞蝌蚪来发疥毒。“吞下去，凉飕飕、滑溜溜的。”父亲胆量不大，可为了治疥疮，也吞咽过蝌蚪。
　　为了根治疥疮，学校可谓费尽了心力。在安排校医务室配置了大量猪油（代替凡士林）硫磺膏之外，还破天荒在柴集镇开设了一家澡堂，方便学生蒸烫疥疮。
　　《论语》里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故事。为了治疥疮，一分校也曾发生过“火烧连营，不问营”的故事。
　　疥疮发作是因为跳蚤传播病菌。那时，学生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茅草屋，所谓的床就是铺了稻草的土炕通铺，而且每个人只分得50公分宽的地方。潮湿的稻草和狭窄的空间，成了跳蚤肆虐的主要原因。于是有人发明了“火烧连营”的灭蚤方法，就是将铺盖搬到屋外，在土炕上留些许稻草，然后将稻草和里面的跳蚤一把火烧掉。不料，因失火竟烧掉了六间高粱秆做墙、稻草盖顶的宿舍。
　　事后，学校召开大会，因害怕校方追究责任，肇事的学生个个惊慌失措。没曾想，分校的朱香汀主任却说：“同学们，为了消灭跳蚤，烧毁了几间宿舍，不必太难过。烧了明天再建，不算什么大事。难得全体师生全力扑救，个个奋勇争先，团结一致。现在大家平安，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国立二十二中的学生，大都经历过被日寇奴役的屈辱生活，所以极具发愤学习、报效国家的志气。每天的课程表，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吃饭、做操、上下课，满脑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和考试。有时饿极了，就回宿舍猛喝水。春天到了，就把棉衣改成夹衣，夏天将长裤裁成短裤，衣服补丁摞补丁。买不起布鞋，就在春、夏、秋季节穿草鞋，到了冬天则穿用干草编成的草窝鞋。
　　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连课本也没有，只能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稻草纸薄如蝉翼，用铅笔写字迹便模糊不清，而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学生普遍使用蘸水笔，就是将一个旧钢笔尖绑在竹条上，蘸着墨水记笔记、写作业。墨水，也是自己用颜料、明矾和水泡制的。上晚自习是几张桌子并在一起，用弧形的瓦片、桐油、草绳做成的土灯照明。一个晚自习下来，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黑的。
　　倪氏庄园东院的北端是男生宿舍，南端是教室，由宿舍通往教室的路两侧是成片的竹林。修长挺拔的竹子，一年四季青翠，有“四君子”和“岁寒三友”的美称。尤其是满月的日子，天上明月当空，地上竹林青青，月碧霭霭，一派清澈透明的景象。
　　一时期，学校供应紧张，学生要自费买桐油，父亲和一些穷同学不得不停止上晚自习课，而在十五前后的夜里来到竹林的空地上，借着朗朗的月光读书。
　　国立二十二中秉持的是行伍官僚办学，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学校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都是现役军官，平时多穿戴有校级军衔的军服，校本部和每所分校也都配有军事教官和女生指导员。
　　在这所由军人创办的学校里，学生的一切行动，诸如起床、重要集合和紧急集合、吃饭、上课、下课、熄灯等等，都要听从号兵的号声。
　　不同的号声，表达了不同的号令。起床号是升调，朝气蓬勃；集合号声调短促响亮，事情紧急；熄灯号调子舒缓，温馨悠扬；开饭的号声最有意思，两短一长，“滴滴嗒、滴滴嗒”，像是在喊“开饭了”。
　　号兵听从军事教官指挥。除此之外，每周两节的军训课也由军事教官负责。参照黄埔军校的课程设置，军训课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是军事教官在课堂上讲授武器性能、战地隐蔽、防空、军事地理和军事地图等军事常识，术科是在操场上进行队列、匍匐前进和持枪操练、实弹射击等。
　　“五三惨案”（又称济南惨案）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高中以上学校设立了军事教育课，并配置了专事军事教育的军事教官（时称军训教官）。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颁布了《军事教官任用章程》，规定军事教官由现役军人担任，从属于学校的训育处，并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教育救国、自强图存和负责任、明礼仪等思想教育活动，激励学生爱国抗战的士气。抗战后期，遍及全国、声势浩大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军事教官就是各院校主要的组织发动者。
　　早在国立二十二中西迁之前，就有部队、政府部门来学校招人，其中招人最多的是军统所属的中美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为日后全面抗战做准备，组织成立了以黄埔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又称兰衣社)。复兴社内有一个叫“力行社”的核心组织,戴笠担任专门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务处处长。1937年年底，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力行社的特务处并与负责情报工作的军统二处。中美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是军统在抗战中晚期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
　　中美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主要有五个正规特训班，一是湖南临澧特训班，二是湖南黔阳特训班，三是贵州息烽特训班，四是甘肃兰州特训班，五是江西东南特训班，对外统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
　　1943年春天，重庆委员长办公厅的人来到国立二十二中，校方自然不敢慢待，于是就召集校本部、一分校和师范部的全体学生在校本部的操场上开会。来人讲：特训班是中美合办的科技学校，在学习先进技术和武器的同时，还要学习多种外国语言，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保送美国公费留学。
　　受此等优厚条件的吸引，当晚就有许多学生参加考试，被甘肃兰州特训班录取的多达120人。父亲的姐夫、国立二十二中一分校初四级的高绪远就是其中的一员。
　　兰州是西部黄河之都，修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镇远桥”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座铁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纪念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镇远桥”改名叫“中山桥”，现已成为兰州市内标志性建筑之一。
　　当年，兰州黄河铁桥南端桥门街（今中山路）一带是繁华的闹市区，附近有一条直通桥门街的小巷叫木塔巷。木塔巷里不仅有山东会馆，还有一座唐朝西域高昌国国王兴建的木塔寺，甘肃兰州特训班就设在木塔寺的院落里。
　　旧时兰州的寺庙很多，最有名的是普照寺、庄严寺、木塔寺（也叫嘉福寺），三座寺庙鼎足相望，每到清晨和黄昏，三寺钟声齐鸣，覆盖古城。在高低远近的钟声中，古城兰州人们的一天的生活或开始，或歇息。
　　在木塔巷，能与这古刹钟声相比拟的是特训班学员高唱校歌的声音：
　　“大江浩浩，钟山崇雄，以建吾校，多士肃雍，精研警学，矫正民风，国家是卫，领袖是从，竭诚以赴，责在吾躬。”
　　“敬言之谓警，敬事之谓察。”在当时，能够参加特训班是自身骄傲、他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成员都是从军队和学校里遴选出来的精英，是打击日寇、保卫国家的“中流砥柱”。
　　经过长达两年的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立二十二中的百余名学生从兰州特训班毕业，经西安辗转到达重庆待命。抗战胜利后，再分到各省市，协助地方担负接收事宜和警政工作，其中大部分在三年内战中被中共俘虏，有少数人逃亡台湾，潜伏大陆的也不乏其人。
　　1946年春末，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父亲的姐夫和一名兰州特训班的同学，由南京分配到鲁西南一个县城的警察局担任科员，淮海战役后回到家乡，被安排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教员。
　　一天，父亲的姐夫在水沟头镇（今水集，莱西市政府所在地）一个酒馆与人喝酒吃饭，回家不久就被公安部门逮捕。原来，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个人是一个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
　　老人“米寿之年”（88岁）的那年春节，与我有过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他坚持称兰州特训班叫中央警官学校，还清晰地记得兰州学校附近的那座黄河铁桥，以及他遍布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同学。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读抗战中学是为了爱国抗日，考中央警官学校也是为了爱国抗日。
　　洮云陇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
　　谁信西行从此始，一重天外一重天。”
　　这首《兰州》，出自明朝历史学家王祎的手笔，尚若老人读过，不知会有怎样的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