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一路向西去皖北

　　历史是给后人看的。当时，借宿古城台儿庄清冷的月河老街上的父亲，看不到、也想不到这么远。在台儿庄这块闻名世界的“中华民族英勇不屈之地”，父亲看到了惨烈、闻到了血腥，也感受到了流亡途中的一丝温暖。
　　留父亲过宿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台儿庄人，敦厚和善。第二天清早，父亲顶着露水上路时，老人用地道的台儿庄方言说：“孩子，如今台儿庄还是鬼子汉奸的天，你‘浑是’（赶紧）走啊。路上，‘漫着’（沿着）铁路不拐弯，‘冲南’（向南）照直走，‘漫过’（过了）铜山就是宿县了。”
　　在流亡途中，好心人的一碗开水、一口热饭、一张草垫、几句暖人的话，都令父亲铭记一生。
　　自台儿庄渡过泇运河就是铜山县。铜山县，因县东北境有一座铜山（今已沦入微山湖中）而得名。抗战爆发前的铜山，是山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汪伪政府时期，将淮河以北、山东沂水以南、海州（现连云港）以西地区划为淮海省，铜山为淮海省伪政府下设的一个县。
　　京杭大运河出微山湖进铜山后，在县境的北半部拐弯自西向东流去。京杭大运河比泇运河要宽数倍，过去渡河要靠木船摆渡，日寇时期大运河上有了渡轮。
　　在警备森严的大运河渡口，父亲凭“良民证”登上挂着小日本“膏药旗”的渡轮。船到河心时，一名日本兵不由分说就要将父亲推进河中，幸亏一名二鬼子（伪军）讲情才免遭劫难。
　　一场虚惊过后，父亲日夜不停地奔走，“漫过”铜山到达了安徽的宿县（现称宿州）。
　　宿县是一座千年古城，它的兴盛同样源于京杭大运河通济渠（俗称汴水）的开通。秦朝末期，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在这里揭竿而起，楚汉相争、垓下决战、霸王别姬的旷古悲剧，也曾在这方土地上演。
　　狡诈的日军，自然不会放过“扼汴水咽喉，当南北要冲”、为“百战之道”的宿县。1938年5月，日寇占领了宿县，日寇在夹沟东门外火神庙内屠杀群众200多人，又在夹沟西的小涂庄用刺刀捅死80多人，有21户人家被杀绝。
　　宿县火车站南，有一个叫河拐陈的村庄。1940年，在父亲到达宿县的前些日子，河拐陈村附近的铁路被抗日游击队破坏，恼羞成怒的日寇纵火焚烧了河拐陈村的全部房屋，自此河拐陈村改名为火烧陈。
　　当时的宿县有四处地下秘密联络点，父亲去过其中的两处，一处是东关的青菜店，另一处是南关的基督教堂。在东关的青菜店，父亲通过一位姓孟的账房先生，将身上仅有的伪币兑换成法币。之后，父亲到南关基督教堂找生熙安牧师。
　　生熙安牧师，早年在潍县（现潍坊）东关乐道院的广文学堂（齐鲁大学前身）读书时，就加入了基督教会。毕业后，应河南路德会之邀到河南信阳义光中学任教，随之被委任五个教会中学的总督学、十二个学校的视察督学，同时兼任湖北襄樊地区视察督学，具有丰富的教学与治学经验。
　　生熙安因患病久治不愈，其妻曹国华提醒他应当兑现当年在广文学堂时的奉献诺言，于是就辞掉教职考入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1921年毕业后，生熙安携妻子儿女来到宿县教会担任传道。1923年，生熙安被立为牧师，成为宿县基督教会的第一位中国牧师。
　　生熙安牧师，才华出众，学识过人，且极具爱国心。在宿县，生熙安牧师先后担任过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大会的秘书长、副会长、会长，而且两度担任民爱医院院长。宿县被日寇占领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以会长、牧师、医院院长的身份作掩护，救治、藏留、保释抗日将士，帮助进步人士和流亡学生秘密转移到大后方。因此，他遭到了日伪政权的敌视。
　　1943年10月16日清晨，生熙安牧师在外出传道途中，被日伪特务杀害在宿县北关的巷子路。10月19日，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代巨人王明道先生专程赶来参加生熙安牧师的安息礼拜，称生熙安牧师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宿县的基督教堂由东西两栋大小礼堂组成，两栋礼堂之间是牧师院。在坐南朝北、四合院式的牧师院里，父亲见到了生熙安牧师。
　　生熙安牧师出生于山东平度，与父亲的故乡莱西仅有一河（小沽河）之隔。或许是同属姑尤河畔的乡情，抑或是父亲流亡学生的身份，生熙安牧师对父亲格外关切，不仅安排教堂义工为父亲介绍食宿、联络去安徽阜阳的事宜；还询问了父亲的流亡经历和日后的志向，鼓励父亲发愤学习、报答社会、奉献国家。
　　圣经里说，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拯救。父亲一生不曾信奉基督，而在那个日寇铁蹄践踏、众生四处逃离避难、道德价值无序的年月，生熙安牧师无疑成了父亲信仰与崇敬的人物。
　　学识渊博的生熙安牧师，还向父亲提起了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宿县的一些情况。
　　赛珍珠在美国出生几个月后，就随传教的父母来到中国江南的镇江一带生活。结婚后，跟丈夫来到宿县，常到南关教堂做礼拜。在宿县的几年间，丈夫奔走乡下农村传授农业知识，赛珍珠则考察民俗风情，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后来，赛珍珠据此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大地》，并先后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1931年）和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赛珍珠是历史上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
　　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辞”中说：“如果我也不为中国人说话，我也就不忠于自己……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在心灵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父亲未曾读过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的《大地》，但却一直记着生熙安牧师两度出任院长的民爱医院大门上“民吾同胞，爱人如己”的对联。
　　民爱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创建，是当时宿县城内第一所现代医院。直到现在，民爱医院（现宿州市立医院）仍是宿州地区最好的医院。
　　滞留宿县的日子，父亲结识了同乡李维堂。两人结伴上路，跟在一排由马车、架子车（手推车）组成的队伍后面，夜宿昼行，经蒙城、利辛到达了夜思梦想的安徽阜阳。
　　日军占领济南后，皖北的阜阳既是山东沦陷区的后方，又是抗日战场的前哨。这里，不仅汇集了国民山东省政府的一些机关部门和学校，还有于学忠率领的反攻山东敌占区的国民政府军第51军留守处。
　　战火纷飞的年月，在沦陷区的爱国学生看来，只要到了阜阳，就意味着有学上，有书读。父亲流亡的目的地，自然也是皖北的阜阳。
　　于学忠，山东蓬莱人，其父于文孚与张作霖同为清军将领宋庆的部下。于学忠少年时就随父从军，191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通州速成随营学堂，随后在毅军（清军将领宋庆的别称叫毅勇巴图鲁，故称其部队为毅军）中任排长、连长、中校副官长。在川鄂战争中，于学忠率部击退川军，声名显赫，受到吴佩孚的赏识，并升任团长、旅长。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也是山东蓬莱人，与于学忠是蓬莱同乡。“九一八”事变后，于学忠先后担任河北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积极主张抗日。
　　于学忠有一个部下，名叫牟中珩。牟中珩，黄县(今龙口市)人，与于学忠将军的家乡蓬莱是邻县。在活捉张宗昌、平定石友三叛乱、“西安事变”控制兰州、淮河阻击战和后来进鲁南打游击等时期，一直跟随于学忠将军的左右，后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山东省政协驻会常委。
　　在《回忆于学忠将军》中，牟中珩有这样的记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天津肆意挑衅，制造事端，甚至在河北省政府(现天津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抢夺门岗哨兵的枪。于学忠严厉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而亲日派何应钦却要求于学忠：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
　　不久《何梅协定》签订，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还在任河北省主席时，于学忠就讲过：“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
　　于学忠率51军到陕、甘后，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不予理会，并指责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
　　于主席勋鉴：
　　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并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这是西安事变前，中共毛泽东主席派彭雨峰(彭雪枫)面交于学忠的亲笔信。
　　西安事变后，于学忠被调到安徽淮河地区驻防，抗战爆发后，先后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在台儿庄战役中，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制定了“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利用淮河屏障阻击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台儿庄消灭矶谷、坂垣两个师团。因此，能否守住淮河关系到北线作战的胜负成败。
　　1938年2月2日，于学忠将军接到坚守淮河的作战任务，当即率领部队赴淮河北岸布防，阻击由南向北侵犯的日寇。
　　下级请示他：“军长，拼不拼？”
　　他斩钉截铁般回答：“拼！现在打日寇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我们在中国还能站得住脚吗？”
　　台儿庄战役中，51军这支由东北军改编而成的“永远也打不散的没有家的军队”，4名旅长中有3人伤亡，8名营长中有7人伤亡，营以下军官伤亡过千。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于学忠将军身居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是唯一一个主动请缨去敌后山东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拟派一支军队到敌后的山东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并当场征询与会各将领的意见。
　　于学忠将军见无人应答，就站起来说：“我是山东人，我去。”
　　临行前，他给所属的113师师长周毓英和114师师长牟中珩打气，说：
　　“在南昌会议中，蒋介石问各将领谁能去。各将领互相观望，无一应者。我们都是山东人，为了抗战，为了家乡，我们应当到沦陷区去担此重任。有困难也不可怕。我先带一个团突进去，你们师长、旅长也各带一个团突进去，就这么办吧!”
　　随后，于学忠将军亲自带领一个团率先突进鲁南山区。
　　在鲁南山区，于学忠将军率部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四次负伤，一次次濒临死亡，而坚决抗日的决心却矢志不渝。面对一心抗日的八路军，他采取了友好合作的姿态。蒋介石曾多次来电，命令他枪毙在东北军任团长的中共地下党员万毅（中共开国中将），都被他拒绝：“叫我枪毙万毅，我就是不枪毙!每次来电都被我顶回去，共产党不犯死罪!”
　　1939年，山东抗日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月，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6月，徐向前率一批干部进入鲁中山区，8月组成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而一些国民党部队，却相继投靠了日伪政权，干起了助纣为虐的事情。
　　鉴于于学忠部与日寇作战失利，又与山东八路军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蒋介石密令徐州会战后已退至湖北通城的李仙洲部北开，准备入鲁增援于学忠。
　　1943年的秋天，于学忠将军率部撤出山东游击区回到阜阳，并在阜阳县城主持召开了鲁南抗战阵亡烈士追掉大会。作为以收留山东籍学生为主的流亡学校，李仙洲任校长的国立二十二中派代表参加了追掉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