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怒目告别故乡

　　随着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大片国土迅速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凡有条件后撤者纷纷踏上流亡的道路。一时之内，中国近亿的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其中包括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学生。
　　大批青少年学生流落到大后方，不仅衣食无着，而且也无书可读。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救助流亡青少年学生，中共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
　　抗战前，中国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管理，如省立、市立和县立师范、中学等。1938年2月，陈立夫主持的教育部颁发了《国立中学暂行规程》。1939年又规定，将内迁的中学按成立的时间顺序命名。
　　从1938年到1942年，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大后方先后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这34所国立中学，分别是：
　　陕西城固的国立第一中学；
　　四川合川的国立第二中学；
　　贵州铜仁的国立第三中学；
　　四川阆中的国立第四中学；
　　甘肃天水的国立第五中学；
　　四川绵阳的国立第六中学；
　　陕西洋县的国立第七中学；
　　湖南花垣的国立第八中学；
　　四川江津的国立第九中学；
　　甘肃清水的国立第十中学；
　　湖南武冈的国立第十一中学；
　　四川长寿的国立第十二中学；
　　江西吉安的国立第十三中学；
　　贵州贵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
　　四川荣昌的国立第十五中学；
　　四川永川的国立第十六中学；
　　四川江津的国立第十七中学；
　　四川三台的国立第十八中学；
　　江西石城的国立第十九中学；
　　湖南芷江的国立第二十中学；
　　陕西山阳的国立第二十一中学；
　　安徽阜阳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云南保山的国立第一华侨中学；
　　四川綦江的国立第二华侨中学；
　　广东乐昌的国立第三华侨中学；
　　四川合江的国立女子中学；
　　贵州铜梓的国立女子第二中学；
　　四川威远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广西桂林的国立汉民中学；
　　内蒙古巴盟的国立绥远中学；
　　甘肃酒泉的国立河西中学；
　　青海西宁的国立湟川中学；
　　贵州安顺的国立黔江中学。
　　34所国立中学中，以招收山东籍流亡学生为主的有两所，分别是国立第六中学和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国立第六中学是最早成立和西迁的12所中学之一。
　　古城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我每次南京之行，其目的地都是同一个场所，这就是位于中山东路309号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馆的历史馆藏分为五个部分，其中馆藏量最为庞大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在由朱家骅（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部长）题名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之《国立中学概况》中，我查到了以下的史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在抗战期间累计培育学生10余万人。
　　当今，一所中学冠以“国立”的名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的中学多为公立，少数为私立，一般是××市（县）××中学，以××省冠名的也是凤毛麟角。以父亲就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它的全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二中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37年10月，山东大部沦陷。山东省省教育厅令各中等学校师生到河南许昌集中，并于1937年12月成立山东联合中学。1938年2月，教育部接管后向湖北均县、郧阳转移，并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
　　1938年的12月，学校又奉命向四川迁徙，师生近3000人一路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途经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顶烈日，冒风雪，登武当，沿秦岭，攀巴山，越剑门，行程7000余华里，于1939年2至3月陆续到达四川的绵阳、梓潼、德阳、罗江等四县，定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包含校本部和四个分校，设有高中、初中、师范，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2500余人。
　　国立第六中学办学的12年中，总计育才5000余人，其中高中部毕业1700人，考进高等院校者1200余人，成为当时一所颇有名气的中等学校。1949年后，国立第六中学和四川省立绵阳中学合并为川西区立绵阳中学(现绵阳南山中学)。
　　一所中学冠以“国立”的名号，这在当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现在的中学多为公立，少数为私立，一般是××市（县）××中学，以××省冠名的也是凤毛麟角。以父亲就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它的全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二中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国立中学直属教育部，教学品质高，师资队伍强，学校的经费和待遇也比地方的学校好得多，教职员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
　　此外，国立中学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校长均为知名人士，如国立八中的校长是原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濂，国立二十一中是台儿庄会战抗日名将王廉仲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的校长是二十八集团军司令兼任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将军；国立十二中的校长陶尧阶是国民党CC派在教育界的骨干，办学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可以直接去找蒋介石和宋美龄。
　　但因抗日战争情况的千变万化，今天还是后方，明天就成了战争的前线。有些中学，历尽千辛万苦刚刚迁到一个地方，师生还来不及喘口气，新迁校舍又置于战争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迁移，有的学校竟反复迁移达数次。
　　迁移中，因“事变仓卒不及准备，其图书仪器设备能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
　　据历史资料统计：29万所小学损失12万多所；3000多所中学损失1900多所；108所大学，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暂时停顿，继续维持的仅83所。至于学校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的损失，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
　　国立中学的西迁途中，由于日军天上飞机的轰炸，地下步兵追赶，地方土霸趁火打劫，道路遥远险恶，使内迁的学校蒙受了惨重损失。
　　国立第六中学的前身——山东联合中学，从河南西迁四川途中，一条主要载有女生的木船在汉水上被风浪打翻，遇难者29人，其中女生22人。
　　惨案发生后，享誉中国的现代文学家、教育家、当时学校初中部的国文教员李广田，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祭奠二十二个少女》的诗篇，诗的原文是：
　　惟愿世间完全干枯，也不要一滴清露，免得它照见花影，惊破了多泪的魂灵！
　　但完全干枯又有何用？最难晴朗的是我的眼睛，是谁把二十二个美丽的生命，送到寂寞的鲛人之深宫！
　　“俺们还不如杀敌而死!”我仿佛听到她们在哭诉，当绿满断岸的暮春时节，激怒的波涛化作一江寒雾!
　　1943年秋，宋美龄创办的中正中学由安徽黄山迁至湘西芷江柳树坪，改名国立第二十中学。1944年3月，学校挑水工勾结土匪100余人，将女生部的钱、物洗劫一空，并野蛮地奸污女生，掳走女生14人，杀害教师1人。
　　案发后，蒋介石、宋美龄大为震怒，严令特警队剿匪，救出女生10人。遭此劫难，国立第二十中学的师生长期处于惊恐状态，不得不于同年秋迁往重庆。
　　教育是中国薪火相传的根本。《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这样的统计数字：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抗战中学除了一中、七中和二十二中外，都在1946年返回原籍，或恢复原校名与建制，或组建成新的学校，国立抗战中学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日寇侵占莱西后，父亲就读的学校不时有“衣着打扮和学校老师差不多，但目光很机警”的陌生人光顾。这“陌生人”，就是国民政府派来的教育指导员，其肩负的使命是从敌占区联络转移进步爱国青年学生。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认为中国的各类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日军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
　　为应对日军的野蛮行径，早在１９３８年底，国民政府就出台了陈立夫主持拟订的《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将沦陷区分为５０个教育指导区，并先后选派了28名“意志坚强、思想纯正、具有牺牲精神及教学经验”的教育指导员，分赴平、津、鲁、苏、皖等地，积极开展与日寇争夺沦陷区青年学生的工作。
　　当时，在经济与文化居国家领先行列的胶东半岛地区，就有国民政府派出的教育指导员和其发展的下线组织在秘密活动，宣传抗日救国，联络爱国师生，鼓动学生去大后方。教育指导员的宣传口号，简单明了：“青年学生都爱国。爱国，就不当亡国奴！”
　　“绝不在日寇的刺刀尖下当亡国奴!”沦陷区的一些热血青年在战火硝烟中，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奔赴抗日的后方，有的求学，有的参军。他们个个“苦无苦相，饥无饥色，穷无穷酸，险而无惧”，以期喋血化泥，回击日寇，打回家乡，报效国家。
　　抗战时期山东内迁流亡的学生主要分为两批，第一批是日军占领山东前的1937年，第二批是日军占领整个山东后的1940年到1942年。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入山东的黄河以北地区，山东省教育厅紧急通知各地中学的师生到河南许昌集合，山东第一批学生开始南下流亡。至1937年年底，仅到达河南许昌的山东各地中学就有50所，组成山东联合中学，流亡师生达3000多人。
　　1940年后，山东省的108个县几乎全部沦陷于日寇之手。于是，山东出现了比1937年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第二次流亡高潮。父亲是山东第二批南下流亡的学生。
　　父亲走得很突然，临行前的下午才赶回家与家人告别。
　　“靳它个妈姆（莱西俚语），不当亡国奴。去那边，念好书，回来打这些X养操的（指日寇）。”爷爷没有文化，却深明大义，支持父亲去后方。
　　奶奶舍不得父亲，但也没有办法，只是流着泪为父亲打点衣服和干粮。已经出嫁的父亲的姐姐，闻声连夜回到娘家，送给父亲一件夹袄。
　　第二天的清早，奶奶和姑姑借着摇曳昏暗的煤油灯，早起赶了一柱手擀面，外加一小盆喷香的卤汤。爷爷像送自家的亲戚一样，盘腿坐在土炕上，陪着父亲吃打卤面。奶奶和姑姑靠在炕沿边，不时为父亲捞面条添卤汤。父亲端碗的手有些颤抖，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
　　儿行千里母担忧。因为在战火连天的岁月，谁也不知道，这一去，一家人还能不能再相见。父亲远离家乡，可谓旅程遥遥，前途茫茫，生死难卜，家人内心惶惶。而留在敌占区的家人，又将如何在日寇铁蹄下活下去，父亲的心中有许多的放不下。
　　吃过饭，在晨曦微露的天色中，在奶奶和姑姑的泪光里，父亲告别家人，和事前约好的几个同学，徒步奔向大后方，从此踏上了长达10年的流亡生涯。
　　这一年，父亲年仅17岁。
　　告别亲人的那一刻，父亲不敢回头。父亲知道，在生离死别的关头，哪怕些许的迟疑都会缠住原本就已沉重的脚步。
　　流亡生活的一切都是未知数。父亲唯一能预测的是途中的艰辛和危险，以及许多难以预料的意外。一阵炮声、一颗冷弹、一个土匪、一条沟坎，足以令人倒下或中断旅途。
　　一路上，父亲一行无声无语，沿着大沽河的东岸向南，直奔流亡的第一个目的地——即墨县的蓝村火车站。
　　出发的前几天，国民政府的教育指导员告知父亲一行，从家乡到安徽的阜阳有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由即墨县蓝村火车站乘火车经胶济线到济南，换乘津浦线南下至江苏宿县（今宿州），再坐马车抵达阜阳；
　　第二条是从青岛坐船到江苏的连云港，乘火车沿陇海线至徐州，再南下江苏宿县西行到阜阳；
　　第三条是由莱西步行出发，经即墨、胶州、诸城、五莲、莒县、临沂、苍山、峄县，由台儿庄出山东，过江苏的铜山县、徐州、宿县，再徒步到达安徽的阜阳。
　　走前两条线路的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父亲和几个清苦人家的学生只能选择第三条步行的路线。
　　黄昏时分，父亲一行到达蓝村。
　　“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有一手”。蓝村人早有做鞋的传统，手工作坊发达，沿铁路一字排开。在蓝村，父亲就借宿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鞋铺里。
　　鞋铺的主人五十开外，既是师傅，又是掌柜的。莱西与即墨邻近，方言相差无几。眼见几个操着熟悉口音的“小厮子”（男孩），鞋铺的师傅倒也欢起（高兴），免费为父亲几个提供住宿。
　　父亲和同学就着鞋铺里的开水，囫囵吞枣似的吃了几口自带的干粮，便和衣枕着铺盖卷挤在土炕上休息。鞋铺的师傅则在煤油灯下，坐着马扎赶制人家预定的胶皮底的布棉鞋，还不时东一棒槌、西一榔头地和父亲聊着天。
　　“兵荒马乱的，你们这是要去哪？”
　　“走亲戚。”父亲下意识摸摸缝在衣服夹层里的学生证。
　　鞋铺师傅用老花镜扫了一眼土炕上的铺盖卷，又低头逢鞋。显然，父亲的回答令他顿生疑问。
　　“没见过火车吧？”房屋外一趟进站火车的汽笛声，转移了鞋铺师傅的疑问。“火车这玩意儿跑路风快（像风一样快），从青岛到济南，当天一个来回。”
　　鞋铺师傅停下手中的活，按上一袋烟，对着煤油灯猛吸两口，眼瞅着灯头，像是在自言自语：“当年德国人建铁路，抢良田、压地价、扒祖坟，老百姓气不忿儿（气不过），拿起土枪土炮和德国人、官府对着干，高密那边反抗的最厉害。领头的叫孙文，‘有孙文没铁路，有铁路没孙文’，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后来孙文被官府杀死了，脑袋挂在高密城墙大门上的旗杆上，拢共（总共）七七四十九天。”
　　父亲和同学一声不吭，只管侧耳听着鞋铺师傅的说话，像是在听课堂上先生的讲课。
　　“搞铁路油水大，铁路修到哪里，德国人对土地就占到哪里。胶济铁路一路通到济南，整个山东都成了德国人的天下。日本人眼红，民国后硬是从德国手中抢了去。后来，袁世凯（北洋政府）‘要回’了铁路，这才几年的工夫，又被日本狗子占领了。嗨，这条铁路是插在咱们脊梁上的一条吸血管，触目触目（想一想），中国人憋屈死了。”
　　父亲听着胶济铁路的故事，心里却想着第二天的路程。一觉醒来，天已麻麻亮。告别宽厚善良的鞋铺师傅，父亲一行沿着胶济铁路向西奔走。
　　从蓝村出即墨地，进胶州经李哥庄镇跨过大沽河铁路桥，向西南不远就到了胶东镇。父亲一行抵不住阴历五月闷燥的天气，一路上大汗淋淋，于是就放下行李，在贴有“胶东镇站”字样的站牌旁下稍事休息。
　　一位在胶东站等候客车的长者告诉父亲，从胶东镇沿着铁路西行几个时辰就到胶莱河了。
　　胶莱河是一条界河，胶莱河以东是胶东地区，以西是山东半岛的内地。人们习惯称胶莱河以东的人叫胶东人，称胶莱河以西的人为“西部莱之”。
　　就要别离胶东家乡了，父亲的心底有说不出的滋味。忽然，一列挂着日本太阳旗的货车自西向东驶过，火车头冒出尖厉刺耳的汽笛声。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回首故乡，日寇铁蹄践踏，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归？
　　望远方，漫漫天涯路，几多流亡的艰辛与困苦，更不知何处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