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部队云集正面战场，八路军开赴敌后战场，抗日爱国武装风起云涌，与日寇展开了血淋淋的殊死拼杀。
　　虽然中国军人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换来了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等局部战役的胜利，但却无法抵挡住强大日寇的侵华铁蹄。
　　连天的战火裹挟着滚滚硝烟，扑向每一个中国人。军队在移动防御，从长城退至西北，从华北退过黄河；从淞沪退守南京武汉，从黄淮退到中原西部。同时，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工业经济实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业厂矿、商业团体和学校以及民众，也由华北、华东地区向西部的大后方转移。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
　　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这场多达上亿人，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辗转千里向大后方的流亡，勾勒出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流亡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迁徙，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美的一段时间，却找不到一本书来反映这段历史，我要让我的儿子、孙子知道这段历史，还要让世界知道这段历史——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当年去大后方中的一员、美国可口可乐和美国波音公司台湾地区总代理杨麟先生如是说。
　　2005年，投资数百万、历时一年多拍摄完成的纪录片《去大后方》，杨麟先生就是策划人、出资人。
　　但在中华民族的危亡之际，上至国家政府下至民间团体，从党政首要到有识之士，考虑的不是去记录，而是如何应对这亘古未有的灾难。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公私立学校迁移至内地上课。因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工业文明兴起而产生的，绝大多数学校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据统计，1937年抗战前，中国仅专科以上学校有108所，其中分布在沿海及东部地区的就有91所。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深知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也绵里藏针。所以日寇在用飞机大炮进行武力征服、经济掠夺的同时，对绵延中国文化、培植中国未来的各类学校实行了人类文明史上极罕见、极野蛮的轰炸，中华民族的教育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长篇英文声明：
　　“北自北平，南迄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不可胜数。此种举动，系有计划、有系统、有预谋。中央大学即为日本空军所圈定之轰炸目标，连续被轰炸四次。又如南开大学，轰炸不足，继以焚烧，全成焦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甘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实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公愤。英国牛津大学格尔伯麦威、伦敦大学唐退、拉斯克等18所大学的170名教授，联名致电当时的中国教育部，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并表示将竭尽全力，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侵略。
　　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伯屈，于1938年8月3日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日本在华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
　　为挽救民族教育，国民政府首先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明文规定：
　　“战区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
　　暂行停闭之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证明学生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科别、年级等项，以便学生自由择校借读，不得以任何名义妨害学校之秩序。”
　　最先内迁的是平津地区的六所著名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再次南迁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转移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陕南城固、南郑（今汉中）一带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
　　华东地区的高校也相继被迫西迁，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迁至四川成都有名的华西坝（今华西医大老校），成立了私立华西协和大学。
　　同时，国民政府组织的教育大西迁中，还包括中东部地区的3000多所中学和数万座小学。
　　这次中国被迫进行的大规模教育西迁，虽然时间上历时几个月或数载各异，距离上历地数百到千余公里不等，但其巨大影响却穿越了时空，它是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检阅，是在日寇蹂躏华夏大地时中国人反对强盗的一次大示威。
　　我的父亲，就是这一次接受民族检阅和向日寇示威行列中的一分子。
　　父亲这一代人，虽然政党信仰和人生理念有所差别，但对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无不有着深厚的敬意。因为国立中学挽救了沦陷区十几万学生的命运，而陈立夫就是抗战时期国家教育的担纲者。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在一个特殊场合说过：“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立夫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他28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之后历任组织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部长等一系列高职。“宋氏的姊妹，陈家的兄弟”。陈立夫兄弟二人长期掌握国民党的人事和组织大权，其兄陈果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可谓权倾一时。人们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在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一提起陈立夫大都知道他是国民党CC派的代表人物，而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却不被人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他任教育部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国家教育内迁，“其工作之巨，实非笔墨所能描述”。
　　陈立夫在其后来所写的《从根救起》一书中讲：
　　“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后，才恍然大悟。”
　　1938年，陈立夫在《告全国学生书》中，表述了其“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施政理念：“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故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
　　陈立夫“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观点，在教育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39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蒋介石发表“训词”：
　　“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我们决不能关起门来，不管外边环境，甚至是外敌压境，安常蹈故地紧张不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工作。”
　　蒋介石一锤定音，对陈立夫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
　　就连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也摇旗呐喊助威：“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作为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父亲对陈立夫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
　　其一，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规范了大学和中学的课程与教材，在大学和中学的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的课程，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第一次。陈立夫说过：中国的学生，怎么可以不学自己国家的历史？
　　其二，实行了贷金制度。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流亡学生，可以按照贷金制度的规定，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和学业，等毕业工作后再还贷款。后来国统区流行的法币大贬值，陈立夫让教育部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学生只要考试过关一律免费上学。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荣获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李政道获奖后，依旧念念不忘当流亡学生时的教育部长。两人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这令陈立夫深感欣慰。抗战时期，陈立夫倡导以贷金制度资助学生上学，而且成效斐然，时至今日，我们恐怕都不能说其落伍与陈旧。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陈立夫还做过一件影响深远的事。
　　1944年，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在英国的牛津、伦敦和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以及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设立了50个名额的奖学金，每年为每个名额提供1500美元的奖学金，鼓励外国青年学生研究中国的语文、历史和文化。
　　其后，为外国青年学生设立奖学金的制度，又扩大到英国剑桥、美国史坦福等多所名牌大学。这一奖学金项目，一直延续到了1948年。享受过这一奖学金的学生中，出现了不少汉学家，如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吴克、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狄别瑞等。
　　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底，蒋介石重调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黯然离开了教育界。但事隔两年多，陈立夫却成了1947年美国《时代》周刊一期的封面人物。
　　晚年的陈立夫，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1973年，陈立夫以“辜君明”(意为姑隐其名)的化名，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
　　“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先生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作品3万余件。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的人收藏他的书作都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者，陈立夫却都是免费赠送。
　　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
　　2001年2月8日晚近9时，享年103岁（闰年105岁）的世纪老人陈立夫，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病逝。